葛洲坝17万千瓦机组诞生始末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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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总是一连串的赞美声：

中国人了不起，（建成了葛洲坝）你们中国可以建设任何一个你们愿意建设的水电工程。

这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长江第一坝经常出现的场景。

　　葛洲坝为何会令国外同行赞赏不已呢？

我想个中原因之一可能是，我们当年完全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在世界第三大河上，第一次建成如此复杂的枢纽工程，制造了世界上尺寸最大的水轮发电机组。

葛洲坝首台机组投产发电以来20多年，历经多次大洪水考验，葛洲坝工程依然安全、稳固，葛洲坝电厂和船闸都发挥了很好的效益。

　　鄂西鏖战

　　1962年我大学毕业来到长办（据1992年中国大百科全书“水利”卷：

国务院于1956年决定将长江水利委员会下属各局、处并人会本部，改为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属国务院建制，业务工作由水利部管理。

）时，我就被分配在长办水力机械处三峡组。

三峡组的工作范围就包括三峡和葛洲坝，那是不可分割的两个互为影响的工程。

　　1969年3月，那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受长办革委会生产组派遣，趁“清理阶级队伍”外出调查的机会，也顺便到哈尔滨电机厂宣传和讲述那时正在研究的三峡低坝方案（蓄水位150米）的要点，并向他们提出对低坝机组方案的技术要求，希望他们积极配合我们低坝方案的比较研究。

那天，号称“东方莫斯科”的东北大都市，天空阴霾，寒风瑟瑟，在昏黄的灯光下，拥挤在车间内一间大屋子里听我介绍。

个中有陌生的“革命领导小组”成员，也有我熟悉的可还没有“被解放”的“走资派”。

大家冷冷地听着，没有过多地提问，会场气氛显得冷漠、悲凉。

　　转折点是在1969年10月。

一位关键人物是张体学，那时他是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在他的影响下，葛洲坝工程终于上马。

　　我是主动争取到宜昌参加鄂西工程指挥部组织的葛洲坝初步设计要点报告阶段的工作的。

那是在文化大革命“三反一粉碎”阶段的1970年7月，当时鄂西工程指挥部的设计工作还没有机电设计人员，革委会的军代表要求我们必须尽快到达现场。

我们在中午离开汉口，乘敞篷大卡车出发。

直到第二天下午4点多才到达宜昌镇镜山下，住在当时刚刚完工的宜昌老干部休养所（葛洲坝工程开工后曾改为医务所和幼儿园）。

7月酷暑，夜晚和白天一样闷热。

办公和住房都在一间低矮的小房间内，只有自带的芭蕉扇，没有电风扇，更没有空调。

小小的窗子，不开不行，开了也不行。

窗外数步处的厕所，发出奇臭，绿头苍绳和嗡嗡蚊子，窗闸一开，似流水般全都涌进来了。

好在我们同来的机电、金结专业中没有一个女性，白天、晚上都是赤膊上阵工作，汗流如注，毛巾湿透得都拧出水来，汗水把水泥地湿成一片。

晚上还照常工作到深夜。

在夜深人静之时，我们赤身裸体，在月光下舀出储水缸的凉水冲凉，还相互戏称是“浪里白条”。

处于文化大革命漩涡中我们的两只手，习惯了只会抄写大字报，至少两年没有拉过计算尺（那时最时髦最精确的计算工具）。

此时不得不边看计算尺说明书边进行设计。

就这样，我们新到的和已在工地1年多的长办设计科研人员，在湖北省鄂西水电工程指挥部的领导和安排下，原来规划葛洲坝机组的单机容量只有7.5万千瓦，电站装机容量只能是150万千瓦的设计方案，经过专业设计，机组单机容量提高到10万千瓦。

单机容量还能再增大吗?

他们把目光再一次投向我。

那时我们从极其匮乏的技术资料中，知道欧洲多瑙河上有一个铁门水电站，水头比葛洲坝高，单机容量已经达17.5万千瓦。

加大单机容量，减少机组台数，对枢纽布置、减少工程量和增加工程效益是十分有利的。

这样，能否进一步增大机组容量成为影响工程全局的关键问题之一。

　　端倪初现

　　1970年7月下旬，接到四川东方电机厂革委会电报，要求我们去德阳介绍和讨论国家“四?

五”计划中安排给他们厂生产的葛洲坝20台7.5万千瓦机组任务，我们正拟去四川，结果他们的电报先发过来了。

在鄂西指挥部技术负责人文伏波主持下，邱忠恩、殷瑞兰、梅开志和我参加，对赴德阳介绍葛洲坝工程情况，统一了口径：

葛洲坝蓄水位60～65米为第一方案，汛期――汛后蓄水位都为65米为方案二，机组要能适应在5.6米～26米运行水头范围内运行。

在出现洪水达10.5万每秒立方米时，机组必须做到不停机，照常能发电。

单机容量应大于11万千瓦（水轮机转轮直径10米）和大于13万千瓦（转轮直径在10.3～10.6米之间）两种方案。

目的是增大机组容量，减少机组台数，使枢纽布置上少占压粘土质粉砂岩的基础。

但要考虑长江泥沙磨损和防飞逸措施。

过机流量大，进水口闸门尺寸大，要求取消快速闸门。

发电机转子风冷，定子采用水冷方式等。

　　7月24日，肩负着葛洲坝机组研讨的责任，我独自一人赴四川，第一次离开宜昌溯江而上。

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到这大西南三大动力之一的东方电机厂。

到达的当天下午，就赶到东方电机厂技术连见面、汇报，并就工作日程作出安排。

　　第二天，7月29日，在四川东方电机厂，我第一次登上技术连的讲坛，由我向技术连有关班组全体人员作葛洲坝工程介绍。

那天我这个“经受过文化大革命洗礼”的年轻人，从葛洲坝的规划思想、基本资料、初步方案、技术要求到工期安排，整整讲了2个多小时。

会场上静静的，只听见我一个人的声音。

及至介绍结束，当我以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能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水平。

”来结束我的介绍时，会场上顿时群情振奋，响起阵阵的掌声。

　　当天下午，厂革委会主管生产的刘怀春副主任会见长沙设计院的李道高、北京设计院的邓希临和鄂西水电指挥部（长办）的我。

他俩是分别来东方厂谈湖南的花木桥电站和阿尔巴尼亚费尔泽毛泽东电站的。

刘怀春侃侃而谈，我在一旁详细作笔记，一边侧目端详这位瘦高个的北方人。

他说8月份水电部和一机部要就国家“四?

五”计划机电产品召开预安排会，一机部军管会要求1973年拿下葛洲坝，在1973年12月26日毛主席80诞辰时发电献礼。

谈到东方厂，他如数家珍。

他说，现在东方厂有4680人，400多名家属工，投资不到一个亿。

但队伍还不过硬，经验还不丰富，出的废品还多，援阿机组大轴有的轴孔也车大了。

现在是年轻人干活，还是有真才实学的，要政治和技术都过硬。

刘怀春欠了欠身，诚恳的欢迎我们来，感谢设计院到工厂来。

他说，我们要向全厂讲，我们有援阿（阿尔巴尼亚）的国际主义，又有葛洲坝的政治任务，我们一定能干出来。

听到这位从哈尔滨电机厂保卫科长干上来的东方电机厂副厂长的坦率言语，听说他常在深夜披着一件破棉袄出现在车间里检查工作解决难题的议论，对这位坦诚执着的领导不禁肃然起敬。

　　厂里洋溢着一种喜庆气氛，从上到下都似乎憋住一股劲。

说干就干，从7月30日开始直到8月30日，整整一个月时间，我把宜昌工地的要求和工厂里的设计工作紧密结合，我和技术连指定和我工作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的王荣昌一道，从机组总体设计开始，一步步落实。

我们一起首先到水轮机模型试验班（那时是班、排、连编制）讨论初选的A30转轮模型资料，我们一起下到重型加工车间讨论大型环形部件顶盖、座环的加工，我们一起来到工艺和强度计算班讨论转轮叶片和转轮体的强度和加工工艺以及15锰钼钡铜新材料的性能，我们一起赶火车去过成都铁路局讨论最大运输部件即水轮机不能分半的部件――转轮体的运输方案。

在技术连，大大小小的讨论会开过多少次，已经记述不清。

一个月紧张有序的的工作，结论只有一句话：

葛洲坝转轮直径11.0米的单机容量17万千瓦的转桨式机组，是可以在东方电机厂设计、制造出来，并可以通过铁路运到湖北宜昌葛洲坝电站的。

就象长江和嘉陵江汇流处一样，观点明确，清浊分明。

1970年8月29日我们共同写出“长江葛洲坝水电站水轮机选型的初步意见”，8月30日打印成文件。

8月31日，我离开德阳原路赶回宜昌。

　　这是迄今世界上最大尺寸的水轮机第一份正式文件，署名的是“一机部东方电机厂1970年8月30日”。

实际上，原来署名是考虑合署“一机部东方电机厂”、“湖北省鄂西水电工程指挥部”或“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但最终应我的要求取消了。

理由也很简单，我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名技术员，由于当时的通信条件，“初步意见”没法及时得到主管单位领导的批示。

再者我心里也不够踏实，不能肯定如果他们看到了这个文件，会不会认为我们是头脑发热，甚至是发疯了：

水电龙头老大苏联转桨式水轮机才做到直径8米、9.3米，低水头的苏联萨拉托夫电站运行的是世界上最大尺寸10.3米的水轮机，而当时国内还没有制成直径8米的水轮机呢!

“初步意见”却振振有词说，超过苏联大型水轮机的、11.0米直径的葛洲坝水轮机能制造出来，谁会相信呢?

也是为了不惹火烧身，留有退路，我说就署东方电机厂自己吧!

东方电机厂将这份文件上报一机部，我则带上这份经过打印（是用复写纸打印的）和盖上东方电机厂大印的文件赶回宜昌，向鄂西水电工程指挥部汇报。

于是这份机组设计的成果就作为当时葛洲坝枢纽布置和决定工程规模的依据。

这个工程设计方案，就是单机容量17万千瓦，装机12台，总装机容量204万千瓦。

也就是用于上报的鄂西水电工程指挥部编制的葛洲坝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的工程方案。

也是随后由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军区上报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国务院“关于拟建长江宜昌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请示报告”中的工程方案。

　　就这样，转轮直径11.0米、单机容量17万千瓦的转桨式水轮机，就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北京1030

　　返回武汉长办大院后，按长办专业归口的原则向机电设计处及专业组汇报了在现场工作的情况及结论。

但由于直接的领导关系是鄂西水电工程指挥部，这些领导对这17万千瓦机组方案都未表示反对，也没有表示认可。

“文化大革命”空话连篇，他们早已司空见惯。

　　秋尽冬来，我们就象以往做完任何一项工程的初步设计那样，也许结果是把成箱整柜的“报告”束之高阁，尘封永远。

在六十年代那个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几乎没有新水电工程开工，我们做这样的“练习设计”实在太多了，谁也没有奢望葛洲坝真的会开工。

　　1970年10月中旬某一天上午，文伏波通知我说，张体学来电话了，下午要他赶到宜昌。

文伏波要我和他当天下午乘车队的车去宜昌。

那天运气不佳，未到潜江汽车就抛锚了，司机说是刹车管漏油不能走了，只能在潜江暂过一宿。

第二天下午到达宜昌镇静山下，立即进入紧张工作，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和武汉军区上报中央的报告做准备。

　　11月下旬，鄂西水电指挥部接北京通知，一机部、水电部要在北京民族饭店召开葛洲坝机组会。

会议于1970年11月26日至12月1日，在北京举行。

一机部电工局的女副局长张本鸿主持会议，一机部副部长周子健和水电部副部长王英先讲话。

水电部林汉雄和一机部曹维廉也讲了话。

出席会议的有湖北省革委会生产组、黑龙江省第一工业局、哈电、一重，四川省机械局、东电、二重，武汉汽轮发电机厂和鄂西水电工程指挥部共11个单位36人。

　　周子健在讲话中谈了他在10月30日参加周总理主持的国务院讨论葛洲坝工程的情况后，要求大家大力协同，抓紧工作。

会议最后通过了“一机部、水电部关于落实葛洲坝水轮发电机组设计、生产会议纪要”。

会议纪要明确：

机组采用A30转轮，转轮直径1l米，额定水头18.6米，单机容量确保17万千瓦。

会议按“二年半发电、四年零九个月全部建成葛洲坝水电站”的要求，明确了：

葛洲坝机组的设计、科研和生产任务由东方电机厂、哈尔滨电机厂和武汉汽轮发电机厂共同承担，……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