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鲁迅及其他现代作家散文中人物形象的刻画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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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笔下的长妈妈、范爱农和藤野先生，他们的典型性从来不输于鲁迅小说中的人物。

当然，这些典型的塑造，是从鲁迅手里的另一个炉子锻炼出来的。

换一句话说，就是鲁迅运用散文手法写成的。

1、旧社会受封建压迫的农村妇女的典型－阿长

《阿长与山海经》只有三千多字，作品用字极省俭，不像小说那样有一个完整的故事贯穿始终，而是依靠散文的白描手法，塑造了一个虽然缺乏文化、心地却十分纯朴的农村妇女典型，并由此看出旧社会妇女所受封建压迫的深重。

作品的力量，在于作者选择的几个细节，虽不复杂，却很深刻，很有意义。

据资料记载，长妈妈生于1850年以前，为浙江绍兴东浦大门溇人。

其夫家姓余；

过继的儿子名五九，是一个裁缝。

长妈妈生得黄胖而矮，“长”非其姓亦非其名。

先前，鲁迅家有一个女工，身材高大，这便是真“阿长”。

后来“真”的回去了，她便来补缺，然而因为大家叫惯了，没有再改口，于是也称她为长妈妈了。

绍兴人爱在称呼之前加一个“阿”字，所以也叫长妈妈为“阿长”。

这个旧式女人的名字，鲁迅问过，记得是叫什么姑娘；

至于她的姓，至今还没有人知道。

鲁迅平时唤她“阿妈”。

由此可以看到阿长连用自己姓名的权利都没有。

其次，阿长有许多坏习惯，喜欢切切察察，向人们低声说些什么事；

睡觉时，则伸出两手两脚，在床上摆成一个“大”字，挤得鲁迅没有余地翻身。

一到过年，她更讲究许多封建礼节和迷信规矩，强迫鲁迅照办。

这些都说明阿长行动粗野，没有文化，但这些又分明不能由她个人负责，而是封建压迫造成的结果。

由于阿长有这些缺点，因而并不为鲁迅所欢喜。

但是事实证明，阿长却很关心孩子：

鲁迅那时渴望有一部绘图的《山海经》，竟没有办法上街去买；

不料有一天，阿长却给鲁迅买来了；

这使阿长辞世三十年后，鲁迅还想到她，“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

”最后，鲁迅用这么一句感情深沉的话，来表达他对这个虽然愚昧

国学生进行不倦的教诲，无奈日本军国主义的反动统治，使鲁迅无法继续接受他的帮助。

当鲁迅向他告别，“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这个表情，显示了日本知识分子在他那个社会里的苦闷。

范爱农与藤野先生，两个人都是正直的知识分子，又同样生活在20世纪初期的病态社会里，有着相似的苦闷与孤独感，但鲁迅的散文，并不因为这两个人物的这些“相似”，就使这两个人物形象一般化。

鲁迅是从他们的生活实际出发，塑造他们的性格的，而不是像小说一样构思一个故事，从一件事来开展矛盾斗争，写他的个性；

只是凭“我”所看到的一些印象，信笔把他一一记下，但所记的却都与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合拍，又都与两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和他们的性格合拍。

虽然范爱农与藤野先生都生活在20世纪初期的病态社会里，实际上，中国的病态社会与日本的病态社会完全不同。

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清王朝临于崩溃，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工人、农民自发斗争比较薄弱，社会动荡不安，范爱农在东京留过学，有革命抱负，但又因革命的不彻底，工作、生活都处在被动状态。

鲁迅用两个细节，写出他是个知识分子：

一是与不少留学生一样，乘上火车，互相谦让座位；

二是和同学一起给师母带鞋子。

又选了两个细节，写他是个耿直善良的知识分子：

一是听说徐锡麟被杀，留学生们要拍电报，痛斥满清政府的无人道，他却说：

“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

”而实际上他比别人还愤激。

二是回国后，为苦闷环境所困住，经常喝酒讲疯话，好不容易绍兴光复了，却又为一群军阀所统治，鲁迅想辞职不干离开时，范爱农也很赞成，但很凄凉，说：

“这里又是那样，住不得。

你快去罢……”最后，范爱农自己也被担任孔教会会长的校长设法去掉了。

终于有一天，在半夜掉在河里死了。

2、二十世纪初期日本正直知识分子的典型－藤野先生

范爱农生前的苦闷和最后的悲惨遭遇，是20世纪初期中国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苦闷与遭遇。

而藤野先生的苦闷与孤独，则是20世纪初期日本的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苦闷与孤独。

大家知道日本经过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明治维新，科学已经相当发达，到了20世纪初，已完全进入帝国主义军国主义时代，正直的进步的知识分子在法西斯统治下相当苦闷。

像藤野先生这样的学者，他们一方面受到西方科学知识的熏陶，一方面又受军国主义统治者的压迫，在工作中他有认真、严谨的科学态度，为学、授教一丝不苟，在待人接物上他既热心又诚恳，但是他有苦闷，有在邪恶环境中生存的孤独感。

他穿衣服比较随便，有时忘记带领结，就受到嘲笑。

他对中国学生热情教导，对鲁迅很赏识，仔细批阅他的作业，就受到打击，因为国际主义精神与军国主义的统治是不相容的。

鲁迅退学，他感到悲哀，想说些什么话，却终于不曾说，因为军国主义的统治，没有说话的自由。

鲁迅的散文，正是以这种深沉含蓄的字句蕴藏了他对所写人物的深厚感情。

他感激他，又同情他。

他把藤野先生的照相挂在自己的房间里，“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支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鲁迅把藤野先生作为向敌人斗争的鞭策力量，这对藤野先生来说是何等崇高的评价。

总之，鲁迅的散文，不但善于选择最有概括力的细节来塑造人物典型，而且还善于运用抒情笔调来增强人物形象对读者的吸引力。

二、其他现代作家散文中的人物形象

现代作家中，巴金、沈从文、丰子恺、茅盾、叶圣陶等也有一些散文成功地刻画了人物形象。

1、巴金

如同他写小说一样，巴金以爱憎分明的立场，在30年代曾写过一篇散文《一个女佣》。

全文虽只两千多字，人物性格却很鲜明。

那是个农村妇女，在巴金朋友家中当女佣，平时大家对她印象并不好，因为发现她经常在伙食费里营私赚钱。

这天巴金又看到了她神色有点反常，主人告诉他，说她归乡杀了一个人才返回城里，那个人是个土豪，因为打伤了她的兄弟，她去论理，也被打伤，第二天她就拿了一支手枪，到河边把那个土豪枪毙了。

当时她很安静，想等官兵来捉她。

但周围的人却对她说：

“你去吧，我们不捉你。

”因为大家都恨这个土豪，这样，她就不待官兵来到，回城里来了。

巴金以转述口吻，用随笔形式写了这个性格坚强的女人，然后发议论说：

“我们很少了解别人。

我们常常凭着自己的一点不完备的观察，就断定某某是怎样的人，某件事情是如何如何。

许多人都犯着这样的错误，有时候甚至自己也不知道……那女人的行为的确是值得称赞的……我现在愿意把从前对她的不正确的批评统统收回来。

”这就更增强了读者对这个人物的同情心，因为她所处的社会地位十分低微，不但在乡下她是被压迫者，即在城里也一直被主人们错作坏人看待。

然而她纵然被损害，被侮辱，却并不是弱者，相反，她是个敢于起来反抗的人。

她杀了土豪，赢得了赞扬。

这就是巴金以二千字篇幅的散文，所塑造的30年代旧中国南方一个农村妇女的形象。

2、沈从文

沈从文在散文中所写的人物比较多。

他的《湘行散记》，几乎每一篇都有鲜明的人物形象，而且每个形象都具有较强的典型性格。

人们在读了这本书的十一篇散文后，谁都会对那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武陵地方某大旅馆的主人，和在沅水后河一带撑船的多情水手，以及生活在河两岸“吊脚楼”上的一些年轻妇女，留下深刻的印象。

沈从文是以当地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搅和着战争、烟毒、饥饿、水灾带给人间的眼泪，写出当年湘西水手的典型。

这些水手大都结实硬朗，粗野爽直，日日夜夜撑着木筏，在白浪中钻出钻进，本来都应该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后代，但是命运注定了他们终生在水上漂泊，既无家又无眷，平时唯有在船上相互骂野话取乐，只等大木筏靠岸，因为岸上“吊脚楼”里的姑娘们才真是他们寻欢作乐的对象。

在这里就出现了牛保这样的人物：

他和一个姑娘认真好了，难舍难分，姑娘盼望他过年时再来，并把核桃送给他，他又把核桃分赠作者，作者用了几个苹果向他还礼。

一会儿，却听到拦头的伙计的骂声：

“牛保、牛保，你是怎么的?

我×

你的妈，还不下河，我翻你的三代，还……”作者这才明白“那个快乐多情的水手”，原来得了苹果后，并不立即返船，仍然又到吊脚楼人家，去把苹果献给那个姑娘了。

正当作者幻想着那个水手重回到那姑娘身边话别，相互又将说出一些什么痴话时，不料当天晚上，就从另一只船上，听到另一个水手的传话，说牛保早上返船，不久就在骂娘滩与那拦头的伙计吵了起来，互相骂着，又互相用篙子乱打乱刺，终于船沿滩下去了，人落了水。

……沈从文从正面写了这个“多情水手”的悲剧。

悲剧使这一对饮着人间苦汁长大的青年永远不能再见面了，让那个吊脚楼上的姑娘永远只有等待的机会。

这个水手的悲剧，实际上是辰河上所有水手的悲剧。

他们质朴、善良，只要求作为一个人的生活的权利。

但是这不公平的社会却连这个权利都从他们的手里夺了去，使他们的质朴变成粗野，善良变成愚昧。

3、丰子恺

在写作上与沈从文完全不同风格的丰子恺，同样是个用散文写人物的圣手。

他早年曾经以他纯净的心灵，神游于儿童世界，为他自己家的孩子塑造天真无邪的童像，留下诸如《华瞻的日记》《给我的孩子们》等篇章；

晚年，在十年动乱的艰苦年月里，他又以惊人的魄力，偷偷地写下不少以旧时代的故乡为背景的散文，塑造了癞六伯、王囡囡、阿庆、歪鲈婆阿三等人物形象。

这些遗作据说有三十多篇，有一篇《歪鲈婆阿三》，写一个在店门口包豆腐干的阿三司务，他平时穿着褴褛，独身无家。

有一天，出了一角钱，买了一张彩票，竟中了头奖，获得了五百元大洋，等于两百担大米。

阿三本来没人理他，这一下就被人看中了，有的要他去“招亲”，有的为他雇裁缝做新衣。

到了年初一，阿三穿了一身花缎长袍皮褂，卷起了衣袖在街上东来西去，大吃大喝，滥赌滥用。

几个穷汉追随他，问他要钱，他一摸总是两三块银洋。

有人称他“三兄”，“三先生”，“三相公”，他的赏赐更多。

作者说当时他（作者）母亲看了这情形就对豆腐店老板娘说：

“把阿三脱下来的旧衣裳保存好，过几天他还是要穿的。

”果然，到了正月底，阿三又穿着原来的旧衣裳，坐在店门口包豆腐干了。

只有一个崭新的皮帽子还戴在头上。

丰子恺在塑造了当时社会这样一个人物后，在文章的最后一节说：

“我年逾七十，阅人多矣。

凡不是费劳力而得来的钱，一定不受用。

阿三是个突出的例子。

他可给千古人们作借鉴，自古以来，荣华难于久居。

大观园不过十年，金谷园更为短促。

我们的阿三把它浓缩到一个月，对于人世可说是一声响亮的警钟，一种生动的现身说法。

”他塑造阿三这样一个人物，既从他早年经历的生活实际出发，又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起着针砭的作用。

这样的艺术典型，是散文领域里别树一帜的典型。

4、茅盾与叶圣陶

茅盾的写法近于小品文。

有一篇《老乡绅》，只有一千五六百字，写一个农村绅士惯于信口开河，制造谣言，经常早上放的谣言，一到下午自己就忘掉了，直到傍晚谣言越传越广，使他自己也信以为真，禁不住随着大家去看究竟。

茅盾这类散文虽然不多，但很有意义，它们是用讽刺漫画的手法从事人物塑造。

叶圣陶在40年代写的《驾长》也不过一千多字，写一个木船上的掌舵人，很有水上经验，但爱喝酒，而又有不少禁忌。

“人家把性命财产交给了他，他把这个责任跟他自己的性命一半儿交给了‘经验’，还有一半儿呢，不知道交给什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