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汉学内部的汉宋之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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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汉学内部的汉宋之争

清代汉学内部的“汉宋之争”

【内容摘要】汉学考据与宋明理学的聚讼及后来的兼采并不是清代“汉宋之争”的全部命题。

清代虫鱼考订风气的大兴，使得汉学家们一方面汲汲于对典籍、文字的过分关注从而对饤饾考据产生出巨大的亢奋与兴趣；另一方面又因儒学内部治学路径的不一与学者们治学精力的不及，使得其问学因无法弥补“义理”“德性”层面的涵养转而攻讦宋儒，但清代汉学（家）毕竟无法摆脱“儒学”的整体路径，故而“道问学”的同时又不敢完全与宋明理学中“义理”“德性”层面相脱离，汉学家内心有属于贴近理学层面而不至于严重脱节的焦虑心态在左右其思想，虽然这种心态在整个清代汉学家们的内心中虽不甚显要，但是却间接决定了汉学家对问学的认知与儒学在清代的理路，汉学家这种纠缠不清的心理表现在“求知识”与“修德性”两股势力不断左右清代学术史的基本走向，这即是清代“汉宋之争”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汉学；宋学；“汉宋之争”；汉学家；“兴奋”“紧张”。

【作者简介】彭卫民，西南政法大学政治学理论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礼学与清

代思想史方面的研究。

有清一代通儒迭起，“宋元以来言经学者未有如我朝之盛者”[1]，学者们时刻不忘对自身的思想与学问进行检讨。

这里大致可以归结出两种声音，一是如钱仪吉（1783-1850）所表示的担忧，“徒驰务于闻见之博，不暇求理义之悦心，观其言行与其所记诵，判然为二事”[2]。

另一种声音则恰好相反，认为理学徒具其表，对“求义理”不屑一顾，“自古理学之儒，滞于禀而文不昌”[3]，比如章学诚（1738-1801）说宋学之所以见讥大雅，是因为“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4]。

清代的汉学家往往如是，“其人生平不能为程朱之所行，而其意乃欲与程朱争名”[5]，一方面自我批评与担忧”道问学”之余不求义理，专事训诂，恨不得“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6]；另一方面却又时刻沾沾自喜于自己做的是真学问，视此以外一切皆为妄作，无法抑制住自己对虫鱼训诂的兴奋，崇尚于那种“寝馈于文史以送老，书生之幸多矣”[7]的学术生活。

与此同时一并因好攻讦宋儒而招致宋儒反攻，桐城理学家刘大櫆（1698-1779）就说：

“世皆以古之道，无所用于今，是大不然，尧舜之道远矣……后学厌弃先矩，乃更旁罗经史，以相附益，炫其采色音声而于古圣立言之旨，寝以违戾，迄于今而承袭舛讹，先民之遗学扫地尽矣”[8]，在清代的理学家看来，汉学家文章不过“饾饤滞拙，更无当作平心论之”[9]。

故而在清代思想史上，因为“争辩者世风之愈下也，而自托于羽翼圣道”[10]，蚍蜉之争者比比皆是，在既有的对“汉宋之争”的关注中，我们倾向于理解为汉学考据学与宋明理学的相互“讦难”与“聚讼”，或是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兼采”[11]，即儒学到了清代，学者们难以将“客观性的迷信”（superstitionsofobjective）的治学路径与对“语学的、史学的”连接起来并由此体现在他们话语中的争论[12]，不过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在这场“解释得过度”（over-interpreation）与“解释得不足”（under-interpreation）的学术大争辩中，正因为学者们生活在经学大炽的年代，作为以博为能的汉学家在面对浩如烟海的典籍时，他们需要拥有什么样的心态，这样的心态究竟会对上述大争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持有这样心态的汉学家在发出“岂以考据而害其为正人乎？

[13]的反诘时，是否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整个儒学的性格？

这即是本文接下来要探讨的问题。

一

江苏大儒段玉裁（1735-1815）在给他的同年严元照（1773-1817）的信中流出这样的感慨：

“夫人有心得之处，超乎古人者，必恨古人不我见，抑余以为古人有言有为，未尝不思，后之人处此，必有善于我者，未尝不恨后之人不可见也。

”[14]似乎他预见到了“汉宋之争”会于后人落下口实：

所谓的考据与义理之争，如果单纯地对应我们今天学科体系中的科学与哲学的话，这种争议的产生几乎让人匪夷所思，因为圣人即说“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15]，况乎于学问来说，为学与修身也好，求知与穷理也罢，都是不必要也不容许分裂开来的，“学者不可以无宗主，而必不可以有门户”[16]。

今人抱有哂古人一无所知心态者比比皆是，然而真正谈到问学的状态，似乎我们不得不承认离这些缝掖巨儒们相去甚远，例如清代浙江海宁学者陈其元（1812-1882）就曾发出“考据之难”的感慨[17]，唯其如此，清代思想界义理与考据的分门别户，使得“沾沾贴括之士望洋自阻，似此而欲闯古人之藩篱，难矣”[18]，无怪乎那些寝馈经典的汉学家会对宋儒发出“但知发策决科为务，与之言古训，骇然以为迂晦而难通，塞耳而不能听也，嗟乎，此学问之所以日入于靡烂，而有终身读书不识一字之诮也”[19]这样的慨叹。

龚自珍（1792-1841）说道问学与尊德性盛衰消长，是受到学运的影响[20]，这一点，胡培翚（1782-1849）也表示赞同：

“宋承五代之敝，人心盲眛，正学不明，故宋儒以言心言性为急，此亦运会使然，非其有偏重也……国朝诸儒乃特矫而正之，详加厘订一一必求其实据，不敢逞私臆断，亦运会使然。

”[21]另一方面来说，对经典的校订与回忆因为耗时耗力，使得“学”与“文”相互脱节，“惟学与文古一本，力不能兼自晚近”[22]，学者们认为是不得已为之事，“考订之学，盖出于不得已，事有歧出而后考订之，说有互难而后考订之，义有隐僻而后考订之”[23]。

换一种说法即是，儒学到了清代，因囿于精力与治学路径的不一，使得汉学家只能“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观察”[24]—“多闻”“阙疑”“慎言”。

比如邵懿辰（1810-1861）就说，由于历代递衍，经学内部所容纳的治经线路愈来愈细化，“国朝支分蔓延，若瓜之引瓞而逾长，若松柏柯叶之雕而复继”，所以这样一来，就导致了“学废不讲，经师、人师之绪，斩焉弗续”，乾隆中叶以来，学者们惫于心力，“聪明杰魁之士，相劘而为考证谶末之务，名治经而经日以蔽晦”[25]。

在经历乾嘉考据学盛潮后的汉学家张之洞便不得不承认因为局限与精力与治学方向，汉学家并不能一味的以博为量，处今之变世，只能以孟子守约施博之说通之：

孔孟之时，经籍无多，人执一业可以成名，官习一事可以致用，故其博易言也，今日四部之书，汗牛充栋，老死而不能遍观尽识，即以经而论，古言古意音奥难明，讹舛莫定，后师群儒之说解，纷纭百出，大率有确解定论者，不过什五而已[26]。

仅从汉学学术资源繁杂即可窥得清代汉学家问学艰难之一二，鉴于汉学内部治经路线的驳杂繁复，故而必须捋清一个轻重缓急出来：

《十三经》岂能尽通，专精其一，既已不易，历代经世大儒，大约以一经名家者多，兼通群经，古今止有数人，今且先治其一，再及其他，但仍须参考诸经，博综群籍，方能通此一经，不然此一经亦不能通也，治经次第，自近及远，由显通微，如此未便，较有实得[27]。

以上是关于对汉学治经繁难这个事实的陈述。

当然张之洞憧憬的是“合汉儒经学，宋儒理学宗旨，同造圣贤”[28]的局面，并没有假借治经之繁而安于门户之见，我们可以顺此思考一个问题，现代的学科统系与传统的经学统系虽异，但同样无法回避因为学科门类的细化而导致学科之间的对话会出现“鸡同鸭讲”的窘境。

近人顾颉刚曾（1893-1980）说：

“旧时士夫之学，动称经史词章。

此其所谓统系乃经籍之统系，非科学之统系也。

惟其不明于科学之统系，故鄙视比较会合之事，以为浅人之见，各守其家学之壁垒而不肯察事物之会通，夫学术者与天下共之，不可以一国一家自私。

凡以国与家标识其学者，止可谓之学史，不可谓之学。

执学史而以为学，则其心志囚拘于古书，古书不变，学亦不进矣。

”[29]于清代汉学家本以局狭的内心来说，抛弃对经典中义理的求索转而耽溺于一经一书的考订，或许可以资为学问的出路，“或因精力不及，分门别户互相刺谤”[30]亦未尝不能理解。

但在另一方面做出考察时我们要看到，对文字与典籍的强大的索引、分析、整合能力是学问的先决条件，所以这些学者一方面说“汉学难而宋学易”，而另一方面却又对“考据之学亦所欣慕，欲使晚年识见，定时为之”[31]，故而汉学家难免会因治这种明知高深、繁难、耗时耗力的学问所产生的“优越感”影响自己的判断力，清儒对于“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联被“汉宋之争”中一些并不冷静的因素割裂开来。

例如姚鼐（1731-1815）在他那著名的《赠钱献之序》中所表达的对攻击程朱的不满：

“今日学者颇厌功令，所载为习闻，又恶陋儒不考古而蔽于近，于是专求古人名物、制度、训诂、书数，以博为量，以窥隙攻难为功。

其甚者，欲尽舍程朱，而宗汉之士，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搜而遗其鉅。

”[32]汉学宗旨自有包含理学一层次的问学精神，但依姚鼐所讲，不管汉学家是否认同陈澧（1810-1882）所说的“国朝考据之学源出朱子，不可反诋朱子”[33]，毕竟汉学家们对宋学的态度已经是“欲尽舍程朱，去其根细”了，大致来说，这种不理智的心态往往如是。

其中有因考订之烦而放弃了义理者，“凡嗜学多文之士，知考订者，辄多厌博宋儒以自喜，今人学者之通患”[34]，但也有一部分人对放弃义理而赤裸裸的考据表示担忧[35]，选择了“工字句”的同时试图做到“穷义理”，他们试图从“文字”与“思想”的角度达成一种共契。

我们来看清代状元姚文田（1758-1827）与朋友书信中的一段文字：

三代以下，其道皆本孔孟，得宋诸儒而传，天下一日而不昏乱，即宋诸儒之功，无一日不在天壤。

至其所著之书，岂得遂无一误？

然文字小差，汉唐先儒亦多有之未足，以为诟病。

今之学者粗识训诂，自以为多，辄毅然非毁之而不顾，此何异井龟跳梁而不见江海之大也[36]。

或许姚文田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见到太多“以文害辞，以辞害志”的情况，学者们言必“仰承圣训，奉为遵循”[37]而实际背道而驰者甚夥，例如程晋芳在《明儒学案》跋中就感慨这种言行不一的现象：

“今士大夫一语及讲学则哗然诮之曰，人第以躬行为尚耳，奚讲之有其言韪矣，及退而察其所为，无一事可质之，幽独者，此又一流弊也。

”[38]所以如彭绍升（1740-1796）这样的理学家才有了责难汉学家“鼓弄是非，名为尊圣而圣不加尊，名欲护儒而儒不加护”[39]的理由。

在后来皮锡瑞于长沙讲学时，也说到了学问中“说”与“写”的关系：

“本朝有鉴于禁诸生立会立社，纪文达公著论深以讲学为非，谓只宜著书不宜讲学，从此以后儒者以讲学为讳，今人忽闻讲学必以怪不知百年以前讲学通行并非惊世骇俗之事。

”所以藉此他又接著阐释道：

“无论何种学术，皆当自求心得，不当是己非人，意有不同不妨周咨博访，互相印证，以折衷于一，是即学泒宗旨不可强合，尽可各尊所闻，各之所行，不妨异同。

不必争门户，无论何项学术，不要务虚名要切实用，讲汉学者要通微言大义方有实用，破碎支离不成片叚者无用；讲宋学者要能身体力行方有实用，空谈性命不求实用者无用。

”[40]

二

清代汉学家恋恋不忘于自己的文本之学，对于读书，他们有着一种莫名的兴奋状态。

从嘉兴王元启（1714-1786）的一封书信中我们可以捉摸到这种心态：

昔人谓士人三日不读书，则对镜而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何者无所事故也。

尝试以身验之，我于数日读书之后，意思常觉津津然。

独处固可乐，对人亦议论，不倦胸次，实有一段新机相续。

否则独处既无聊，与人相接但勉强酬答，胸中一无生趣时，与不若己者处虽酣嬉，竟日寻复悔之[41]。

王元启对读书求知的理解，可视为汉学家问学心态的典范，但这段话并没有涉及到宋儒的问题。

翁方纲称赞惺斋先生“治学以宋五子为宗”，但就此认为王是宋儒亦不妥当，翁在他的墓志铭中接着说道：

“君博极群书，勤考证，工文词而笃守程朱之旨终身毋贰，诲人勿懈，可谓真儒也。

”[42]翁方纲俨然把这位惺斋先生视为了汉学同志，否则他不会拿时下的汉学家来与这位“博极群书，勤考证，工文词”的知县做比较来树一个典型，只是这位王知县与其他汉学家不同的是，他竟还能“笃守程朱之旨终身毋贰”。

我们再回头来反思这位“真儒”对读书状态的描述，武断地讲，恐怕真正的读书人不会质疑他的这种问学心态。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能够玩味出作者笃实、平和、冷静的读书心态，王元启生活在“扬汉贬宋”之风大盛的乾嘉年代，这种不疾不徐的心态无疑与那些生活在时而兴奋时而焦虑中并由此而喜薄宋儒的学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王启元的话仅仅只是一种内部性的性格描述，并没有涉及到关于“求知”与“进德”之间的关系。

不过从邵懿辰看来，他认为汉学家背道而驰、如此视宋儒而不见有违逆之嫌：

今自乾隆、嘉庆以来六七十年之间，学者以博为能，以复古为高，矜名而失实务，劳精疲神，钩考众家笺疏之说，下至宫车、制度、六书、假借、碑碣、盉鼎之铭识而广为之证，凡传注之出于宋儒者，槩弃不录，曰吾以崇汉而已，其徒相与，号曰汉学，噫！

此岂异夫立熟食火化之世而追茹毛饮血之俗[43]。

这段驳斥汉学家的话是有根据的，他说秦火以后，汉儒守训诂而试图通其义，这本无可厚非，但“汉之训诂宋儒非不见也”，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汉儒没有看到“历千余年而宋诸儒出，因是得以推见圣人之底蕴”，而圣人之底蕴，“汉儒不得见而宋儒独见”[44]了。

所以，汉儒能看到的，宋儒也能看到；而宋儒可以看到的，汉儒却无从看到。

丢失了圣人底蕴的学问，在邵看来，只不过是矜名失实的死学问罢了。

清代思想史的命题又并不全然于此种漫无理性的狡辩与攻讦，所谓的“争”也只是“汉宋之争”的一层表面现象，我们来看程廷祚（1691-1767）写给他的家门程晋芳（1718-1784）书信中的一段话：

学莫先于经学，经学中有章句焉，有性命焉。

鹜于章句者，世俗之儒也。

然求圣人之道于六经，其势不能舍章句，所讲在此，而所求在彼。

虽圣人之教人不过如是也，夫王道废而管、商作，圣学微而释、老兴，释、老之不废于天下者，以其稍知性命之端倪，而吾儒不能胜也。

宋代诸君子出而思有以胜之，然于大易刚柔易简之理，全不能明而顾，取陈希夷之太极、邵康先天及刘牧之河图、洛书诸怪妄之说，以自矜微妙，此犹汉家之王霸杂用而以为自有制度也。

故欲从事于性命者，不可以不学易，足下天资高朗，能用心于内，又好学易，过人诚远矣。

然学欲其专好恶，杂大易之外，凡圣经皆不可忽也[45]。

从程廷祚的这一段话中，可以捉摸出当时清代汉学家内部对汉宋之争的态度，虽然他们能做到“读书平心博览，以求古人之用意，犹惧不得一时”[46]，但对“章句”与“性命”二者究竟如何融合表现的无所适从，尽管程廷祚的话语中坚定的认为圣人之道“不能舍章句”，但是他也无法拒绝治经的同时还需解答“性命”。

朱一新（1846-1894）解释说：

“古者多言礼而少言理……圣门以下学之功示人，故不空言理，宋儒则言理居多仍与约礼之旨无异，盖礼经残缺，古今异宜，大而朝聘燕飨，小而宫室器服，多非后人耳目之所习，与之言理，则愚夫妇可与知；能与之言礼，虽老师宿儒或不能尽通其义。

”[47]因为文字在过去时间里流变从而使得群体失忆，导致到了清代出现“老师宿儒或不能尽通其义”的窘境，张惠言（1761-1802）就曾为汉学家们的这种焦虑做出过解释，“汉之学，要在礼，宋之学，要在理，汉儒非不言理，言礼而后可以言理也……汉人说礼，而制作之精自具，宋人说理，举礼以符合之，其说乃全，特由礼之说可为中人以下言之，由理之说，可为中人以上言之”[48]，言下之意，治“礼”虽然是言“理”的前提，但它并不能摆脱“理”而单独存在，因为汉儒自己认为“礼”只可言中人以下。

以上引程氏之言，可见其不无有如下之意：

欲通圣人之道，对“词章”的解读必不可少，但是一旦“解读得过度”，即张循先生所言的“不得不突破但又确实不得突破”[49]的尴尬境地，又恐与他们嗤之以鼻的“解读不足”相脱离[50]。

例如，邵晋涵在与章学诚讨论修《宋史》宗旨时提到这层意思，他说：

“宋人门户之习，语录庸陋之风，诚可鄙也。

然其立身制行，出于伦常日用，何可废耶？

士大夫博学工文，雄出当世，而于辞受取与，出处进退之间，不能无箪豆万钟之择。

本心既失，其他又何议乎？

”[51]

在后来程晋芳回复程廷祚的信中我们可以进一步印证这种论断的正确性，程晋芳在信中回道：

愚所谓程朱不可轻议者，非以其解经论学为无可是正也，其操心也纯，其制行也严，其措诸事也明而有伦，因是以其身为百世师，而人亦以是知二帝三王之道也之可贵而可从[52]。

虽然江藩因程晋芳与戴震等汉学家共事四库馆且交游甚密而将其收入《国朝汉学师承记》[53]，但从其《勉行堂集》所作之《正学论》七篇来看，程晋芳似又是程朱的辩护者：

近有人谓，孔子不轻言性，而宋儒好言性，以此为异于孔氏之学，又谓，人之为人，情而已矣。

圣人之教人也，顺乎情而矣[54]。

这里所谓的近人，指向的即是他在汉学阵营的好友戴震等人，基于他们这种“鷃雀嘲鹏”的做法，他殊为不解，“宋学者未尝弃汉唐也，为汉学者独可弃宋元以降乎？

”[55]我们要知道，程晋芳曾学于桐城刘大櫆门下而在四库馆时见多了尊汉贬宋的汉学家，我们权且推断此人兼具汉与宋的两重性格，他应该不难察觉到在他周围的汉学同志们在考据训诂亢奋之余的焦虑心态。

实际上已有学者认为程晋芳的治学宗旨与汉学家大不同[56]，不过恰因为其作为一个游移于汉宋两派之间（姑且这样认为）的学者，从程晋芳在对程朱这一段操心、制行的褒奖之词中，我们可以读出一种执中之论，在试图引导汉学家走出这种焦虑的尴尬境地。

毕竟我们要看到，汉学家除了对文本中的“义理”有所欠缺外，更有甚者，无法弥补问学中“制行”的缺失[57]，而鱼门先生对程廷祚的这番话，应该多多少少有点旁敲侧击的味道在里面。

而几乎与以上二程生活在同一年代的汉学家吴兰庭（1730-1810）也吐露了他希望汉学阵营坚守阵地并不要辄诋宋学的心迹：

弟于经典诂训，笃信汉儒，不喜后来新说，然亦未尝轻议宋儒者，是非久而自明。

专尚攻讦，非长厚之道，徒足取駴于俗目，并望同志共守此约[58]。

针对当时汉学家不知学问之通达，翁方纲（1733-1818）在他给桐城友人姚惜抱文集的序言中流露了“向宋”的心态：

学术之衰久矣，自学者不务知类通达，而惟考辨于古书传记，以矫宋儒之失，职业益以不修，而材识亦曰蒙锢。

夫宋儒患学者不知德性之尊，放达矜肆，讫以颓亡，其贤者又多溺于文辞章句，于是深求性道诚敬之理，以治其躬而救其弊。

其意亦未尝废学也[59]。

翁是被收录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与《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中的知名汉学家，以他在金石、经史方面的造诣与影响，位列诸乾嘉诸老之座是顺理成章的事。

但翁却也持有程晋芳批判戴震等人同样的口吻，驳斥了汉学家治学眼光狭隘，无义理之心。

又，他针对戴震的“圣人之道必由典制名物得之”之说[60]，连发六问：

试问周易卦爻、豙象、乘承、比应之义谓必由典制名物以见之可乎？

春秋比事属辞之旨谓必由典制名物以见之可乎？

既尚书具四代政典有谟训、诰誓之法戒存焉，而必处处由典制名物求之可乎？

即诗具征鸟兽草木而有忠孝之大义，劝惩之大防必尽由典制名物求之可乎？

圣门垂教《论语》其正经也，《论语》《孟子》必以典制名物求之可乎？

《孝经》以典制名物求之可乎？

[61]

这六个问号的背后，翁方纲洞悉了乾嘉诸老在汲汲从事于缺乏义理的考据。

这种无理学层次的汉学，让翁感到担忧，他说“戴君之辈，皆毕生殚力于名物象数之学至勤且博，则实人所难能也，吾惟爱之重之而不欲劝子弟朋友效之”，所以他说在不放弃同盟们坚守的事业之外，应当思考一下出路在什么地方：

“吾劝同志者，深以考订为务，而考订必以义理为主。

”[62]翁说出的这句话庶几就是汉学家所谓的“亢奋”中“焦虑”的最佳代言。

如果我们用上述的观点来看待当时汉学家们的治学心态，回过头来我们就不难理解作为汉学家的翁方纲对于姚鼐的离开所产生的细微心理变化。

如所周知，此二人是昔日同馆后来又同修四库的挚友，姚鼐的告退四库馆，应算是“汉宋之争”激烈之处的最好见证[63]，姚鼐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四库全书》修成后毅然辞京归还桐城，对于姚鼐的离开，翁除了不舍之外，更流露出一种对姚鼐告劝式的情绪：

一旦以养亲去，方纲将受言之，恐后敢于有言者，窃见姬川之归，不难在读书，而难在取友；不难在善述，而难在往复辨证；不难在江海英异之士造门请益，而难在得失毫厘悉如姬川意中所欲言。

姬川自此将日闻甘言不复闻药言，更将渐习之久，而其于人也，亦不发药言矣[64]。

在翁的这段话里，“甘言”可以理解为桐城理学那一套，与之对应的“药言”自然来自汉学阵营，而所谓“往复辨证”是他在四库馆时与戴震等人的争论，即今天我们所说的“汉宋之争”，姚鼐因“往复辨证”而对戴震等人的恨，体现在了给他给袁枚的信中那种骂街式的语言里：

其人生平不能为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与程朱争名，安得不为天之所恶？

故毛大可〔奇龄〕、李刚主〔塨〕、程绵庄〔廷祚〕、戴东原〔震〕率皆身灭绝嗣，此殆未可以为偶然也[65]。

由此我们可以设想姚鼐在四库馆与汉学家们共事时，受到的“排挤”与“委屈”有多深，而待姚鼐离开之际，翁方纲给姚鼐的这番告劝，出于友人之意意欲挽留只是表面现象，可以看出翁是想告诉姚，他这一走，昔日往复辨证的“探讨”就会停歇，姚鼐回到桐城，也将难以听到来自汉学的“药言”，而汉学阵营也将失去这位与之辩证的力将，徒将剩下听不到“甘言”（理学）的“药言”（汉学）了。

这似乎让翁方纲感到了一种恐慌，“方纲者待药于君者也，安能为君做药言乎？

”[66]他的这句反话，实际上流露出了这样的思想，汉学将伴随着义理的离开，而日益堕入缺乏义理的单纯考据，也将日益与儒学的宗旨想脱离。

总之上述他与姚鼐的序言、及对戴震发出的质疑，宏观地来看，涵盖了两层意思，第一，他认为汉学家对理学无理的非难只站在了自身的角度考虑，他并不能允许汉学脱离理学的层面而单独存在，一旦丢失这种依靠，就会陷入一种焦虑紧张的状态当中；第二，正是基于这种担忧，又兼顾毕竟还是汉学家这一事实，所有的辩护不再等于攻讦，“明通之识，体用之意”或可以理解是孔子之道，前提条件是要“通晓理道”与“博闻强识”，而不再是一味的只求“章句”不问“性命”了[67]。

三

与乾嘉年代相比，越至清季，我们可以发现汉学家们似乎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在他们的性格当中，属于“兴奋”的那一层情绪渐次平淡下来。

张循教授认为，作为乾嘉意义上的汉学考据学，在晚清的衰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种衰落，客观上抑制了清季汉学家们的这种求知的兴趣与兴奋，与此同时对汉学家们对义理的摄取，主观上也使得他们对问学的焦虑渐趋缓释，为这种解释提供合理性依据的文章[68]。

当然这中间经历过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69]，在面对来自宋儒的批评，响应者的力度愈发微弱，陈澧甚至呼吁理学家不要再无休止地攻击汉学家训诂之余不讲义理了，因为似乎他发现似近儒发明训诂者已经在义理之说方面收到“醇实精博”[70]的效果了，陈澧的这个发现，是因为宋儒眼光的障蔽以至于不审是非，没有看到汉学家治学的本质所致？

还是汉学家那种在亢奋与焦虑见飘忽不定的心态渐渐地安定下来找到了归宿？

但是我们不可否认汉学家到了清季，问学心态发生很大的变化，他们开始认识到自己毕竟还是“儒”的一种，他们的学问也毕竟还是“儒学”的一种，这和宋儒也是一种“儒”，宋明理学家的学问也是“儒学”的一种，本质上来说没有什么差别。

对于汉学家来说，想要成为“儒”，需要符合什么标准呢？

这个问题汉学家自己便做出了回答：

有儒者，有学人，儒者读书不过多，而皆得其精，以内治其心，外治其事；学人旁搜博览，靡所不通，而以经史为归期，适用而已，儒者、学人合二为一则为大儒，世不多觏也[71]。

学者们认为宋学的宗旨与汉学的家法同样受“儒学”整体的约束，“宋学之有宗旨，犹汉学之有家法，拘于家法者非，然不知宗旨者不可以言治经，好立宗旨者非，然不知宗旨者不可以言学术”[72]。

故而，生活在清代的很多学者就已经深有感触于汉宋的调适、兼采、融合、消融，兹举两例：

比如卢文弨在收到彭绍升寄给他的《二林居》制义一册，对彭绍升攻击朱子颇为不满，几乎全盘否定了他的著书，说“朱子大儒，古今驳难不一，其于朱子无伤也，而年兄乃肆笔逞臆，不顾所安如此，即以前辈而论，意见各殊，尚当婉约其辞，宁谓朱子而可横？

若斯也，首篇如此，是以未及遍观，虽有他作之合理者，而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