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心得《春秋》《左传》十二公文本的生成及蕴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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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心得《春秋》《左传》十二公文本的生成及蕴意
读书心得——《春秋》《左传》十二公文本的生成及蕴意
一、关于《春秋》十二公的争论
《春秋》记载鲁国十二公之事，《左传》亦然。
后《吕氏春秋》有十二月纪，《史记》设十二本纪、十二诸侯年表，《汉书》亦有十二本纪，先秦两汉史籍形成以十二为体的传统。
人们一般以为其源于《春秋》的十二公，故多围绕《春秋》探究十二之体的生成。
《春秋》起于鲁隐公讫于鲁哀公，共记载十二公二百四十多年间的事情。
《春秋》何以始于鲁隐公，何以有十二公，从汉代以来，关于这个问题的解释五花八门。
下文列举其中较有影响的几种。
公羊家最早直面这个问题。
《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说：
“《春秋》何以始乎隐？
祖之所逮闻也。
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何休注“祖之所逮闻”说：
“托记高祖以来事可及问闻知者。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楚庄王》中说得更清楚：
“《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
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
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
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
”何休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细化：
“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
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
所传闻者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
”公羊家把《春秋》所载分为作者亲见、作者所闻及所传闻三世，认为高祖及问闻知始于隐公，故《春秋》始于隐公。
《春秋》为何终于鲁哀公，《公羊传》说：
“何以终乎哀十四年，曰：
备矣。
君子何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
”何休注：
“人道浃，王道备，必止于麟者，欲见拨乱功成于麟。
”公羊家认为从鲁隐公到鲁哀公，十二公之历史足以显示“人道浃，王道备”，且获麟事件发生在鲁哀公十四年，徐彦说：
“终于获麟以示义似若尧舜之隆，制礼作乐之后萧韶九成、凤皇乃来止巢而乘匹之类也。
”认为获麟是太平世的祥瑞，意义同尧舜时的萧韶九成、凤凰来仪相类，故《春秋》终于哀公十四年的获麟事件。
公羊家的这些说法有诸多不合情理之处。
首先，《春秋》记载了二百四十多年的历史，从鲁隐公到鲁哀公共历十二公，而公羊家却认为是作者据自己与父、祖、高祖、曾祖五代人的记忆而作，明显有悖情理：
五代人再好的记忆恐怕也不能清楚记得二百四十二年间发生的桩桩件件。
其次，“祖之所逮闻”的说法与《春秋》的记载情况亦不符。
若十二公真分三世的话，应该是有见世记录精确，有闻世欠精确，而传闻世应该是模糊的，但《春秋》十二公尽管书法详略稍有不同，但记载的精确度相差不多，分不出有见、有闻、有传闻三世的高下，正如毛奇龄所谓“虽前后所书偶有同异，而义无不同”，更不存在如董仲舒所说的“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的情况。
何休在此基础上生发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张三世”之说更是无稽之谈。
东汉王充《论衡·正说》云：
“又说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浃，王道备。
夫据三世，则浃备之说非。
言浃备之说为是，则据三世之论误。
二者相伐而立其义，圣人之意何定哉？
”认为三世说与“人道浃，王道备”的说法自相矛盾，而公羊家却硬把二者合在一起，王充所驳极是。
至于获麟为太平世祥瑞之说更是牵强附会，顾颉刚说：
“事实上春秋世愈降则愈不太平，政乱民苦无可告诉，可谓太平乎？
”指出公羊家说法的荒唐。
不满于公羊家的穿凿，晋代杜预重新做了解释。
他说：
“周平王，东周之始王也。
隐公，让国之贤君也。
考乎其时则相接，言乎其位则列国，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胤也。
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绍开中兴，隐公能弘宣祖业、光启王室，则西周之美可寻，文武之迹不坠。
是故因其历数，附其行事，采周之旧，以会成王义，垂法将来。
”杜预主要表达了两个意思：
孔子作《春秋》从鲁隐公起，一是因为隐公与周平王比较接近；二是隐公是“让国之贤君”。
杜预的这两个理由也讲不通，如果《春秋》必须从周平王开始的话，则鲁孝公、鲁惠公与周平王更为接近，且也都是周公的后裔。
正如顾颉刚所说：
“然平王东迁时为鲁孝公，孝公而后惠公，惠公而后始为隐公，故当始于孝公而不当始于隐公也。
”隐公的确存让嫡之心，但隐公的让位之意未及施行就遭弑，自身尚不能保全，其“弘宣祖业，光启王室”也成了空话。
至于为何终于获麟，杜预说：
“麟出非其时，虚其应而失其归，此圣人所以为感也。
”感麟之说与公羊家的麟瑞之说可谓五十步与一百步。
杜预也未能解决《春秋》何以有十二公的问题。
其他还有一些说法，如孙复《春秋尊王发微》以为：
“《春秋》之始于隐公者，非他，以平王之所终也……《春秋》自隐公而始者，天下无复有王也。
”意思是周平王卒于隐公年间，故《春秋》始于隐公。
但《春秋》同周平王之死为什么一定要有关系，让人不得其解。
何况，《春秋》中有“元年春王正月”的表述，明确表达其“尊王”的立场，孙复用“天下无复有王”定位《春秋》，这明显不妥。
又郑樵以为孔子是不得已而始于隐公，他在《始隐辨》中说：
“《春秋》何不始孝、惠而始隐公，此夫子不忍遽绝之意也。
不忍遽绝之，则有所待也。
”难道《春秋》始于孝公、惠公，就意味着夫子忍于遽绝？
这其中的道理也让人无法理解。
关于《春秋》十二公的解释五花八门，却有着共同的倾向，都以寻求孔子“微言大义”的方式进行着各自的揣测。
正如元代的黄泽所说，自秦汉以来，去圣久远，经籍残阙，传注家往往牵强附会，而近世儒者又各以才识求之，所以议论虽多而经旨愈晦（15）。
现代学者蒙文通从史学的发展讨论这个问题，他说：
“《春秋》也只能开始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绝不是偶然的。
应当正是由于各国史学在这个时期才有了较普遍的发展，才开始积累了较广泛的、较系统的可以依据的史料。
”（16）这种说法也流于空泛。
在众多的说法中，清人顾炎武和江永的角度独特，有启发意义。
顾炎武说：
“自隐公以下，世道衰微，史失其官，于是孔子惧而修之。
自惠公以上之文无所改焉，所谓‘述而不作’者也。
自隐公以下，则孔子以己意修之，所谓‘作《春秋》’也。
然则自惠公以上之《春秋》，固夫子所善而从之者也，惜乎其书之不存也。
”（17）以为从隐公开始“世道衰微”，孔子才加以修正，而隐公之前的内容孔子未加改动，但没有保存下来，至于为什么不存，顾炎武语焉不详。
江永《群经补义》不满此说，驳曰：
“使伯禽以后之《春秋》皆存，则周初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夫子何不存其盛世之事以为法，顾独存其衰世之事以为戒邪？
”他提出：
“《春秋》当始伯禽，何为始隐？
疑当时《鲁春秋》惠公以上鲁史不存，夫子因其存者修之，未必有所取义也。
”（18）江永认为孔子《春秋》之所以只有十二公，是因为伯禽以下、隐公以上的不存，孔子只得就仅存的十二公修之。
如果真是惠公以上的没有保存下来，则十二公成了没得选择的结果，当然更谈不上有什么特别的意蕴了。
顾炎武和江永的说法不同，但都否认《春秋》十二公的特别含义，这是受了王充的影响。
王充说：
“《春秋》十二公，犹《尚书》之百篇。
百篇无所法，十二公安得法？
”（19）王充认为《春秋》十二公同《尚书》的百篇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放弃了对十二公含义的追索。
顾炎武和江永从文献流播、存亡的角度进行解释，不曲求深意，不管结论对不对，这样的方法很有启发意义。
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提到了“原始《春秋》”的问题，都认为原始《春秋》应包括隐公以上的记载。
的确，讨论十二公的《春秋》，必须考虑原始《春秋》的问题。
历代学者多认为十二公《春秋》生成之前应该有原始《春秋》。
刘知幾《史通·六家》说：
“《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
案《汲冢琐语》记太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
孔子曰：
‘疏通知远，《书》教也。
’‘属辞比事，《春秋》之教也。
’知《春秋》始作，与《尚书》同时。
”（20）还说：
“上古之书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其次有《春秋》《尚书》《梼杌》《志》《乘》。
”（21）认为《春秋》文本应该与《尚书》同样古老，并非始于春秋时代。
郑樵《六经奥论》也说：
“今《汲冢琐语》亦有《鲁春秋》记鲁献公十七年事，诸如此类，皆夫子未生之前，未经笔削之《春秋》也。
”（22）鲁献公乃西周末人，则知《鲁春秋》并未始于隐公。
顾炎武从《左传》中寻找端倪：
“《春秋》不始于隐公。
晋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
‘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盖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洎于中世，当周之盛，朝觐会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礼’，而成之者，古之良史也。
”（23）章学诚《易教上》从六经皆先王之政典出发，提出《春秋》出于西周：
“夫《春秋》乃周公之旧典，谓周礼之在鲁可也。
”（24）章太炎《春秋故言》也说：
“《春秋》，往昔先王旧记也。
”（25）刘师培《经学教科书》提出《春秋》早在西周以前的古代就存在了。
所以杨伯峻说：
“则韩起所见《鲁春秋》，必自周公姬旦以及伯禽叙起，今《春秋》起隐公，讫哀公，自惠公以上皆无存。
”（26）认为孔子之前应有原始《春秋》，今天所见的十二公《春秋》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原始《春秋》或许从周公旦之子伯禽开始记载，出自鲁国历代史官之手，属于史学的范畴。
原始《春秋》只流传下来从隐公到哀公这十二公的记载，其他全部散佚。
胡念贻说：
“孔丘可能曾经采用鲁国的《春秋》来作为讲习的课目，在讲习过程中也可能做过某些整理和发挥，作过个别文字的订正工作，这可能就是‘孔子作《春秋》’传说的由来。
”（27）今天见到的、被称为经的十二公《春秋》就是孔子教授弟子的那部分。
显然，是因为孔子用它“作为讲习的课目”，这部分才流传下来。
孔子讲过的这十二公，才是经学讨论的对象。
所以，十二公《春秋》的生成，其实就是原始《春秋》流传过程中的一个问题、环节，如果抛开原始《春秋》的大背景，就很容易陷入误区。
之前种种解释多没有把十二公《春秋》看做原始《春秋》的一部分，却谓其为孔子所作或所修，各家挖空心思寻求其背后孔子的深意，越是钩沉索隐，越难以令人信服，五花八门的答案说明各家力图论证的本来就是个伪命题。
今天面对这个问题，也许应该换个思路，从孔子教授《春秋》的角度去研究。
为什么孔子讲《春秋》始于隐公？
为什么他只讲了十二公？
从孔子作为教者而非作者的角度去探讨，问题也许并不像前人想的那么复杂。
原始《春秋》出于鲁国历代史官之手，记事质木简略，没有前因后果，没有具体过程情节，类似历史大纲，正如王安石所讥是“断烂朝报”，它对于任何人来说都如同天书。
孔子如果不借助其他历史记载，“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28）。
刘师培说：
“《春秋》，又即本国近世史也，虽然，以史教民，课本所举，仅及大纲，而讲演之时，或旁征事实，以广见闻；或判断是非，以资尚论。
”（29）原始《春秋》体现着历代史官相传的“《春秋》笔法”，一般人未必懂得其中的奥妙，孔子选取其中的一部分作为教授弟子的大纲，也必定有所参考依傍，才能够“旁征事实”、“判断是非”。
赵伯雄说：
“孔子当年讲《春秋》，是结合史实来讲解的，例如他讲‘赵盾弑其君夷皋’，是一定要讲晋灵公的‘不君’、赵盾的出走以及赵穿弑君的经过的，否则他怎么能够讲清这句经文当中的义呢？
又如他讲‘郑伯克段于鄢’，恐怕也是要讲郑庄公与其母、其弟的种种纠葛的，否则学生们单从那一句话又能知道些什么呢？
但这些具体的史实《春秋》上是没有的，孔子当另有所据，孔子所据应当是与《春秋》不同体裁的其他史书。
”（30）作为一个教者，很可能受到参考资料的限制，孔子只讲授了十二公的《春秋》。
如果这个推想能够成立的话，那十二公《春秋》的生成，根源就不在于孔子，而在于别的史书。
循着这样的思路，我们可以把目光投向与《春秋》相关的其他史籍上，来探究十二公《春秋》的生成。
二、“孔子曰”“仲尼曰”与“《左传》原本”
以鲁国十二公为纲且与《春秋》相关的三部书是《左传》《公羊传》和《穀梁传》。
《公羊传》和《穀梁传》完全是解释《春秋》书法义例的，二者皆依经立传，不能独立存在。
且公羊、穀梁皆在七十子之后，成书皆在汉代，它们之所以有十二公，完全是因为《春秋》有十二公。
二传与《春秋》亦步亦趋，从中也找不出十二公的来源。
《左传》与公、穀不同，它与《春秋》有联系却能独立成书。
虽然都是十二公，但《左传》的记载范围超出《春秋》，明显不受《春秋》的约束而自成一家，《左传》完全可以脱离《春秋》而独立存在。
十二公会不会源自《左传》？
《左传》会不会是孔子教授《春秋》的参考？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意味着孔子见过《左传》。
但是，从汉代以来两千多年的《春秋》学史中，无论在《春秋》与《左传》的关系、《左传》的作者、成书等问题上多么聚讼纷纭，大家却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春秋》在前，《左传》在后。
《左传》既然被认定为《春秋》之“传”，它当然不可能是孔子教授《春秋》的参考资料。
然而，在大家不容质疑的共识中，一些问题被忽略了，如《左传》中有许多“孔子曰”“仲尼曰”之类的评论文字，人们一般把它们视为解经语而与其他解经语同等看待，忽略了它们包含的特殊信息。
《左传》中的“孔子曰”之类大部分是针对《左传》内容而发，是解传的。
如《左传·宣公九年》记载：
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戏于朝。
泄冶谏曰：
“公卿宣淫，民无效焉，且闻不令。
君其纳之！
”公曰：
“吾能改矣。
”公告二子。
二子请杀之，公弗禁，遂杀泄冶。
孔子曰：
“诗云：
‘民之多辟，无自立辟。
’其泄冶之谓乎！
”
这件事《春秋·宣公九年》的记载非常简略：
“陈杀其大夫泄冶。
”陈国为什么要杀泄冶，《春秋》未载。
这段“孔子曰”显然是针对《左传》所载泄冶不量凿枘、冒昧进谏的言行而发。
此事发生在公元前600年，孔子还没有出生。
孔子后来知道前因后果并做评论，说明他看到比《春秋》更详细的记载。
也许当时记载此事的史书不少，但今天能看到的只有《左传》，我们不能排除孔子评论的可能就是《左传》。
这段话中的“孔子曰”是孔子与弟子讨论的时候说的，《孔子家语·子路初见篇》记载得更详细：
子贡曰：
“陈灵公宣淫于朝，泄冶正谏而杀之，是与比干谏而死同，可谓仁乎？
”子曰：
“比干于纣，亲则诸父，官则少师，忠报之心在于宗庙而己，固必以死争之，冀身死之后，纣将悔悟。
其本志情在于仁者也。
泄冶之于灵公，位在大夫，无骨肉之亲，怀宠不去，仕于乱朝，以区区之一身，欲正一国之淫昏，死而无益，可谓狷矣。
诗云‘民之多辟，无自立辟’，其泄冶之谓乎？
”（31）
这段叙述再现了孔子与弟子们的一个讨论现场，与《论语》中的教学场景类似。
子贡的陈述之语“陈灵公宣淫于朝，泄冶正谏，而杀之”明显是从《左传》那段文字简化而来，其中“宣淫”“于朝”还采用了《左传》中的原话。
因为《孔子家语》的成书及其中材料真伪等问题争论太多，我们也不能就此断定孔子见过《左传》，但这段叙述至少给我们提供了《左传》“孔子曰”“仲尼曰”的产生背景，它们是孔子与弟子们讨论春秋人物、事件的言论，当时应该由弟子们记录，后来被增入《左传》。
可以想见，孔子的评论本来比较多，但弟子记录下来的并不是全部，而编入《左传》的是其中更少的一部分。
《左传》中还有些“孔子曰”“仲尼曰”和《春秋》经文没有关系，仅仅是就《左传》所载事实的评论。
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所载“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郑人经常聚于乡校议论国政，大夫然明建议毁乡校，子产没有采纳，还讲了一番大道理，然后接孔子的评论：
“仲尼闻是语也，曰：
‘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仲尼闻是语也，曰”是对子产不毁乡校的评论，《春秋》没有记载此事，除《左传》外，还有《新序·杂事四》也提及此事，而《新序》撰于《左传》之后，应是源自《左传》。
现存最早记载此事的也只有《左传》。
像这样的“仲尼曰”“孔子曰”，如果不是评论《左传》内容，还能评论哪本书呢？
除了《左传》，我们再也找不出其他任何史书。
这些“孔子曰”“仲尼曰”与书中其他解经文字大不相同，其解传的性质，使我们重新审视孔子与《左传》的关系。
《左传》中的“孔子曰”“仲尼曰”，与孔子评论《诗》《易》等的言论一样，都是教授已有经典的产物。
如孔子论《关雎》：
“子曰：
‘《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论语·八佾》）论《诗》：
“子曰：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论语·为政》）已有一部《诗》三百，已有《关雎》一诗，才有孔子的这些评论。
孔子论《易》也不少，如论《乾》卦上九爻辞：
“子曰：
‘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系辞上传》）已经有一部《易》经，才有孔子这许多评论。
孔子评论过《左传》中大量的人物、事件，说明孔子见过《左传》的相关记载。
当然，孔子见到的不是今本《左传》，应是今本《左传》的前身。
《左传》的成书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并非一次成书，前人时贤多有议论。
顾炎武说：
“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
”（32）皮锡瑞说：
“左氏有后人附益之辞。
”（33）胡念贻认为《左传》本来是叙事较详的史书，后人“窜入之迹宛然”，“《左传》里面那些属于‘书曰’以下的文字以及其他讲《春秋》‘义例’的文字，如果全部删去，丝毫不影响《左传》叙事的完整性”（34）。
赵光贤把《左传》分为记事和解经两部分，他认为今本《左传》“是经后人把记事之文与解经之文合并而成的。
记事部分是《左传》的原本，解经部分包括评论在内，是在较后时期加进去的”（35）。
王和在赵光贤的基础上具体列举《左传》中后人附益的内容，包括解经语和解解经语、解传语和解解传语、解经传歧义语、“君子曰”及“某某曰”、预言、岁星记事、文字改动、讹误等八种（36）。
这些说法都持之有理。
《左传》除去这几种后人的附益，剩下的记事部分应该是今本《左传》的前身，才是真正出自左丘明之手的文字。
早期它不叫《左传》，而叫《春秋》或《左氏春秋》，司马迁还沿用这两个名称来指《左传》。
顾颉刚把未经后人增续的本子叫“《左传》原本”（37），为方便论述，本文也借用这个概念。
《左传》原本是记事之史，后人把解经语、解传语等逐渐增加进去，它才渐渐变为传。
从《左氏春秋》到《左传》，称呼的变化正好反映出其由史到传的演变。
清人刘逢禄认为是刘歆把《左氏春秋》改编为《春秋左氏传》的。
归之于刘歆理有不通，但刘逢禄的思路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左传》中后人附益的情况复杂，也不是一时一人的附益，“仲尼曰”“孔子曰”在战国子书及《史记》等中多次引用，说明这些文字是战国人增加进去的，与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有关，不是刘歆的增益。
《左传》“孔子曰”“仲尼曰”告诉我们，孔子所授《春秋》很可能就包括《左传》原本。
《孟子》曰：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
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
孔子曰：
‘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孟子·离娄下》）孟子用“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来描述“鲁《春秋》”，赵生群指出：
“如果从《春秋》看，无论是记载事件的次数，还是位次排列的先后，鲁公无疑都处于中心地位，而齐桓、晋文先后称霸的痕迹，却无从窥见。
”“《左传》比《春秋》更接近于‘其事则齐桓、晋文’的晋、楚、鲁三家史记。
”（38）的确，孟子所描述的“鲁《春秋》”，与今本《春秋》大相径庭，却更接近于《左传》。
而对其中“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句，冯友兰解释说：
“似乎是孔子取《春秋》等书之义而主张‘正名’。
”（39）赵伯雄说：
“孔子对鲁史《春秋》中的义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挖掘和阐发，当然同时很可能也加进了孔子自己的义。
”（40）所以，孟子所谓的“鲁《春秋》”，应包括《左传》原本在内，孔子不仅见过《左传》原本，还对其进行过“其义则丘窃取之”的阐释。
从《春秋》《左传》的文本实际和内容来看，如果没有《左传》，很难知晓《春秋》每条记载的意思。
《左传》原本应该是孔子教授《春秋》时最重要的参考。
王和早就意识到这个情况，他认为：
“最早的经师应当了解《左传》的原貌本来是一部独立的史事汇编，他们只不过是把它作为讲解《春秋》的辅导材料。
”（41）指出《左传》是讲授《春秋》的“辅导材料”，但他非常谨慎地把使用者限制为战国时代“最早的经师”。
孔子评论过《左传》原本，那么《左传》是“讲解《春秋》的辅导材料”完全可以推及于孔子。
况且，这个结论与《论语》反映的孔子与左丘明的关系更加切合。
《论语·公冶长》：
“子曰：
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章太炎说：
“孔子言与左同耻，则是朋友而非弟子，易明也。
”（42）孔子提到左丘明，言辞之间的满是崇敬，左丘明应该是比孔子稍长且德高望重之人，孔子对他的为人和思想如此了解，我们说孔子见过左丘明的《左传》原本，合情合理。
《左传》原本曾是孔子教授《春秋》的主要参考，这个结论并不是标新立异、凭空推想。
孔子教授《春秋》，不仅《左传》原本，恐怕连《春秋》文本都得仰仗左丘明提供。
原始《春秋》出于鲁国历代史官，一般存于鲁国宗庙，太史应该保存有副本，平常人很难见到。
孔子教授《春秋》，文本也得由史官提供。
所以，实际情况并非如传统所理解的左丘明受经于孔子，而是左丘明把《左传》原本和《春秋》副本授于孔子以助其教授《春秋》的。
孔子后来也提到过这件事：
“子曰：
吾犹及史之阙文也。
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论语·卫灵公》）意思是他曾得到过一些一般人见不到的史料，借给他史料的人就像有马者把马借人乘用一样慷慨，但现在再也没有这样的事情了。
历来注家都没弄清楚孔子这句话的意思，何晏以为孔子此句批评“俗多穿凿”，邢昺以为“古之良史于书字有疑则阙之以待能者，不敢穿凿”，“有马者借人乘之者，此举喻也，喻己有马不能调良，当借人乘习之也”（43）。
包咸和皇侃把“史之阙文”与“有马者借人乘之”看成两件不相关的事，而宋叶梦得疑“有马者借人乘之”是衍文，杨伯峻谓：
“‘史之阙文’和‘有马借人乘之’，其间有什么关系，很难理解”，“还是把它看为两件事较妥当”（44）。
前人多误解“史之阙文”的意思，故很难与下文“有马者借人乘之”联系起来。
这里的“吾犹及史之阙文”，毛起的解释比较贴近，他说：
“我们以为《春秋》鲁史，到孔子之时，已有二百年的历史了。
因为史官收藏保管之不当，以致其竹简脱去的脱去，错乱的错乱了。
但虽如此，孔子对于他，却还是很喜欢的，很高兴的说道：
‘吾犹及史之阙文也。
’意思是说，照这样的保管情形看来，鲁史其实早应亡失了，我今日却还能赶得及他的阙文，真是大幸事啊。
”（45）毛起对“史之阙文”的解释大体是对的。
“史之阙文”不仅指毛起所说的鲁史《春秋》，还应该包括《左传》原本，故孔子用“有马者借人乘之”来称赞左丘明的帮助，孔子发此感叹的时候可能左丘明已经去世了。
能把车马借于别人，这在当时非常难能可贵，子路曾说“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论语·公冶长》），也用借车马表达自己对朋友的仗义。
所以，“吾犹及史之阙文”这一章，说的是左丘明提供给孔子珍贵史料的事，我们把它放在孔子教授《春秋》的背景中，应没有问题。
三、《左传》十二公的创制
上文从“孔子曰”“仲尼曰”入手，论证孔子见过、评论过《左传》原本，《左传》原本是孔子教授《春秋》的主要参考，其最有创制十二公体的可能。
探究十二公体，当把目光转移到《左传》原本和左丘明身上的时候，我们发现，许多问题竟然变得清晰而简单。
《汉书·艺文志》认为左丘明是鲁国太史，刘知幾《史通·杂说》论其才：
“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
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
”（46）皮锡瑞说：
“左氏叙事之工，文采之富，即以史论，亦当在司马迁、班固之上。
”（47）这些评价是公允的。
左丘明是中国先秦最伟大最有才识的史官，《左传》是他展现春秋时代大开大合、波澜壮阔历史的巨著。
任何一部著作都会留下作者的信息和印迹，《左传》也不例外。
左丘明在《左传》中充分表现出一个伟大作家的胸怀、见识和素养，也留下了他作为史官的许多信息，其中十二公就是最明显的史官印记，它源于史官最熟悉的历法数字和月令文献。
首先，撰写《左传》必定要确定篇幅和时段。
下限很好确定，那就是作者着手撰写《左传》的时代。
先秦两汉的史书，作者一般把自己的时代设为下限，《史记》《汉书》都还保持着这样的传统。
《左传》下限是哀公，说明作者是哀公时代的人，《左传》的撰写主要在哀公时代。
从哀公往上推，上限定在哪一公，《左传》应该记载多少公的历史，如果没有特别的用意，似乎从任何一公开始都可以。
但这其中也涉及到篇幅和内容的问题，如果太早，就会超出王室东迁的节点，不符合他撰写春秋史的初衷；如果所选时段太短，则内容单薄，不足以反映春秋的历史变迁和时代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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