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上正确与后殖民理论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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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地说，这种政治包含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力实践与知识分子信奉的一系列的政治立场和观点。

关于西方学院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力实践非本文力所能及，在这里，我更倾向于讨论那些流行的政治观点，是如何贯穿在当今的文化研究中，并且有力地构成了知识分子新的意识形态。

自从十九世纪以来，知识分子就与意识形态结下不解之缘。

正如丹尼尔·

贝尔所说：

”十九世纪的各种意识形态通过对必然性的强调以及向它的信奉者灌输热情，已经完全可以和宗教相匹敌。

由于这些意识形态把必然性和社会进步看作是同一的，因此它们也就和科学的积极价值在一起。

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意识形态本身也是和那个企图维护其社会地位的知识阶层的兴起在一起的。

”【2】。

尽管本世纪以来，意识形态的生产和支配方式发生根本的变化，帝国主义霸权，专制政体，民族革命，文化认同等等，构成了现代以来的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超级系统。

就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意识形态也从未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平息。

五十年代末，麦卡锡主义声名狼藉，”意识形态的终结”一时成为知识分子的热门话题【3】，但六十年代的激进主义运动重新又使意识形态甚嚣尘上。

意识形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意义指向和功能，如果说十九世纪以来的启蒙主义信念还是在思想文化的意义上构造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那么，在五十年代的冷战时期产生的意识形态和六十年代的激进主义运动则表明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实践紧密相联，这种意识形态当然也是思想文化的产物，但更主要的是强有力地支配着思想文化的再生产。

六十年代激进主义运动随着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的结束而弱化，知识分子普遍退回书斋，寻求纯粹知识的构造，以替代激烈的社会运动。

例如，像巴特这样的一度追随萨特的激进主义知识分子，开始转向语言学的文本分析实验，并且个人的美学趣味也转向了纪德式的优雅与纯净。

确实，七十年代以来是意识形态衰退的年代，然而，不管是”宏伟叙事”的解体，还是冷战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或是”历史的终结”【4】，都不过意味着旧有的意识形态体系陷入危机，而新的意识形态正趋于形成。

如果说80年代后期以来的”文化研究”自觉酿造学术的意识形态，那显然是夸大其辞的说法；

”文化研究”表征的政治性，之所以是一种学术的”政治”，在于这种”政治”乃是学术话语包含或折射的观点、立场和态度。

文化研究正是在承袭和发挥后结构主义的那些知识体系时，表达了学术话语的特殊政治意向。

在这一意义上，后结构主义解构中心，反抗权威，强调边缘性，强调少数族群的利益，这既是后结构主义习惯寻找的研究主题，也是它力图表达的思想意向。

文化研究承接了这些主题，并且推到更加彻底的地步。

这些学术话语包含的政治态度，在其运作过程中不断扩展和增殖。

”政治上正确”在80年代后期以来的欧美大学校园已经是一种普遍的共识，这些”政治上正确”的命题包括：

对传统资本主义价值观提出挑战，反种族歧视、环境保护运动、女权运动、强调少数族群（例如同性恋者）的权益等等。

这些观念已经不仅仅是维护一些处于弱势的少数族群的权益，更重要的在于它已经变成大学的信条，在这些方面没有人敢于越雷池半步。

在当今时代的西方大学墙院内，谁要是对有色人种有所非议，对妇女有所不恭，或者对环境漠不关心，以及对同性恋者不给予必要的同情理解，那么这个人会被视为在”政治上”犯下方向性的错误，至少会被看成是”政治上”的落伍者。

这些原本基于新保守主义的宽容性的价值观，现在多少已经有了激进的态势。

文化研究的政治倾向最突出反映在女权主义、反种族歧视以及后殖民理论问题上。

显然，后殖民理论由于其理论的深度和广度和深度，它的锐气和后劲，因而它所表征的政治性问题就更加引人关注。

也正是因为女权主义理论有向种族问题，特别是向后殖民理论位移的趋势，使其政治冲击力大加强。

很显然，”政治上正确”使有色人种的女权主义者变得理直气壮，而”种族偏见”的概念正在以另一种形式扩大化。

”种族”日益成为文化交流中的障碍，令人惊异的是，现在，这种障碍横亘在白人女权主义者面前，这使她们在真理面前步履蹒跚，因为，白人女权主义的政治动机和理论的诚实性都受到怀疑，这使她们的理论的可信度大大降低。

现在，更为致命的是，白人女权主义者的文化身份成为无法抹去的局限，不少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正是抓住这一要害从而对白人女权主义者研究第三世界妇女问题的”学术资格”表示怀疑。

美籍华人学者周蕾（ReyChow）指出：

”西方女权主义者应该正视自身的历史局限——西方妇女运动是在物质高度丰富，强调思想自由和个人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发达时期产生和发展的。

这个社会的发达是建立在剥削和压迫发展中国家的基础上的。

西方女权主义者要与第三世界国家妇女对话，应该首先认识和批评自身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影响，以平等的态度对待第三世界妇女运动和理论。

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和利益强加在第三世界妇女身上。

”【6】这很有点象中国长期盛行的”血统论”，出身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享受着资本主义的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白人女权主义者的首要工作是反省帝国主义霸权和殖民历史（这与中国知识分子需要进行思想改造的论调如出一辙）。

第三世界的女权主义者一直抱怨白人女权主义者存在着”优越感”，似乎她们天生就不可能因此也就永远不可能理解第三世界的妇女问题。

正如她们的皮肤无法变黑一样。

很显然，白人女权主义在政治上的”正确性”受到怀疑，而这种怀疑根源于她的文化身份，特殊的文化决定了人们是否有可能，有资格去”正确”理解另一种文化。

按照这种理论，这些来自第三世界的女权主义者，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充当第三世界妇女的代言人，她们的角色和资格同样有可能受到怀疑。

她们生长并受教育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远离本土文化，何以能理解本土的”受压迫”“受剥削”的妇女呢？

例如，斯皮瓦克自以为是印度受压迫妇女的代言人，但印度本土的知识分子并不以为然。

同样的质疑还可以推论下去，就是在本土文化范围内，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精英，又如何能理解”受压迫”“受剥削”的妇女呢？

斯皮瓦克曾经以”沉默的从属阶级能够发言吗？

”为题撰文，但她的发言就能够代表从属阶级吗？

当种族问题被移植到女权主义的议事日程上时，也就意味着白人女权主义者占据主导的时代已经结束。

现在，在关于女权主义问题的讨论会上，有色人种的女权主义的声音已经远远盖过白人女权主义，这些还显得温文尔雅的名媛淑女，现在只有在诸如”女同性恋”、爱滋、环保或青年亚文化群等问题上有些发言权，而在妇女与殖民主义历史这一最热门的论题上，节节”败退，只有洗耳恭听那些代表第三世界”从属阶级”发言的女权主义者责问和训导。

事实上，这种局面乃是当今西方主流文化的反映。

这些反西方父权制文化的女权主义者们，不过是把西方当今的父权制的主流话语推到另一个高度。

后结构主义理论在很大种度上承继了尼采激烈抨击西方理性主义的思想传统，反逻各斯中心主义，解构历史宏伟叙事，进一步对西方的文明持各种批判态度等等，也就是说，自现代以来的西方知识传统其主流倾向就是批判西方文明自身，清理西方的知识传统构成了西方知识分子的主导批判精神——这本身又不断构成西方的知识传统。

显然，后结构主义在这方面走得更远，象福科和德里达，以及列奥塔和德留兹等人所做的工作，就是对西方现有的知识传统进行彻底的清理。

这项西方知识传统内部的批判，随着后殖民理论的兴起，又具有了东方/西方的双重视野。

在西方的知识危机的裂痕中，可以扯出一部庞大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霸权史，原来面对自身历史的西方知识分子，现在突然发现他们要面对第三世界，面对一群曾经饱受压迫和奴役的”他者”。

所幸的是，最激进的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目前还只限于批驳白人女权主义者，而更强大的后殖民理论显然还不能撼动西方知识传统的主流势力，这使作茧自缚的激进的西方理论家们还可以高枕无忧，目前只有白人女权主义者自食恶果。

对殖民主义的批判不过是批判帝国主义理论的必然延续，只不过帝国主义这一概念更偏重于政治学与经济学，而殖民主义批判偏向于文化理论。

早在五十年代，弗朗兹·

范农（FrantzFanon）写下《黑皮肤，白面具》，可以说是批判殖民主义文化的早期经典之作。

范农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重新审视殖民主义者对殖民地的文化态度和表意策略，反省殖民主义者是如何在文化上构造殖民地，从而更好地把握和控制殖民地。

关于殖民者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互动，特别是殖民者对殖民地人民的文化渗透这一主题的研究，可以看成是后殖民理论的基础工作，这位出生在法属安第利斯群岛的马丁尼克岛的精神病医生，终其短暂的一生都是为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奋斗，他甚至公开为武装暴力辩护。

对于他来说，没有什么事实比广大黑人遭受白人统治、文化侵略和种族歧视却哑口无言的心理创伤更令他震惊。

范农揭示出殖民主义是一种藏在种族和文化优越性的花言巧语面具下、为资本主义经济利益服务的渗透性压迫结构。

很显然，范农的理论在于强调种族差异性，它坚决反对白人种族优越性这种观念，他把黑人试图学习白人，试图成为白种人的文化想象看成严重的精神妄想症。

由于被盖上黑人的印记，同时徒劳地力求使自己成为白人，黑人就形成了一种过度敏感的心理失常，”过分受到外来的限制”，从而，他作为一个人的基本特性被异化。

范农对殖民地文化与白种人文化的同化持悲观态度，同化的结果不过是使黑人更深地陷入想要”得到白人另眼相看”的妄想狂的精神分裂怪圈。

这种精神分裂症尤为明显地发生在城市上流社会的土著知识分子身上，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城市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教育和文化，同时是由于物质利益与殖民地经济持续密切关联所决定。

例如，乡村农民较少受到这种妄想狂患者心理的影响。

范农后来在他进一步的研究著作中指出，乡村农民的传统习俗以及对被白人移民所占有的土地毫不含糊的需要，为反抗种族主义提供了基础。

在范农的反殖民主义理论表述背后，是他持续不断的革命要求，这种革命要求的矛头当然对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但是，在多大程度与西方启蒙时代以来的文化相对立又值得推敲：

”我突然在这个世界上发现我自己，并且认识到，我唯有一种权利：

那就是向他人要求合乎人道的行为……我唯有一种义务：

那就是不由于我自己的选择而放弃我的自由。

”范农受过系统的西方教育，他关于种族革命，关于人权的各种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来自他所接受的西方理论。

关于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种种观念，这些都与西方现代以来的”现代性”文化结下不解之缘。

”现代性”本身就是一种分裂的文化，一方面，他把世界历史的进程进行总体的规划，把人类纳入到理性的范畴和科学的范畴；

另一方面，整个”现代性”的设计和展开又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历史实践来推行，这种”现代性”规划进入第三世界必然会产生严重的分裂。

现代性的宗主国试图在殖民地的第三世界国家培育的那些观念，正好用于推翻西方列强进行的历史实践。

在这一意义上，范农为代表的殖民地知识分子同样处在这种分裂之中，他们正是用”现代性”的观念，去颠覆殖民主义宗主国的历史实践。

赛依德的”东方主义”主要通过对”东方学”这一学科的形成、建制、思想方法和功能的研究，揭示出殖民时代以来，西方形成的一整套关于东方的知识话语和文化心理。

”东方主义”自从发表以来就成为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