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俗赋的文学史意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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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俗赋的文学史意义

敦煌俗赋的文学史意义

　　一百年前，敦煌藏经洞出土了数以万计的中古时代的写卷，其中有数量不少的以“赋”为名的作品和虽不以“赋”名篇但其实是赋体的作品。

这些赋作叙述故事，语言通俗，节奏铿锵，押大体相近的韵，风格诙谐，与传统文人赋迥然不同。

它的面世，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郑振铎、容肇祖、傅芸子先生分别把这类作品叫“小品赋”、“白话赋”、“民间赋”[1]。

程毅中先生写于1961年的《关于变文的几点探索》，首次明确提出了“俗赋”这一概念。

他说：

“敦煌写卷中，除了变文之外，还有一部分是叙事体的俗赋。

”1963年出版的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有《俗赋》专节，从此，“俗赋”之名作为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个文体概念，正式确立并很快得到学术界的认可。

在敦煌俗赋问世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学术界并没有把它作为独立的文体，而是作为“变文”的一类，所以敦煌俗赋的主要作品，都收录在《敦煌变文集》中。

而且一提起“俗赋”，人们只以为是敦煌俗赋，比如马积高先生在他的《赋史》中就说：

“所谓俗赋，是指清末从敦煌石室发现的用接近口语的通俗语言写的赋和赋体文。

”这种观点，至今仍为一些学者所接受。

1993年，连云港东海县出土了西汉时期的《神乌赋》，其文体特征同敦煌俗赋完全一样。

郑振铎先生在《中国俗文学史》中曾评价王褒的《僮约》是西汉留下的白话赋，容肇祖先生在《敦煌本韩朋赋考》一文中还推断西汉时期民间可能已有这种叙说故事、带有韵语以使人易听易记的赋体。

《神乌赋》的出土，给郑先生的说法一个铁证，也给容先生的推断一个明确肯定的回答。

它把俗赋的历史由点拉成了一条线，使我们对汉魏六朝以来一些带有故事性、诙谐性和大体押韵的作品及其文体归属有了明确的认识，说明在文人大赋蔚为大国的同时，俗赋作为一股不小的暗流一直潜行于地下，偶然也冲决地表涌出涓涓清溪，呈现它多采多姿的风貌。

对俗赋进行系统地清理和研究，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1、可以充分证明赋这种文体本来就是从民间来的，它是民间故事、寓言、歌谣等多种技艺相融合的产物；2、它在发生、发展过程中，与其它各种文体有着千丝万缕的依附、渗透和交叉关系。

3、早期的赋以娱乐为目的，所以诙谐调侃是它的主要风格特征。

优人正是利用了这种体裁，把它引入宫廷，逐渐文人化贵族化了。

4、文人借用俗赋的形式把它逐渐贵族化的同时，民间俗赋仍然发展着，并且影响着文人赋的创作，从而形成了赋的“雅”“俗”两条线索。

由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始终都是“士”的中心任务，由于“士”人整体上对“俗赋”的排斥，因此“俗赋”要么大量佚失，要么附着于其它文体以求得一些生存的馀地。

5、俗赋给后世的其它通俗文体以具大的影响，如戏剧、南朝以来形成的讲经文、变文、唐宋话本等。

敦煌俗赋的文学史意义是多方面的，本文只拟从敦煌俗赋入手，并参照其它俗赋的情况，推论秦汉杂赋的有关情况。

当然从子孙身上，并不一定能真实地反映祖宗的形象特征，但子孙身上带有祖宗的遗传因子，从中可能大致了解祖宗身影之仿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刘勰所谓“振叶寻根，观澜索源”，大概也有这个意思吧！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将赋分为屈原赋、陆贾赋、荀卿赋、杂赋四类。

前三家按时间先后分列赋家姓名和作品数目，杂赋类以作品题材及数目为序，无作者姓名。

关于前三类的分类标准和义例，章学诚、刘师培、章太炎等先生有精辟的论述。

而杂赋一类，虽着录12家233篇赋作，但竟没有一篇保存下来，故学者或推测为“后世之总集”，或以为三种之外而无法归类者，悉入杂赋。

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云：

“此杂赋尽亡，不可征，盖多杂诙谐，如《庄子》寓言之类者欤？

”现在我顺着顾先生的意思，以敦煌俗赋和其它俗赋作为参照物，从若干蛛丝马迹入手作些探测。

其一，《杂赋》类第一家是“客主赋十八篇”。

按《文心雕龙·诠赋》篇云：

“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

”是则设立客主是赋家的共同特点，洪迈《容斋五笔》卷7谓这种方法当因于屈原《卜居》《渔父》，是矣。

《杂赋》中的“客主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述客主以首引”的文人大赋，它包括两类：

一是民间故事赋，二是指带有表演性质的客主论难赋。

1993年，连云港东海县出土了西汉时期的《神乌赋》，其文体特征同敦煌俗赋《燕子赋》等完全一样。

这篇赋的写作年代，我认为是在汉成帝置“贼曹”官府至汉成帝元延三年之间。

它的出土，给我们提供了一篇汉代民间故事赋的样板作品。

东汉灵帝时，有所谓“鸿都门学生”。

《后汉书·杨赐传》说：

“鸿都门下，招会群小，造作赋说，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

”他们的作品，《蔡邕传》说“熹陈方人闾里小事”，“连偶俗语，有类俳优”，可见其为有故事情节的俗赋。

客主论难赋，又叫对问体赋。

吴纳《文章辨体序说》云：

“问对体者，或设客难以着其正者也。

”这类作品往往先假设一个“误题”，经过争辩之后，获得“正题”。

《文心雕龙·杂文》篇云：

“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以申其正。

”宋玉《对楚王问》、《登徒子好色赋》、《大言赋》、《小言赋》等赋，皆争奇斗胜之作，《杂赋》中“论难”类的赋作，当与此相类。

之后，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等可以说是这类赋的变相。

这里要特别提到扬雄的《酒赋》，此赋见于《汉书·游侠陈遵传》，也见于《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

《陈遵传》题目作《酒箴》，《北堂书钞》作《酒都赋》，《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皆作《酒赋》，按当以《酒赋》为是。

据《陈遵传》，“其文为酒客难法度士”，可知内容是设为酒客与法度士相辩难，《汉书》仅录其中一段。

根据这段，则法度士曾指责酒客为“鸱夷”，故酒客驳辩时云：

“自用如此，不如鸱夷”。

而“尽日盛酒，人复借酤。

常为国器，托于属车。

出入两宫，经营公家”一段，与敦煌本《茶酒论》中酒难茶而自吹其身份高贵一段，有异曲同工之妙，其血缘关系一目了然。

西晋傅玄有一篇《鹰兔赋》，《全晋文》据《初学记》辑录了残句：

“兔谓鹰曰：

汝害于物，有益于世。

华髦被札，彤管以制。

”程章灿《先唐赋辑补》又据《玉烛宝典》辑录五句：

“我之长兄，长曰元鴞，次曰仲雕。

吾曰叔鹰，亦好斯武。

”据《文选·辩命论》辑录两句：

“秋霜一下，兰艾俱落。

”可以看出，是代言体、论辩性的俗赋，同敦煌本五言体《燕子赋》体很相似。

所以《杂赋》类《客主赋》虽没有一篇作品存下来，但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作品得其仿佛。

“论难”类的杂赋，因其富有表演性质，因而戏剧性非常显着。

敦煌出土的这类赋作，往往被一些学者定性为戏剧脚本。

如敦煌俗赋《茶酒论》，完全用代言体对话形式写成，赵逵夫师就认为是一篇唐代俳优戏演出的脚本。

隋唐时期流行着一种同俗讲、转变、说话并行的表演伎艺——“论议”。

它由两人或多人参演，通过论辩双方富于诙谐、机智风格的问难和辩驳来娱乐观众。

敦煌俗赋《茶酒论》、《晏子赋》、《孔子项托相问书》和五言体的《燕子赋》正具有这种问难性质。

所以王小盾、潘建国先生着文，就认为它们是民间“论议”的演出底本。

其二，《杂赋》中有《成相杂辞》十一篇。

《荀子》有《成相篇》，杨倞以为就是《汉志》中的《成相杂辞》，“盖亦赋之流也”。

朱熹《楚辞后语》也说荀子《成相篇》“在《汉志》号《成相杂辞》”。

这篇在内容上虽以“国君愚闇为戒”，但正如卢文弨所说：

“审此篇音节，即后世弹词之祖。

”所以它的民间文艺性质是无容致疑的。

《礼记·曲礼》明确记载：

“邻有丧，舂不相；里有殡，不巷歌。

”郑玄注：

“相谓送杵声。

”即舂米时唱的歌，“成相”即唱舂米歌。

《汉书·外戚传》载有高祖戚夫人被吕后囚禁为奴之后所唱一首舂米歌：

“子为王，母为虏。

终日舂暮，常与死为伍。

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女。

”以三言起句，是与《成相辞》同类的歌谣。

舂米要用杵，筑城也要用杵，故筑城之歌也用“成相”的形式。

《左传·宣公三年》记载宋国筑城者嘲笑被囚赎回的华元，其歌曰：

“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

于思于思，弃甲复来”，即是成相体。

役人筑城时所唱，显然是打夯抬土时的劳动号子。

《乐府诗集》卷60据《风俗通》记录了秦穆公时百里奚家中的洗衣妇所唱的歌，其一曰：

“百里奚，五羊皮。

忆别时，烹伏雌，炊，今日富贵忘我为。

”虽为援琴而歌，其实用的还是捣衣的调子，亦即《成相杂辞》之类。

汉代的民谣，多用两个三字句起首，这其实正是“成相”体，如《汉书·冯奉世传》所引上郡民谣，《后汉书·五行志》所引桓帝时童谣等，例不枚举。

汉乐府中亦有，如《相和曲·薤露》、《平陵东》等。

从流传至今的荀子《成相杂辞》、《逸周书·周祝》、《文子·符言》、出土的秦简《为吏之道》等篇看，《成相杂辞》是以七言为主的韵诵体。

在汉代人眼中，“七言”不能称为诗，《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张衡传》、《崔瑗传》、《崔寔传》、《杜笃传》、《马融传》等皆诗、赋、七言并列，可见七言不在诗歌之列。

七言不属于诗歌，根本原因是它的民间性质，西晋傅玄在《拟张衡四愁诗序》中说：

“张平子作《四愁诗》，体小而俗，七言类也。

”傅玄是一个通俗文学家，连他都认为七言是“体小而俗”，那么在一般人心目中，“成相”类一定是“俗体”无疑了。

汉末的戴良写有一篇《失父零丁》，是七言诙谐体寻父启示。

但全篇把老父比作禽兽，对辨认毫无裨益，施之尊亲，诚为侮谩，恐怕是一篇调笑揶揄之作。

蔡邕《短人赋》也为七言，可见《失父零丁》是与《短人赋》同类的俗赋。

敦煌俗赋中的《酒赋》、《秦将赋》、《龙门赋》等或全用七言，或以七言为主，是《成相杂辞》类俗赋的流裔。

而敦煌本《季布骂阵词文》，全篇用通俗七言韵语，又是《成相杂辞》类俗赋的变种。

　　其三，《杂赋》中有《隐书》十八篇。

《隐书》之类，我们还可以从史籍中见其仿佛。

《文心雕龙·谐隐》篇说：

“讔者，隐也；遁词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

”隐是藏的意思，是借用另一事物把本来可以说得明白的事情故意说得不明白，使听者或读者认真地思索，从中得到趣味。

《荀子》的五篇赋，正是五首隐。

《新序·杂事篇二》有齐宣王“立发《隐书》而读之”的记载，《史记·滑稽列传》也有“齐威王之时喜隐”，“淳于髡说之以隐”的话，可见嗜好隐语是古代一种极普遍的风气[10]。

《谐隐》篇所举作品，有许多还可从史籍中找到，最典型者，莫过于《滑稽列传》所记淳于髡风谏齐威王饮酒一段，《汉书·东方朔传》载朔与郭舍人竞为射覆一段，纯为赋体。

虽然刘勰总是要从“义正”“箴戒”中寻找其价值，但它主要是通俗娱乐的文艺形式，以诙谐调侃为其特点，却是不争的事实。

敦煌本《伍子胥变文》基本上是四六文，押不规则的韵，中间又插有歌词，应是赋体形式。

其中使用了好几条隐语，如子胥逃亡途中同其姊的对话，与其妻用药名诗互诉情志，渡江时与船夫的对话等。

《韩朋赋》中也有隐语：

书信隐语，梦兆辞，道旁树木的象征解辞。

朱光潜先生说：

“隐语为描写诗的雏形，描写诗以赋规模为最大，赋即源于隐语。

”[11]故事赋含有隐语，会使故事情节更加曲折、含蓄而耐人寻味。

其四，《杂赋》类中有“杂四夷及兵赋”、“杂鼓琴剑戏赋”、“杂山陵水泡云气雨旱赋”、“杂禽兽六畜昆虫赋”、“杂器械草木赋”等，于最后三种，顾实分别说：

“《古文苑》有董仲舒《山川颂》、公孙乘《月赋》。

”“《西京杂记》有公孙诡《文鹿赋》，《古文苑》有路乔如《鹤赋》。

”“《西京杂记》有中山王《文木赋》、邹阳《酒赋》《几赋》、羊胜《屏风赋》。

”按，顾氏所举皆为文人赋作，恐非是。

我以为，这些佚名赋以“杂”或“戏”冠于名中，当是一种民间演诵的赋作。

敦煌出土的文献中，有一篇名为《百鸟名》的作品，所讲的故事情节是：

阳春三月，有凤来仪，百鸟齐朝，鸟国聚会，鸟官述职，鸟民献艺。

官尊民卑，井然有序。

排备仪仗，一仿人君。

全篇借着这个故事，介绍了40多种飞鸟的习性、毛色、物候、名命及传说故事。

体制上，开篇是几句四六骈句的提示语，中间又有几句散说过渡语，其余全由六言、七言韵语组成。

本篇的性质，刘瑞明先生认为“是一种科普文学作品，它的目的就在于普及一些鸟类知识”[12]。

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篇“不歌而诵”的民间俗赋，它的源头就在秦汉时期的“杂赋”，《杂赋》中的“杂禽兽六畜昆虫赋”等就是这样性质的东西。

现在流传下来的西汉时期一些介绍科学知识的作品，往往用这种形式。

如《灵枢经·刺命真邪篇》：

“凡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