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当代视域中的早期启蒙论以萧萐父先生的问题意识为中心.docx

精选当代视域中的早期启蒙论以萧萐父先生的问题意识为中心.docx

《精选当代视域中的早期启蒙论以萧萐父先生的问题意识为中心.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精选当代视域中的早期启蒙论以萧萐父先生的问题意识为中心.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精选当代视域中的早期启蒙论以萧萐父先生的问题意识为中心

当代视域中的早期启蒙论*

————以萧萐父先生的问题意识为中心

刘菲

（复旦大学，上海200433）

【内容提要】早期启蒙论的代表人物萧萐父先生以构建中国现代性为问题意识，走进16世纪以来中国历史深处，通过对近四百年的学术思潮、社会风习、价值取向、审美趣味的历史科学的考察，认为：

中国有着自己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

进而提出这一启蒙运动是中国走向现代的历史根芽和结合点。

只有以这一历史结合点为逻辑起点才能真正寻求到中国现代性的源头活水。

本文立足于当代语境试图在更为广阔的学术背景下重新审视这一理论学说。

通过追寻萧先生早期启蒙说的问题意识和内在理路，以对话的视角来分析早期启蒙论的理论特质以系统阐释这一理论的历史内涵和时代价值。

关键词：

萧萐父；早期启蒙论；中国现代性；启蒙

早期启蒙说是在扎实的历史研究的基础上理解中国的理论视角，应该在现实的语境中通过对基础文本的深入解读和重新诠释来继承和发展这一学说。

这一理论话语内涵深广、治思深沉在文本架构上力求对传统深求其故而取证于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不仅深化了对中国传统和现代的思想认识，而且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研究的新境界。

其在古今中西的张力中寻求中国文化的现代出路，积极介入思想文化论争，彰显了中华文化的本土自性和推故而别致其新的内原动力。

一、萧萐父先生的问题意识和早期启蒙论的内在理路

早期启蒙论之所以在创建三十多年以来仍然受到重视、讨论和某种意义上的批判，并不在于这一理论如何玄远高深、神妙莫测，而在于这一哲学话语对于如何理解、承继中国传统和创建、发展中国现代性的本质重要性。

梁漱溟曾将20世纪上半期的学者区分为学问中人和问题中人，并自称自己虽曾作为教授却只是问题中人。

在我看来，萧萐父先生作为卓越的哲学史家和有原创性理论贡献的思想家，则既是学问中人更是问题中人。

萧先生治学堂庑宽广，于古今中西无所不窥。

然其并非徒以博闻强记自炫的传统读书人，而是以问题为中心进行学术耕耘的现代研究者。

其论学轨迹、立论宗旨和思想关怀都是以下述问题为中心而展开、深化和不断拓展的。

“近代西学能否和怎样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它的生根之处，从而通过对西学精华的吸收消化而实现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即发掘自身固有的源泉，依靠自身固有的活力，吐故纳新，继往开来，向现代化飞跃。

”

回顾萧先生一生的学思历程，也正是这一问题意识在牵引、激励和推动着其学术的深化和思想深入。

从幼年时期翻阅《明夷待访录》和《黄书》所产生的对明清学术的好奇，到学生时代广泛阅读梁任公、钱穆、杜国痒、嵇文甫等人的清学论著所产生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迷茫，都直接间接地推动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五六十年代，萧先生深入专研黑格尔——马克思的哲学史观及其方法论原则以求解决前一时期所留下的方法论困惑，并以王船山为个案进行系统研究，对船山哲学作了系统分疏以求即木见林、窥斑见豹。

八十年代，萧先生编著中国哲学史，并不断系统论述三十多年的学术思考。

《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文化反思答客问》、《活水源头何处寻》等原创性的文字从宏观上对早期启蒙进行了理论建构。

九十年代则从启蒙学术史观的视角重新梳理了近三百年学术史，对早期启蒙说进行了扩展和丰富。

直到作者晚年，仍然不遗余力地提倡、呼吁早期启蒙论的现代意义和理论价值。

在其晚年的绝笔文章中，高度凝练地重新论述了早期启蒙说的理论宗旨、运思路径和实践意义。

“坚持早期启蒙说，是为了从16世纪以来我国曲折发展的历史中去寻找传统文化的历史结合点，寻找我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的起点。

如实地把早期启蒙思潮看作我国自己文化走向现代文明的源头活水，看作中国文化自我更新的必经历程。

这样我国的现代化发展才有它自己的历史根芽，才是内发原生而不是外烁他生的。

”这就是说，中国现代化，是一个古今中西双向互动的过程。

既要现代化又不是单纯的西方化，既是中国传统的自我更新，又不背离人类文明的发展大道。

即是“外之不后于世界潮流，内之弗失固有之血脉”。

从上述个人思想的回顾可以看出：

萧先生这一问题意识正是中国特定历史情境中古今中西之争的思想产物。

他艰辛的理论探索之根本宗旨在于：

试图回答现代中国从何处来而往何处去的问题。

这一深层的问题意识如同草蛇灰线而伏延千里，构成萧先生所有理论话语的内在根据。

这一问题意识在八十年代的文化讨论中被萧先生提炼、纯化为历史结合点的哲学理念。

历史结合点理念是在总结非欧地区走向现代化道路所碰到的根本困境的基础上所作的理论概括。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理念是中国16世纪以来日益融入世界历史进程并因历史洄流而遭遇难产这一事实本身所提出的问题。

它不是主观的思辨和浪漫的想象。

在我看来，如果从历史与逻辑一致的视角来理解“历史结合点”，那么这一问题域本身就蕴含着一个五层次的逻辑结构和历史脉络。

首先，中国在16世纪以来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处于何种地位？

中国是否存在类似于地中海的新经济萌动和启蒙思想？

其次，如果承认中国已经出现经济文化的异动，那么何以中华民族并没有发展出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思想学说？

其三，中国启蒙的特殊道路和其历史内容与西方有何区别？

如何在比较中别异求同？

其四，中国现代性的建设是否必须从传统文化中吸取思想酵素和理论资源以及是否必须吸取西方思想精华？

最后，中华文化的现代出路和历史命运。

从早期启蒙说的内在理路看，这一理论范式的构建者正是试图通过马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方法重新整理中国16世纪以来的近代历史从而试图对上述问题作出合理解答。

其结论体现为：

第一、16世纪的中国江南产生了突破传统的新的生产关系，同时产生了西方近代式的个性解放、自由追求、民主思潮和科学精神。

第二，具有思辨色彩的宋明理学被视为儒学发展进程中的“伦理异化”的典型形态。

这一理论形态以天理的名义扼杀个体的存在和价值。

“宋明道学的主流和本质任然是属于中世纪的蒙昧主义，但其理论特征在于辩护伦理异化的合理性。

”萧先生不无愤慨地评论道：

“一个人的道德自觉性越高，越是最大限度的尽到伦理义务，也就越是自觉的否定自我，乃至扼杀个人的道德意识。

这种伦理至上主义，绝非人文精神，相反的，乃是一种维护伦理异化，抹杀人文意识的伦文主义。

”而中国早期启蒙的精神特质则表现为对宋明理学的哲学清理和文化批判。

因而，“17世纪中国崛起的早期启蒙思潮，就其一般的政治倾向和学术倾向看，显然区别于封建传统思想，具有了对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实行自我批判的特质。

”。

第三，中国的启蒙道路异常坎坷，是因为特殊的历史发展轨迹割裂甚至窒息了启蒙进程。

这一启蒙难产的历史现象应归因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所产生的历史洄流。

第四，中国现代性必须是在西方优秀文化的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的双向互动的进程中实现。

“但从根本上说，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仅是对西方文化的回应，更不可能是被西方文化所涵化，而只能是对于多元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做一番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化选择、文化组合和文化重构。

这四个结论环环相扣、连环锁解而首尾玄合，最终指向第五个也是根本问题即对中华文化的现代出路和历史命运的思想关怀。

萧先生试图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指引下从人类发展的共同尺度和价值理念来重构中国早期的启蒙话语。

在这一中国式启蒙的话语谱系里，历史脉络和发展逻辑被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16世纪三十年代到17世纪四十年代，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以“人的重新发现”为核心主题的近代人文主义，这些启蒙哲士们“以人文觉醒对抗伦理异化，崇真尚奇，蔚为风气”二、17世纪四十年代至18世纪30年代。

这一时期的中心内容表现为批判君主专制制度的初步民主思想。

以顾炎武、黄宗羲和王船山为代表。

三、18世纪3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

这一时期的中心内容为学术独立和学术研究中的知性精神的发展。

以戴震、袁枚等为代表。

上述概括为早期启蒙论奠定了知识学基础和客观的价值衡量标准。

萧先生通过对明清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深层开掘和宏观透视得出最终结论：

“中国有自己的文艺复兴和哲学启蒙，就是指中国封建社会在特定条件下展开过这种自我批判：

这种自我批判，在十六世纪中叶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而出现的哲学新动向（以泰州学派的分化为标志，与当时新的文艺思想、科学思想相呼应）已启其端，到17世纪在特定条件下掀起强大的反理学思潮这一特殊理论形态，典型的表现出来。

至于这一典型形态的哲学启蒙的往后发展，却经历了极为坎坷的道路。

”这段论述已经深刻的表明：

一、中国的17世纪思潮应当被视为启蒙的理论形态。

二、这一哲学启蒙迥异于欧洲各国而带上了东方特色。

三、启蒙思潮的具体内容表现为对宋明理学的批判和反思。

通过这一理论建构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幅理论图景：

从万历到五四是一条中国走出中世纪，不断前赴后继开拓创新建立现代性的历史进程。

然而，这一现代性的艰难历程之所以不断难产，萧先生认为其原因在于：

“由于中国宗法关系的历史沉淀使封建统治势力既腐朽又强大，由于封建母体内资本主义因素发展不足，使近代社会长期处于难产之中”。

难产论深入的解释了中国现代化道路坎坷发展的根本原因和历史影响。

正如吴根友教授所指出：

“这一历史回流所造成的中国近代社会的难产，使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处于一种被动挨打的局面，民族精神深受创伤，至今难以恢复。

而有关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以及与追求具有普适性的现代化之间的理论张力，至今仍不时的困扰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实践运动，现实中国的种种困境似乎都可以从近四百年的中国历史中寻找到它们的内在原因。

”

二、早期启蒙论的理论特质和当代挑战

早期启蒙论范式的确立，是在马克思唯物史观和东方社会理论的指导下同时吸取多方面学术资源得出的科学结论。

然而，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有的意识形态地位，使得任何以马克思立场与方法进行学术研究所得出的理论结论都难免打上权力话语的烙印。

早期启蒙说之所以遭到持续的非难和质疑与此不无关系。

但是，决不能因为对某些权力话语的反感厌恶（情绪）而否定一切以马克思方法为理论工具的科学研究。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之所以被认为是科学，恰恰是因为唯物史观绝不先验的屈从于任何未经批判的思想、观念和方法，而始终坚持从客观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分析中理解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的生成。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强调了这一方法的特质：

“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他们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

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

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

”在早期启蒙论的历史解释中，正是这一方法在中国语境中的纯熟运用。

对16世纪以来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分析研究是这一学说的理论基础和逻辑前提。

而社会经济生活的分析首先是一个科学实证的问题而不是抽象的历史哲学的思辨。

在我看来：

早期启蒙论所展现出的科学态度和方法特质在于：

在深入探究社会史和思想史的基础上以求其统合，绝不强历史以为逻辑之需或迎合某种政治需要。

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严谨有力的理论分析与历史考证高度融合在一起。

由此可以看出：

这一理论工程远非凭借一人之力可以完成。

它不仅需要学贯中西的理论功力而且需要采铜于山的历史考证和高度的理论抽象能力方能完成。

事实上，早期启蒙论是从吕振羽、侯外庐、嵇文甫到萧萐父等一大批杰出学者绵延半个世纪的深入研究所得出的理论成果。

并非教条马克思主义者靠头脑剪贴材料的瞬间想象所可比拟。

惟其如此，这一学术共业才能在风云变幻的当代学界依然显示出其震慑人心的理性力量和生命力。

只有在廓清这一理论的初始地平和方法论的逻辑边界之后，我们才能真正直面早期启蒙论所遭遇的理论诘难。

这一诘难和批判主要表现为：

一、中国是否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二、中国17世纪的思想学术能否被称之为启蒙思潮。

换言之，即中国16世纪以来的经济文化变迁能否用资本主义萌芽和启蒙思潮予以概括的质疑。

这一问题严格来讲是同体两面、内在相通的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层次的系统追问。

下面笔者就这一严重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