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卫国战争时期斯大林军事学说在乌拉尔地区的实践.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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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卫国战争时期斯大林军事学说在乌拉尔地区的实践
伟大卫国战争时期斯大林军事学说在乌拉尔地区的实践
斯佩兰斯基·A·B；林琳、陈彦平，译
2013-3-1214:
18:
46 来源：
《西伯利亚研究》2011年第6期
中图分类号：
E095.12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8－0961（2011）06－0086－05
乌拉尔在复杂而又矛盾的俄罗斯历史上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在外敌入侵时期，其作用显著增强。
在艰苦的战争条件下，由于地理位置居中、自然资源独特、工业发达、居民职业技术素质高以及武器制造的历史悠久，乌拉尔地区在客观上成为积极影响军事行动顺利实施的重要中心。
一
乌拉尔的有利地理位置及与此相关联的地缘政治优势，在20世纪上半叶俄国历次战争中表现明显。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沙皇政府就清楚地认识到乌拉尔的优势。
因此，1915—1916年，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和彼得格勒向这里疏散部分设备和机械制造工厂，地方工业则在相当程度上转产军用品。
在1917年和1918—1922年内战中表现出来的破坏性社会巨变之后，执政的布尔什维克们显然遭遇了“资产阶级包围”的危险和外国侵略者为“复辟旧制度”而发起新进攻的现实可能。
所以，苏联领导层赋予加强“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的武装力量和发展国防工业以首要意义。
在苏联军事学说中乌拉尔占有重要地位。
斯大林非常清楚本国军事工业主要集中于西部地区的风险。
因此，他们多次在党内大会上指出，必须将国防潜力配置于军事战略角度上安全的地区。
结果，1920—1930年代成为乌拉尔工业发展的关键时期。
在此期间，该地区兴建了基础产业（化工、燃料、冶金、机器制造、电力等工业部门），开发了后备自然资源（煤炭等矿物新产地）。
1928—1937年，乌拉尔工业固定资产增长11倍，工业总产值增长6倍。
乌拉尔冶金工业贡献了全苏铸铁总产量的18.1%、钢的21.4%、轧钢的21.2%。
在机器制造业领域，乌拉尔排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乌克兰三大工业区之后，居第四位。
然而斯大林领导集团所计划的军工综合体在该地区并未完全建立起来，原因在于其经济基础的建立耗时长和资金匮乏。
到伟大卫国战争爆发时，苏联军用品产量的80%配置于其欧洲部分。
这里集中了85%的航空工业生产能力、全部坦克制造厂、97%的装备人民委员部所属企业、85%的弹药人民委员部生产能力、68%的铸铁产量、58%的钢产量和全苏57%的金属轧材总产量。
当时，乌拉尔地区仅有几家国防工业企业，多数工厂生产民用品，而且只是在战时它们才按照动员计划必须转产军用品。
其中，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和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制造厂按计划转产坦克。
这项措施促进了战前基洛夫工厂（北方厂）、哈尔科夫工厂（南方厂）、莫斯科厂和波多利斯克厂制造的重型、中型和轻型坦克产量的增加。
乌拉尔地区战前计划未能充分完成的重要原因是苏联政治军事领导层没有预想战时敌人会侵入国土腹地。
苏联领袖斯大林夸大红军实力，错误地认为侵略者在西部方向发动进攻时，即使密集使用坦克和飞机也至多推进200～300公里。
“各民族之父”认为敌人极可能在边境会战中就被击溃，战场随之会转向敌国领土。
由此可见，斯大林军事学说没有料到西部工业区会丢失，所以尽管正确估计了乌拉尔地区的潜力，但是斯大林的全面军事化战略并未形成。
当时人们认为，在苏联西部尽量靠近假想战区对运转的军工厂实行少投入式现代化或者建设新厂是比较合理的。
遗憾的是，现实打翻了一切如意算盘。
法西斯德国实施的“巴巴罗萨”计划对苏联造成沉重打击，短期内苏联丢失了西部所有领土。
结果，苏联西部军工产业区基本上被敌人占领，其余部分则处于敌人前线航空兵炮火之内。
苏联已然沦于战时经济和政治劫难的边缘。
二
西部领土迅速沦丧迫使苏联领导层重新启动以前拟定的计划，并集中主要精力抓紧在东部地区建立新的军工基地。
1941年7月末至1942年12月，不是个别几家工厂，而是许多行业整体后撤疏散到东部。
它们分布在一些新地点，由于德国入侵和后撤疏散而遭到破坏的生产联系重新形成。
主要生产力向伏尔加河沿岸、乌拉尔山、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和中亚等地区的再配置完成。
实际上，这是进行了一次意义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几场大会战的宏伟战役。
在1941年7月3日组建的后撤疏散委员会（主任Н·М·什维尔尼克、副主任А·Н·柯西金）领导下，包括2593家工业企业在内的一个“工业强国”转移到东部。
乌拉尔地区变成一座最大的工业后撤疏散站。
其结果是这里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国防工业集群。
耐人寻味的是，学术文献中有关战时疏散到乌拉尔地区的企业数量的资料经常改变。
第一批数据是Н·А·沃兹涅先斯基公布的。
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战时经济》一书中，这位著名苏联领导人兼经济学家指出，落户乌拉尔的工厂有455家。
据6卷本的《伟大卫国战争史》记载，分布在乌拉尔地区的工业项目达677个。
集体著作《前线需要乌拉尔》则认为乌拉尔存在788家企业。
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的“档案解放”之举解密了以前的文献资料，使得历史学家终于能够在《20世纪全景中的乌拉尔》一书里声明，到1942年秋季，乌拉尔安置了830多家企业的设备和劳动力，其中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安置212家、车里雅宾斯克州200家、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172家、彼尔姆州124家、奥伦堡州90家、乌德穆尔特自治共和国34家。
重新配置到乌拉尔地区的工业企业或者与同行企业完全合并，从而显著提高它们的生产能力；或者另起炉灶，再创新业，成为乌拉尔工业新部门的“奠基者”。
例如，伊若拉河工厂和其他几家国防工业企业被安排到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内，把“厂中之厂”转变为生产火炮和装甲车辆的庞大作坊。
乌拉尔车辆厂（下塔吉尔河市）厂区内的哈尔科夫共产国际工厂和马里乌波尔工厂组建为乌拉尔坦克制造厂，以流水线方式生产出当时世界上最好的中型坦克T－34。
由于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制造厂、列宁格勒基洛夫柴油机厂和哈尔科夫柴油机厂三家生产能力合并，出现了一座承担起供给前线重型和中型坦克任务的真正“坦克格勒”（坦克城）。
乌拉尔电器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与沃罗涅日共产国际工厂生产能力的联合使火箭筒、著名“卡秋莎”火箭炮的批量生产成为可能。
基辅阿尔谢纳尔工厂、斯大林格勒和新切尔卡斯克各一家工厂实现以沃特金斯克及其制造厂为基础的联合，此举促成火炮装置制造业数量和质量的飞跃。
1941年8月迁入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基辅布尔什维克工厂，成为乌拉尔化工机器厂。
该厂在战争年代生产迫击炮，战后成为化工机器制造业巨人。
其他一些当地的和疏散来的工业企业也有过类似举措。
大量企业工人、工程技术人员、职员和领导干部及其家属随工厂迁移到乌拉尔地区。
在1941年7月至1942年12月期间，乌拉尔共接纳212.7万人，即疏散到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人数的25%。
乌拉尔地区对疏散企业人员实行区别对待：
把妇女、儿童、高龄老人安排到农村，把有技术专长的职工及其家属安排到城市。
到1942年年末，51.7%迁移到乌拉尔的人被安置到工业中心城市，48.3%被分配到乡村。
移民迁入乌拉尔的城市大大增加了后者的人口密度。
战争时期，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居民总数由42.3万人增至62万人，乌法由25.8万人增至38万人，伊热夫斯克由18.4万人增至20.59万人，下塔吉尔河市由16万增至23.9万人，奥尔斯克由6.6万人增至9.9万人，萨拉普尔由4.12万人增至5.5万人，沃特金斯克由4.05万人增至5.28万人。
这样一来，产生了严重的住房问题。
政府尝试通过建设简易住房解决这一问题。
棚厦、半地下室、地窨子等成为当时市民生活中的平常现象。
例如，1941—1943年，车里雅宾斯克州挖建地窨子18.43万平方米。
沃特金市火车站兴建了一座工人村，那里十排简陋的棚厦里蜗居着2500人。
当时，按不同部门、地区和户型统计，乌拉尔居民的人均住房保障水平在0.8～4平方米之间波动。
居住条件过度拥挤，而且卫生环境极差，加剧了生活纠纷和社会冲突的发生。
只是到战争结束时，这个问题才有所缓解，因为36.1万人返回原居住地，占疏散总人口的80%以上。
除了负面表现外，向乌拉尔地区的疏散活动也具有积极效果。
知识分子和熟练工人的比重增加，提高了该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
疏散举措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因动员大批居民上前线而产生的干部问题的解决。
来到该地区的劳动适龄人口中，55%在工业企业工作。
乌拉尔的大多数工厂既实现了技术改造，又获得了干部补充。
到1942年末，后撤疏散人员在乌拉尔工业生产一线的比重平均占31%，某些项目中则高达50%～75%，实际上相当于造就了一个新生产集体。
该地区还依靠其他来源补充劳动力。
例如，工业企业吸收退休人员参加生产劳动，但55岁及以上者重返生产劳动岗位的比例不高，仅为4.3%，其原因是高龄者对战时工业劳动力不从心。
与此同时，妇女和儿童的比重大幅提高。
生产一线的14～16岁少年的人数比1940年增加了1倍以上。
到战争结束前，乌拉尔工业企业中妇女的比重达到47.7%。
三
乌拉尔的劳动后备体制培养出许多业务技能高的干部。
在战争年代，该体制内的各类学校共培训人员44.47万人。
遗憾的是，其中仅有25%的人后来从事所学专业的工作，其他人或者改行，或者不得不做低薪的勤杂工作。
军事化和超经济强制手段在解决干部问题上占有突出地位。
例如，义务劳动制促进了战时经济吸收季节性劳动力。
此项制度广泛用于森林采伐、铁路建设、住房建设和泥炭开采等行业。
这种情况下，不遵守规范或者逃避劳动的人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实行动员劳动制。
战争时期，乌拉尔地区曾存在劳务军，派入其中的人属于不适合服兵役人员或者不可靠者。
到1942年1月，乌拉尔约有劳务军战士29万名，其中9.6万人来自中亚和哈萨克斯坦。
强制的劳务军运作方式同样涉及苏联的德意志族人。
劳动军主要从事附属工程，或者出现在工业项目建设工地、矿井、矿场、伐木场和铁路建筑工程中。
饥寒交迫，处境屈辱，劳动条件艰苦是人员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
当时曾使用犯人、战俘和特别移民等其他“特殊人员”。
战前，乌拉尔共有劳改营区三十余处，关押着数万名犯人。
战争时期，其中一部分人（政治犯除外）获释并被派到军队的惩罚营，其余人员则从事高强度的生产劳动。
其结果是犯人的死亡率上升，达18.5%。
乌拉尔“古拉格群岛”（持不同政见者的劳改地——译者注）的“特殊人员”经常由战俘和在押的外籍公民加以补充。
到1945年，乌拉尔地区的战俘总数达25万人。
当时苏联国内最大的战俘营之一就位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南郊的下伊谢季河镇。
营区内关押的囚犯包括第三帝国魁首希特勒、凯特尔、赫斯等人的副官们、党卫军头子希姆莱和钢铁大王及机器制造业巨头克虏伯的儿子，还有96名德国将军。
到战争结束前夕，乌拉尔共有1.5万名德国人。
战俘营和囚犯营主要位于迫切需要劳动力的乌拉尔中部工业城市——阿拉帕耶夫斯克、石棉、马格尼托哥尔斯克、下塔吉尔河、奥伦堡、彼尔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索利卡姆斯克、车里雅宾斯克等。
现代自由派历史文献中盛行一种思想，认为战争时期乌拉尔全部军工产业集群的潜力建立在斯大林行政命令体系的强迫机制之上。
这种机制压抑任何创意，并且迫使居民在对镇压的恐惧中劳动。
因此，须指出，“特殊人员”仅占生产一线职工总数的6.4%；且毫无疑问，在主要行业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仍是忘我地履行爱国义务的当地和疏散而来的专门人才。
令人遗憾的是，先进生产者的卓越劳动功绩在今天受到质疑。
在不完全否认的同时，人们以过度鼓足干劲和任意延长工作日等因素解释这种功绩。
然而强迫性劳动绝不会是高效和多产的。
显而易见，国家强迫从事令人疲惫不堪的劳动不可能实现10倍的产量。
因此，斯达汉诺夫式工作者、突击队员、百分之二百完成任务的人、百分之三百完成任务的人……乃至百分之一千完成任务的人显然不是靠过度耗费体力，而是有赖于劳动的组织化、有赖于他们创造出来的技术革新举措，并推广于生产过程实现的。
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乌拉尔地区各行各业都涌现出先进生产者。
电焊工Е·阿加尔科夫、炼钢工人Н·巴泽托夫、铣工Д·博索伊、锻工Ф·达楚克、矿工П·波贾罗夫、车工П·斯佩霍夫、钳工Н·苏什科、铁路工人А·切列帕诺夫、钻井工И·扬金等多位后方模范的劳动功绩载入史册。
我们必须指出，到1943年，乌拉尔地区所有企业的先进生产者比例较之1941年均有所提高，其原因是生产的组织化工作得到改善，较完善的技术得到大力推广，员工的素质得到提高。
生产上开始普遍使用流水线、自动和半自动焊接、金属模铸造、高速切割金属、高频流淬火零件等革新技术成果。
结果，全苏20%的高素质工人在乌拉尔的企业工作。
他们保障了超过战前工业品产量水平的2.6倍。
乌拉尔成为军队的重要武器库，其战争时期国防工业的产量增加了5倍，占全苏武器产量的40%。
乌拉尔工业贡献了全苏坦克产量的2/3，超过德国坦克生产总数。
为了胜利甘愿去做一切可能和不可能的事情，是决定数百万乌拉尔人在极端艰苦条件下劳动与行为准则动机的基本因素。
苏维埃国家最大限度地动员了民众热情，同时采取行政镇压措施。
因此，战时存在国家剥削所有从事生产活动的社会群体及劳动廉价化现象。
1944年，苏联工业部门工人的月均工资由1940年的375卢布增加到573卢布，增长了53%。
在大量熟练和高薪劳动力集中的乌拉尔地区，工人工资增幅更大，达65%。
然而，国家为了获得增加军费的资金，并且减少没有商品补偿的货币金额，在提高工资的同时，居民的税负加重。
到1944年，来自乌拉尔居民的税收额比战前增长2.7倍。
如果加上国家债券以及货币—实物彩票的货币资金的回笼，乃至物价飞涨，那么可以得出结论：
到战争结束时，乌拉尔工业部门的实际工资不但没有增加，相反下降了60%。
工资显著下降和消费资源总体削减，决定了尖锐社会矛盾的发生。
食品问题在战时具有异乎寻常的性质。
在战争年代，同1940年相比，乌拉尔地区食品的生产和消费几乎减少50%。
为满足工业部门职工的迫切需求，国家实施了食品配给卡制度：
军工厂的一类工人每月配给2000克肉、600克脂肪、1500克米或者通心粉，每天700克面包。
其他属于二类的企业职工每月配给1800克肉、400克脂肪、1200克米或者通心粉，每天600克面包。
儿童和其他被赡养者每天只供给400克面包。
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食物供给状况，企业设立了工人供给部。
该部门开办了副业农场、商店和食堂。
到战争结束时，所有企业均设立了自己的工人供给部，它们实际上变成生产食品的大车间。
供给部对工人供给马铃薯和其他蔬菜的贡献最大，甚至某些基金的分配也由该部门进行。
乌拉尔地区45%的商品资源由工人供给部经销，全苏的该项指标则不超过28%。
工人供给部的经营活动属于部门封闭供给，不可避免会存在一些负面因素：
它们往往成为消费性商品非法再分配的工具。
对工人“供给不足”和对生产领导者“供给过剩”的做法，尽管受到党和国家机关各种决议的谴责，但在乌拉尔却最为盛行。
多数工人供给部只从事集中供货的再分配，而忽视了自己的主要职能——筹措和利用分散的资源。
食品短缺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市场贸易补充。
1944—1945年，乌拉尔建立起商店网络，使并不规范的消费标准合法化，并且把一部分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从定额供给领域转移开来，但普通民众对此却望而却步。
到1943年，商业价格比战前上涨12倍，乌拉尔市场的平均价格：
1000克油脂739卢布，1000克牛肉314卢布，小麦面包（700克）400卢布。
当时乌拉尔工人的平均工资是300卢布。
物价昂贵迫使大多数居民放弃购买多种食品，以致蔬菜、水果、浆果、奶制品、肉类和肥猪肉的购买量比1940年减少了93%～95%。
由于居民不能通过集中供货的再分配获得充分的食品保障，市场对多数人而言又只是奢望，因此，在战争时期副业和个体菜园种植等分散式供给来源得到发展，乌拉尔个体经济的种植面积增加了44.8%。
在艰难的战争年代，乌拉尔的工业品和文化用品产量锐减，结果乌拉尔人非食品类商品的购买量大幅下降：
同战前相比，布匹购买量减少8/9～10/11，鞋类减少1/2～2/3，煤油减少38/39～118/119，肥皂减少0～1/2。
然而，实际掌控商品资源的社会阶层（党和国家的各级官员、文化界人士及其服务人员）却能通过内部商店、食堂和特供单位系统满足自己的需求。
在普遍困难和总体短缺的背景下，这些人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平显得极不正常。
乌拉尔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与受一系列非常法律调整的劳动负担结合在一起。
在其基础上，实行1～3小时的强制性加班加点工作，取消例行假期。
军工企业的工人转入动员状态。
擅自离岗或者迟到20分钟以上即被视为逃兵行为，会被军事法庭依据1941年12月26日法令处以监禁。
战争期间，乌拉尔有数千人包括大量14～16岁少年，因此沦为“囚徒”。
四
在普遍贫困和国家施压条件下，高强度劳动对后方劳动者的心理产生消极影响，出现社会悲观主义、酗酒、反社会行为等。
然而，诸如此类的现象没有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多数乌拉尔人表现出惊人的耐力和奋不顾身的精神。
这既反映在生产过程中，也反映在社会政治领域。
乌拉尔不仅为前线贡献了无畏的战士，也贡献了大量的武器弹药。
乌拉尔居民热心关爱和帮助前线军人。
乌拉尔人与组建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第3近卫步兵师军人的通信证明了这些事实。
前者在信中讲述自己的劳动成绩，鼓励官兵建立功勋，祝愿其在对敌斗争中取得胜利。
近卫军人在回信中则请乡亲们相信自己一定履行好军人职责。
1941—1944年，乌拉尔人向前线将士寄发两千多万封信件，真正体现了前线与后方同仇敌忾、休戚与共的精神。
乌拉尔地区开展了为前线军人捐赠保暖物品的活动。
战争时期，乌拉尔人为军医院献血数百吨，为组建炮兵连、坦克纵队、航空兵大队捐款数十亿卢布。
领导机关分别设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契卡洛夫（今奥伦堡）的乌拉尔军区和南乌拉尔军区组建的众多分队为乡亲的支持所感动，在前线作战英勇。
战争期间，在这些领导机关的大力参与下，乌拉尔组建了500多支部队和其他各级兵团，其中包括3个军、78个师，还有若干独立的旅、团、营、连和海、空军大队。
200多万人奔赴前线，其中60万人捐躯沙场。
卫国战争期间，在乌拉尔组建的部队和兵团中共有1000余人（其中，巴什基尔278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241人、车里雅宾斯克州170余人、奥伦堡州153人、乌德穆尔特自治共和国110人、彼尔姆州100余人、库尔干州80余人）获得苏联英雄称号。
两次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乌拉尔人有飞行员М·П·奥金佐夫、Г·А·列奇卡洛夫、Г·Ф·西夫科夫等。
乌拉尔大地也培养了众多随伟大卫国战争扬名天下的著名将领，如Ф·И·戈利科夫、М·С·舒米洛夫等。
对法西斯的伟大胜利是苏联各地区付出巨大努力的结果。
然而，在严峻考验年代发挥“支柱性地区”作用的乌拉尔，在伟大卫国战争史上当之无愧地占有特殊地位。
作为强大的工业基地、重要的部队和分队编成地、特大的文化中心，乌拉尔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是国家战胜“褐色瘟疫”的中流砥柱。
在艰难的战争岁月里，乌拉尔人展现了前线与后方坚如磐石的团结、不屈不挠的意志，并且理所当然地与全国共同庆祝战争的胜利。
然而对于这个地区而言，胜利的代价是高昂的。
力量的透支对地区的战后发展产生长期的消极影响。
该地区不得不应对因工厂回迁和战场人员伤亡造成的劳动力短缺局面，解决伤残人员的治疗和精神康复问题，遏制由于高强度劳动导致的高发病率和高死亡率。
消除居民物质保障水平显著下降、自然资源枯竭和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等战争时期造成的后果，意义重大。
[原文发表于［俄］《乌拉尔历史学报》2010年第3期，作者A·B·斯佩兰斯基系俄罗斯科学院乌拉尔分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教授、博士。
]
（译者林琳系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硕士;陈彦平系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部世界史专业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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