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玄而成思致思以达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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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玄而成思致思以达玄

因玄而成思,致思以达玄

　　罗中枢教授所著《重玄之思――成玄英的重玄方法和认识论研究》一书由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出版（2010年10月，20万字，以下简称《重玄之思》，所引只注明页码）。

该书主要从重玄方法和认识论的角度来论述唐初成玄英的“重玄学”，本文按图索骥，就该书的一些研究特色作一评述。

　　一、紧扣时代背景。

深究学术源流

　　道教得以产生，是建立在先秦天人观念、鬼神崇拜、礼乐祭祀以及诸子百家的思想基础之上。

先秦之际的中国思想，更为注重宇宙论和价值论的探讨，宇宙论的思想成为此一时期思想家的重点，其中儒家的天道观、老子的道化论和《周易》的太极生成论就是其代表。

他们关注的，主要是宇宙的来源和归属等终极问题。

推而下之，则以天道论人事，试图为当时动荡的时局提出自己安邦治国、匡扶人心的各类“良方”。

　　汉代是中国思想发展的一个变革期，此一时期儒学的谶纬化和独尊化、经学的古今之争以及道教的产生和佛教的传入，儒释道三教思想之间开始交融。

这一时期的中国思想主流，是以天人感应的宇宙论为基础来探讨天人关系。

至魏晋南北朝，中国哲学之主流则又一突变，力主突破汉代经学之藩篱，走向玄学之思，由宇宙论的探讨转向本体论。

加上汉末佛教的传入，玄佛合流的思想则加深了对《易》、《老》、《庄》的思辨深度，玄学所探究的“有”、“无”等本体论问题成为当时思想的热点。

此时的道教思想主流，则专注于建构神仙理论、规范修仙方法、定制斋醮科仪和编撰道经目录，力图将汉末的鬼神道教改造成为神仙道教，以适应上层人士的信仰需求和维护统治秩序，剔除民间道教的革命性和粗鄙性。

　　相对于汉魏晋时期，道教发展到了隋唐之际，其修道方法和思想已然发生了很大转变。

《重玄之思》一书在第一章第一节里对此作了总结：

1.道教的义理化；2.道教的内在化；3.道教的思辨化；4.道教的上层化；5.道教的宽容化。

道教在隋唐时期的这五个特点，反映了这一时期的道教在大的时代背景和学术思想史的流变中开始寻找自己的方向。

　　对于重玄学产生的思想背景，该书主要从隋唐时期的社会文化发展和道教教义发展的特点、儒释道三教的交融以及玄学到重玄学的主题流变等角度来探讨。

这些时代背景和学术源流的交代，使得我们得以清楚了解成玄英“重玄学”得以产生的物质政治条件和思想发展的逻辑进程。

　　就物质政治条件而言，隋唐时期的物质繁荣和政治开明为这一时期道教、佛教和其他外来宗教带来了极大的发展空间。

隋唐时期的统治者，对于三教和其他宗教都能兼容并包，体现了一种大国的风范。

因而，佛、道教在这一时期的理论建设和开宗立派都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

　　就道教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进程而论，《重玄之思》一书注意到了道教修道理论由玄学到重玄学，由重玄学转向心学的内在发展进程。

重玄学的兴起，如作者所言：

“重玄学是魏晋玄学的继承、深化和终结。

在重玄学家看来，王弼主张的‘贵无论’和裴?

Q倡导的‘贵有论’，都是各执一偏，没有穷尽《道德经》的微言大旨意。

郭象和僧肇的观点启发了重玄学。

重玄学主张‘破执’或‘遣滞’，既不滞于有，又不滞于无，亦不滞于非有非无，通过不断的‘破’、‘遣’或否定，以达到更抽象、更纯化、更超越的‘重玄’妙境。

”（第49页）

　　重玄学得以产生，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佛教佛性论、涅柴说和中观学的影响。

《重玄之思》一书对此也进行了简明扼要地梳理，文中叙述了南北朝时期僧人慧文“一心三观”、三论宗“八不中道”、“真俗二谛”等思想；至晋则有鸠摩罗什利用“中观学”破有无双执，随后的僧肇依循此思路，主张以非有非无的双遣方式来破玄学之迷悟。

而支道林则用“重玄”、“双玄”等方式来达致此种修行的终极目的。

　　慧文、鸠摩罗什、僧肇和支道林所因循的思辨方法，究其实质，“都还停留在‘一玄’或‘一中道’的范畴”（第50页），尚未达致“重玄”之境。

为达此境，必须进行更深层次的“否定”，即吉藏所言的“四忘”：

非有，非无，非亦有亦无，非非有非无。

　　从道家道教自身思想发展的脉络而言，玄学是对先秦老庄之学的思辨化，其本质是探讨本体论的问题。

重玄学则是循着玄学的本体论问题进一步深化和系统化，力图走出玄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偏执，进一步走向修仙理论的内在化和心性化。

　　这样一种思想源流的转变，如作者所言，“从魏晋玄学到隋唐重玄的过程，是从哲学转向宗教和宗教哲学的过程，是从本体论转向心性论的过程，是从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转向重玄思维方式的过程。

玄学将老子的宇宙论转化为本体论，重玄学进一步使本体论转向心性论”（第55页）。

　　二、细研关键概念。

精炼核心范畴

　　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总是要依靠文本而成形，而文本得以形成，则需要语言来表达。

在思想家所使用的语言当中，最为重要的是一些关键概念和核心范畴，这些概念和范畴可以说是建筑思想结构的基本材料。

　　成玄英作为唐初道教教义思辨体系的自觉建立者，其解《老》、解《庄》所倚重的主要概念和范畴有道德、有无、境智、本迹、理事、心性和自然等，而通达这些概念和范畴的思路则是“玄”、“又玄”、“不滞”、“三绝”、“兼忘”等。

除了对于成玄英固有文本的概念和范畴作了归纳外，作者还提炼了许多带有自己心得的核心范畴，比如“虚忘”、“玄思”、“妙悟”、“境界”等。

　　如何通达、描绘和理顺成玄英重玄学的思想结构，是《重玄之思》一书的首要任务。

在其篇章的安排上，我们看到了作者对于关键概念和核心范畴的把握，其逻辑思路即是先谈方法，次谈本体，再谈知识，后谈境界。

　　就方法而言，《重玄之思》一书在第二章“既遣二偏，又忘中一”里，主要介绍的就是成玄英重玄学所倚重的解《老》、解《庄》方法，即“玄”、“玄之又玄”，认为“玄”之含义即是不滞，而“玄之又玄”则是不滞于不滞。

成玄英的重玄方法，按作者的说法就是“一种以否定为手段、以‘遣滞’为特色、以‘处中忘中’为要点、以‘和光同尘’为旨趣、以‘重玄之境’为目的的方法”（第62页）。

就其内容而论，一是三重否定（非有，非无，非非有非无）、二是“一三三一”的修道方法、三是双重境界的超越方法、四是“双照双非”的辩证方法、五是与时具进的批判方法（第62－72页）。

　　成玄英所论述的这些方法，其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达到一种绝思虑、同物我、忘言语、超二元的“虚忘”状态。

这种状态，其实是修道者体道之后的一种身心体验，此种体验是在消除人世一切区分、对立和知见之后所得到的一种愉悦。

此种愉悦不是靠情感、思虑、知见、逻辑和语言所获得，而是通过老子所言的“致虚极，守静笃”而达致。

因此，作者用“虚忘”二字作为成玄英重玄方法的总结，自有其用意。

我们知道，《老》和《庄》所传达的在世体验，就是“虚”与“忘”。

“虚”在《老子》中的论述比比皆是。

“虚”之含义，有虚空、遣滞、虚无、虚极、虚静等，它包含了道存在之特性、体道之方法和道之境界等层面。

而“忘”则是庄子面对无可奈何的人生所作出的一种审美态度。

其所忘者，乃是物我两忘、是非两忘、生死两忘。

其本质，乃是“忘两”，忘掉和泯灭所有人为的分别，忘掉人世当中的二元对立，从而进入一种“无何有之乡”的逍遥无事状态。

因此，庄子所强调的心斋、坐忘等工夫，其所服务者，其实就是为了达致“无待之游”和“游于无待”。

就此而言，成玄英“三绝兼忘”的致思方法和体道目的，与其说是一种神秘的宗教体验，不如说是寻求解脱而达致的一种审美境界。

　　从本体而言，“重玄”之思所思者乃是“道”。

而对道的理解，成玄英将其与理、性、心等结合起来。

道家道教对于道之理解，主要有如下几种：

虚无论、气本论、丹本论、理本论和心本论。

气本论和丹本论可以说是隋唐以前道教理解大“道”的两种主流方式，道生气化、服丹成仙成为了道教理解宇宙生成和修仙得道的理论方式和修道途径。

而以理解道和以心达理，则反映了道教理论思辨的提高。

　　以理解道和以心达理，可以说是成玄英解“道”的一大特色。

由道至理，由理至心，可看作成玄英解道的一种内在思想逻辑。

对于道家“理”之梳理，作者说“老子未言及‘理’，庄子论及‘理’，但偏向于用以描述事物的性质和条理。

‘理’在老庄哲学体系中并非最高哲学范畴，‘道’才具有最高的本体意义”（第101页）。

成玄英以“理”来释道，其目的是为了在道、物之间寻找一个连接点。

　　成玄英以“理”解“道”，其所重者，乃是将道由先秦时期的宇宙论转入本体论，试图将“理”抬高到纯粹本体的地位，从而避免像玄学那样落于“有”、“无”之偏颇。

因为“理”本身就具有“道”的许多特性，其实也就是道本身的外显，因而凸显了道本身。

但为何要以“理”解“道”，作者似乎在文中没有进行更为详尽的分析，而且“理”如何作用于万事万物，万事万物如何能彰显此理等问题尚未得到很好的揭示。

　　就知识而论，作者在第四章进行了详细地论述。

总体而言，其所关注点，乃是知、言、悟三者的关系。

关于道学之知，作者总结了其典型特征：

“知”的要领在于追求形而上学之思、“知”是关于“真、善、美”的整体把握、“知”说到底是“识根知本”的智慧追求、“知”是“性命双修”的过程、“知”是靠“悟”而获得的、“知”追求与行的统一（第149－153页）。

这种对于“道学之知”的概括，可以说是比较全面和精到的。

但是，对于“道学之知”的局限性，作者似乎没有涉及到。

　　综而论之，《重玄之思》一书在把握成玄英思想的关键概念的基础上，能够提炼出自己特色的核心范畴，试图对成玄英的思想作出一种建筑学式的把握，这种整体把握思想家思想的能力，使得作者对成玄英思想的理解异于其他论著。

　　三、征引他山之石，融汇各家之要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作者在广泛征引儒释道三教文献的基础上，也对西方哲学史上著名思想家的思想多有引用，互相参考，以辨中西之异。

　　如文中第162页引用黑格尔的话来批判人们对于“常识”、“俗知”的迷恋：

“黑格尔指出：

‘熟知的东西……并不因此就是真知。

’‘熟知的东西往往又是我们最无所知的东西’……”这样一种征引，主要是为了与老庄、成玄英关于为学与为道、小知与大知、俗知与圣智的问题进行论证，以表明他们对于如何辨别熟知与真知以及如何扬弃熟知而达于真知的探究。

　　探讨知识论的问题，我们就不得不以西方知识论为参考背景。

从严格的学科分类意义上而言，我们传统是缺少这种知识学的自觉建构。

西方近代知识论建立在严格的概念辨析和推理之上，同时亦是西方近代科学摆脱中世界神学世界观的一种努力。

在人的主体意识觉醒之后，上帝不再成为人类检验世间知识的标准和是非评判的唯一依据，科学的假设和实验则成为了人们获取日常知识的可靠手段和必备工具。

　　西方近代的知识论，是建立在概念、范畴、命题、推理基础上的一套认知体系，其背后是对于人类理性的自信。

此种理性的目的，是为了追求“确定性”。

　　这种确定性的寻求，是建立在主体和客体二分基础上进行的，人作为认识的主体而对对象世界进行观察、实验、分析和归纳，从而获得对象与命题的符合。

这样，自然界被放在了对象的地位上，人所要作的就是精确表象世界。

　　而我们传统哲学的认识方式，可以说是建立在“天人合一”、“天人不分”的理念上，人与自然是一种紧密相连的关系，自然并不是我们的对象，而是我们的依托和主人。

因此，道学之认识论，更多地不是依靠理性、逻辑和语言去思考自然，而是依靠直觉、感悟、内证等方式去体证自然。

这点在成玄英的重玄方法和认识论上，可以说体现得很明显。

比如他对于语言的拒绝：

“苟能忘言会理，故日言未尝言，尽合玄道也。

如其执言不能契理，既乖虚通之道，故尽是滞碍之物也。

”忘的目的，是为了“合道”，此种之合，当然不是主客之合，而是人道无分，天然一体。

　　综上所述，《重玄之思》一书在结构的设计、关键语词的梳理和资料的掌握上，都有作者独特的考量。

如果再能够对一些关键语词，比如“理”与“德”在文本中的关系，理、心、性思想对后来道教的影响，唐代重玄学思想与金元时期道教心性论的关系等问题作进一步地梳理，那么该书的内容就显得更为丰满和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