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社会环境与贵族文士生活方式汉大赋体制形成过程中的时代因素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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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490X（200712-215-03
作 者:
文系;
四川,成都,基金项目:
（SA06112
时代风貌的反映
汉大赋那宏大的气魄、振奋的精神也是时代风貌的反映。
西汉强盛的国力、意识形态自由的建设方式是包括汉赋在内的各种艺术活动得以繁荣的社会基础。
整个汉代社会发展过程刚好和大赋的形成发展过程成正比。
从汉初到汉武帝初年的七、八十年间,是中央政权加强、社会经济逐步恢复、发展的时期。
从汉武帝到东汉和帝、安帝的二百多年间,是汉王朝从繁荣高峰转向衰弱,又恢复繁荣的时期,也是大赋大量出现的时期。
从东汉顺帝到汉末的近百年间,是汉王朝逐渐衰落的时期,也是大赋的衰微期。
大赋的发展历程与汉代社会的发展的历程也是大体相应的。
秦汉时对统一国家的大规模建设和交通事业的发展,使得各地交往更为便利,大大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各地人物、物产、风俗的交流极大地丰富了汉人的生活。
汉代统一是经过西周以来几百年的分裂、战乱之后形成的。
国家的统一强大是整个社会精神振奋的直接根源,虽然西汉前期和中期还不如后代那么富裕,但社会面貌和历史人物却远比后代活跃,更富于生命力,这可能就是这种初次统一局面给社会和人的精神刺激的一种反映。
西汉之大赋特别是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等人的作品,表现出磅礴的气势、恢宏的格局、奔腾的文风,使它们有别于其它类型的汉赋,也有别于后来的大赋作品。
后来的大赋作品即使在技巧上超过它们,但往往也被僵化的写作规范掩盖了天然夭骄的意趣,其文笔之间的生气远不如西汉前期和中期那样充沛。
汉代疆域空前广大,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奇珍异物流入内地,刺激汉人的好奇心
理;
多次拓边战争,扩大了版图,打开了与四边各国的经济、文
化交流;
经营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不拘一格地吸收异域异质文化,葡萄、天马、胡人、玉石珍宝,曾激起汉人多少奇妙的想象和卓绝的外交实践。
国强民富,百业兴旺,日常生活丰富多彩,由此形成的全社会、全民族的文化精神气质也就非同一般地宏大、广阔,也只有在这样的社会精神面貌的基础上,大、扬雄、班固、张衡等振大汉
[1]
。
汉大赋中所刻,也许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对现实生活的具体摹写就是从汉大赋开始的。
帝王贵族对辞赋的爱好提倡
帝王贵族对辞赋的爱好提倡是汉大赋发展有力的杠杆。
枚乘、司马相如之时,养士之风正在盛行,诸侯王大招宾客,优游礼遇,以至于枚乘“久为大国上宾,与英俊并游,得其所好,
不乐郡吏,以病去官。
复游梁,梁客皆善属辞赋,乘尤高”。
[2]
贾邹枚路传枚乘《七发》描写了这些“宾客”的日常生活方式和其主要活动:
“于是使博辩之士,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比物属
事,离辞连类,浮游览观”。
[3]
不论诸侯王养士的目的如何,却在客观上保证了辞赋作者欣赏者队伍的扩大,这种生活条件,对于大赋这样的没有直接现实功用的长篇作品的写作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
汉武帝本人酷爱辞赋,网罗天下著名辞赋作者于朝廷,使辞赋的创作欣赏从此成为一种普遍的、连续的、稳定发展的艺术活动,而非先秦汉初辞赋创作欣赏之零星、不普遍、非连续的状态,从文学发展历史角度来看,应当具有重要意义。
所以,汉武帝和其它帝王贵族对辞赋的提倡,是大赋发展的有力杠杆之一。
各种学术的发达推进了赋的写作技巧
汉代各种学术的发达,也从写作技巧上推进了赋的写作,对大赋体制的形成也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史记・儒林传》说:
“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得受业如弟子。
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
其高弟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
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
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
而请诸不称者罚”。
[4]
通经术者可以为官,好辞赋者得近帝王贵族,吸引大批人士研习经传、诸子、诗、辞等各种典籍,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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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学术与文章的发展。
文章最为繁剧者,无过于辞赋,特别是大赋,最能体现“博辩之士”的才华。
研习各种典籍的结果,就能够融会各种文体之特点,使思维更加深邃缜密,推动文章写作技巧发展,形成汉大赋诗、骚、文结合的综合性体裁。
庞大复杂的社会管理需要大批读书识字的官吏,经学等学术的繁荣也需要文字学的发达,这一点从战国、秦时就开始了,“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
‘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
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
书令史。
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
[5]
艺文志《文心雕龙》也说:
“汉初草律,明著厥法。
太史学童,教试六体。
又吏民上书,字谬辄劾。
是以马字缺画,而石建惧死,虽云性慎,亦
时重文也”,[6]
练字直接导致了文字学的发达。
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等人都有相当高的文字学修养,并且编纂字书流布,这对大赋铺张手法的完善,也必然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文学审美观念的特殊性
《七发》、《子虚赋》、《上林赋》等大赋的铺张手法与字典有相似之处,后人对此有“字林”之讥,这其实是不解西汉时文章、文学审美观念的特殊性所致。
对文学与其他文体之间的特殊性的了解,西汉人只达到“离辞连类”、“繁类以成艳”的程度,即只达到文章表面的修辞效果的程度,对文学审美感受的普遍理解,举,就有难以解释的地方,心好沈博绝丽之文”的心理就不应归结为帝王的提倡,象古板如董仲舒的染指辞赋,也非个人一时的心血来潮,根本的原因可能还是西汉时期的文学审美观念的反映。
《文心雕龙》对汉赋的用字有深刻的认识:
“故陈思称:
‘扬马之作,趣幽旨深,读者非师传不能析其辞,非博学不能综其理’。
……后世所同晓者,虽难斯易,时所共废,虽
易斯难。
”[7]
练字汉大赋所用之字,西汉时应当是“所同晓者”,不然的话,汉武帝等人不可能依靠解说而酷爱辞赋,而
《史记》就明确说过:
“上读《子虚赋》而善之”。
[8]
司马相如列传至于汉大赋之衰落,不应当归结为“小学式微”的原因,而应当看作是文学发展的正常过程,东汉以来至魏晋南北朝,文学审美观念发展变化了,汉大赋就不适应新的文学审美要求,所以汉大赋衰亡是由于文学审美心理发展变化的原因,而非“小学”原因。
汉代教育的空前发达为赋的繁荣提供了更大基础汉代教育的空前发达,使识字念书的人增多,为赋的创作、欣赏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这也是大赋生成的潜在条件之一。
创作与欣赏都是文学活动必不可少的部分,辞赋的发展离不开更多的识字人群,汉大赋兴盛于汉武帝时代,也应和在此之前教育得到空前发展有密切关系。
朝廷设太学,天下郡国皆立学校,读书人数空前增长,为辞赋流播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也是汉大赋形成的重要条件之一。
楚辞的流传也是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形成的,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后序》说:
“楚人高其（屈原行义,玮其文采,以相
教传”,[9]
从出土文物来看,楚简中内容很多,经传、诸子、辞赋都有,“相教传”的人数自然不在少数。
《汉书》说:
“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
文章冠天下。
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10]
地理志《三国
志》说司马相如被蜀太守文翁派往中原“东受七经”等等,
①[11]
蜀书・秦宓传都是强调一定的教育环境对于文章写作繁荣的重要性。
贵族和游士的生活为大赋提供了直接的题材
贵族生活的奢华和游士生活的优裕,不仅为大赋创作提供了条件,也为大赋提供了直接的题材。
《七发》、《子虚赋》等大赋能够光大赋体,除了写作技巧的进步之外,也在于田猎、京殿题材扩大了赋的描写范围,从而形成相应的体制风格。
《文选》把大赋分为田猎、京都两种类型,这是从题材着眼的,大赋描绘的具体物象还有很多,诸如山川、草木、水波、水族、禽兽、音乐、林苑等等。
当然,田猎、京都两类往往是大赋的主导内容,描写最精,其它部分大都从属于它们。
这里就主要从田猎、京殿两种题材谈其与大赋体制的关系。
田猎本来是普通的生产部门之一,也当然是写作对象之一,甲骨卜辞中就有186条之多:
“罗振玉辑有卜辞1169条,分为卜祭、田猎、征伐、风雨等九项,……其中田猎186条,居
次。
”[12]
《》,》》《卢令》《驷驖》《吉日》
[13]
》等也都记叙过楚王的田
[・招魂》[15]《战国策・楚策・江乙说于安》。
战国时代,田猎已从一种一般的生产劳动方式演化为一种贵族纵情娱乐方式。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说:
“卜辞中所有关于田猎的记载,都是时王为逸乐而行的游田,并无关乎
生产。
”[16]
第十六章・第七节p552秦汉统一天下,苑囿田猎的规模空前。
《史记》、《汉书》多有当时贵族田猎为害的记载。
汉代贵族普遍爱好田猎,连刘邦擒韩信还是以“会猎云梦”作
幌子的。
[17]
淮阴侯列传贾谊、贾山、枚乘、司马相如等人都痛陈沉溺田猎之弊。
在汉之前,虽然田猎生活已经很普遍,但写作技巧还不能表达田猎生活。
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战国策》、《高唐赋》、《招魂》等这些先秦作品对田猎的描写都是那么简短。
要表现田猎还有赖于赋本身的发展。
大赋的出现,标志着赋的写作艺术的全面成熟。
只有大赋时代,象田猎这样复杂的活动才能被完整地描写。
《七发》中田猎的描写比之先秦作品就详细得多,而到《子虚赋》、《上林赋》就已经完善了。
扬雄的大赋作品中描写田猎比枚乘、司马相如等人的作品结构更为紧凑,气氛更为紧张,也是时代生活的发展和文章同步发展的原因。
汉代田猎比之战国,规模更大,场面热烈,象枚乘、司马相如这些“言语侍从之臣”必然有深刻的感受,写为赋作,也就比先秦细微、全面、精彩了。
田猎活动气势宏大,场面开阔,全是激烈的动景。
赋作要完整描写田猎,自然也就需要相应的规模和气魄,即宏大、完整的格局体制。
《子虚赋》、《长扬赋》等等就很准确地证明了田猎题材与赋作风貌的关系。
汉大赋的另一重要对象是京殿。
京即都市;
殿即宫观台榭。
京都被汉大赋反复描写,反映着汉代城市的巨大发展。
大赋作者特别关注的题材就是都市的具体景象,不厌其烦、面面俱到地刻画形容以表达作者对都市的深刻感受。
汉代都市数目庞大,据林剑鸣《秦汉史》推算,各种类型城市有“一千七百余”座。
西汉城市规模庞大,远远超过前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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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代经济发展的结果,集中地反映在城市繁荣的景象之中。
除首都外,还有一批全国性的大城市,如洛阳、邯郸、临
淄、宛、成都都是规模相当大的城市,时称‘五都’”。
[18]
在这种都市条件之下,才会产生扬雄、班固、张衡等人的京都大赋,而在此之前,现实社会没有提供足够令人神往的素材,专门描绘京都的作品就难以产生。
宫观台榭作为遮蔽阴阳风雨、供奉神灵的建筑,在战国时代也完成了从实用到审美的过程。
它们在先秦写作中的情况和田猎相当。
要得到完美地表现,仍有待赋的写作艺术和宫观台榭本身的发展。
《墨子》曰:
“纣为鹿台糟邱,酒池肉林,宫墙文画,雕琢刻镂”,[19]
（《墨子间诂》附《墨子佚文》第9页,又见刘向《说苑
・反质》“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尔百姓。
”[20]
周书・泰
誓《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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