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问题与领域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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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形象是如何在西方文化体系中运作的。
它不仅在西方现代性观念体系中诠释中国形象的意义，而且分析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权力话语，在西方文化中规训化、体制化，构成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全球主义意识形态的必要成分，参与构筑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
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是一个全新的领域，笔者在上述三个层次上，尝试提出并规划该研究中的基本前提、主要问题与学科领域。
一
首先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历史起点。
西方的中国形象出现于1250年前后。
11245年，圣方济各会修士约翰·
柏朗嘉宾受教皇之命出使蒙古，从里昂到哈剌和林，写出《柏朗嘉宾蒙古行记》，10年以后，鲁布鲁克的威廉出使蒙古归来，写出《鲁布鲁克东行记》。
柏朗嘉宾与鲁布鲁克虽然没有踏上中国土地，但他们游记中介绍的“契丹”，确实就是中国。
柏朗嘉宾与鲁布鲁克把“契丹”带入中世纪晚期的西方文化视野，开启了马可·
波罗前后两个世纪的“契丹传奇”，而且确定了这种东方情调的传奇的意义：
大汗统治下的契丹，是财富与秩序的世俗天堂。
蒙元世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刻，成吉思汗家族横扫旧大陆带来的“世界和平”，瞬间推进了欧亚大陆的文明一体化进程。
从柏朗嘉宾出使蒙古，到1347年马黎诺里从刺桐登船返回欧洲，一个世纪间到中国的欧洲人，历史记载中有名有姓的，就不下100人。
从1247年柏朗嘉宾写作《蒙古行记》到1447年博嘉·
布拉希奥里尼完成他的《万国通览》，整整200年间，西方不同类型的文本中──其中包括游记、史志、书简、通商指南、小说诗歌──都出现有关契丹、蛮子的记述。
3旅行与器物的交流带来了观念的变化，中世纪基督教狭隘的世界观念被大大扩展，世界突然之间变得无比广阔，而在这个广阔的世界中，大汗统治的契丹与蛮子可能是最诱人的地方。
赫德逊在《欧洲与中国》指出，蒙元世纪欧洲发现旧世界的最大意义是发现中国，“……抓住了拉丁欧洲的想象并改变了它的思想观点的，更多的是去中国的旅行，而不是去亚洲的任何其他部分。
当时大多数欧洲旅行家既前往中国，也到过波斯和印度，但是他们把最高级的描绘留给了中国。
……马可波罗一家在哥伦布之前就已经为中世纪的欧洲发现了一个新大陆。
使欧洲船只来到明朝中国海岸的这一海上事业的全部活动，应该看作是“鞑靼人统治下的和平”的余波。
”4
1250年是西方世界经济体系与世界知识体系的起点，也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起点。
在中世纪晚期的东方游记中，影响最大的数《马可·
波罗游记》与《曼德维尔游记》。
《马可波罗游记》是最让西方人想入非非的一本书。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马可·
波罗创造了西方集体记忆中的契丹形象。
似乎只有在一个商人的视角下，中世纪晚期的西方才能发现中国的意义。
《马可·
波罗游记》有关中国的内容集中在三个方面：
l、物产与商贸、2、城市与交通、3、政治与宗教。
契丹蛮子，地大物博，城市繁荣，政治安定，商贸发达、交通便利。
马可·
波罗在中国生活了17年，见闻庞杂繁复，然而最让他记忆深刻的，还是中国的物质文明。
每到一处，他都兴致勃勃地记述当地的物产、建筑、道路、行船与桥梁。
中国城市，无论是契丹的汗八里，还是蛮子省的行在（京师），都是尘世可以想见的最繁华的地方。
契丹传奇不仅具有清晰的形象，还有确定的类型化的意义与价值。
契丹蛮子，最大的魅力在于其物质繁荣。
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蒙古治下的中国相对于中世纪晚期贫困混乱的欧洲来说，都算得上是人间天堂。
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中世纪晚期的欧洲文化也需要一个物质化的异域形象，因为这是他们超越自身基督教文化困境的一种启示。
物质化的契丹形象可以激发中世纪晚期西方文化中的世俗欲望，使其变成资本主义文明发生的动力。
一个充满财富与权力象征意味的中国形象出现，自有其欧洲文化本身的背景。
如果说中国形象是一面镜子，它与其说反映了契丹的形象，不如说表现了西方文化的集体无意识的幻想。
从中我们既可读到模糊的中国形象，也可以发现投射到中国形象中的西方中世纪文化所压抑的欲望与恐惧。
契丹传奇是关于东方世俗乐园的传奇。
正如黄金是财富的象征，契丹话语中传奇化的大汗，则成为权力与荣誉的象征。
波罗、鄂多立克、马黎诺里的文本中，都有对大汗威仪的描述。
在大汗的形象中，隐约透露出中世纪晚期欧洲的世俗政治理想。
波罗的故事主要流传在南欧、意大利半岛与伊比利亚半岛。
中世纪晚期的英国人、法国人或德国人，在读另一部流传广度几乎与《马可波罗游记》不相上下的东方故事——《曼德维尔游记》。
1500年之前，欧洲各主要语种都有了《曼德维尔游记》的译本。
今天我们可以见到的《曼德维尔游记》的手抄本有300种之多，而《马可波罗游记》则只有119种。
遗憾的是，作者曼德维尔爵士是位座椅子上的旅行家，旅行故事都是他虚构的，他将关于东方的新知识与西方已有的旧传说融合在一起，一方面表现了中世纪晚期西方通俗文化层次上的东方意识特色，另一方面又在西方人的知识与想象中，塑造了类型化的契丹形象或东方形象。
地理大发现之前，《马可波罗游记》与《曼德维尔游记》，就是欧洲人拥有的东方知识的百科全书了。
曼德维尔也像其他游记作者那样用几乎程式化的套语赞叹中国的物产丰富、城市繁荣，然而他的兴趣并不在这里，在关于中国的章节里，大汗的故事占去70％的篇幅。
大汗国土广大，统治严明，拥有无数的金银财宝，像土耳其的苏丹，大汗有100多位妻子，大汗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君主，长老约翰也没有他伟大。
曼德维尔在基督教义与骑士道视野内改造契丹形象。
一部游记与一部英雄传奇在中世纪似乎没有什么严格的文类界定，就像虚构与真实也没有什么客观的尺度一样。
欧洲中世纪晚期的契丹传奇将中国塑造成财富与君权的象征，表达了资本主义早期萌生的世俗精神。
文本是一面镜子，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中国的形象，又可以看到西方文化精神的象征。
二者的关系是一种无意识的隐喻关系。
当他们议论中国幅员广阔、物产众多、遍地财富、城池众多、道路纵横时，他们也在体验自身的缺憾、压抑与不满，并表达自己的欲望与向往。
5
二
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有两种知识立场：
一是现代的、经验的知识立场，二是后现代的、批判的知识立场。
这两种立场的差别不仅表现在研究对象、方法上，还表现在理论前提上。
现代的、经验的知识立场，假设西方的中国形象是中国现实的反映，有理解与曲解，有真理与错误；
后现代的、批判的知识立场，假设西方的中国观是西方文化的表述6，自身构成或创造着意义，无所谓客观的知识，也无所谓真实或虚构。
在后现代的、批判的理论前提下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就不必困扰于西方的中国观是否“真实”或“失实”，而是去追索西方的中国想象，作为一种知识与想象体系，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是如何生成、如何传播、如何延续的。
蒙元世纪大旅行草草结束，但西方关于中国的乐园传说，却在社会不同阶层间流传，直到伊比利亚扩张，从“世界上最远的海岸”（指中国）带回最新的消息。
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是个浪漫的时代，新消息与旧传说、知识与想象、虚构与真实，使人们的头脑与生活都分外丰富。
尽管此时西方的中国形象传奇与历史混杂，甚至许多欧洲人还无法判断契丹或中国是否是同一个现实中的国家，但理想化的“大中华帝国”的形象已经出现。
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契丹传奇的继续，但已经有了更多的历史意义。
门多萨神父的《大中华帝国志》出版，标志着契丹传奇时代的终结。
中华帝国第一次在西方文本与文化中获得了历史化的清晰完整的形象。
它塑造了一个完美的、优越的中华帝国形象，它的意义不是提供了某一方面的真实的信息，而是总结性地在西方文化视野中树立了一个全面、权威或者说是价值标准化的中国形象。
为此后两个世纪间欧洲的“中国崇拜”提供了一个知识与价值的起点。
西方文化开始将中华帝国的形象塑造成一个在很多方面都优于他们自身文明的文化乌托邦。
这既是一次发现又是一次继承，历史精神与道德色彩越来越多地渗入中国形象，一个财富与君权的物质化的契丹形象转化成一种文化智慧精神与道德秩序的中华帝国形象，契丹神话中的某些因素被遗忘了，某些因素又被植入新的中国神话中，当他们描述中国人口多、国土大、城市棋布、河流交错、财富丰足时，我们感到契丹神话仍在继续。
而当他们津津乐道中国的司法制度、文官制度与考试制度、中国的圣哲文化与贤明统治、中国的语言与中国人的勤劳时，我们又感到一种新话语或新神话的诞生，因为后者的精神价值明显高于物质价值。
中国形象从西方的地理视野进入哲学视野，从物质欲望进入文化向往。
门多萨神父奠定了大中华帝国形象的基础，以后金尼阁、卫匡国、基歇尔神父又不断丰富，敏感开放文艺复兴文化首先从宗教、历史、文化、人性等角度为中西文明确定一个共同的基础。
这个基础可能是基督教普世主义的，也可能是人文主义的世界主义的，总之，一个共同的起点是文化理解与利用的前提。
当传教士们穿凿附会地证明中国民族、宗教、语言的神圣同源性时，哲学家们也开始思考这种同源性是否可以引渡到世俗理念中去。
孔子与苏格拉底的教导是否有共同的含义？
中国的城市管理是否可以作为欧洲城市管理的范型？
由伦理观念规范的社会秩序是否可以代替法律的约束？
由文人或孔子思想培养出的哲学家管理国家，是否可以成就一种现世理想？
7西方开始在文艺复兴与地理大发现的文化背景中，在乌托邦想象的传统视野中，构筑并解读中国形象的文化意义。
他们在中国发现了哲人王，发现了哲人当政的制度，发现了理想化的伦理政治秩序。
中国以“孔教乌托邦”的形象出现在早期启蒙哲学家的社会理想中，标志着欧洲的中国形象进入了哲学时代。
启蒙哲学家对乌托邦的现实性与历史性的信念，来自于两个基本观念：
一是性善论，二是道德理想通过政治权威达成社会公正与幸福。
这两个基本观念，恰好又体现在孔教乌托邦的观念与制度原则中。
这是他们利用中国形象将乌托邦渡入历史的主要依据。
只有哲人政治，才是最完美、最开明的政治。
这是中国形象的意义，同时也是一些启蒙主义者尊崇的新型的政治伦理社会的理想尺度。
乌托邦将从地理大发现时代的世界地图上移到启蒙运动中的世界历史中，证明乌托邦具有地理与历史的现实性，是历史的机会。
“孔教乌托邦”体现着开明君主专制的理想：
如果欧洲君主都像中国皇帝那样，柏拉图的理想国就不再是乌托邦了。
改造世界从改造君王开始，启蒙主义者期望通过理性的建立与道德教育塑造开明的君主，成就人类幸福与正义。
启蒙主义者都是真正的乐观主义者，他们坚信，人一旦掌握并运用了理性，所有的乌托邦都将在历史的进步中变成现实。
孔教乌托邦成为启蒙主义者批判与改造现实的武器。
8
三
我们在一般社会想象意义上讨论西方的中国形象。
关注的问题是七个多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的生成演变的意义过程，不仅涉及不同时代流行的特定的中国形象如何表述如何构成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发现西方的中国形象在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下发生演变、断裂或延续、继承的方式，揭示西方中国形象叙事中那种普遍性的、稳定的、延续性的特征，那种趋向于套话或原型的文化程式。
从1250年前后到1750年前后，西方的中国形象不断被美化；
从早期资本主义世俗精神背景下契丹传奇，到文艺复兴绝对主义王权期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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