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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长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遗少弟，是吾不肖。

”欲自杀。

其母为言曰：

“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长男，柰何？

”朱公不得已而遣长子，为一封书遗故所善庄生。

曰：

“至则进千金于庄生所，听其所为，慎无与争事。

”长男既行，亦自私赍数百金。

至楚，庄生家负郭，披藜藋到门，居甚贫。

然长男发书进千金，如其父言。

庄生曰：

“可疾去矣，慎毋留！

即弟出，勿问所以然。

”长男既去，不过庄生而私留，以其私赍献遗楚国贵人用事者。

庄生虽居穷阎，然以廉直闻于国，自楚王以下皆师尊之。

及朱公进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后复归之以为信耳。

故金至，谓其妇曰：

“此朱公之金。

有如病不宿诫，后复归，勿动。

”而朱公长男不知其意，以为殊无短长也。

庄生闲时入见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则害于楚”。

楚王素信庄生，曰：

“今为柰何？

”庄生曰：

“独以德为可以除之。

”楚王曰：

“生休矣，寡人将行之。

”王乃使使者封三钱之府。

楚贵人惊告朱公长男曰：

“王且赦。

”曰：

“何以也？

“每王且赦，常封三钱之府。

昨暮王使使封之。

”朱公长男以为赦，弟固当出也，重千金虚弃庄生，无所为也，乃复见庄生。

庄生惊曰：

“若不去邪？

”长男曰：

“固未也。

初为事弟，弟今议自赦，故辞生去。

”庄生知其意欲复得其金，曰：

“若自入室取金。

”长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独自欢幸。

庄生羞为儿子所卖，乃入见楚王曰：

“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报之。

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杀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钱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国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

”楚王大怒曰：

“寡人虽不德耳，柰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

”令论杀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

朱公长男竟持其弟丧归。

至，其母及邑人尽哀之，唯朱公独笑，曰：

“吾固知必杀其弟也！

彼非不爱其弟，顾有所不能忍者也。

是少与我俱，见苦，为生难，故重弃财。

至如少弟者，生而见我富，乘坚驱良逐狡兔，岂知财所从来，故轻弃之，非所惜吝。

前日吾所为欲遣少子，固为其能弃财故也。

而长者不能，故卒以杀其弟，事之理也，无足悲者。

吾日夜固以望其丧之来也。

”（本文所引《史记》及《汉书》文字，均据中华书局标点本。

）

通读完司马迁这段文章，可以看出，与其说这是历史，不如说是小说。

它讲的是一个阴谋事件，其中大节，如陶朱公与他的家人、陶朱公长子与庄生、庄生与楚王之间，行为言语都是极端秘密的，不可能为第三者所知。

其中还夹杂有陶朱公夫妇、庄生夫妇、陶朱公长子和楚国贵人之间的对话细节，同样也不可能为外人所知。

文章描绘的细节越多，讲述的语言越生动，作为真实历史记录的可信度越低。

这段文字至少不会是楚国的官方历史，是可以断定的，因为史官无从得知事件背后的种种阴谋。

解读“三钱之府”，这是一个不能忽略的背景。

如果这个故事的来源不是楚国的官方档案和史书，就只能是文人创作或民间传说。

我们权当它是司马迁记录下的一个传说。

这就引来另一个问题。

此事发生时，“朱公居陶，生少子。

少子及壮。

”越王勾践灭吴，时在公元前473年，此后范蠡浮海出齐，“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

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

虽然在齐国居住的年头不多，但依靠“苦身戮力”耕种获得数十万家产，也不会是一年、两年的事。

去齐居陶后出生的小儿子，至故事发生时已长大成立，能办理如此重要的机密事宜，总要20岁上下。

如此算来，陶朱公救子一事大致发生在公元前450年前后。

此时去司马迁作《史记》的汉武帝时代（前140-前87），已有300多年。

这300多年，正是中国历史发生转折性变化的时期。

中国货币在此期间也经历了从发生到发展、从凌乱到统一的巨变。

众所周知，楚国的语言、文化与中原各国并不完全相同，从出土实物看，其货币也与中原各国不同，自成体系。

“钱”作为货币名称，在中原显然是循着农具铲——铲形币——铜铸币路径演化而来的，语言背后有真实社会生活支撑，在楚国则没有这样的生活背景。

传世楚国文献如屈原的作品，并未出现“钱”字。

出土的楚国文字，滕壬生《楚系简帛文字编》（增订本，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收字49054个，“钱”只出现1例（另有一字疑似），而且不能确认是货币。

“金”则出现88例，以“益”为单位确属货币的有19例。

因此，在找到更多文字证据证明楚国的货币也称“钱”之前，仅凭汉人记录下的“三钱之府”这一孤例，来判断此“钱”究竟属于故事发生时的楚国语言，还是流传过程中的中原语言，抑或司马迁记录时的汉代语言，是一件困难的事。

从现有知识看，属于后世中原语言的可能性更大。

解读“三钱之府”，这是另一个不能忽略的背景。

在这样的背景下，让我们来研究一下“三钱之府”带来的几个问题：

楚国的“三钱”究竟是什么？

“三钱之府”是一个什么机构？

它与赦免罪犯有何关联，为何楚国人看见“封三钱之府”，就知道即将大赦？

二、“三钱”是金银铜三种金属货币吗

对这一问题，迄今为止几乎所有人都使用同一组肯定答案，其根据是南朝宋裴骃的注释。

裴骃在《史记集解》中引用东汉人贾逵和三国时人韦昭的观点来注释“三钱”：

国语曰：

“周景王时将铸大钱。

”贾逵说云：

“虞、夏、商、周金币三等，或赤，或白，或黄。

黄为上币，铜铁为下币。

”韦昭曰：

“钱者，金币之名，所以贸买物，通财用也。

单穆公云‘古者有母权子，子权母而行’，然则三品之来，古而然矣（按此处原标点作“单穆公云：

‘古者有母权子，子权母而行。

然则三品之来，古而然矣’”，误。

“古者有母权子，子权母而行”是单穆公的话，“然则三品之来，古而然矣”是韦昭的话。

裴骃并将韦说“二品”误为“三品”，详下）。

骃谓楚之三钱，贾韦之说近之。

裴骃并未给出“楚之三钱”的明确定义，只表示接近“贾韦之说”，读者按文字的内在逻辑不难推出:

“金币”分“赤白黄三等”；

“钱”是“金币之名”而且自古分三品；

“楚之三钱”即三种钱，亦即“赤白黄”三等。

按裴骃的意思，大概还是说“赤白黄”三种铸币，他生活在铜钱时代，应无法脱离大的时代背景。

到现代学者这里，“三钱”就被具体指为金、银和铜三种金属货币了。

但这一推论是受到误导的结果。

一方面，我国上古实行多元货币制度，同时流通贵贱几种货币，“钱”是青铜铸币，而且是低值货币，直到汉代，都与其他货币并称，并未取得货币总称的地位，不能用来表示其他币种。

司马迁对此尤为严格区分。

如《史记•平准书》中那段著名的“太史公曰”，开章明义就说：

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

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

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为上币；

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

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

在司马迁眼里，秦统一之前，“钱”是“龟贝金钱刀布”等多元货币中的一种；

秦统一之后，“钱”是“金钱”两种货币中的一种。

金、钱并称，并不互相统属。

在金、钱之上另有抽象货币概念“币”与“货”，并演化出今天的“货币”一词。

另一方面，对照韦昭《国语解》，细读裴骃的注释，可以发现裴注充满误读和误导。

《国语》“景王二十一年将铸大钱”，韦昭注云：

钱者，金币之名，所以贸买物、通财用也。

古曰泉，后转曰钱。

贾侍中云：

“虞夏商周金币三等，或赤、或白、或黄。

”

大钱者，大于旧，其贾重也。

唐尚书云：

“大钱重十二铢，文曰大泉五十。

”郑后司农说《周礼》云：

“钱始盖一品也。

周景王铸大钱而有二品，后数变易，不识本制。

至汉唯五铢久行，王莽时钱乃有十品，今存于民多者，有货布、大泉、货泉。

大泉径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泉五十。

”则唐君所谓大泉者，乃莽时泉，非景王所铸明矣。

又景王至赧王十三世而周亡，后有战国秦汉，币物改转不相因，先师所不能纪。

或云“大钱文曰宝货”，皆非事实。

又单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权母而行”，然则二品之来，古而然矣。

郑君云“钱始一品至景王有二品”，省之不孰耳。

韦昭时代“金”有金属、黄金、青铜三义。

他说“钱”是“金币之名”，又说这就是古时候的“泉”，显然此“金币”的概念是“青铜铸币”。

但凡有些钱币知识的人，读了韦昭的论述，都不会把古称为“泉”、以铢两记重、上有文字的“钱”当成金、银。

但他使用的“金币”一词，容易与“金属类货币”或“黄金货币”概念混淆。

单看贾逵（即贾侍中）的解释，也说不上错误。

其实他在节述司马迁的观点，但简括过甚，语焉不详。

贾逵说的“虞夏商周金币三等，或赤、或白、或黄”，显而易见就是司马迁说的“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只不过将其流通年代下延至商周。

需要注意的是，“金”只是司马迁所述虞夏六币中的一币，指不考虑铸造形态的金属，后面还有青铜铸币“钱”等五币与其并列。

贾逵将六币中的“金”称“金币”，循例“钱”就应称“钱币”，贝应称“贝币”，等等，金币与钱币、贝币是同级概念，互不统属。

分为“赤、白、黄”三等或三品，只是金币的特性，而非其他币种的特性，与“钱”并不相干。

贾逵在谈论了上古币制中的“金币”后，却没有接着谈“钱币”等其他五币，而是转谈“黄为上币，铜铁为下币（从司马迁所言看，应为‘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的秦汉币制，将黄金与铜钱区别为两类货币。

虽然谈话有些跳跃，但有司马迁的完整论述作参照，读者也不会因此将“赤、白、黄”当成“钱”的属性。

但把韦昭、贾逵的注释放在一起，问题就出现了。

韦昭本来在注释青铜铸币，忽然引入贾逵重在金属类货币的说明，两个不同概念共享“金币”一名，对读者的误导开始了。

更大的问题出在裴骃那里。

他对贾、韦二人的注释断章取义，删除了两家注中能看出所论为“铜钱”的内容，只把两个概念不同的“金币”放在一起，读者自然会认为贾、韦二人说的是同一件事。

就这样，金属类货币“金币”偷换了青铜铸币“金币”的概念，与后者同义的“钱”被强行赋予金属货币才有的“赤白黄三等”属性。

更令人惊讶的是，韦昭根据单穆公所云“钱有母子（就是大小）”指出钱自古就有“二品”，到了裴骃这里，居然变成“三品”。

这个本不存在的“三品”又被裴骃抓住作“合理推论”，认为“楚之三钱”近于“钱之三品”，亦即近于“金币三等”。

后世读者不察，只看裴骃的注释，不看韦昭原注，也不看司马迁对金、钱概念的界定，就只能以讹传讹了。

三、“三钱之府”是什么性质的机构？

裴骃牵强附会，也属于情不得已。

因为若把“钱”限定在青铜铸币概念内，即使在对古代货币知识的了解远超过古人的今天，也是难以解释的。

不仅文字记载阙如，也得不到考古发现支持。

一直以来大量出土的楚国铜币均为“蚁鼻钱”，即使把偶见于楚国边地归属未明的“楚大布”算上，也找不出三种“钱”来。

既不是金、银、铜三种金属，又没有三种铜钱，那么楚国的三钱和三钱之府到底是什么？

这首先要从府字说起。

府是古代赋税征收和保管机构。

《礼记·

曲礼下》：

“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货，典司六职。

”郑玄注：

“府，主藏六物之税者。

在楚国也如此。

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