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出务工对县域经济发展作用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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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所指的外出打工的主体既包括进城打工的农民,也包括前往大城市或经济发达地区打工的来自中小城镇的剩余劳动力。

因此,这里所说的外出打工者或打工者的含义比一般所说的农民工的含义更加宽泛。

打工既包括受雇于大城市或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也包括在上述城市或地区的自我雇用,如自己或合伙开办小餐馆、小建材店、承包小旅馆等。

　　对于外出打工的现象,大多数研究文献是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民收入及为城市经济提供廉价劳动力的角度去探讨的。

也有一些文献讨论了外出打工与县域经济的关系问题,如蔡文著认为发展县城经济的实质是要解决“三农”问题,而其中的关键是要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这样实际上是将外出打工视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寻找出路,以减轻县域经济发展的负担的重要途径。

王培根、龙泉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县域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但在分析的深度上挖掘不够。

凌斌、王勇以安徽省无为县为例,论述了外出打工者回乡创业对于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但基本上还是停留在简单的理论讨论层面,实证分析和数据运用比较薄弱,而且只是关注回乡创业,回乡创业实际上仅是外出打工的回馈效应之一。

　　外出打工者的原籍地大多在县城及县城以下的镇和乡,本文旨在讨论外出打工对于县域经济的发展有何影响、影响的机制和途径以及对县域经济中的城镇化有怎样的推动作用等。

　　由于外出打工者的消费、投资等活动没有专门的统计数据,所以我们只能主要采用与打工者面谈或访谈的方式以获得相关数据和第一手资料。

由于笔者生活和工作所在地及旅游、工作的关系而到过的城市,还有由于笔者及亲戚原籍地的关系等,这种访谈在上海、苏州、深圳、海口、厦门以及江西省的永修县、德安县、进贤县,安徽省的泾县、青阳县等进行。

在上海、深圳等上述城市访谈的打工者来自江西、安徽、河南、湖北、湖南等省份;

在永修县、泾县等上述县访谈的外出打工者外出打工的省及城市有上海、深圳及浙江、江苏、福建、广东、海南等。

当然,外出打工的城市有的也位于中部区域,如江西的打工者前往安徽某个城市打工。

　　二、打工者知识的积累、传播与返乡投资

　　按照罗默、卢卡斯等人提出的新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来自劳动者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边干边学”。

从边干边学的角度看,打工者的打工过程无疑是一种知识的积累过程,这种知识的积累和技艺的学习在不少方面是其他学习方式所无法替代的。

因为从知识管理学的角度来看,知识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前者是指能够被人类以一定符码系统加以完整表达的知识,后者则是指那种与一定的情境、过程相联系的,难以通过符码系统表达的知识,如技艺高超的厨师的厨艺、某些生产工艺技术等就属于隐性知识。

当然,这两种知识是难以截然分开的,同一知识体中往往既包含显性知识,也包含隐性知识。

隐性知识的获取和传播常常需要通过一定指导下的“边干边学”和“边学边干”来实现。

打工者的打工过程及其目的——返乡投资不仅实现了显性知识从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向中西部县域的传播,而且实现了隐性知识的上述流向的难度较大的传播。

　　打工者的知识积累不仅来自打工过程本身,而且来自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整个文化环境、先进观念等,这即是所谓的打工会开阔眼界,更新观念。

　　打工所积累的知识为打者寻找和发现家乡的商机提供了能力和胆略,如江西省永修县城的第一个房产中介公司就是曾在上海某房产中介公司打工的返乡投资者所开;

最早的为数不多的几家洗车点之一,是曾在深圳某洗车场打工的返乡者所开。

又如安徽省青阳县城最早的少数几家电脑修理公司之一,是曾在上海从事过电脑修理业务的返乡者所开。

此外,外出打工的积蓄,则为他们返乡投资提供了一定的资金基础。

　　我们的研究还表明,打工者的知识积累率和资金积累率与打工的集聚度密切相关。

外出打工的集聚现象不仅存在于打工的空间构成方面,还存在于打工的行业或工种构成方面。

在我们所实地调查的输出打工者的许多地方,往往是少数人到某地去打工,会带动当地甚至周边地区的很多人也前往同一个地方打工;

往往是少数人外出打工从事某一职业,当地其他人也外出从事同种职业。

如江西省永修县吴城镇的相当一部分外出打工者曾一度集中外出生产糖果;

江西安义县外出打工者则以加工塑钢、铝合金门窗闻名。

在上海市杨浦区的包头路、松花江路及抚顺路等处,安义人开设的塑钢及铝合金门窗型材加工、销售店几乎是一家连着一家。

在深圳市的一些企业,也常可发现同一企业的打工者大多来自同一地方的现象。

　　打工集聚的原因可从老乡提供的信息的便捷性及带来的安全感等方面解释。

打工集聚的效应则主要体现在:

信息和生产经营工具等的较好共享降低了生产经营成本,实现了“老乡经济体”的规模经济效应;

提高了市场知名度,降低了市场需求方的信息搜寻成本;

增加了与企业或雇佣方的谈判力量,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维护打工者的经济利益,这在目前打工者利益屡受侵犯的情况下尤显重要;

有助于加快打工者的知识积累,因为集聚可以促进信息的交流和知识的互补,从而增进打工者的共同知识。

　　打工者的知识如何向原籍地传播?

怎样对原籍地的县域经济产生回馈效应呢?

一是通过人员流动、信息交流给县域经济注入新的知识、理念等。

一个值得咀嚼的现象是,较有成就的外出打工者在原籍地的家人、亲戚也往往会在当地经商小有成就。

二是通过外出打工者的返乡投资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

如截止到2009年4月初的不完全统计,江西省安义县共有27家建材类企业,拥有塑钢生产线400条,铝型材生产线26条,均为外出打工者返乡投资兴办,其产值占全县GDP的%①,外出打工的回馈效应对于县域经济的促进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在打工者的知识回馈方面,尤其值得提到的是春节期间外出打工者的大规模返乡探亲效应。

春节期间,返乡的打工者走亲访友、品茶欢宴、促膝交谈。

他们谈论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观念意识、打工的经历、学习的技艺及家乡的投资机会等,于是,春节期间成了一个信息交流的超大平台和知识传播的超大课堂。

春节后,外出打工的流向和流量往往会根据新的信息有所调整,一些外出打工者常常会决定是否在家乡投资,甚至当地企业的一些经营思路、经营理念等也会出现微妙的变化。

　　参照著名的新经济地理学家Fujita和Thisse提出的涉及两区域的知识增长模型,这里假定全国分为县域经济和城市经济两部分或两区域,可得到县域经济的知识形成公式为:

　　Kh=[hβdi+ηhdj]1/β,0<

β<

1,0≤η≤1

　　其中,Kh为县域经济的知识总量,β为人们在知识创造过程中的知识互补参数,它反映了经济活动主体及其掌握的知识的异质性,sh为县域经济的员工份额,相应的,1-sh为城市经济的员工份额,h和h分别为县域经济和城市经济中的员工的个人知识,i=1,2,……n;

j=1,2,……n。

η为区域间的知识扩散强度,一般与空间距离成正向变动。

η越小,代表了城市经济中的知识对县域经济的传播、输入越少,越困难。

　　打工者在城市经济与县域经济之间的频繁流动及对知识的传播在较大程度上克服了自然的空间距离的阻碍性影响,提高了上式中的η值,从而增大了Kh值,即增进了县域经济中的知识总量。

　　三、打工者的消费、投资回馈与城镇化

　　外出打工者的消费对于县域经济的注入主要通过两个途径:

一是返乡期间的消费;

二是打工收入回流转化为家人、亲戚的消费。

由于外出打工者返乡的高峰期是每年春节,出外打工者人数多的县便出现了消费十分繁荣的“春节经济”现象。

表1和表2是通过访谈和调查所得。

　　表1和表2的样本数据相差较大,除了与打工者打工地区的收入水平有关外,可能主要与对打工者取样的职业特性有关,而这又取决于在两个地区对于不同打工群体进行访谈、调查的便捷性差异。

根据表1显示的数据,如果一个县有3000人春节返乡,仅春节期间在原籍地的直接消费就达:

1017元×

3000人=万元。

　　除了消费外,不少外出打工者在经过一定时期的资金积累后,往往返乡在农村建房或在县城购房、购商铺。

这在笔者所调查的前述各县是一种普遍现象。

根据江西省永修县城最大的新建小区——建昌城市花园的不完全统计,该小区共分三期建有1118套住房,大约35%为外出打工者或外出打工者的直系亲属所购买。

　　在县城购房置业的外出打工者中一部分为原县城的居民,更多部分为原居住在该县农村和其他小镇的居民,他们在外出打工一定年限并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和创业能力后,往往选择在县城投资开店、购房置业。

所以说,外出打工的重要回馈效应之一是促进和加快了县域经济的城镇化进程,县域经济中的城镇化可由图1来简略地表示。

　　这里举一个较有代表性的案例,江西省永修县吴城镇是一个历史名镇,镇上原来中年及中年以下的居民,大约有1/3已经迁往县城和其他城市,镇上现在的居民绝大部分为来自吴城镇管辖的松门村、松丰村、荷溪村、河东乡等乡村的农民。

永修县城则有越来越多的住户,原为该县其他小镇和农村地区的居民或农民,永修县城甚至有一条街道曾被称作“农民街”,因为最初这条街的两边居住的几乎都是来自农村地区的农民。

　　根据江西安义县公安局提供的户籍人口资料及对乡镇流出人口的摸查,到2007年,外出人口达90071人,占该县总人口的%。

外出人口的返乡投资和返乡购房使该县的城镇化率从2001年的%迅速提高到2008年的%②。

　　外出打工的群体中,也有一部分人在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后,在打工所在地或其他地方安家置业,不会回到原籍地。

但不管选择在何处定居,都加快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因为原籍农村的打工者一般会选择在城镇定居,原籍小城镇的打工者一般会选择在大中城市定居。

　　归纳对江西的永修县和安义县,安徽的泾县和青阳县等回家乡定居的21名打工者的访谈,返乡定居的动因可表示,在外地买不起住房,外地的生活成本高及小孩入学问题是外出打工者返乡定居的最主要原因。

　　四、政策建议

　　外出打工的回馈效应并不是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但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

为了更好地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更好地强化和吸收外出打工的回馈效应,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考虑的相关政策措施有:

　　第一,各级政府管理部门不应将外出打工或进城打工仅仅视作是补充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劳动力需求,也应该从发展我国庞大的县域经济的战略高度来认识。

要不断地完善相关法律,切实保障打工者的经济利益,减少甚至消除拖欠、克扣打工者的工资的不合理现象,减少和规范外来打工者在城市设店、谋生的管理税费,以便城市经济通过打工者的途径更好地回馈县域经济。

　　第二,大力加强交通网络建设,提高春运能力,尽可能地让愿意返乡过年的打工者能够如愿。

因为正如前述,打工者的春节返乡在信息交流、知识传播、消费支出、投资决策等方面对县域经济发展都有强大的推动作用。

　　第三,外出打工者的原籍所在地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加强交通建设。

从对外出打工者的访谈和对一些县的调查中可以发现:

基础设施越好,交通越便利的地方,外出打工者越多,外出打工的回馈效应也就越强。

　　第四,访谈中还发现,在外以单独或合伙开店形式打工以及受雇于人的技术性工种的打工者,返乡投资、创业的能力较强,可能性较高。

而那些技术性含量不高的工种的打工者返乡投资和自我创业的能力较低。

原籍地政府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应注意选择那些有助于这类外出打工者就业的投资项目,以便吸引他们返乡就业,因为这些打工者在该行业毕竟还属于原籍地的“熟练”劳动力。

　　第五,改进和加强对外出打工者返乡投资的金融支持。

调查和访谈显示,打工者返乡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