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外阅读乌台诗案前后苏轼诗词风格的变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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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阅读乌台诗案前后苏轼诗词风格的变化
【课外阅读】乌台诗案前后苏轼诗词风格的变化
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
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
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
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
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
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我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在题材上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其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
苏东坡,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过去生活的态度,一向是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
在杭州,在一首给孔文仲的诗里,他流露出对声势煊赫的官场的蔑视:
“我本麋鹿性,谅非优辕姿。
”不仅如此,他还替监狱里的犯人呻吟,替无衣无食的老人幽咽。
他写农村田园情趣时,他起的题目却是《吴中田妇叹》:
“汗流肩赤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
卖牛纳税拆屋炊,肤浅不及明年饥”;他在歌咏“春入深山处处花”时也写农民的食粮,农民吃的竹笋没有咸味,只因“尔来三月食无盐”,直指朝廷的专卖垄断;他写被征调的人民挖通运河以通盐船,他的笔触更加尖刻犀利:
“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他指责积贫积弱的朝廷,他渴望“致君尧舜”,渴望有朝一日“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他探问: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他轻狂:
“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 然而,“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
东坡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
梦后的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在下棋时,他体悟到:
“着时自有输赢,着了并无一物”。
在幽林静山之间,他豁然开朗:
“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种花。
棋罢不知人换世,酒阑无耐客思家”。
他不再执著于“奋力有当时志世”而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所以当苏轼遨游赤壁之时,面对“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发出“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感叹,便也可被世人所理解。
他飘然独立,只愿做一只孤鸿: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
在文化上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渴望在仕宦之路上获得成功,即使有“归去”之心,也是“欲回天地如扁舟”“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
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
“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
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
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他渴望在沙场上一展雄威,“鬓微霜,又何妨!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尤其在密州徐州时,其锐意进取、济世报国的入世精神始终十分强劲。
苏轼在其政论文章中就曾一再阐发《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希望“天子一日赫然奋其刚健之威”,能动于改革,为变法摇旗呐喊。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
他认识到自己和朝廷权贵们已经是“肝胆非一家”。
所谓使人追求的“浮名浩利”,对他来说已经是“鹤骨霜髯心已灰”,只能劳神费力,再没有什么“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壮志,“穷猿已投林,疲马初解鞍”。
对那个一生仕宦起伏颠簸的苏东坡而言,他从心底发出最最真实的慨叹“惆怅东南一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
”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当太后允其在太湖边居住的时候,他大喜:
“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
”他终于可以乘一扁舟来往,“神游八极万缘虚”了。
久旱逢甘露,苏东坡和农人完全一样快活而满足,他写诗道:
“沛然扬扬三尺雨,造化无心恍难测。
老夫作罢得甘寝,卧听墙东人响屐。
腐儒奋粝支百年.力耕不受众目怜。
会当作溏径千步,横断西北遮山泉。
四邻相率助举杵,人人知我囊无钱。
”
在风格上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益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拭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拭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
有词如“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
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
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锋芒毕露;一首《江城子密州出猎》决不可“十七、八女子,执红牙板”来悠然而唱,而必须要“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
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
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
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
虽然也有“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大悲叹,但更多的却是“花谢酒阑春到也,离离,一点微酸已著枝”的小恻隐,他逃离了仕途官场的蝇营狗苟,开始静观自然:
“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他越来越觉得文字难以承载内心之痛:
“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他将自然与人化而为一:
“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
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其间大有庄子化蝶、无我皆忘之味。
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
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苏轼诗词前后期发生变化的原因
木斋先生对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已经十分精辟,现直接引用过来:
“诗案对诗人的思想和创作不能不发生深刻影响。
有人说,诗案是苏轼一生的转折点:
苏轼由当初的“奋厉有当世志”、“致君尧舜”,转变为“聊从造物游”的艺术人生。
案前,诗入主要是深刻地反省仕宦人生;其后,他痛苦的心灵在自然的天地里找到了归宿,发现了新的人生境界。
也有人说,黄州时期.“苏东坡精神寄托的对象从名利事业而暂时转移到东坡,转移到大自然。
这就是对统治集团的一种疏远,这不能不无它的积极意义”。
诗案对于苏轼,浑如一场恶梦。
梦后的黄州贬谪生活,使苏拭从具体的政治哀伤中摆脱出来,重新认识社会,重新评价人生的意义。
” 现从先生的角度,将这一问题作一个小小的展开。
生活环境改变
首先,生活环境的改变是苏轼作品发生变化的客观原因。
乌台诗案之后,苏东坡谪居黄州,远离官场。
在黄州,他在给好友章淳的信中写道:
“现寓僧舍,布衣蔬饮,随僧一餐,差为简便。
以此畏其到也。
穷达得丧粗了其理,但廪禄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扰。
然俗所谓水到渠成,至时亦必自有处置,安能预为之愁煎乎?
初到一见太守。
自余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
”我们可以看到在表层意义上苏轼是谪居黄州、惠州、儋州等地,但他的谪居与其他人又不一样。
他“寓僧舍”、“随僧餐”、“惟佛经以遣日”。
这说明,他在起居生活上已渐趋佛道。
崇尚佛老思想
其次,崇尚佛老思想。
乌台诗案使苏轼对儒家的仕宦思想产生深深的怀疑,在仕途失意之时,自然倾向于佛家和道家的思想。
他在《安国寺记》里写道:
“余二月至黄舍。
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
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
反现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也。
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面求之,有不可胜悔者。
于是喟然叹曰:
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
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
’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谢。
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
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核然.无所附丽。
私窃乐之……”“归诚佛僧,求一洗之”、“物我相忘,身心皆空”。
这说明,他的内心已经开始疏远儒家思想,而日渐趋向佛老思想。
儒道佛三教合一
第三,儒道佛三教合一。
表面上苏轼弃儒从道,但是实际上,儒学的观念已经深深地扎根其内心之中了,而苏轼又将佛道的出世与儒家传统思想中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和于宋代“修己治人”统一起来,故其作品谈禅说理、怀古感今,无所不包。
在黄州时,苏轼逍遥游世:
“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
念念自成劫,尘尘各有际。
下观生物息,相吹等蚊蚋”;在惠州时,他超然淡泊:
“胜固欣然,败亦可喜。
优哉游哉,聊复尔耳”在儋州,宠辱不惊、履险如夷、临危若素:
“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
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
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
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 苏轼一生时运不齐,命途多舛。
宦海沉浮,两遭流放。
乌台诗案对于苏轼的仕途人生而言是一个低潮,但却是其文学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
这种仕途的不得意和现实的坎坷,使他走出市井朝廷,将自己的精神世界更多的寄托于佛法禅意、青山秀水之中,故而也就在更大意义上成就了东坡式“自在洒脱、空灵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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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乌台诗案”事件始末:
乌台诗案,是北宋年间的一场文字狱,结果苏轼被抓进乌台,被关4个月。
御史中丞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语句和此前所作诗句,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苏轼,苏轼的诗歌确实有些讥刺时政,包括变法过程中的问题。
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
所谓“乌台”,即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
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
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百科内容来自于:
“乌台诗案”是元丰二年发生的文字狱,御史中丞李定、舒亶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语句和此前所作诗句,以谤讪苏轼而引发的一场“文字”战争。
来源宋神宗在熙宁年间(1068——1077)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1085)从事改制。
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发生了苏轼乌台诗案。
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
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即别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发生时间“乌台诗案”是元丰二年发生的文字狱,御史中丞李定、舒亶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语句和此前所作诗句,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苏轼,苏轼的诗歌确实有些讥刺时政,包括变法过程中的问题
起因
乌台诗案乌台诗案的起因是较复杂的,总的来说可以归结为政治上为政敌所不容,文字上又授人以把柄。
苏东坡,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过去生活的态度,一向是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轼转知湖州。
诗案就是苏轼到湖州任所时写的《湖州谢上表》引起的。
表中说:
“臣……荷先帝之误恩,擢至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
陛下……知其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苏轼这几句牢骚话,笔下的“新进”,指的是王安石变法时被引进的一批投机钻营的“群小”。
“生事”一词,已成为保守派攻击变法派的时下习惯用语。
这些用语自然刺痛那些仍然窃据高位,谋取私利的“小人”。
第一个站出来检举苏轼的是御史里行何正臣,紧接着是王安石的学生李定。
宋神宗在何正臣、舒亶、李定等人的百般构陷下,只得降旨将苏轼交御史台,由李定为首的“根勘所”负责审理。
他的笔触更加尖刻犀利且指责积贫积弱的朝廷,他渴望有朝一日能得到平复,然而,“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
东坡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
这样,一个骇人听闻的文字狱便揭开了序幕。
结果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七月二十八日,李定等人奉旨查办,立即派太常博士皇甫遵才前往湖州逮捕苏轼。
八月十八日,苏轼被解到京城,投入御史台狱。
两个多月的“根勘”审理,苏轼受尽非人的折磨。
御史台严刑拷打,昼夜逼供,真是“诟辱通宵不忍闻”。
最后,李定等人强加给苏轼“四大罪状”,请求宋神宗处死苏轼。
宋神宗面对御史台的奏报,心里也着实犯难。
当年宋太祖赵匡胤曾有遗嘱:
除了犯叛逆谋反罪,一概不杀大臣。
李定等人必欲置苏轼于死地,朝野上下,舆论哗然,认为苏轼未犯叛逆罪,不该重处。
更奇怪的是,新旧两派正直之士,均出面营救。
由于各方面的营救和舆论压力,促使宋神宗产生宽贷苏轼,从轻发落的念头。
最终,苏轼得轻判,以“蒙恩责授黄州团练副使”结案。
当苏轼步入仕途,刚开始就被任命为福昌县的主簿,(就是现在的河南伊川县)。
这只是一个帮助知县处理文书档案的九品小官。
苏轼的知名度在此时已是很高了,他的文章确实写得很好,得到了宰相韩琦和知制诰王安石的器重。
很快就升迁到陕西凤翔、杭州等府任通判。
直到宋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升任密州(山东诸城)太守,后又改任徐州、湖州太守。
当时官员赴新任都要向皇帝上谢表,所以苏轼照例向皇帝呈递《湖州谢表》,由此惹下了一生的祸端。
第一是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此时,新法的领袖人物王安石和吕惠卿都相继下台,但御史台仍然为新党把持。
第二.他们对苏轼的才华和很高的名气心怀忌恨。
在《湖州谢表》里,他写了这样几句话:
“知其愚不适时,难已追陪新进。
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这是在向皇帝说:
“您知道我愚笨跟不上时代,怕我与那些新进人物搞不好关系。
但知道我老实本分,也许在外州郡治理百姓还可以。
”这自然是有意攻击那些推行新法的政客。
御史中丞李定对宋神宗说:
“苏轼说因为他不生事,才把他放到外郡任职。
难道我们这些留在朝中的都是爱生事的?
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在攻击皇上施行新政为‘生事’吗?
”他还指出苏轼的四条罪状:
1始终坚持自己的错误,毫不悔改;2他的错误言行流传很广影响很坏;3他很会强词夺理、蒙骗人们;4对陛下不使用提拔他心怀怨恨。
象这样的人不加严惩,要国法何用呢?
于是便对他近年来写的一些诗词,加以曲解、牵强附会罗列罪名。
受害人乌台诗案受牵连的共七十多人,其中有二十九位大臣和名士受到不同处分。
王诜、苏澈等受贬斥,张方平、司马光等仅因收藏苏轼讽刺文字未申缴入司,各被罚铜二十斤。
对苏轼的影响梦后的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在下棋时,他体悟到:
“着时自有输赢,着了并无一物”。
在幽林静山之间,他豁然开朗:
“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种花。
棋罢不知人换世,酒阑无耐客思家”。
他不再执著于“奋力有当时志世”而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所以当苏轼遨游赤壁之时,面对“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发出“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感叹,便也可被世人所理解。
他飘然独立,只愿做一只孤鸿: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
在文化上
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渴望在仕宦之路上获得成功,即使有“归去”之心,也是“欲回天地如扁舟”“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
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
“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
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
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他渴望在沙场上一展雄威,“鬓微霜,又何妨!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尤其在密州徐州时,其锐意进取、济世报国的入世精神始终十分强劲。
苏轼在其政论文章中就曾一再阐发《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希望“天子一日赫然奋其刚健之威”,能动于改革,为变法摇旗呐喊。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
他认识到自己和朝廷权贵们已经是“肝胆非一家”。
所谓使人追求的“浮名浩利”,对他来说已经是“鹤骨霜髯心已灰”,只能劳神费力,再没有什么“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壮志,“穷猿已投林,疲马初解鞍”。
对那个一生仕宦起伏颠簸的苏东坡而言,他从心底发出最最真实的慨叹“惆怅东南一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
”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当太后允其在太湖边居住的时候,他大喜:
“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
”他终于可以乘一扁舟来往,“神游八极万缘虚”了。
久旱逢甘露,苏东坡和农人完全一样快活而满足,他写诗道:
“沛然扬扬三尺雨,造化无心恍难测。
老夫作罢得甘寝,卧听墙东人响屐。
腐儒奋粝支百年.力耕不受众目怜。
会当作溏径千步,横断西北遮山泉。
四邻相率助举杵,人人知我囊无钱。
”
在风格上
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溢清。
后人评价王安石身为宰相,气量心胸也太狭小,他虽懂得地方上的风俗人情,也不应该因苏轼错改了他的两句诗,而立“乌台诗案”,置苏下狱,进而又随便发配人家。
这样做,与搞“文字狱”何别。
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历数苏轼的罪行,声称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
李定举了四项理由说明为什么应当处苏轼极刑,他说:
“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
”接着说苏轼急于获得高位,在心中不满之下,乃讥讪权要
到九月份,御史台已从四面八方抄获苏轼寄赠他人的大量诗词。
有一百多首在审问时呈阅,有三十九人受到牵连,其中官位最高的是司马光。
苏轼对大部分指控,都坦白承认在诗中批评新政。
在给王诜的诗里,有一行是坐听“鞭笞环呻吟”,又说,“救荒无术归亡逋”,他也提到“虎难摩”是为政贪婪的象征,给李常的诗里,他确是说在密州“洒涕循城拾弃孩”,见到男尸、女尸、婴尸饿死在路边,当时确是“为郡鲜欢”。
在给孙觉的诗里,有一行说二人相约不谈政治,是真在一次宴席上约定,谁谈政治就罚酒一杯。
给曾巩的诗里说他厌恶那些“聒耳如蜩蝉”的小政客。
给张方平的诗里把朝廷比作“荒林蜩蚻(zhá)乱”和“废沼蛙帼淫”,又说自己“遂欲掩两耳”。
给范镇的诗里,他直言“小人”,给周邠(bīn)的诗里把当权者暗比作“夜枭”。
好友刘恕罢官出京时,苏轼写了两首诗给他:
“敢向清时怨不容,直嗟吾道与君东,坐谈足使淮南惧,归向方知冀北空,独鹤不须惊夜旦,群鸟未可辨雌雄。
”
“仁义大捷径,诗书一旅亭。
相夸绶若若,犹诵麦青青。
腐鼠何老吓,高鸿本自冥。
颠狂不用唤,酒尽渐须醒。
” 前一首最后一句取自诗经“俱曰予圣,谁识鸟之雌雄”,等于说朝廷上只有一群乌鸦,好坏难辨。
后一首表达自己对小人的争权争位不屑一顾。
这些无疑会激怒御史台群小,加上他们本就是来迫害苏轼的,所以后者的狱中日子不会好过。
苏轼写《狱中寄子由》说“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无比凄惨。
审讯者常对他通宵辱骂。
巨大精神压力下,苏轼写下了“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的悲惨诗句。
苏轼下狱后未卜生死,一日数惊。
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时候,其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
由于父子不能见面,所以早在暗中约好:
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心里早做准备。
一日,苏迈因银钱用尽,需出京去借,便将为苏轼送饭一事委托朋友代劳,却忘记告诉朋友暗中约定之事。
偏巧那个朋友那天送饭时,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
苏轼一见大惊,以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极度悲伤之心,为弟苏辙写下诀别诗两首,其一: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其二: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
桐乡应在浙江西。
”诗作完成后,狱吏按照规矩,将诗篇呈交神宗皇帝。
宋神宗本就欣赏苏轼的才华,并没有将其处死的意思,只是想借此挫挫苏轼的锐气。
读到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感动之余,也不禁为如此才华所折服。
加上当朝多人为苏轼求情,王安石也劝神宗说:
圣朝不宜诛名士,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
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销结,而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也广为流传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