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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清评张维迎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陈世清:

评张维迎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博弈论建立在信息经济学基础上,而作为博弈论理论基础的信息经济学又是建立在一般均衡论的基础上。

建立在一般均衡论与信息经济学基础上的博弈论,与建立在对称经济学与知识经济学基础上的对策论有本质的区别。

市场的逻辑是科学的逻辑还表现在:

市场的逻辑是对策的逻辑。

对策不等于博弈。

西方经济学否认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并由此否认经济科学决策的可能性。

在他们那里,经济规律与社会规律,社会规律与宇宙整体规律是脱节的,所以才有不确定、信息不对称、非理性、有限理性,才有“囚徒困境”与博弈。

张维迎:

“博弈论,英文为gametheory,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作用时候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的,……博弈论又称为‘对策论’”(21)“如我们已经提到的,博弈论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正是伴随着经济学对信息问题的重视而来的。

从某种意义上,信息经济学是博弈论应用的一部分,或者说,信息经济学是非对称信息博弈论。

”(22)这说明,博弈论建立在信息经济学基础上,而作为博弈论理论基础的信息经济学又是建立在一般均衡论的基础上。

建立在一般均衡论与信息经济学基础上的博弈论,与建立在对称经济学与知识经济学基础上的对策论有本质的区别。

建立在对称经济学与知识经济学基础上的对策系根据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作出,而建立在一般均衡论与信息经济学基础上的博弈只能根据所掌握的有限信息来进行。

西方经济学中的均衡理论同对策论之间是不对称的,均衡理论不能解释制度、人的理性同经济客体的“均衡”,因为这个均衡不可能自发实现,只能通过对策来实现;通过对策实现的“均衡”,只能是主客体的对称。

由于西方经济学对经济现象解释的片面性,所以不但不能指导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而且正是随着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产生自身的发展甚至生存危机,这些危机是对这些经济学合法性的挑战。

西方经济学的思维内容和对象、内容和形式、内容和方法的不对称,并由此不对称造成主观与客观、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理论和实际的不对称,并最终造成理论和实践的不对称。

西方经济学在使“经济学”成为“显学”的同时也成为“虚学”、“泡沫学”,在所有社会经济科学中,西方经济学使自称“社会科学之王”的“经济学”,脱离实际最严重,也最没有实践意义。

“访谈人:

为什么改革的实践与当初的设想有如此大的差距?

张维迎:

因为制度的变迁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不可能是人为设计的结果。

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设计这些游戏规则需要大量的有关技术和个人行为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总是分布于众多的个人参与其中,没有一个计划者可以获得设计制度所需要的足够多的信息,更不要说全部信息了。

这正是计划经济失败的原因。

哈耶克所讲的计划经济失败的原因也是理解我们中国改革进程的关键。

当然,这样说并不是否定改革设计者们作为改革的第一推动力的重要作用,而是说,任何人为设计的改革方案,都不可能超越制度变革本身的演进逻辑。

访谈人: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改革是一个‘歪打正着’的过程。

张维迎:

是一个多方博弈的过程,无论是以失败告终的改革还是那些成功实施的改革,都是多种势力或群体博弈的结果。

社会中每个人都时刻在在追求自己的利益。

掌握最高权力的领导者是否愿意改革已经想要怎样的改革,并不确定。

接下来,不同级别和部门的官员是否真心拥护改革以及怎样去执行改革,又是一个问题。

在现实中,由于政府官员的利益与改革所指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所以他们常常利用手中的权力操纵和歪曲改革,以至于改革的结果往往会偏离最初的目标。

”(23)虽然张维迎在同一本书中宣称“牛津求学给我的启示是:

要把一个观点变成理论,必须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24),但他在这里显示出来的“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却是西方经济学通行的线性思维方式,这样的思维方式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发展。

张维迎在这里是用市场经济利益的多元性否认市场经济的规律性,用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否认市场经济的确定性,用市场经济的无序性否认市场经济的有序性,用市场经济信息的不对称性否认市场经济信息的对称性,从而像他否认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一样,否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多元主体在信息非对称条件下多发博弈的过程而排除政府对策的过程和对策的可能性,为其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实证经济学提供理论依据。

没有对称的方法,量子力学与相对论就不能统一,狭义相对论与广义相对论就不能统一,宇宙统一性原理就不能建立。

爱因斯坦之所以能建立相对论,把时空、物质和力统一起来,靠的就是对称性原理。

对称性原理决定着基本相互作用大统一理论的发展方向,并在弱电和强相互作用的统一中得到体现和证明。

 

宇宙是有序与无序、确定与不确定的统一。

宇宙在爆发与膨胀时,是无序的。

但这个无序中包含着质量守恒定律、能量守恒定律、质量和能量相互转化定律。

一个地方的熵减少,无序度增加,就是另一个地方的熵增加,无序度减少。

熵本身是有规律的,宇宙是有序的,有序通过无序表现出来,无序包含着有序。

从微观来看是无序的、不确定的,从宏观来看是有序的、确定的;从短期来看是无序的、不确定的,从长期来看是有序的、确定的。

微观与宏观的区分是相对的,有序与无序、确定与不确定的区分也是相对的。

基本粒子的世界表面上看起来是无序的、不确定的,但从整体来看也是有序的、有规律可循的。

 

如果说,“任何人为设计的改革方案,都不可能超越制度变革本身的演进逻辑”,那么“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也必须和宇宙发展的过程一致,和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一致。

科学领域的革命必将带来思维方式的革命。

量子力学的思维方式和相对论的思维方式不同,相对论的思维方式和牛顿力学的思维方式不同,思维方式的进步过程就是方法论的进步过程,也就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的进步过程。

相对论的四度空间观对于牛顿力学的三度空间观来讲虽然是一种革命,但相对论和牛顿力学都认为世界是有序的,量子力学的思维方式则是有序与无序的统一。

量子力学的思维方式与宇宙的本质是一致的。

以人类为参照系,宇宙本身就是有序与无序、确定与不确定的统一。

宇宙在爆发与膨胀时,是无序的。

但这个无序中包含着质量和能量相互转化定律。

一个地方的熵增加,有序度降低,就是另一个地方的熵减少,有序度提高。

熵本身是有规律的,宇宙是有序的,有序通过无序表现出来,无序包含着有序。

从微观来看是无序的、不确定的,从宏观来看是有序的、确定的;从短期来看是无序的、不确定的,从长期来看是有序的、确定的。

微观与宏观的区分是相对的,有序与无序、确定与不确定的区分也是相对的。

基本粒子的世界表面上看起来是无序的、不确定的,但从整体来看也是有序的、有规律可循的。

骰子结构是有序的,骰子轨迹是无序的,爱因斯坦“我绝不相信上帝是在掷骰子”本意是否定量子力学中微观世界的无序运动、形容世界不可能是无序的,无意中却揭示了一条普遍真理----有序即在无序之中,世界是有序与无序的对称。

自从量子力学产生以后,想离开不确定性来研究确定性,用线性思维方式来追求所谓“硬科学”,无异于拔着头发离开地球。

不要讲经济学,就是物理学也不可能成为这样的“硬科学”。

量子力学证明:

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主体与客体的对称、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在量子力学看来,宇宙中许多不对称的东西实际上是对称的。

宇宙中对称是必然的,不对称是偶然的。

没有有序与无序的对称,就没有复杂系统。

没有有序与无序的对称,就没有社会复杂系统。

没有主体性与规律性的对称,就没有社会。

社会的有序就在无序之中,确定性就在不确定性之中,规律性就在主体性之中,经济运动的有序规律就是由无序的经济主体的活动组成,社会发展规律就是由不同利益、不同方向力的个人与集团“合力”的结果。

根据量子力学与宇宙大爆炸理论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横断科学、纵深科学、综合科学、哲学的发展成果,我们可以对宇宙的发展、经济的发展、经济学方法的发展有一个整体的把握。

宇宙的发展,是从本质到现象、从有限到无限、从简单到复杂;人的认识,是从现象到本质、从无限到有限、从复杂到简单。

这是一个对称的过程。

社会的发展是自然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宇宙发展的组成部分,是自然和人的认识发展的中间环节。

社会的发展介于上述对称的两极之间,本身也是一个对称的过程。

市场经济就是民主与法制对称、公平与效率一致的经济。

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在自由与法制、价格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理性与非理性的碰撞中,用有序去整合无序、用无序去填补有序、使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对称的经济形态。

因此,所谓经济,就是对称经济;对称经济最重要的,是结构,是生产中人和人、人和物的结构。

知识经济不但表现为经济活动中知识的主导地位所带来的资源的创造,而且表现为思维结构、社会结构、企业结构、生产结构的对称、有序、优化组合所带来的资源的裂变与生产效率的几何级数增长。

经济体制改革要有从正确的观点上升出来的理论作指导,但从正确的观点上升出理论的“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不是张维迎那样的西方经济学通行的还原论的线性思维方式,而是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

经济复杂系统方法是有序方法、双赢方法,是结构出效益、结构产生生产力的方法。

对称经济学复杂系统方法就是用有序整合无序、用无序填补有序的方法,是经济系统与非系统相互转化、使非系统向系统、低级系统向高级系统转化的方法。

只有通过复杂系统方法,才使经济学还原论与整体论真正得到统一,才使经济学方法与对象对称,使经济学不确定性得以扬弃。

人类经济增长方式从信息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市场经济从微观经济向宏观经济发展,也就是从无序经济向有序经济、不规范经济向规范经济、自由经济向法制经济转变的过程。

在信息经济时代,信息在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经济学是实证的;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在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经济学是规范的。

规范经济学要求用知识主导信息,用宏观经济主导微观经济,用对策主导博弈,用对称主导均衡,用人的主体性主导客体性,用人的积极的主动的理性行为来引导、化解不确定性。

这是实证经济学向规范经济学转变的时代背景。

这说明,虽然目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仍然崇尚实证经济学、迄今实证经济学占主流、而规范经济学暂时还曲高和寡,但规范经济学取代实证经济学成为主流将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主体理性的有限性向无限性转化,主客体的信息由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客体因素由不确定向确定性转化,不是博弈的过程,而是对策的过程;对策不是通过建立模型一步到位的决策,而是在“正打歪着”、“歪打正着”的过程中,决策-反馈-控制-修正决策的循环反复、不断接近目标、最后实现目标的系统工程。

在这里,“不确定性”的排除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总体上是相对的,但相对于特定参照系来讲是绝对的。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比资本主义更完善的市场经济的目标可以实现,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必将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取代。

对于这样的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只有用量子力学的思维方式才能把握,用牛顿力学的线性思维方式是无法理解的。

科学发展史告诉我们,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概念的形成、产生、从多义到一义、从模糊到精确的发展过程。

“对策”与“博弈”并不像张维迎讲的是一个概念:

对策如下棋,博弈如打牌。

前者信息是对称的,后者信息是不对称的。

前者靠智慧来决策,后者靠信息来决策。

因此“对策”与“博弈”表面相似然而有本质的区别,这本质区别的逻辑与历史是一致的,社会科学的概念发展过程和社会整体发展过程是对称的。

博弈源于封闭,对策来自沟通。

均衡是博弈的结果,对称是对策的成就——智慧经济时代要有同工业经济时代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主体的行为方式与之对称,经济活动的主体性必须用对策代替博弈。

对市场经济中不确定性、无序性的管理的本质是对称管理.对称经济学与对称管理学通过对对策与博弈、对称与均衡等概念的分离与重新定位,使之内涵与时代的发展、新范式的要求相对称。

在经济活动中,主体的行为方式是对策还是博弈,构成了新旧经济模式、管理模式的本质区别。

对策学还是博弈学,是新旧经济学范式、管理学范式的本质区别。

它们体现了两种世界观的本质区别。

以人类社会为参照系,思维和存在的对称关系是宇宙基本的对称关系。

“天人合一”即对称,是思维与存在的对称关系。

思维和存在是对称的,说明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世界是可知的。

人不但可以认识规律、把握规律,而且可以创造规律。

人可以自觉地运用经济活动的对称规律,提出相应的对策,重新建构“自然——社会”统一系统的有序结构,使之符合人类社会和谐发展、市场经济有序发展的要求,最大限度地取得经济活动的成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

市场经济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实质是信息认识论问题;而要解决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就要转信息认识论为信息控制论。

用信息控制论来代替现在通行的信息认识论,用对策论代替博弈论,可以实现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解决长久困惑西方经济学家的“信息不对称”、世界不确定、人心不可捉摸、理性不可预期、“趋势”不可预测、“囚徒困境”、“经济人”有限理性问题。

如果说,商品经济是平面的,市场经济是立体的,那么,具体的交易行为也一样:

简单的商品交易是平面行为,复杂的市场交易是立体的、系统的、全息的过程。

如果说,一只羊和一把斧头的交易,由于产品的信息量简单,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那么,汽车(是新车还是二手车并无本质不同)交易由于其产品的信息量大,其中“信息不对称”完全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如试用期、保质期、保修期)来回避。

所以,所谓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完全是用适合于商品交易的线性的、简单化的思维方式,来套到市场交易上面的结果;在这里与其说是信息不对称,不如说是思维方式、交易方式不对称;也就是说,“信息不对称”问题不是客观的,而是人为的,是由于人的思维方式局限性制造出来的问题。

只要交易过程的思维方式与制度设计、交易方式是全息对称的,那么所谓“信息不对称”问题可迎刃而解。

信息对称问题,本质上是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全息同一问题。

如果说,人认识宏观世界仅凭肉眼观察即可,那么,如果人要认识微观和宇观世界,实现人同微观和宇观世界的信息“对称”,就必须借助仪器,如显微镜、望远镜;同样,人如果要认识社会、认识复杂产品的信息,实现人(买家)同卖家信息的“对称”,就必须借助于“制度设计”。

在这里,制度设计(包括各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以及种种产品保质保修的约定、合同等等)就是使人(买家)认识产品信息、实现主体同客体“信息对称”的工具。

主动发布

认识层面不可能完全对称

被动观察

信息主动

发布对称

控制层面被动

控制

信息控制论模型

只要市场信息停留在现象认识层面,不管对象是否主动提供信息,主体都只能是被动接受,在这种情况下,都不可能做到信息对称;但如果深入到本质与规律的认识与控制层面,那么对象的信息不管是否被动提供,都只能是对称的;虽然在整体上,也许这种对称只是相对的,但对于特定的实践目的来讲,这个对称是绝对的。

因此,在信息经济学(包括信号理论)解决信息不对称是不可能的;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必须用控制经济学代替信息经济学,把信息经济学作为控制经济学的一个环节。

信息经济学由于把信息的对称问题停留在信息层面,就信息谈信息,因而不但不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而且还会助长信息不对称,造成劳动就业市场上假学历、假文凭泛滥,在商品市场虚假广告盛行,成为劣币驱逐良币的理论基础。

实践证明:

要解决市场经济信息不对称问题,必须走出信息看信息,在经济控制论领域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从信息经济学层面来看,信息不对称不仅源于对象现象和本质的不一致,而且源于主体的种种心理因素:

西方经济学家卡尼曼的“参照点”、“偏好逆转”,“前景理论”、“阿莱悖论”(偏离期望效益理论)、“定位效益”、“小数法则”等,就是从不同角度来揭示人的作为主体产生信息不对称的各种心理因素。

这进一步证明:

不确定性既可以发展在客体身上,也可以发展在主体身上;仅仅从信息层面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是不够的,必须从控制论层面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而受控的实践是一个主体与客体从不确定到确定,从不对称到对称的双向融合过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蕴含了“时间可以证明一切”。

在这个过程中,仅仅靠观察、展示、甚至实验来实现对称是不可能的。

张维迎:

“中国的改革没有一个连续不变的目标,更没有一个精心策划的蓝图。

回过头来看改革30年的历史,有两个显著的现象与改革初期人们的设想大不相同。

第一,改革的过程远比当初设想的要长。

……第二,改革的结果远非当初设想的。

”(25)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有经过“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后来的结果和原来的设想不一样是正常的,但不能由此得出“制度的变迁只能是一个自发演进的过程”的全称必然性判断的结论。

实验经济学是从信息经济学向控制经济学转化、延伸的一个过渡环节。

通过实验得出来的经济学结论,如果没有在实践中通过实践主体自觉的控制,不可能产生预期的结果。

经济实验的可能性,是经济控制可能性的依据;经济控制的可能性,是经济实验可能性的完成。

从经济实验到经济控制,实现了经济信息从不对称到对称的转化。

而如果仅仅停留在经济实验阶段,不可能完成这个转化。

这种通过制度设计(机制设计)以实现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原理,可以运用于市场的任何一个角落,包括宏观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微观的劳动力市场与经理人市场,以及股票、债券、期货、借贷市场。

市场经济的信息对称问题,实际上可以归结于制度设计问题。

科学的制度设计,完全可以回避“信息不对称”问题,控制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各级政府官员、“多种势力和群体”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从而实现经济主体与客体的对称,掌控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以改革没有精心策划的蓝图为理由,甘愿停留在摸着石头过河状态,只能造成积重难返、甚至不可收拾的后果。

腐败蔓延、物价上涨、经济周期、不可持续发展的最根本原因,就在于指导经济的理论错误。

如果说崇尚经验主义的西方国家,既产生不出科学的理性的经济学理论、又不愿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经济政策尚情有可原,那么一贯善长思辩的中华民族,居然也漠视经济活动的理论指导有点讲不过去。

腐败破坏社会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说明政府是市场的内在环节,法制是市场机制的必要组成部分。

要使市场经济体制真正建立并使之健康发展,充分竞争的经济必须与民主政治相对称。

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相互融合、宏观调控与民间调节的相互统一,就是经济学的双向运动。

经济学的双向运动是经济体制改革双向运动的理论基础,经济体制改革双向运动是经济学双向运动的实践证明。

在这理论与实践的双向运动中,实现对称经济学对新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的扬弃。

这种经济学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双向运动需要对称的思维方式、对称经济学的经济学范式。

正确的思维方式

正确的理论指导

意图(目的)

经济主体计划

实践意向

客体:

自然的经济过程

经济对策论模型Ⅰ

经济学范式决定改革的目标,改革的目标决定改革的方向,决定对改革的目标实现程度的评估。

新自由主义者对改革目标实现程度的评估是经济自由完全化程度,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格,其经济学理论范式是均衡经济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者对改革目标实现程度的评估是经济自由充分化程度,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是价值,其经济学理论范式是对称经济学。

对称和均衡的本质区别,由对策与博弈的本质区别造成。

对策的目的是对称,博弈的结果是均衡。

对称的途径和手段是对策,均衡的途径和手段是博弈。

对称,是通过对策来实现的“均衡”;均衡,是通过博弈来达到的对称。

对称和均衡,有着不同的本质,体现了不同时代的发展模式。

均衡是消极的、自发的,是博弈的结果,是工业经济时代的“对称”;对称是积极的、自觉的,是对策的结果,是智慧经济时代的“均衡”。

均衡,核心是物和物、客体和客体的均衡;对称,核心是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的对称。

客体和客体的均衡,带来的是资源的优化配置;主体和客体的对称,带来的是资源的优化再生。

博弈,不均衡是绝对的,均衡是相对的。

博弈经济学就是不对称经济学,不对称经济学就是不和谐经济学。

对策,不均衡是相对的,均衡是绝对的。

对策经济学就是对称经济学,对称经济学就是和谐经济学、知识经济学、控制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

改革是要建立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互对称、生产力功能最佳发挥的经济系统。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建立“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相互对称、理论功能最佳发挥的经济学系统。

“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相互对称的逻辑,是“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相互对称的历史的浓缩;“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相互对称的历史,在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双向运动中形成。

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宏观调控与民间调节二者可以统一起来,问题是需要一系列中间环节。

目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双向运动是:

共性化和个性化。

共性化是经济全球化、企业国际化、经营一体化;个性化是创业工程的发展、企业直接投融资的发展、中小企业的发展。

一般化、政府化越强,越有利于政府宏观调控。

个性化、市场化越强,越有利于增强活力。

在增强企业活力的同时,加强宏观调控,防止过度投机,回避金融风险,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把原来行政手段纳入市场化轨道的同时,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二者同时得到强化。

而西方经济学中的国家干预主义和自由主义之所以谁也说服不了谁,是由于它们都是以价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所以它们都不符合市场经济学的实际情况,只是以传统逻辑为思维方式而建立起来的同一个思想体系的“悖论”。

虽然它们相互对立,但都是社会某个经济现象的抽象,因而都有合理的因素;但在整体上,它们都是错误的。

西方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波动,同这些理论的交替性片面引导有很大关联。

片面的理论指导片面的实践;它们的要害,是同所“指导”的实践之间的不对称。

 

知识运营的总体结构和程序

知识经济学

信息经济学宏观经济

知识运营经济控制论

创新体系微观经济

创业工程

经济对策论模型Ⅱ

宏观调控中知识运营的宏观结构和程序

知识运营(宏观)

法制

大政方针

为辅财政政策为主

货币政策

理性预期

创新知识运营(微观)

创造资本运营

创业资产运营

产品运营

经济对策论模型Ⅲ

张维迎:

“从古到今,理大于法扎根于每个人的基本意识中。

日常生活中,人们最鄙视的是不讲理的人,而不是不守法的人。

比如说,我们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而不说‘有法走遍天下,无法寸步难行’。

”(2013.8.23经济观察报)问题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理,“存天理灭人欲”也是理,前者理和欲是统一的,后者理和欲是对立的,不知张维迎的“理”指哪一个?

实际上,这两个理是不同层次的理。

由于理有不同层次,理和法的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在现实上理要靠法来体现,经济活动的对策首先是基于法而不是理,“有理走遍天下”通过“有法走遍天下”来体现,是否有理最终还是要由法律来裁定,否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谁有理能讲得清吗?

“有理走遍天下”中的“理”是理和法的统称,张维迎在这里是偷换概念。

理和法是统一的,把理和法对立起来或抽象地说理大于法鼓吹“合理不合法”是新自由主义者博弈论、完全竞争理论与丛林法则的理论依据。

理和法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建立在对世界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基础上。

西方博弈论经济学之所以没有科学的范式,是由于西方博弈论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不对称的宇宙观。

不对称的宇宙观:

世界不可知,信息不对称,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

人不能够把握经济规律,经商活动无异于一种赌博,风险(包括法律风险)越大机会也越大,以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经济学、管理学就了博弈学。

虽然在他们的经济学词汇中,也有“对策”的字眼,但从概念的意义上,他们的“对策”仍然属于博弈的范畴。

作为博弈,可以“合理不合法”;作为对策,只能既合理又合法。

不可否认,由于处于新旧体制转轨、人的高涨的主体性和旧体制的冲突磨合、理和法的重新整合时期,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法律法规政策是有出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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