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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基本内容

一、《容忍和自由》的相关背景知识介绍

1.胡适介绍

胡适：

自由战士启蒙思想家

当命运使年仅二十六七的胡适与年长他十二岁的陈独秀共执新文化运动之牛耳,成为名震一时的思想领袖之一时，也就注定了要使他成为生前死后、褒贬歧分、“永无宁日”的人物了。

时光悠悠，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胡适所倡导的自由主义犹如老树发新枝，重新成为文化热点，却也招致了某些人“无缘无故的恨”。

譬如批评家王彬彬就说：

“有着'

自由主义大师'

称号的胡适，从一个主张西方民主的自由主义者,最终走向了蒋介石的独裁政权。

”（《天涯》1997年第2期）对胡适大加挞伐。

譬如学者王富仁认为：

“胡适作为一个学院派的知识分子，他的思想，一遇到别人的强力就会塌陷，他没有鲁迅的文化力量，没有胡风的文化力量。

”（《读书》1998年第9期）民间学者林贤治则认为：

“对中国现代史上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比如胡适）的评价不宜太高。

”（《读书》1998年第9期）也许胡适早已习惯了这种“誉满天下，谤亦随之”的悲剧性命运了。

胡适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的重要历史人物之一。

他在勤奋的一生中，扮演了无数的角色：

五四启蒙运动的思想家、白话文运动的理论奠基者、中国现代化高等教育与高深研究的倡导者、二三十年代因发表《人权论集》而遭受国民党政府通缉的自由斗士、史学家、考证学者、外交家、文化明星等等。

但从大的方面归纳来看，胡适一生的事业可分为两个方面。

一个是开创了现代新文化运动它是中国人文传统的更新与变革，胡适称之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

”他早期围绕这一运动，在诸多文化领域里留下的著述，都是前无古人的；

另一个方面是传播中国自由主义的真谛，它是近世西方文明的吸取和引进，胡适认定为“世界文化的趋势”和“中国应采取的方向。

”胡适的一生，特别是在晚期，为实现这而已目标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号，成为中国自由民主运动的精神脊梁。

一般的人对胡适先生的早期文学活动知之甚详，后来因种种历史原因，胡适形象已被遮掩，他对自由主义的不倦追求日益模糊。

现在谈论胡适，其价值在于他的思想与精神方面，而非文艺与学术方面。

虽然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胡适对现代中国文化的巨大贡献已无须置辩。

但若以今天的眼光立论，作为叱咤文坛风云的胡适又毕竟已成为历史。

他的诗歌，名噪一时的《尝试集》几无审美价值可言；

他的学术著作，异军突起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红楼梦考证》和《白话文学史》诸著，作为学术思想史上的一种“范式”亦已过时；

他曾大力宣扬过的实用主义哲学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因此，我们今天来考察胡适，应该谈的不仅仅是确认胡适的文化学术地位，而应当理解、阐述胡适思想的现代意义，再论胡适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的历史价值。

近年来，思想界大谈自由主义。

但都是对西方的理论资源的阐述与发挥，却遗忘了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者胡适。

胡适自由主义思想形成于留美时期，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掀起了自由主义的狂飙，影响巨大，流风所及，汇成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第一个高潮。

但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真正发挥与系统表述是在四十年代中期以后，他晚期思想不仅未改初衷，而且变得浑厚、深沉、圆熟。

这期间胡适思想进展表现在：

他着力于自由主义基本内涵和行为规范的思辩，不再使自由主义沦为一种宣传性的口号，奠定了其学理的基础和理论的构架。

胡适注意到“东方自由主义运动始终没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终没有走上建设民主政治的路子。

”（《自由主义》）故胡适特别嘱意建立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他明确提出自由主义的意义在于争取思想自由；

建立捍卫人民基本自由的民主政治；

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权利；

推动和平渐进的改革、实行立法的方法。

他反对那种“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的偏执态度，特别提出"

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

；

"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容忍与自由》），把容忍纳入自由主义的行为规范。

其所思所想，既有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精髓，又有胡适本人的思想结晶。

读之让人感慨不已。

唐德刚先生称胡适是“照远不照近的一代文宗”。

的的确确，胡适的精神不是以几十年来衡量的，胡适的思想价值也不是由片断的历史所决定的。

不管胡适是他自己信仰的祭品，还是时代的牺牲品，他所奋力开拓的新文化运动和自由民主运动，实已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份重要的组成部分。

无论贬者还是赞者，也都不得不承认这一历史事实。

2.《容忍和自由》的相关背景知识介绍

胡适先生的《容忍与自由》一文，写于1959年3月12日，四天后发表，被殷海光先生誉为“近四十年来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文献”。

发表这篇文章的《自由中国》杂志，向来高张言论自由大旗，直言说论，批评时政，很令执政者头痛。

文章发表时，正值当局猛烈围攻《自由中国》，发起诉讼控其“伪造文书”、“诽谤领袖”，情势极为艰险。

胡适于此时大谈容忍，自有深意。

为了让当局能够容忍，胡适也呼吁自由派书生们检点自己的言论。

在《自由中国》十周年记念会上，胡适再度以“容忍与自由”为题作演讲，谆谆致意：

我们这班书生其实也是强者，因为我们说的话可以形成社会力量，令当局害怕和恐惧。

正因为这点，我们不可以滥用我们的权力。

他引用毛子水的话说：

“要使说有力量，当使说话顺耳，当使说出的话让人家听得进去。

不但要使第三者觉得我们的话正直公平，并且要使受批评的人听到亦觉得心服。

”

这番话的用意很明显。

在当时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中，胡适实际上是要求大家收敛言论的锋芒，企图以委屈求全的姿态，尽力弥和台湾当局同《自由中国》的冲突。

然而他终究未能成功。

一年以后，《自由中国》被查封，主编雷震铛银入狱，判刑十二年。

胡适晋见蒋介石，当面苦谏不听，郁郁而还。

在一个缺乏权力制衡的社会里，宽容之难求，于此可见。

二、《容忍与自由》作品的讲解

胡适引用母校康乃儿大学布尔教授的一句话，“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强调指出，在宗教自由史上，在思想自由史上，在政冶自由史上，容忍的态度是最难得，最稀有的态度。

他举了三个例子。

其一，胡适本人十七岁时发表文章，痛骂小说《西游记》和《封神榜》，要求实行《礼让一王制》上的一句话：

“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

十年之后，当胡适一班人离经叛道反传统时，一些同样“卫道”的正人君子，也引用《王制》中的话，要“杀”胡适和他的朋友们。

其二，西方宗教改革后，原先向罗马教庭争自由要宽容的新教徒，又反过来摧残异己。

1553年10月23日，日内瓦执掌宗教大权的加尔文，竟把敢于批评他的学者塞维图斯定了“异端邪说”的罪名，捆在柴堆上用火慢慢烧死。

其三，五四时期的陈独秀，一面赞同“容纳异议，自由讨论”的原则，一面又断言，在“以白话为正宗”的问题上，“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

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胡适认为，正是这样一种“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的态度，这样一种“我不会错”的心理，再加上几分正义的火气，使人丧失了容忍的雅量。

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由此而来。

可见，“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

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我细读此文，发觉胡适先生只把容忍归结为个人的修养或心态。

这个意义上的容忍，大体上有两个特点。

第一，“容”的对象，应当是容忍者不喜欢，不赞同，甚至从道德上感觉厌恶的人和事。

比如少年胡适恶之欲其死的鬼神之论，加尔文务求斩草除根的异端邪说等等。

至于包容对自己喜欢、或至少不厌恶不痛恨的东西，容易之极，算不得容忍。

第二，“忍”的主体，应当是有能力压制甚至摧毁对立面的人或集团。

无权无势者的忍受，逆来顺受而已。

能力不足时的隐忍，等待时机而已。

两者恐怕都算不得宽容。

想清楚这两点，不觉大失所望，因为胡适先生讲的容忍，岂止是人类历史上“最难得，最稀有的态度”，直是可望而不可及。

普天之人，在面临自己不喜欢，不赞同，特别道德上反感、厌恶乃至痛恨的人和事，又有能力打压时，试问谁会容得下来忍得住，不去打压“邪恶”以伸张“正义”呢？

孔圣人谦谦君子，一朝权力在手，不是立马就杀了少正卯吗？

那至高无上的上帝，还动不动就对那些只拜偶像不拜他的人们，降下天火大加挞伐呢！

容忍或宽容，作为个人的修养，要求实在太高了，不仅咱们普通人难得有那道行，不仅人世间的至圣先师做不到，就连无所不能的上帝也做不到！

其实证诸历史，西方政治宽容的观念和制度，恰恰不是宽容心态普及的结果，而是相反，正诞生于极不宽容的教派之争中。

宗教改革之后，西方教派林立，每一门都自称得到上帝真传，是正义的化身，每一派都视异教为反社会反人类反上帝的邪教，必欲除之而后快。

信仰狂热如火，以致要用干柴和烈火来炙烤异端的肉体，才能拯救他的灵魂以及我们大家的灵魂。

胡适提到的加尔文火烧塞维图斯，只是当时千百件宗教迫害事件中，比较著名的一桩罢了。

在那个火与剑的年代，胡适先生大力呼吁的宽容心态，根本连影子都找不到。

如是者纷乱一百多年，各教派谁也吃不掉谁。

连绵不断的迫害、折磨、屠杀毁灭，迫使人们反思，去寻找不同信仰不同教派和平共处的理论和制度。

1685年，也即塞维图斯被烧死的132年后，一位受到本国政治迫害而流亡荷兰的英国哲人，写下了他的第一封论宗教宽容的信件，四年后匿名发表，随即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逐渐催生出一个崭新的时代。

这个人就是约翰洛克，这封信与他后来写的另三封信合起来，就是著名的《论宗教宽容书简》。

洛克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对我们人类不宽容的本性，有著极为清醒深刻的洞察。

他不相信普通人会自觉地实行宽容。

许多人，在尚未攫取到迫害他人的权力的时候，几乎都能够耐心而冷静地忍受异端，愿意平等相处并鼓吹互相宽容，很少表露出满怀激情的对立狂热；

而一旦获得世俗权力，他们立马以强者自居，变成了狂热的真理卫士们和谬误斗士们，和平和仁爱也就立即被抛至九霄云外了。

因此，要真正实现宗教宽容，唯有不让任何一个教派拥有迫害他人的权力。

政教分离，信教自由，这就是洛克为实现宗教宽容而提出的根本方案。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设计。

国家只负责世俗事务，如执行平等的法律，保障产权，维护契约等等，它不能、也不应当以任何方式扩及灵魂拯救。

后者属于每个公民的私人领域，国家不得干预。

相应地，教会除了以其教义和礼拜，从事灵魂拯救外，不得有剥夺他人自由和财产的任何世俗权力。

如此，迫使各教派不得不和平共处，相互容忍。

概言之，宽容的社会，是靠权力的分立和制衡，消除对异端的恐惧，从而逐步培养出宽容的心态和修养来。

权力制衡是因，宽容心态是果。

宽容的社会，并不期待每个人、每个团体能够自觉地对别人宽容，而是靠国家对每个人、每个团体的平等保护，靠法律的强制，来使得人们不得不相互容忍，和平共存。

这也意味著，宽容的社会绝不能仅仅因为某个宗教某种信仰的教义上的不宽容，而将其宣布为邪教进行政治迫害。

就象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某个人性格上的固执偏激，而将其宣布为社会公敌，投入监狱一样。

当有人以某某功某某教某某派教义的排他性为由，替官府的政治迫害作辩护时，显然是没有弄懂得宗教宽容和信仰宽容的真义。

胡适先生的文章，似未仔细辨识权力制衡与宽容心态之间的因果关系。

他反复倡导宽容

心态之果，却无一句提及权力制衡之因。

这可能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先生的悲剧，在于面临的专制机器太强大，欲求权力制衡而不可得,只好去设法消除当局对言论自由的疑虑和恐惧，呼吁当权者多多培养宽容的心态，史多地容忍政治、言论和信仰的自由。

三、《容忍与自由》作品的艺术分析

本篇中，胡适以母校史学大师布尔的一句话，“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为起兴，不仅深表同感，而且认为它“是一句不可磨灭的格言”。

顺着布尔的思路，胡适进一步发挥并引申出自己的观点：

“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