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皇帝与臣下的对话艺术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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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史》、《明实录》、《国榷》和近年来的《辑校万历起居注》来看，大量史料都充分表明了明朝在万历在位期间，风云变幻之际，上到内阁大臣，下到纠察小吏，乃至于皇帝都有不稳定的个人行为举止，历史的特殊性让他们的行为都在我们认为不该发生的环境下发生了。
自张居正死后的万历朝，出现了相当混乱的局面，其最终结果导致朝堂内外人与人之间交流技巧的“退化”，为什么同一个朝堂，同一个君王在位，其内部的语言交流会出现变化呢？
史料给予了我们了解历史的平台，并未对史料中的人加以过度的评论，而语用学又给了我研究的方向。
我会尽量从言语行为、合作原则、礼貌原则以及关联原则这四个方面去对万历与其大臣的对话技巧进行分析。
语用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式，自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言语行为理论、合作原则、礼貌原则、关联理论、语用综观论等理论的出现，为我们认知他人提供了较为系统的行为准则，其中礼貌原则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就被E.Goffman（1967）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有关面子和礼貌的问题，他说人们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中，都会注意到所谓的“面子工作”[1]。
著名语言学家Grice,H.P提出了会话含义理论,对于合作原则有着较为深刻的理解[2]，P.Brown,Levinson（1983）等学者基于合作原则之上也提出了一些与之相补充的礼貌原则理论[3]。
语用学是在不断的完善的，它可以为本文提供足够的理论基础，并不断延伸。
以语用学的角度对万历朝进行解读，邵敬敏先生在《现代汉语通论》中说道：
“所谓语用指的就是人（使用者）在一定环境中对语言的运用。
一旦采取这样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视野中就不再是一个个静态的词，短语和句子了。
”他的“语境”理论很适合研究此类语言现象。
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史料本身的语言与历史价值，还有我们当下乃至未来都需要的处世态度，本文还将从中国学者何兆熊的“面子理论”以及他的《新编语用学概要》出发，从多角度对明代万历朝的官方对话进行剖析。
一、原则与反原则的对话
鉴于史料的特殊即时对话场景，所以用邵敬敏先生所著的《现代汉语通论》中的现场语境理论作为切入点，加之以语用学的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来充分的表明原则下的对话与非原则性对话的艺术表达。
他们的共通之处就是可以在正反两面来阐述一段对话的不同解读，这对于语录体式的《万历辑校起居录》是很好的材料，当然对于这个历史时期的万历与其臣子的对话也是可以做出客观的评价的。
（一）现场语境下的对话
现场语境即时交流的双方所听到的、看到的、嗅到的、感受到的一切，都是现场语境的构成所需。
当然我们所处的环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可能交际双方上一秒处于友善的环境下，下一秒就会恶劣起来。
这一切都取决于交际双方诉求内容的改变。
1、现场语境的简约艺术
现场语境给与我们的是在双方都能感知到的范围内，对一个事物产生共鸣的理解。
也就是说对于一个事物的认知，交际双方都是处于同一理解方向的，哪怕深度不同，但是他们还是产生了简单的共鸣。
以《辑校万历起居注》中万历元年二月三日的对话为例：
上（万历）曰：
“昨日经筵讲《大学》的讲官差了一字，朕欲面正之，恐俱惭。
”
（张）居正对曰：
“小有差错，伏望圣慈包容......”[4]（P11）
在场的人，恐怕都不会以为“恐懼惭”是万历皇帝恐惧和惭愧，哪怕他说话的时候并没有带上主语，但是他前面以有对于“讲官”的前言提示了，所以张居正自然而然地将“讲官”带入到“懼惭”的主角中。
这时候双方就会达成话题中心是讨论该“讲官”的共识。
再说张居正，“伏望”已是敬称，如《明会典》卷四十三载:
“凡早朝谢恩见辞人员……俱行五拜三叩头礼。
”[5]没有重大事件，明朝臣子是不会向皇帝跪拜的，万历四十二年叶向高在向皇帝乞休时亦行五拜三叩头礼。
[6]当万历不再满足于他是张居正学生身份来对话时，“正之”一词就是双方角色对换的时候了。
现今，在一些字画上还可见“请某某兄正之”的字样，这时候它代表的就是谦辞。
而在一位帝王主动向一位臣子表达出“正之”的意向时，这中间是否可以上升到治国理念的高度?
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从张居正的态度可以感受这段话不单单是一位学生在请教问题，还是一位帝王在请教“御下”的方略。
然而张居正却回避了这个问题，或者说是反对“欲面正之”的行为，赞同万历皇帝“恐惧惭”的内心倾向——体恤臣子。
张居正在为讲官求情的掩饰下，巧妙的将自己所希望的政治理念加之以万历身上，他实际上已经跳出了现场语境下的对话，就是一个初登大宝的十二岁少年皇帝的对话范畴，至少在张居正的心理上看，他已经跳出这个现场语境了。
这个就是理解的深度问题了，哪怕此刻他们对于探讨的问题理解层次不同，但是基于万历皇帝处于较浅层次的理解，所以身为大臣的张居正也是可以对此产生必要的共鸣的，至少以万历皇帝的角度看是如此。
所以我认为在交际双方都认同的言语行为下进行对话，会使得对话更为简约，哪怕双方的理解深度不同，但是内容上的迷惑性使得双方都是认同彼此的观点的。
现场语境的解释力就是基于双方认同的。
就好比在师生的对话中：
学生：
“老师，我今天请病假，您看这是校医证明。
老师：
“好，我会核实的，你先回家。
“好的，谢谢老师。
双方都是围绕学生得病请假的话题，基于学生前言的校医证明，老师的“核实”看似是为“校医证明”服务的，如果单是这样看就陷入了原则性的陷阱中了。
一个老师与学生的联系绝不是单线的，而是围绕式的，别忘了学生还有父母的存在，所以我们并不能臆测老师所谓的核实是单方面的核实还是多方面的。
这就是现场语境下的局限性，对话双方所理解的方向是对的，但是深度却不一，但是他们还是产生了共鸣。
这使得他们在短期内是取得了相互的认同感的。
从长远看，张居正就是在扮演了“老师”的角色，作为“学生”的万历皇帝从日后所受的影响来说，张居正是成功的。
所以说，现场语境下的对话可以是影响深远的，但话语双方的表达会是简约的。
2、现场语境的临时意义
在交际双方处于暂时不变的现场环境下，他们所感知的事物是基本相同的，铅笔是钢笔这种理论是可以被双方所接受的；
但是当他们其中有一个人所拥有的文化知识水平较高的情况下，他会做出临时性的变通。
例如在《辑校万历起居注》中：
上（万历）面谕居正等：
“先生每乘马后随”
居正对曰：
“内壝不敢乘马”
上又慰劳之，曰：
“先生每幸苦”[7]（P24）
万历皇帝是因为看到张居正跟随他很累，提议他可以骑马跟随，算是体谅内阁大臣和帝师的意思。
张居正并没有像我们平常人说的那样，会回一句“我并不累”“我还行”之类的话，他的对答并不能简单看待，臣“不敢乘马”，俩人同样是在同一现场语境里，但是张居正的对答就产生了一个临时的意义——“臣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而此刻，万历皇帝并没有脱离他所认为的对话语境，他对张居正的遭遇表示慰问的姿态了，并没有延伸到政治领域上，所以可以认为张居正的对答并没有将他们的对话关系拖出一条轨道，只是张居正在共鸣的情况下多留了一点心眼。
话题中心还是慰劳臣子的方面，主干并未消失。
同样敏感的话语，在《辑校万历起居注》中万历皇帝也对申时行说过：
上复云：
“朕居深宫，外间民情事物不得周知，还要先生每调停，有该说的，不时奏来。
（申）时行等对云：
“臣等幸蒙皇上委托，不敢不尽心尽言。
”[8]（P592）
比对张居正与万历的对话来讲，申时行与万历都是在装糊涂。
在万历皇帝时不时装病躲避朝中大臣的局面下，万历需要作为首辅大臣的申时行中间调停，所以借民情为由，要申时行“配合工作”。
原本“有该说的，不时奏来”不难理解为有决断不了的事，可以上奏本寻求我的意见，但从现场的氛围看，这句话很有必要补充一句“不该说的，无需上奏”。
申时行索性糊涂到底，有关事务，“不敢不尽心尽言”以报皇上圣恩。
万历依靠皇位赋予的话语主动权发起了一个临时的利益对话，而申时行依靠自己多年的政坛经验，双方几乎在营造一个另外的现场语境。
张居正和申时行其实都在面对着同一个问题，就是皇权至上和士大夫共治天下两种理念的站队问题，毫无疑问他们都将归属于自己是士大夫这一阵营，并且在维护这个阵营的理念。
皇权就好比是钢笔，士大夫共治天下理念是铅笔，万历想让他们划上等号，而士大夫群体拒绝这个划分。
哪怕万历并无此意，但是他所说的话也会被臣下们解读成此类意思，这可以说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臆测，所带来的话语延伸。
（二）合作原则下的对话交流
格莱斯在《StudiesintheWayofWords》（2002）一书中认为人们在谈话中遵守的合作原则包括四个范畴,即:
1.量的准则（QuantityMaxim）
2.质的准则（QualityMaxim
3.关系准则（RelevantMaxim）
4.方式准则（MannerMaxim）[9]
但是在平时的生活工作中，我们并不会完全遵守这些规则，就如同万历和他的臣子一样，我们会故意的去违反这些规则，以求达到自己的交流的目的。
我们将在“质”和“量”的对比中找寻万历与其大臣是如何以言外之意达成自己的目的。
1、主观意识下的正确与被正确言语行为
发话者对于自己产生的言语行为充满自信时，就是一种“质量”准则。
“即使是这信息或许是不真实的，但至少发话者主观上没有发现这一点”[10]在这方面，万历皇帝经常违背了“质量”准则，因为他拥有崇高的地位，大臣们也这样认为，也必须如此认为。
《国榷》记载张居正曾说：
“节一衣,则民间有数十人受其衣者;
轻一衣,则民间有数十人受其寒者,不可不审也。
”按我们今天的目光来看，在生产资料贫乏的万历朝，上层社会一个人的节省，并不会绝对性的产生民间十余人收益，因为你无法把控官员的贪污，地方的压迫，但是万历却是“深以为然”[11]。
哪怕诸位大臣都明白皇帝节省百姓收益是个伪命题，但是张居正相信，万历皇帝相信，那就构成了“真实可靠”的信息链，就是“质量准则”的前提。
张居正作为帝师，他的品行在万历皇帝看来是完美的，也必须要完美，所以在互信的情况下，他们直接将彼此的表现当成是理所当然的正确的。
当我们违背“质量准则”时，无非是骗与被骗的关系，但是放到万历这位皇帝身上时，就脱离单纯的关系了。
那么谁又可以让万历恢复单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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