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服务模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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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区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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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区服务模式的回顾与前瞻——从乡村建设运动到新农村建设

【摘　要】农村社区服务是农村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应具有不同的服务内容和服务模式。

自２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以来，中国农村社区服务在乡村建设运动时期、集体化时期和改革开放后形成了合作社与教育共同驱动的服务模式、先生产—后生活的服务模式和公共服务下乡的三大模式。

这些社区服务模式所提供的服务内容有较大差别,其后蕴涵着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博弈。

不过，单靠某一方力量强大不一定就有高效的社区服务，只有“强政府”“强社会”与“强市场”联手,打造多元合作的服务模式，才能为农村社区居民提供既好又多的公共服务、公益服务和经营服务。

【关键词】服务模式；农村社区；农村建设

鉴于农村社区服务与农村建设的高相关性，本研究从农村建设演进中描述社区服务模式变化。

其一，农村社区服务发展与农村建设密切相关,但它们不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农村社区服务渗透于农村建设中，是农村建设诸多矛盾的主要矛盾，农村建设必须寻求社区服务支撑,并要在建设中不断完善社区服务体系。

其二，农村建设一路走来，不同社会背景下社区服务形式和内容不尽相同,但是,无论建设者是否意识到，无论服务项目有多少，也无论服务的侧重点有何不同，社区服务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模式。

其三,回顾农村建设中社区服务模式及其变化,目的在于检视不同时期农村建设及社区服务工作，反思其中的得与失，以便更好地改进当下农村建设中的社区服务工作,进而使广大农村居民享有更好更多的服务。

一、社区服务：

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

2０世纪二三十年代至今，中国农村建设历经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集体化时期农村建设和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三个主要阶段。

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由社会力量推进，通过举办合作社、开展教育活动等形式,引导农民发展农业生产,恢复农村经济。

集体化时期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政府领导政治化改造后的农民共同参与农村集体建设,所有建设活动都受到国家体制支配，并且围绕政治和经济中心任务进行。

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建设是在“三农”问题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和在国家不断进行农村经济、政治、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基础上展开的，农村建设已不再局限于解决“三农”问题,它还被置于城乡一体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背景下,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部分。

结合当下的农村建设，回顾百年来中国农村建设历程,不难发现，尽管不同时期的农村建设活动都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的甚至违背社会发展规律——与其说它是建设农村,不如说是破坏农村生产力的瞎折腾——阻碍了农村社会发展,但在总体上,中国农村建设已经从坎坷、困境中走出来，一个“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崭新农村已呈雏形。

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农村建设的“好运”纷至沓来：

城乡一体化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打开了农村建设与城镇建设对接的通道，农村可以与城镇携手共进；“多予、少取、放活”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扶持了农民、提高了农民、富裕了农民，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把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转到农村的决策落实,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格局的形成，描绘出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新蓝图。

众多利好条件下的新农村建设正在使农村成为居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但同时,新农村建设在实践中还存在不少问题。

如：

一些地方政府将农村建设的重点放在村庄空间调整和硬件升级改造上，轻视或忽视包括社区服务在内的软件建设，造成一些农村有形无神；还有一些地方政府不顾农村实际情况和未来走向,不切实际地大规模、高档次地建设农民新村，但不久就沦为空心村。

新农村建设出现尴尬,一方面在于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仍按照城乡二元结构的老路子而没有根据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发展新要求建设农村，致使农村建设与城镇发展脱节；另一方面在于农村建设的组织者们没有注意到农业劳动力“去内卷化”的现状和农业人口逐渐减少的实际，重复进行农村建设,导致资源不必要浪费;再一方面是,多数地方开展的新一轮农村建设,主要以发展农业生产为抓手,将建设重点放在发展经济和增加农民收入上,没有重视农村社区服务等公共事业发展,造成社会发展严重滞后。

虽然当前新农村建设包括生产、生活、文化、管理等方面要求，但现实中的多数农村建设仍在“重复着昨天的故事”,一如既往地将建设重点放在招商引资上,没有注意到社区服务对农村建设的推动作用和内在价值。

农村社区服务应该且必须成为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198０年代中期国家民政部提出“社区服务”概念以来,城市社区就随之强化社区服务工作,尤其在19９0年代单位制改革后,为使“单位人”顺利转变为“社区人”,城市社区纷纷将社区服务重点放在福利性服务上。

正如一些学者所言，社区服务就是要求政府调动社区内外的各种资源进行“福利性服务”；①“福利性和公益性是社区服务的本质属性”，是中国社区服务的“根本之所在”。

②进入新世纪后，城市社区服务担负起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使命,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力量的广泛支持，如是，有些城市社区在实践中形塑了不同特色的社区服务模式。

如广州市一些社区立足于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打造出由街道、社区、企业和社会共建的社区服务模式。

该模式通过实施关爱农民工的“融入城市”服务工程、关照残障人士的“回归社会”服务工程、关护老年人的“重阳孝道”服务工程、关心青少年的“托起明天的太阳”服务工程、关顾贫困家庭的“细胞培育”服务工程和关怀义工的“两工联动”服务工程等,开展社区服务工作。

③再如,北京市部分社区在社区工作实践中成功创立961５6社区服务模式。

该模式由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服务主体共同营造,是“富有张力的社区服务系统”。

在这个系统中,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服务主体不仅很少发生冲突,而且能形成复合治理、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的良性互构,克服社区服务中的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社会失灵。

黄家亮研究认为，９６1５6社区服务模式是中国社区服务发展的未来趋势。

④

当然，不能就此认为社区服务仅存于城市社区,实际上,中国农村社区一直不乏服务,如邻里间互帮互助服务、经济合作服务等在农村熟人社会中长盛不衰。

不过,作为正式概念,农村社区服务比城市社区服务稍晚，它在新农村建设开展后才逐渐受到政府重视。

早在2０0７年，山东诸城市就在农村社区化改制和新农村建设中建立健全服务机构,为服务半径内居民提供“一揽子”服务。

⑤鉴于社区建设、社区服务由城市推向农村的现实和出于制定农村社区服务体系规划的需要，詹成付和王景新主持的“全国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课题组”曾对黑龙江、山西、新疆等八省（区）的农村社区服务进行调查,认为农村社区有多种服务形式,并将一些社区服务概括为“多村-社区”“一村一社区、社区设社区”等服务模式。

①从典型经验和调查资料看,中国农村社区服务还处于起步阶段,经济欠发达的农村社区姑且不论，像江苏、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也只是在农村建设中涉及农村社区服务，并且一般集中在政府建立公共服务中心/邻里服务中心上,农村社区内的公益服务、经营服务普遍缺乏，更妄言形成服务体系。

总的来说，当前农村建设中的社区服务境况与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集体化时期的农村建设中的社区服务发展情形如出一辙:

不是农村建设中社区服务可有可无，也不是农村建设实践中没有开展任何形式社区服务，而是社区服务仅作为农村建设的附属品,没有得到建设者们应有重视，民众也没有从中感受到服务存在与发展的重要性。

检视民国时期、集体化时期和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社区服务发展及其模式，并将它们置于相应的社会背景下讨论其得失，有助于政府和农村社区建设者从中发现惠助当下农村建设和社区服务发展的智慧和谋略。

二、乡村建设运动时期：

合作社与教育共同驱动的服务模式

近现代中国有影响的农村建设，最早当属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战乱、自然灾害频仍,农民流离失所，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恶化,大量中小自耕农破产,农村社会日趋贫穷、凋敝，陷入全面危机。

于是,一批知识分子深入到农村底层,组织引导广大农民开展“乡村建设运动”，以恢复农村经济,解决民生问题。

其中,梁漱溟在山东邹平、晏阳初在河北定州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最为典型,即通过创办合作社和乡村教育的形式为农村居民提供经济、教育、文化和卫生服务。

梁漱溟在山东省邹平县乡村建设学院的基础上创办了包括机织生产、林业生产、蚕业生产、金融信用、棉花运销等合作社，为农业生产提供技术、金融、销售服务，以求“经济上弱者的自卫”。

②晏阳初在河北省定县实验区领导平民教育促进会兴办合作社，包括村级的信用合作社、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区级的运销合作社,这些合作社“对于农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农民生活的改善和农民互助合作精神的弘扬，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③特别是以资金合作为突破口的信用合作社，有效地缓解了农业生产中最棘手的资金问题。

除了兴办合作社为农业生产、农产品销售提供服务外，梁氏和晏氏还把乡村建设重点放在创办教育上。

梁漱溟认为“单从经济上做功夫,是解决不了经济问题的”,经济上的事情“要靠人做”,“人的问题”要当先,惟有教育才能解决人的问题。

④他在邹平创办乡学、村学，为农民读书、识字,以及学习乡政、自卫、农、工、商、贸等知识提供服务,以唤醒农民、指导农民、教育农民。

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村问题千头万绪，但主要是愚、穷、弱、私,因此他在乡村建设中尝试发展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为农民摆脱“愚、贫、弱、私”提供服务。

无论是邹平的乡学、村学还是定县的平民教育，其服务功能都不仅仅是教农民识字、学文化、学技术，两地学校尤其是邹平的学校甚至还成为准行政单位,具有一定的行政管理与服务功能。

梁漱溟以乡学、村学为依托，在农村社区设立图书馆、阅报处、讲演所、农民茶园、教育馆、咨询处、代笔处等公共教育场所,推广社会教育；设立农民医院或诊疗所,定时清洁道路沟渠，改良厕所，检查饮食卫生、接种疫苗,设立公墓区,消灭蚊蝇等,开展卫生工作；组织戏剧场、农民公园、读书处、同乐会、纳凉会、消暑会、庆祝会等，提倡休闲教育;举办特约农产品陈列所、农艺竞技团、农产品展览会，提倡生计教育;设立养老院、慈幼院、游民同艺所，提倡救济事业；实行短期训练、扩大训练和专门训练,增强农民体质。

⑤晏阳初的乡村教育的服务功能也比较多:

文艺教育居首,采取广播、摄影、绘画、幻灯等形式,为平民识字提供服务;生计教育居次，采用推广优良品种、举办各种合作社等方式，为发展农业生产提供服务;卫生教育居第三,通过建立保健院，培养各乡设保健员和畜牧兽医,为农民提供卫生宣传、沙眼预防和疾病医治服务；最后是公民教育，为农民形成团结互助、树立民族精神提供服务。

晏阳初还将学校式、社会式和家庭式教育结合起来,采取举办读书会、演讲比赛、体育比赛、农产品展览会、传授环境清洁知识等服务形式，提高农民生计能力，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

①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政府与农村社会是弱政府－强社会的关系,乡村建设和社区服务主要由社会力量推动进行。

处于内乱与战争状况下国民政府，鉴于自身管理力量不足和乡村行政建制不健全等方面原因，没有深度介入乡村建设与管理事务，对农村社区服务有心无力。

民国政府在乡村建设及其社区服务中几乎就是一个“甩手大爷”,将建设与服务责任推给乡绅和诸如华洋义赈会、平民教育促进会、乡村建设研究院等社会团体组织。

地方乡绅们为了维护自己在乡村社会主导地位,也为了减少、避免外力进入乡村冲击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一般会按照政府要求主动承担一些乡村建设和服务责任。

国民政府把乡村建设主要重担委托给社会团体,冀望它们带领乡村社会开展以“复兴农村、发展农业为当前之急务”的乡村建设运动。

②这些社会团体里的一些知识分子对自身能力充满自信，而对政府参与乡村建设的目的、能力、效果持有偏见，不主张政府直接到乡村开展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就是其中之一。

梁氏的乡村建设虽然得到当时的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