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简易版修改篇汪世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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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简易版修改篇汪世琦
文献综述
摘要：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矛盾日益突出。
正确认识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关联，协调两者的关系，是鄱阳湖经济生态区发展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本文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及相关外文数据库近20年来检索到的核心期刊论文为样本文献，首先对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评述，接着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概况做了系统归纳，并对研究新动态进行了简略介绍，最后对检索文献进行了综合评述。
关键字：
经济发展，环境污染
1.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环境与经济两者既互相促进又互相制约，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一方面环境为经济发展提供物质基础，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保护和改善环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同时经济发展为环境质量的改善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另一方面，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同时向环境排放大量的废弃物，造成了环境污染，环境质量恶化，而环境质量下降又进一步阻碍经济的发展。
（一）环境质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环境和自然资源都是有价值的资产，它作为消费品、资源供给者和废弃物的接纳者，为人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服务。
第一，环境是人类不可缺少的生命支持系统；第二，环境为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提供物质基础，是人类的资源库；第三，环境为人类提供废物消耗场所，即所谓的沉库（Ｓｉｎｋｓ）服务，但是环境的自净功能是有限的；第四，环境为人类提供美学和精神上的享受，为人类的艺术创作提供灵感。
总之，从经济学意义上看，环境既可作为投入品为人类生产提供服务，又可作为消费品直接供人类消费。
现引入经济增长模型：
Ｙ＝ｆ（Ｋ，Ｌ，Ｅ）其中，Ｋ为资本（物质资本），Ｌ为劳动力（人力资本），Ｅ为广义的环境（自然资本），可以是自然资源，也可以是环境污染。
从这个生产函数中，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增长实质上是一个经济产出的增长，而产出的形成是多种生产要素组合的结果，其中环境即自然资本即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环境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着三种功能：
一是为其提供自然资源，二是吸收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污染和废弃物，三是提供基本的环境服务。
前两种功能与生产过程直接相关，第三种功能虽然与生产过程没有直接的系，但却决定着生产活动的背景条件，并直接作用于经济个体的效用和福利。
当然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三者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性，所以自然资源虽然可以限制经济增长，但我们可以通过寻找其它自然资源作替代品或者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作替代品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有一些自然资源是不可替代的或很难找到替代品的，此外，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并不能完全替代自然资本。
因此，这样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只有通过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技术进步，通过走可持续的道路来解决这个问题。
（二）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的影响
快速的经济增长往往对环境有负面的影响，因为伴随着工业扩张、城市化的推进，会加快开发和消耗可再生或不可再生的资源，产生大量的废弃物。
不过，与此同时，经济增长也为保护和改善环境创造了各种条件。
总的来说，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经济增长对环境主要有以下几种影响。
一是规模效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生产和消费规模的扩张必然引起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和污染物排放的增加，造成环境质量下降；二是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变迁，会使污染先上升后下降，环境质量先恶化后改善；三是通过技术进步、环境政策和经济结构调整使单位经济产出的污染排放量下降，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四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粗放型到集约型，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也会使环境质量改善。
此外，经济增长还将影响人们的环保意识、社会风俗、生活习惯等，从而对环境质量的改善起到间接作用。
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提高，环保意识随之提高，社会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也会上升，促进有关环境保护的对策研究和政策制定，加大环境保护的法律支持和执法力度。
经济增长还为环境政策的实施提供资金支持。
因此，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的问接影响是积极的。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2.国外研究概况
2.1早期的初步研究
20世纪50年代以后，受传统工业化的影响，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人们开始对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反思。
国外一些学者开始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Carson（1962）在《寂静的春天》中分析了农药污染物的积累、迁移和转化的过程，用通俗的语言阐述了农药污染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并指出：
人类的经济活动不仅污染环境、而且危害其他物种及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使得原来生机勃勃的春天变得寂静了。
Boulding（1966）分析了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的关系，指出：
人类唯一赖以生存的最大系统是地球，人口的增加，经济的增长最终会耗尽地球有限的资源，生产和消费所产生的废弃物最终会污染整个地球。
他倡导建立既不会使资源枯竭，又不会造成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物质和资源能够得到循环利用的循环经济以替代过去的“单程式”经济。
2.2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
20世纪70年代初，罗马俱乐部出版的《增长的极限》一书，提出了“增长极限假说”。
该假说认为，经济增长是无限的，自然资源存量和环境的自净能力是有限的，无限的经济增长受有限的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的制约，如果保持现有的经济增长率，世界经济最终会崩溃。
因此此，有人提议经济停滞，以此来缓解环境压力。
1983年11月，联合国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ELD）,1987年，WELD发表了名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研究报告，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通过了《全球21世纪议程》，标志着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成。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研究日益成为环境经济领域的研究热点。
2.3环境库茨涅茨曲线的提出
1955年，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做了大量统计分析后，提出了著名的库兹涅茨收入分配倒ｕ型曲线。
该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人们的收入差距比较小，但随着经济的增长收入差距有扩大的趋势，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又使这一情况得到改善。
很多国外学者对全球众多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和各项环境污染指标进行回归分析，结论表明，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确实存在一个倒U形的曲线关系。
此即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起初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环境质量较好，污染水平也比较低，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质量开始下降，环境污染水平上升，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出现拐点，环境质量得到改善，污染水平再次下降。
该理论的提出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1991年，美国经济学家格鲁斯曼和克鲁格对该理论进行了实证。
他们收集了全球60多个国家的不同地区多年的污染物排放和入均GDP数据，对其进行分析后发现，大部分污染物（如SO
，TSP等）与人均GDP收入水平的变动趋势存在倒U型关系，即符合库兹涅茨曲线假说。
因为库兹涅茨选取的是发达国家的数据，而且库兹涅茨曲线只是一种经验实证，不能用于预测。
同时，库兹涅茨曲线也没有很强的理论基础。
所以很多科学家对此提出了异议。
Robers等对环境污染和收入水平进行分析，并没有发现明显的倒ｕ型关系。
而且，Shafik认为，即使存在倒ｕ型关系，但长期内这种关系可能也会消失，也许会出现如Ｎ型，线性，U型，倒N型等等。
2.4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验证
Lopezrtu（1994），发现悬浮颗粒物和二氧化硫则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先恶化而后改善，但固体废弃物和二氧化碳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percapital）的增长不断恶化。
Shafikt（1994），认为即使可以观测到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倒“ｕ”型，这种趋势在长期内也可能无法维持，比如‘‘Ｎ”型关系就存在较大波动，最初观测到是倒“Ｕ”型曲线，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收入与坏境污染又将正相关。
Selden和Songt（1994），观测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二氧化碳以及悬浮颗粒物四种主要空气污染物，发现它们与收入之间呈现倒Ｕ型的关系。
Johansson和Perolov（2007）也都证实大气中的二氧化硫浓度与收入之间呈现倒Ｕ型。
Hilton和Levinson（2008）研究了汽车尾气排放量与人均GNP的关系，其研究结果呈现出N型曲线，其对应的人均ＧＮＰ转折点为7000美元和17623美元。
Friedl和Cetzn（2009）应用奥地利1995-2008年度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EKC假说，发现对数据拟合度最佳的是三次方程而非通常的倒U型关系。
Hannes和Eglit（2009）对城市大气污染浓度、水污染和人均GNP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在14个污染物研究中，人多数呈现N型特征，其对应的人均GNP介于1887美元和11632美元之间，而其它一个研究物是大气总悬浮颗粒与人均GNP呈单调下降态势。
3.国内研究概况
对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中国的学者研究时间不长，但不可否认的是，国内的实证研究也取得了不小的进展。
研究综述从两方面阐述。
3.1对国家整体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检验研究
张晓（1999）采用国家纵向历史截面数据对中国进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检验，发现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已表现出较弱的EKC特征。
陆虹（2005）采用全国人均GDP指标和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指标进行分析，选取三次样条插值法扩展数据和状态空间模型，发现人均GDP与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存在交互影响关系，而不是简单体现为倒“U”型关系。
刘耀彬（2009）利用三次函数模型，选择关键要素指标，对我国整体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变化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
实证结果发现：
大多数污染物与收入存在倒Ｎ型曲线现象。
刘杨（2010）采用1995-2008年31省市的面板数据，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指标代表经济增长，以六大工业环境污染物指标代表环境污染，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别拟合我国中、东、西以及东北地区的经济-环境曲线；计算经济与环境之间关系变化的转折点并判断各区域经济与环境之间的态势。
3.2对某个地区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检验研究
肖蓉蓉（2007）年利用湖南省1988-2004年的数据，对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进行回归分析，环境指标采用了工业废气、废水、哭啼废物和工业粉尘，经济增长数据采用湖南省人均GDP，实证结果表明，湖南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存在N型、倒N型和U型三种关系。
王伟（2008）通过陕西省1986-2006年间历年的人均GDP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的统计数据，推断出陕西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不存在ECK的关系，其发展仍在拐点之前，有明显的波动特征。
程磊磊通过对无锡市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总体性研究，进行了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利用变系数固定效果模型拟合环境污染随经济发展的演变轨迹，进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析。
推断出江阴的固体废物污染和废气污染的演变轨迹都是倒U型，符合EKC假说，这两种污染具有减轻方向转变的趋势：
在市区和宜兴，三种环境污染的演变轨迹都是倒U型。
耿强（2008）根据长三角（上海、江苏、浙江三省）的面板数据通过对浙江省内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工业“三废”及其人均量之间关系的研究，发现了一种新式EKC曲线一‘‘N”型曲线。
董娴（2009）根据陕西省1990、2008年人均工业三废排放量与经济增长建立模型分析过去二十年陕西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研究表明该省环境指标与人均GDP的演替轨迹并不完全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人均工业废水曲线呈N型，废水排放量随经济增长先增加后减少而后又增加，人均工业废气曲线与人均工业固废曲线呈同步型，排放量随经济增长而增长。
4.国内外研究新动态
为了通过实证研究来解释EKC，一些学者把产出结构、消费结构、国际贸易、民主等变量加入简易模型中。
Debruyn（1997）指出，如果这些变量与收入入密切相关，那么这些变量与收入及收入的平方项之间就可能存在着严重的多重共同性，各个变量的单独影响很难分解开，这将使回归得到的估计系数难以理解。
因此，他建议运用其他方法来研究各种影响因素对环境质量的效应。
由于需要的变量很明确，而且各变量的数据能够获取，他认为，对于解释EKC来说分解分析是一种富有吸引力的工具。
事实上，有些学者已经开始利用分解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各种影响因素对环境质量的效应。
胡鞍钢（1993）通过分解分析建立了环境质量变迁的规律和成因，研究结果表明：
经济增长是影响环境质量恶化的主要因素，技术变迁是影响环境变迁的最活跃因素，，Grossman（1995）把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的效应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以解释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退化）之间的倒U型关系，Debruyn（1997）将环境政策引入分解分析，并应用分解分析方法研究西德和荷兰SO
排放减少的原因，其研究结果表明：
经济结构变化不是主要原因，而环境政策才是真正原因。
Stern（2002）把污染物排放量的变化归因于投入结构、产出结构、规模和技术的变化，建立了非线性排放分解模型，并且运用该模型对全球SO
排放变化进行了实证分析。
于峰（2006）在Stern的非线性排放分解模型的基础上，估算了中国的经济规模、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生产率和环保技术对工业SO
排放的贡献率，结果显示经济规模越大、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变动加剧了环境污染，生产率提高、环保技术创新与推广降低了环境污染。
此外，李长明（2008）在研究中国经济增长、能源消费和SO
排放之间的关系时，把SO
排放分解为经济增长效果、节能效果和能源转换效果。
陈六君等把污染排放的变化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清洁技术效应和污染治理效应，分离了清洁技术和污染治理技术对减轻污染的贡献。
这些研究把经济发展对环境质量的总体影响按照影响因素进行分解，能够计算出各种影响因素对环境质量变化的贡献，可以较好的解释环境质量随经济发展的变化轨迹。
因此，将EKC研究和分解分析相结合，能够全面地、更系统地研究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5.研究综述评述
从参考文献发表年份来看，国外有关研究起步较早，21世纪以前我国相关文献较少，说明那是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问题还未引起广泛关注。
到了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告诉发展，环境问题凸显，如何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逐渐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有关文献数量也明显增多。
国外的实证研究选取的环境指标内容上较为广泛，除了工业三废污染，还包含了汽车尾气排放等污染指标，而且经济与环境之间关系大多呈现EKC曲线特征。
国内的实证研究大多是对中国整体或者某单个城市进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检验研究。
范围广泛，内容难免不够精确。
而且引用较多，自身内容较少，有些显得苍白无力。
除此之外，大多数学者的研究重点为EKC是否存在和EKC的形状，多采用历史数据对某一区域进行研究，对面板数据的研究较少，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方面的研究主要针对环境污染（三废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很少考虑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从研究的地域范围来看，主要局限于中东部经济发达区域，对西部落后地区研究较少，从研究内容来看，对于我国或本区域（省市）EKC形成机制、内在和外在因素阐述较少，大多只停留在理论层面。
需要指出的是，倒“Ｕ”形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任由环境的恶化，相反，我们必须努力寻找解决环境恶化的途径，环境容量是有限的，有些环境污染是不可逆的，一旦环境恶化到一定临界点，超过一定的生态阈值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如果在我国经济发展起步阶段，许多重要资源就造成严重枯竭或环境退化，那么，将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很高的成本才有可能使之恢复。
并且根据“环境治理成本递增”定律，随着环境质量的下降，每一单位的治理成本也随之上升，局限于眼前经济利益，不及时制止环境污染，后果得不偿失。
随着我国环境与经济发展矛盾的日益尖锐，如何利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从实证角度去研究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关系，找到收入与环境压力的拐点，或是削平峰值，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对我国今后的发展显的尤为重要。
是否每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都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倒Ｕ形假说呢？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这是因为库兹涅茨选取的是一些特殊国家的数据，如美国、德国、法国等经济发达的国家，库兹涅茨曲线的分析结果只是作为一种经验。
实证，同时也不能简单的用于预测，库兹涅茨曲线也没有很强的理论基础。
所以很多科学家对此提出了异议。
Robers等对环境污染和收入水平进行分析，并没有发现明显的倒U型关系。
而且，Shafik认为，即使存在倒U型关系，但长期内这种关系可能也会消失，也许会出现如Ｎ型关系。
从国内的各种文献也可以看出，回归出来的曲线并不一定呈现库兹涅茨的“倒ｕ”型曲线。
各种形状包括U型、Ｎ型、倒Ｎ型、线性，甚至是没有相关性。
如彭水军和包群在《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中，发现人均GDP与环境污染指标所表现出来的关系有U型、倒U型和N型等
国内文献大多采用人均GDP作为经济发展指标，但是人均GDP水平并不是唯一能影响环境污染的因素，其他因素如人口规模、产业结构、技术进步、环保政策以及贸易开发等也会影响库兹涅茨曲线的形状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采用国内数据所做的计量分析与库兹涅茨环境曲线所采用的数据（发达国家）不同，由于数据年代不够，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很可能还没有达到拐点，也因此影响了曲线的形状。
此外，某些指标不能很好地代表该省或地区的环境污染水平，也因此导致曲线出现差异。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库兹涅茨曲线存在容易让人产生“经济发展必须走‘先污染再治理’的道路”的错觉，这是有害的。
我国已经错过了可以廉价使用“自然资源”的发展阶段，无法走先污染再治理的道路。
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避免走库兹涅茨曲线的路，或尽快降低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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