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管制复归的制度变迁分析天津市鸡蛋价格管制剖析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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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管制复归的制度变迁分析天津市鸡蛋价格管制剖析一

价格管制复归的制度变迁分析——天津市鸡蛋价格管制剖析

（一）

摘要制度经济学把制度作为影响经济的变量。

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学派是把制度作为影响交易费用变动的基本变量。

按此观点，一种制度安排是否有效和能否持久存在，主要就是分析这种制度在创建和运行过程中的成本和收益，即是节约还是增加了交易费用。

如果是节约了交易费用，这种制度就有生命力；否则就不可能长久，当然通常这种类型的制度安排都是强制性的。

本文以天津市近几年为维护“低物价”（即“到了天津才知道社会主义好”这句流行语的基本内容）的“政治形象”而实行的鸡蛋价格管制制度为案例，说明在以市场导向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以价格补贴为核心的鸡蛋价格管制制度的建立和实施过程中，虽然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府的主要目的-维护了政治形象，但这项制度不是节约了交易费用，不是降低了成本、提高了这项制度的运作效率、增加了收益；而是相反，管制的实施超乎寻常地增加了交易费用。

用了解内情人士的话说是“劳民伤财”。

所以这种管制制度是一项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失败的制度安排，最终要被设计者放弃也就是必不可免的。

文中还从鸡蛋限价制度出发，分析了天津市近若干年实行的“低物价、低工资”的发展战略的利弊得失。

一、引言自改革开放以来，天津这个九百多万人口的中国第三大直辖市，同全国其它地区的情况类似，其经济一直在稳定增长，尤其是近几年增长更快些。

统计资料表明，天津近三年来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连续超过14%，近五年以来一直在10％以上。

从1988年到1995年国民生产总值由260亿元增长到920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年均增长9.3%；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表示，由3117元上升到10308元，按可比口径计算年均上升8.3%.居民收入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居民得到了实惠。

天津居民的人均实际年收入由1330元上升到4931元，扣除物价指数年增6.2%.人均消费支出由1279元提高到4063元，实际年增3.9%；人均年末储蓄余额也有较大增长，由747.37元上升到6147.18元，实际年增19%.可见，天津市经济发展作自身时序比较的确还是比较快的。

然而，当我们把天津市同周围的其他省市特别是与全国的先进城市相比时，天津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似乎仍嫌稍慢且稍低。

这种差别的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主客观原因加在一起可以列出一长串，但我们认为其中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恐怕是重要因素。

自80年代末以来，天津市全面地执行中央关于以稳定求发展的发针，把稳定作为压倒一切的大事来抓，其中突出强调控制通货膨胀上涨。

这一战略是正确、必要且有效的。

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在实际经济运行中自觉不自觉地把控制通货膨胀理解为“物价越低越好”，以致于天津经济似乎实际上进入了“低物价、低工资”的一种传统发展模式之中。

本文无意全面地对天津市的整体经济发展战略作出评价和分析，仅就为维护天津市场“低物价”的政治形象而对鸡蛋之类产品采取的物价管制制度的得失作些实证性的分析。

目的在于说明，在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中，以物价管制强制地维持某些并不需要管制的产品的低价状态，其交易费用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

成本大过收益，得不偿失。

透过对鸡蛋的价格管制的制度分析，也许能够对天津市的整体发展战略以及体制改革的推进有所启示。

二、制度背景：

天津市鸡蛋购销制度的演变过程鸡蛋，作为中国人现阶段消费中的一类重要的副食商品，其供求状况及政策制度的安排和实施，历来受到各地各级政府的关注。

因此若仅就其交易制度变迁的指向而言，天津市鸡蛋购销制度变迁与中国其它省市并无二致，都大体经历了从计划统购统销逐渐到由市场价格调节这样一个过程。

其差异主要表现在这一过程的不同时间安排及各阶段的不同特征中。

天津市的鸡蛋价格制度安排过程及阶段性特征如下：

（一）变迁过程的时间表根据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际，可以认为，几乎所有与市场价格制度有关的制度演进均滥觞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因此，研究天津市鸡蛋购销制度变迁，即由改革之前的统购统销到目前的市场调节过程，亦应以此为起点。

1979年5月，根据中央统一布置，天津市先后大幅度提高了猪、牛、羊、鲜蛋、水产品、粮食、油脂、油料、棉花等农产品收购价格，其中鸡蛋收购价格提高幅度为29.2%（粮食收购价格平均提高18.65%），并安排了鲜蛋的季节差价。

统购统销制度首先从收购价上有了一些变化。

1979年11月，按照国家规定天津市有计划地提高了8类主要副食品及相关产品的销售价格，其中鲜蛋的销售价格上调了22.2%（猪肉、牛肉和羊肉销售价上调幅度分别为：

29.1%、33.3%和31.6%）。

统购统销制度中的销售价格也有了变化。

1985年5月，天津市有条件地放开了肉、蛋、禽、菜及水产品等主要副食品价格。

在鸡蛋购销政策上采取了“放”（放开搞活）、“保”（保价收购）、“限”（限价销售）、“订”（合同订购）几项措施。

统购统销制度有了更大的变化。

1987年3月，天津市政府为纠正长期以来由于农口（农委系统）只管生产、商口（商委系统）只管销售造成的产销脱节、禽蛋生产和供应不稳定局面，决定改革旧的禽蛋经营管理体制，实行产销一体化，为此，成立了天津市禽蛋服务公司（全民所有制企业），隶属天津市农村工作委员会。

该公司下辖天津市蛋品加工二厂和天津市津牧工商联合公司。

天津市禽蛋服务公司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它兼有计划管理与商品经营两种职能但以计划职能为主。

该公司的业务范围是

（1）：

①负责制定本市禽蛋产销计划，保证市场需要和均衡供应；②推行经济合同制，将禽蛋的产销纳入有计划商品经济轨道，做到有计划生产、有计划调市、有计划销售；③利用价外补贴、物资分配、蛋料挂钩等手段组织禽蛋的加工、储运，旺吞淡吐，保证市场供应；④与国内外企业合资兴办禽蛋联合企业。

1989年3月，为加强对鸡蛋、蔬菜和生猪生产及调市的计划管理，切实保障城市供给，稳定物价，天津市政府决定从3月1日起实行主要生产资料供应与鸡蛋、蔬菜、生猪的收购、调市挂钩。

涉及鸡蛋的挂钩政策为：

生产单位每交售1公斤鲜鸡蛋，供应配合饲料3公斤、育雏料1公斤。

此外，市政府决定，由市农委负责安排全市鸡蛋生产、收购、调市任务；负责挂钩物资的分配和调剂与承担鸡蛋生产和调市任务的区（县）及其它生产单位签订收购、调市任务承包书。

市粮食局、供销社要按计划保证收购及调市鸡蛋所需挂钩生产资料供应。

到此为止，传统的统购统销制度已经发生了不少的变化或改进，但是其基本的特点并没有改变，基本的运作模式大致是：

1991年11月，在新的经济环境及市场条件下，天津市全面放开了鸡蛋和饲料的收购、销售价格，仅安排了鸡蛋销售参考价格，每500克不超过2.30元。

由于当时鸡蛋生产大于需求

（2），货源充足，市场销售价格呈下降趋势。

鸡蛋和饲料价格放开后，天津市相应取消了对生产环节饲料的“暗补”和经营环节亏损的“暗补”，全部改为对职工的明补。

从91年11月份起，市财政按每个职工每月1.5元的标准发放鸡蛋价格补贴。

（3）市场调节的运作模式比较简单清晰：

1995年8月，在改变了的市场供求条件下，市政府成立专门的“鸡蛋调市工作组”，对鸡蛋的销售过程进行干预，对鸡蛋销售价进行管制（详见后文）。

1996年3月，放弃价格管制，重新让市场作调节主体。

（二）制度变迁的阶段及特点从以上价格制度的变迁过程，可以概括出以下几个具有不同特征的制度变迁阶段：

第一阶段（1979年～1985年5月）：

价格调整阶段。

这期间天津市在保证鸡蛋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诸方利益的前提下，有计划地提高了鲜蛋的收购价和销售价，为下一步深化鸡蛋价格改革做了必要准备。

这一阶段天津市鸡蛋购销体制仍属由国家单一渠道控制的统购统销模式，只是价格做了一些调整。

第二阶段（1985年5月～1991年11月）：

“三多一少”流通格局形成阶段。

随着价格改革的深化和企业经营机制改革的开始，天津市改变了过去鸡蛋经营上的固定进货渠道、固定销售对象、固定倒扣作价的“三固定”形式和分层次、多环节、大流转的批发经营模式，逐渐形成多经济形式、多流通渠道、多经营方式和少流通环节（“三多一少”）的禽蛋流通格局。

这一阶段国有副食商业仍是鸡蛋经营的主渠道（4），发挥着较大的调控作用。

第三阶段（1991年11月～1995年8月）：

市场调节开始与价格管制复归阶段。

1991年11月后，天津市鸡蛋及饲料价格的全面放开，这标志着整个鸡蛋购销体制由计划调节向市场调节的根本转变。

这一制度变迁具有历史转折意义。

然而却不是稳固的。

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又重新实施了价格管制制度。

这实际上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部分复归。

在保护人民群众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稳定的前提下，市政府制定了国有副食商店鸡蛋销售价格的最高限价，并强制执行，同时配合以对鸡蛋实施部分统一收购和部分统一销售的措施。

第四阶段（1996年3月～至今）：

价格管制解除与市场调节最终确立阶段。

这一阶段的特征表现为市政府对鸡蛋价格管制的解除和市场机制最终成为调节鸡蛋的生产和销售的主角。

这种市场调节机制对政府计划管理体制的再次占优势是伴随着鸡蛋价格的相对稳定，人民群众心理承受能力的相对提高和市政府在鸡蛋价格问题上的观念的转变而出现的。

它预示着市场调节制度将长期持续存在下去。

三、价格管制的运作过程从以上关于天津市鸡蛋价格制度变迁的过程和阶段性特征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天津市1995年实施的价格管制制度这一制度安排，从本质上看表现为天津市市场导向性改革的反复和曲折。

于是研究这一制度安排的导因、实施过程及运作后果，就有了颇为重大的意义，因为它将为今后改革的顺利推进、避免反复提供借镜。

（一）诱因。

从1991-1994年，天津市在鸡蛋购销体制的市场体制改革已进行4年的时候，为什么又转回头来搞价格管制呢？

这当然不是没有原因的。

1995年二季度天津市鸡蛋价格就开始显出上跳征兆，至7月份继续不断上扬，市场价格有时高达3.50－3.80元/斤不等，大大突破了市政府原定每斤3.00元的限价水平（93-95执行），这可能是市政府对鸡蛋价格进行管制的导火线。

我们调查了导致鸡蛋价格上涨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供给相对减少和需求相对扩大。

前已述及，自1991年鸡蛋、饲料价格双放开后至1995年期间，天津市鸡蛋产量平均每年递增2.67%，而同期天津市城乡居民每年消费鸡蛋总量由9655万公斤增至约14000万公斤，平均年递增率为9.7%.（见附表一）。

这样，尽管总量上鸡蛋生产仍大于需求，（5）但鸡蛋供求差距的缩小有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导致鸡蛋价格反弹。

（2）成本推动蛋价上涨。

鸡蛋的生产成本包括饲料、水电、兽药、设备折旧以及死鸡摊销等，其中饲料成本占养鸡总成本的70%左右。

前几年，国家大幅度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造成了以粮食为主要饲料的养鸡成本也大幅度增加。

以玉米为例，1995年上半年天津市农村集贸市场成交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了87%，以玉米为主料的饲料价格上涨了47%（6），因此，成本推动是1995年7月份后鸡蛋价格上涨的另一重要原因。

（3）季节原因造成价格一定幅度的上涨。

由于中秋、国庆两节临近，生产所需用蛋量加大，城市居民购买也比较集中。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鸡蛋市场的均衡供应。

统计资料显示，市场价格几乎在每年7月份后均有不同程度提高。

（二）限价措施流程面对鸡蛋价格不断上涨的局面，天津市政府从稳定物价、保证人民群众生活不受大的影响的良好愿望出发，于1995年8月25日对鸡蛋价格实行管制，最高限价定为每斤鸡蛋3.30元。

这是一整套价格管制过程的目标。

这整个价格管制过程包括如下几个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

1]成立专门机构。

为了对价格管制工作进行组织、协调和统一领导，市政府专门成立机构-天津市鸡蛋调市工作组。

“工作组”成员包括4位市长、2位秘书长，农委、商委主任以及物价局、财政局、工商局、公安局、交通局等部门有关负责人员。

然后各委、局及县、乡也成立相应的办公室等机构。

层次之多、人员之众、规模之大、重视程度之高，均是少有的。

工作组如同“战斗指挥部”每天都要以报告的形式向市主要领导陈述当日的鲜蛋调市量，完成日调市任务的比例，以及未完成任务的原因，还要制做各种统计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