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古代和中世纪的民主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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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城市里利益首先以军事为取向。

典型的中世纪手工业行业的内城首先以经济为取向。

同中世纪城市比较古代城邦里的等级分层。

与中世纪手工业内城对立的古代城邦作为军人行会。

罗马绅士寡头政治世袭制的和封建制的结构。

　　城市市民同非市民阶层及其经济的生活形式基本的经济对立，并非就是他们发展历史的特殊地位赋予中世纪城市的东西。

勿宁说，在中世纪政治的和等级的团体内部城市的整个地位，对此才是决定性的。

在这里，典型的中世纪的城市不仅最明显地不同于古代的城市，而且在中世纪城市的内部，本身又分为两种由模糊的过渡相联接的、但是在其最纯粹的特征上十分迥异的类型，其中一种基本上是南欧的、特别是意大利和法国南部的类型，尽管有种种差异，它比另一种类型更加大大地接近古代城邦的类型，另一种主要是法国北部的、德国的和英国的[类型]，尽管相互间有种种的不同，它在这方面方式是相同的。

于是，我们必须再次对中世纪的城市与古代的城市作个比较，并且有的放矢地同另外两种城市类型作比较，以便相互关联地观察其差异的动因。

　　南欧城市的骑士城市贵族占有个人的、城外的城堡和农村产业，完全像古代一样，我们已经以[古代希腊的]米尔提亚德为例多次探讨过。

[热那亚的]格里马尔第家族的产业和城堡遍布普罗旺斯海岸各地，分布得很广。

再往北走，这种情况就要罕见得多了，稍后时代典型的中欧和北欧的城市，未见过这种情况。

另一方面，像阿提卡人民期望得到受纯粹政治权力制约的城市补贴金和租息分配，中世纪的城市同样根本不存在这种情况，虽然完全像雅典的公民曾经分得过拉夫里翁矿井的收益一样，中世纪的和甚至是现代的社区也曾经直接分配过社区产业的经济收益。

　　[古代和中世纪城市]最底下的等级阶层，相互对立是异常尖锐的：

古代的城市认为产生一个有充分权利的公民阶级是经济分化的主要危险，因此一切党派都反对这种分化，只不过采取不同的手段，有充分公民权的家庭的后代，经济上破产，负债，一无所有，不再能够装备自己的军队，期望能从推翻一个统治者或者建立僭主政治中，重新分配土地，或者免除债务，或者从公众的钱财中得到供给：

施舍粮食，无偿拜访庆典、表演、竞技比赛，或者由公家花钱得到直接的补贴，以期能参加庆祝活动。

中世纪虽然并非没有这种阶层，但是在近代，在[北]美洲的南部各州的土地上，发现还有这种阶层，那里一无所有的“贫穷的白人”，同奴隶主的财阀统治形成对垒。

在中世纪，有些由于债务而末落的贵族阶层，例如在威尼斯，同样也是人们担心的对象，正如卡蒂利纳时代在罗马的情况一样。

但是，总的来说，这个事实起的作用微乎其微，首先是在实行民主制的城市里。

无论如何，它不是阶级斗争的典型的出发点，而在古代情况则完全是这样的。

因为在古代的早期，阶级斗争是在居住于城市里的望族作为债权人和农民作为债务人及被剥夺了财产的债务奴隶之间进行的。

“市民无产阶级”，即有充分公民权的市民的“后代”，是典型的没落者。

在晚期，像卡蒂利纳那样的负债的贵族地主同有产者阶层形成对垒，而且成为激进的革命政党的领袖。

古代城邦里受特权损害的阶层的利益，基本上是债务人的利益。

而同时：

也是消费者的利益。

与此相反，在古代的土地上，在城市经济政策的内部，那些在中世纪成为民主的城市政策核心的利益在日益消失：

手工业行业的利益。

那种城市经济性质的行会的“粮食供应政策，在古代民主的升腾初期也有所展现，但是随着进一步发展而愈来愈明显地退居次要地位。

至少在其生产者政策方面如此。

勿宁说，希腊城市充分发展了的民主，不过同样，也还有罗马充分发展了的绅士统治，只要考虑到城市的居民，除了商业的利益外，几乎就还只剩下消费者的利益了。

古代的和中世纪的以及重商主义的政策共有的禁止谷物出口，在古代还是不够充分的。

由公众机构直接关照谷物的进口，控制着经济政策。

友好的王公们的谷物馈赠给了雅典以修改公民注册登记，排除无权利的人。

本都王国*的谷物产区的歉收迫使雅典向盟国进奉贡品；

面包价格极大地左右着生产能力。

城邦直接统购谷物也存在于希腊地区。

不过，在罗马共和国的晚期，也大规模地利用各省的谷物税，对市民的谷物以施舍。

　　中世纪的特别受苦受难者是贫穷的手工业工人，即手工业行业的失业者；

古代特别的受苦受难者是“无产者”，即政治上落魄的人，因为他是变成毫无立锥之地的从前的地主。

古代也把手工业者的失业看作是问题。

对付的特殊手段是国家大兴土木，像伯里克利所实行的那样。

　　手工业行业大模规的奴隶劳动就已经改变手工业的状况。

无疑，在中世纪，也有一部分城市长期有奴隶。

一方面，直至中世纪行将结束之际，在地中海沿岸的城市里甚至还存在着真正的奴隶交易。

另一方面，截然相反的大陆的类型，例如农奴解放之前莫斯科这样的城市，则完全具有东方地区的、诸如戴克里先时代大城市的特征：

农村土地和奴隶产生的租息以及官职的收入在那里耗费。

但是，在西方典型的中世纪城市里，奴隶的劳动在经济上起着一种十分微不道足的作用，时间愈长，作用就愈小，最后甚至根本不起作用。

不论在什么地方，有权有势的行会从不允许产生一个必须向其主人交纳人身租息的奴隶手工业者阶层，成为自由的手工业的竞争者。

在古代正好相反。

在那时，任何财富的积累都意味着：

奴隶财产的积累。

任何战争都意味着大规模虏掠奴隶和奴隶充斥市场。

　　这些奴隶部分用于消费，用于伺候他们的主人。

在古代，拥有奴隶是属于有充分公民权的人的生活之所需。

职业重步兵在漫长的战争状态中，把奴隶当作劳动力是不可缺少的，犹如中世纪的骑士需要农民一样。

谁要是不得不在生活中不用任何奴隶，那么无论如何是一个无产者（在古代的意义上）。

罗马贵族高贵的家庭消费性地大量使用奴隶于人员的伺候，奴隶们进行了十分广泛的职能分工，操持着大家庭的事务，而且在生产方面，至少按家族经济的方式，满足需求中相当可观的一部分。

当然，奴隶们的粮食和衣服大部分是采用货币经济的方式获得的。

在雅典的经济里，完全采用货币经济的家庭预算被视为准则，而在希腊帝国统治下的东方地区，货币经济的家庭预算已经占统治地位。

但是，伯里克利还特别强调，他为了在手工业者中间赢得人心，他尽可能通过在市场上采购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而不是通过自营经济。

　　另一方面，城市的手工业生产的相当可观的一部分，不管怎么说是掌握在独立经营的奴隶手中。

关于手工业工场，我们早已谈过，除了手工业工场外，还有不自由的零售商人和小商贩。

不言而喻，奴隶和自由市民两者的并存，正如在埃雷希修神庙的劳动中，在混合的计件工资的群体所发现的那样，在社会方面对劳动本身有压力，奴隶的竞争在经济上也必然是明显可感的。

但是在希腊地区，奴隶利用的最大膨胀正与民主的繁荣时代相一致。

　　显而易见，这种奴隶劳动和自由劳动相并存，也使产生中的行会发展的任何可能都受到挫折。

在城邦的早期，估计——即使不能有把握地证明——也有处于萌芽状态的手工业行业的团体。

但是，种种迹象表明，像在罗马的手工业者百人队一样，在处于等级斗争中的雅典，“手工业者”也是作为在军事上重要的老的作战手工业者有组织的团体存在过。

不过，政治组织的这些苗头恰恰在民主之下消失得无影无踪，根据当时手工业行业的社会结构，这也不可能是别的样子。

古代的小资产阶级也许可能与奴隶同属于一个神秘教教区（如在希腊）或者属于一个“集体”（如后来在罗马），但是不可能同属于像中世纪的行会那样要求政治权利的团体。

　　中世纪有人民运动作为行会组织起来，与望族对立。

恰恰在古代的古典时代，在“德莫”的统治下，反而缺乏行会的任何痕迹（与较早的行会萌芽形成对照）。

“民主的”城市不是按照行会来划分，而是按照德莫或者按照部落划分，即按照地方的、而且（形式上）主要按照农村地区的区域划分。

这就是它的特征。

而中世纪又根本没有这方面的任何痕迹。

当然，在城市内部分为城市驻防区，是古代和中世纪与东方地区和东亚的城市共有的。

可是，把政治的组织仅仅建立在地区的共同体之上，首先把它扩大到整个属于城市的政治区域的平原地区上，因此在这里形式上正好村庄成为城市的下属部门，这种情况在中世纪是没有的，在其他地区，所有的其他城市里也是没有的。

划分德莫（基本上）与（历史形成的或者特别建立的）村庄马克*相一致。

德莫拥有公有地和地区政府权限。

这作为城市宪法的基础在历史上是很奇特的，它本身就表明这正是古代民主城邦的特殊地位，而这种特殊地位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与此相反，手工业行业的团体作为一个城市的选区，只发现在古代早期有过，而且是与其他等级的团体相并立。

它们适用于选举的目的：

例如在罗马，在过去的阶级军队里，除了有骑士百人队外，还有手工业者百人队，而且很可能——但是，完全无把握——在雅典，在梭伦之前等级妥协的手工业者也一样。

按其根源，出现这种情况可能追溯到自由的结社——正如这肯定适用于罗马的、在政治宪法中同时注意到的、拥有职业神墨丘利的、很古老的商业协会一样——，或者其最后的渊源也可能在按社区捐赋制度形式为了军事的目的而组成的团体：

古代的城市在其需求满足方面起初是建立在市民的徭役之上的。

　　个别的同业公会式的现象是存在的。

例如，在米勒都的阿波罗舞蹈家的迷信崇拜团体和它在城里完全正式的、通过按团体领导者的名字进行“名年”**所表现的特殊地位（更具体的内容不详），一方面在中世纪欧洲北部的同业公会显然也有相同的现象，另一方面在美洲一些部落的魔法舞蹈家行会和印度的魔法行会（婆罗门）以及以色列的犹太祭司行会，也有类似现象。

但是，人们不会把这类崇拜团体想象为一种职业神棍的客居部族。

勿宁说，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在历史年代里，有资格参加阿波罗宗教仪式行列的绅士们的俱乐部，因此，它与科隆的富人协会最为一致，不过，古代与中世纪不同，这里仅仅是确认一个迷信崇拜的特殊共同体在古代很典型的与身居统治地位的政治市民行会的相同之处。

如果说，另一方面，发现在古代晚期在吕底亚又有其首领可以世袭继承的手工业经营者的团体，它们似乎取代了部落的位置，那么，这肯定是从旧的手工业行业的客居部族产生的，即体现了一种与西方的发展正好背道而驰的、令人想起印度情况的状态。

在西方，按照职业来划分手工行业的经营者，只有到了罗马的晚期和中世纪的早期，领主的手工业才又分为“官方义务”的和“手工制品”的。

后来在向中世纪过渡时，发现有一些城市手工业的团体，这些手工业为市场生产，但是个人依附某一个领主，即有交纳捐赋义务，就现在所知，它们似乎仅仅需要交纳捐赋，但是，也许它们原先是一些由领主建立的、负有社区捐赋义务的团体。

除了这些后来消失的团体外，也还有一些与它们同样古老的、具有垄断目的的自由手工业者的协会，这些协会在市民阶层反对望族的运动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与此相反，在古代古典的民主中，根本不存在这种现象。

有社区捐赋义务的行会，也许可能在城市发展的早期曾经存在过，虽然除了罗马那些军事团体和投票团体外，未能可靠地证明其存在的迹象，到了后来古代君主政体的社区捐赋的国家里，才又发现这类行会。

然而，自由的会社恰恰在古典的民主时代，虽然可能包括其他领域的种种可能性，但是就现在所知，不管在什么地方，它们都不具有或者争取具有行会的性质。

因此，它们与我们这里所作的论述毫无干系。

即使它们在某个地方想达到经济的行会性质，那么也会像中世纪的城市一样，它们也不会区分自由的和不自由的成员，因为有大量的不自由的手工业者存在。

但是此时，它们不得不丧失政治的意义，而这结果对它们将会具有严重的经济性质的损害，我们很快就会了解到这些害处。

古代的民主是自由公民的一种“市民行会”，而且——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其整个政治的行为是由此所决定的。

因此，迄今所知，当古代城邦的政治作用最终结束之际，恰好在这时，第一次开始形成自由的行会或者与它们相似的社团。

然而，压制、驱赶或者有效限制不自由的或者自由而不享有充分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