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人类学田野实验室建设项目可行性报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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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人类学田野实验室建设项目可行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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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人类学田野实验室建设项目可行性报告

一、建立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实验室的必要性

1、记录保存文化的功能

文字能进行形象化的记录,乃至对文化现象做细致入微的描述,但是归根结底,它的记录、描述都不是直观的,不能再现事物的原貌。

摄影和绘画,也能以形象性记录或表现文化,但它们的画面都是凝固、静止的,没有流动,也没有声音。

民族学人类学在田野调查时,使用摄影(像)机、感光乳剂材料、电子光电磁转换产生视频信号,并辅以同期录音方式,拍摄民族学人类学影视录像片,运用这种方式可以把某一特定时空内拍摄者选择的所有视听信息——活动的形象和流动的声音以视听复合、同步和连续的方法完整地记录下来。

拍摄的民族学人类学影视片能够将其记录的文化视听信息长久存储在胶片、磁带上,并可供人们随时提取使用,具有保存文化的功能。

文化虽然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它又是动态的,与所有的社会现象一样,随着社会的发展发生着变化。

不论物质文化方面的劳动工具、住宅、服饰及其制造技术等,还是精神文化方面的道德、文学艺术、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从古到今一直都在经历着不断的演变,而如果通过影视手段将其记录保存下来,这样,当某种文化发生重大变化乃至消失以后,人们仍然可以在有关的人类学片中看到当时人们社会生活的情景,了解到前人的文化和知识。

当今,随着全世界社会、经济的发展,许多民族的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或发生重大变化,而且速度很快。

特别是我国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现代化进程的迅猛发展,各民族社会变革进程加快,传统文化受到的冲击也比以往猛烈。

因此,我国影视人类学界应该有强烈的紧迫感,尽力争取多拍摄民族学人类学影视片,使我们这个民族学人类学资源大国做出应有的贡献。

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今天,我国拍摄的人类学片估计已达千余部,特别是20世纪50—60年代摄制的影片,许多电影场景本身就是历史的记录。

但是至今尚无专业人类学影视资料库或档案馆,使这些珍贵财富的集中妥善保存、开发、资源共享等方面都受到了限制。

因此,建立民族学人类学实验室,拍摄相关的民族学人类学资料片,对于保护民族文化有重要的意义。

2、田野调查影视资料的研究和教育价值

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过程分作两个层次:

田野调查层次和理论研究层次。

田野调查,主要是民族学人类学工作者亲自到调查对象中去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从中了解他们的历史和现状,加以记录和整理,从而占有生动而详尽的资料,为进一步的理论研究打下基础。

民族学人类学在田野调查工作中,经常使用的搜集资料的基本的方法是观察和参与观察。

如对考察地的自然地理、人工建筑等做静态的观察;对当地的日常活动、生活礼仪、人际交往等做动态的观察。

这些都属于一般的观察。

民族学人类学更强调参与观察。

通过建立民族学人类学影视实验室,在田野调查中运用影视拍摄手段,能够大大提高民族学人类学观察记录的质量。

第一,由于影视拥有的记录功能,相当于人的眼、耳,能够把人类学家观察到的视听形象完整地记录下来,并做到视与听、声与画的同步。

这种电影笔记资料,既可以与文字记录相辅相成,使调查材料更为充实,又可编辑制作成一套完整、形象化的民族学调查资料。

第二,它有优于眼、耳的功能,能够观察记录下常常被调查者忽略或用语言文字难以准确表达的一些视听信息。

比如,一个人在谈话的时候有语言、声调、面部神态,同时还可能有拟声拟形拟情等手势动作,一般来说引起调查者注意和记录的主要是被访者谈论的内容,这样,一些细节和潜在的信息,这种信息的意义往往只会在后来的对比研究中被发掘出来,如果用文字记录的话,就很可能被忽略掉,而有的声形又是难以用文字准确记下来的,如果是复杂的仪式等就更如此了。

而民族学人类学资料片则可以将这些信息全面、准确地观察和记录,从而保证了现场观察记录的客观完整性。

第三,如果是电子录像还能够在现场及时重放,从而为研究记录者当场检验录像效果提供了便利;同时还可以请被摄录对象一同观看,通过他们的参与,实现信息反馈,对错误及时修改,对遗漏的在可能情况下进行补拍,使现场观察记录得到的信息资料更加准确完善。

通过观看民族学人类学片,则会使其得到直观生动的形象认识,从而加深理解、促进研究。

民族学人类学片更是一种可供分析的工具。

具体来说:

①能帮助发现一些人类学文字资料没有记载过的信息,这些信息有可能在现场观察中被人类学家忽略;②人类学片的录像带播放非常方便,使研究者可以根据需要多次“重返现场”做延迟性观察,特别是那些仪式性的活动,往往包括若干同时发生的动作,观察者很难从总体上把握它们,并适时记录下来,而通过反复延迟观察则可以获得准确的观察效果。

例如舞蹈研究者通过影视记录,可以通过反复观看舞蹈动作来研究舞蹈的体态变化,进行研究和比较。

由此可见,当对不同民族集团和一定社会人们的生产技术、行为方式,总之一切文化特征进行比较时,影视资料就十分重要了。

民族学人类学片的教育功能有大众科普教育和民族学人类学专业教育两个层次。

普及科学知识,提高民众的科学文化素质,所包含的内容是很广泛的,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普及历史知识,使人们懂得社会发展规律,用历史唯物主义武装头脑。

民族学人类学片在这方面具有它独到的直观教育的作用。

如人们通过观看我国摄制的《苦聪人》、《凉山彝族》、《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等分别反映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和封建农奴制等不同社会形态的影片,可以看见书本上见不到的“活化石”,犹如学习了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从而加深了对已经消失了的古代社会的理解。

人类社会是由许许多多的民族构成的,世界上相当一些国家也是多民族组成的。

为增进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沟通和了解,大力开展民族知识的宣传教育很有必要,这也是大众科普的重要内容之一。

民族学人类学片在这方面同样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多民族是我国国情的一个特点,但是长期以来确有一些人包括部分民族工作者和在民族地区工作的干部并不真正了解少数民族的情况,既不熟悉少数民族的现实情况,更缺乏对少数民族过去的了解。

由于这些同志不熟悉少数民族,因而对党的民族政策的理解往往比较肤浅或片面,给民族工作、民族团结、发展社会主义新型的民族关系带来不利的影响。

这就需要他们熟悉少数民族、了解民族知识。

而民族学人类学片正是人们熟悉和学习民族知识的很好途径。

民族学人类学片以科学的态度记录和研究各民族的活动和文化,它能够体现各民族对祖国文化的贡献,对少数民族独特的风俗习惯作出科学的解释。

另一方面,由于电影的形象、具体、生动的特点,又为观众的理解提供了很大便利。

通过观看民族学人类学片,各民族的观众能很好地理解他们的过去和现在,能够深切理解少数民族适应于各自具体环境创造的本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以及他们对丰富中华民族灿烂文化所做的贡献,从而激发热爱祖国建设祖国的热情,对未来充满信心。

总之,民族学人类学片以其科学性、形象性,在宣传普及民族知识方面能够发挥其他手段难以起到的作用。

民族学人类学片在人类学和其他人文学科教学中的作用也是很明显的。

民族学人类学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科,需要培养专业人才,这种人才的培养主要通过学校教育来完成。

但人类学与历史学不同,它主要通过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来进行科学研究,所以,学生仅从课堂、书本上是难以学好这门课程的,还必须深入到民族地区去进行实践,尤其是调查方法的学习训练就更需要如此。

当然这不是说其他学科学习就不需要深入实践,但相比之下,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实践性则更强。

因此,像我校民族学专业开设有田野调查实践课。

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深入民族地区实践的机会和时间并不很多,在此情况下,将拍摄的民族学人类学片带进课堂,通过观看这些影片,使学生获得感性认识,犹如进行了身临其境的田野实地观察,是一种很有效的专业知识培养和训练。

3、我国在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影视方面的发展情况

民族学人类学影视资料的拍摄、保存,在不少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机构得到重视,取得了很好的经验。

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于1979年成立电影组,后改建为影视人类学研究室,并调入专业研究人员和电影拍摄人员,配置了电影摄影机和电子录像机及编辑制作设备,改变了当年委托电影制片厂拍片的方式,集研究与摄制于一体。

至1997年,先后在全国8省区拍摄了有关民族文化的人类学片苗族系列、黎族系列、哈萨克族系列、畲族系列、白族系列、藏族系列、蒙古族系列等40多部(集),加上20世纪50~60年代拍摄的电影片,总计已超过60余部(集),记录了这些民族传统的生存状态、传统习俗和文化变迁。

这些不同时期的电影片或录像片在国内外都有一定影响,明显地体现了这些片子的社会价值,为海内外社会科学研究系统、民族博物馆和大学人文系科所看重。

包括我国台湾省的一些科研机构和民族学专业的教学部门全部或部分购买了这些录像片。

中央民族大学于1983年涉足民族学人类学片的拍摄,当年由柯尔克孜族文化学家胡振华带领摄制组前往新疆柯尔克孜族自治州拍摄了《柯尔克孜族》10集系列片。

1985年,瑶族出生的文化学家刘保元带摄制组赴广西百色地区拍摄了《白裤瑶》,该片在1986年人围法国真实电影节,获提名奖,这是我国人类学片首次在国际影坛亮相。

1985年,电化教育中心成立,有计划地继续进行民族学人类学片拍摄,到11个省区,深人藏族、苗族、塔吉克族、羌族、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白族、傈僳族、景颇族、德昂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等民族聚居区拍片,连同柯尔克孜族和瑶族,先后拍摄了17个民族的近40部(集)民族学人类学片和大量照片、幻灯片。

此外,民族学系庄孔韶教授结合教学实习和人类学考察,曾带领学生在闽、鄂、渝三峡地带拍摄了一批有关畲族、土家族和汉族的人类学录像素材。

其中在福建拍摄的《龙舟节》已经在美国出版。

在北京的民族文化宫、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也拍摄了一批富有民族学人类学学术价值的片子。

这一时期,分布在民族省区的社会科学研究院所,特别是民族研究部门和民族高等院校对挖掘本省区丰富的人类学资源十分注意,纷纷投入人类学片的拍摄,许多邻近民族省区的社科研究院所和高等院校也都程度不同地加入到人类学片拍摄的领域。

4、现代技术发展为拍摄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影视资料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20世纪50年代后期,电子技术发展迅速,一种利用电子技术来记录和传播活动影像的新方法——电视技术出现了,电视技术在以后的20—30年里得到高速发展,它以记录更方便、成本更低廉、传播更广泛的优势成为影视人类学家新的视听记录手段。

目前以电视录像带为载体的人类学片在民族学人类学片中占的比例越来越高,在发展中国家中尤其如此。

在经历了照相、电影、电视几个时期后,视听科技发展到了今天的数字影像和多媒体技术阶段,这几种技术都已经或将要被应用于影视人类学的研究和人类学片的拍摄中。

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等许多高新技术得到应用,可视性的手段就不只是电影和电视了,影像和声音以数字化信息形式记录和传递,并且以新的媒体形式出现,交互性和选择性等成为新的特点。

数字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将会在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发挥很大的作用,因为数字多媒体技术给影视人类学带来新的视听表达方式,而网络技术可以带来近乎无限的视听信息资源。

任何一种视听技术都包括影像和声音的采集记录、编辑制作、传送播放三个主要过程。

电影是由摄影机采集连续影像,把它记录在胶片上,再通过放映机回放给观众;早期的电影是以16幅/秒的速度拍摄和放映的,以后逐步变为24幅/秒的速率。

电影胶片的种类很多,根据用途分为摄影胶片和复制胶片,按颜色分有黑白片和彩色片,还有高感光度胶片、红外胶片、70毫米超宽胶片等等。

把由摄影机拍摄的胶片冲洗出来,胶片上形成的影像是与实际影像相反的,它不能被用来直接放映,这种胶片我们称作电影负片。

用电影负片复制的胶片其影像与现实实际影像一致,这种胶片叫正片,它可以被用来放映,我们也叫它作电影拷贝,一个电影负片可以复制出许多电影拷贝来。

常用的电影摄影机因使用的胶片不同分为35毫米、16毫米、8毫米和超8毫米电影摄影机等,拍摄质量以35毫米最好,但16毫米及其他摄影机具有轻便、操作简单、拍摄成本较低的优点,在民族学人类学片和纪录片的拍摄中得到广泛应用。

在电影技术中,影像的采集和记录是由电影摄影机来完成的,影片的编辑制作是在剪辑台上进行的,电影剪辑的原理是人们按一定的意图把胶片片段重新拼接成具有逻辑性的连续的完整作品。

电影的播放一般是在电影院里,一次观看电影的观众可以较多。

在国外,民族学人类学片是电影技术发明后最早出现的片种之一。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电影是当时的最先进的技术,人们开始有意无意地用它记录人类的社会生活,民族学人类学家也开始在田野调查中用它记录调查对象的生活和行为。

电影的影像质量很好,清晰度、层次质感、色彩还原等指标就是科技发展到今天也还没有其他哪种方式能超越它,此外电影胶片的保存时间也很长。

但是,它的缺点也很明显,如电影制作的成本很大、拍摄和录音设备笨重、放映和传播不方便等。

人类学研究的科研经费一般不会很多,田野调查也不便,使用过多的笨重设备,所以电影技术的这些缺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影视人类学的发展。

电视技术的发展和完善,从技术上弥补了电影的这些不足。

电视是电子时代的产物,在电视技术中,影像的采集和记录是由摄像机和录像机来完成的。

摄像机由电子管式摄像机发展到大规模集成电路(CCD—电荷耦合器件)摄像机,由黑白摄像机发展到彩色摄像机,由摄录分体发展到摄录一体机。

摄像机按成像元件的对角线大小分为1英寸、3/4英寸、1/2英寸、1/3英寸摄像机,1/2英寸以上的是专业机,1/3英寸的一般是家用。

摄像机内部信号处理方式由模拟方式发展到今天的数字方式。

录像机的格式较多,按使用的磁带的宽度主要分为:

1英寸(开盘磁带);3/4英寸的U—Matic(专业级)、BVU(广播级)、VO(电教级);1/2英寸的Betacam(广播级)、S—VHS(专业、家用)和VHS(家用级)。

还有8毫米和Hi—8毫米的小型摄像机等。

按记录方式分为复合式和分量式录像机。

近年数字技术突飞猛进,出现了数字式录像机,比较成熟的数字格式有:

数字Be—tacam、数字VHS、DV、DVC—PRO、DVCAM等。

电视片的编辑制作是由电子编辑设备来进行的,它们包括编辑录放像机、电子编辑控制器、特技机、字幕机、调音台等。

电视编辑与电影剪辑在编辑的技术手段和编辑方式上是不同的,电视编辑使用电子编辑手段而电影编辑是用机械剪辑的手段,电视编辑是线性的或者说是连续的编辑方式,而电影编辑是非线性的编辑方式。

但它们在影视片剪辑原理上是相似的。

电视制品的记录载体是录像磁带,通过录像带的传递或无线电的发射来进行电子影像的传播,最终由电子监视器或电视接收机还原重现影像。

电视手段应用于人类学研究弥补了电影技术的某些不足,不仅在记录、编辑制作、传播方面具有更方便、快捷灵活以及成本低廉的优点,同时它还提供了一种更广泛的传播方式——电视广播,电视拥有比电影大得多的受众,民族学人类学片可以通过电视广播向大众传播人类学信息和普及人类学知识。

虽然电视制品在影像质量和保存时限上还比不上电影,但在田野工作的影视人类学家更重视拍摄器材的轻便易用和拍摄成本的降低。

在进行民族学人类学教学时,使用录像带显然要比放映影片方便,越来越多的民族学人类学片使用电视手段拍摄制作。

由于使用电子设备,拍摄时不需要很多的人,使得能够更深入、更接近、更真实地记录拍摄对象,题材也逐步系列化、专题化。

电视视听技术发展到今天并没有停止,随着微电子、集成电路等技术的逐步完善,世界步人了数字化、信息化的时代,数字技术、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等高新科技改变和扩展了人们的视听方式,数字摄像机、数字录像机、数字编辑特技机、数字录音机和数字电视机的出现就是数字技术在电视领域的应用。

计算机当然不是由电影电视、录音机和书本汇集成的大杂烩,它是由运算处理数字信息的集成电路(中央处理器)和存储大量数字信息的存储器——内存、外存(硬盘、软盘、光盘等)以及相关电路组成,它用视音频采集卡、电子扫描仪、数字照相机等设备把影视信号、图像照片、声音等进行数字化处理并采集到计算机里以二进制文件形式存放在存储器中,在计算机中只有一种信号,那就是数字信号,各种信息的数字信号经计算机处理后再由显示器显示出影像和文字,用音箱播放声音,由打印机输出图像和文字到纸张上,也可以用声像处理卡输出影音信号到录像带上。

用计算机处理影像和声音信息的同时,还可以利用计算机强大的运算能力分析处理大量视听数据和参数,归纳分析出规律和结果来。

近年来已经开始使用计算机多媒体设备进行民族学人类学片的编辑制作,并准备将多媒体技术手段引入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当中。

数字技术改变了影像和声音的记录和编辑制作方式,同时也改变了它们的传播方式。

计算机网络技术使我们享受了信息高速路的快捷迅速,同时也提供给我们取之不尽的海量信息资源。

学者们只要坐在家中就可查阅或调用世界上任意一个地方的研究机构的信息资料,这当中也包括影视人类学的声像资料。

在将来,建立了民族学人类学实验室,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田野工作的科研人员不需返回单位就可把调查资料和声像素材传回自己的办公室,同时在工作现场就可以把各地的相关影视资料调来参考比较以辅助研究。

也可以邀请各国有关的专家学者共同研究和讨论某一课题,当然他们不是面对面地讨论而是坐在各自办公室的电脑面前。

数字多媒体技术扩展了我们的视听手段,使影视人类学研究的视听方式日益多元化,数字化技术的成熟预示着人类学和其他人文科学表现方式的显著变化,数字多媒体技术是视听技术发展的一个新的高峰,以视听技术为基础的影视人类学只有利用最新的视听科技才能将这一学科推向新的阶段。

5、数字多媒体技术在影视人类学中的应用

1、在人类学片拍摄和制作过程中的应用

数字多媒体技术的出现对影视作品的制作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拍摄过程的数字化和编辑制作过程的数字化和多媒体化。

最早的数字录象机产生于90年代初,是日本SONY公司制造的,这以后数字技术开始逐步渗透到了电视广播制作的各个方面。

目前在电视片的拍摄中开始大量使用数字摄像机,数字摄像机一般分为数字处理摄像机和全数字摄像机,数字处理摄像机是把摄像机的视频信号和各种调整信息经数字化处理,以提高摄像机的视频信号质量和调控精度,这种摄像机最终输出的仍是模拟视频信号。

数字处理摄像机与传统模拟摄像机相比具有图象质量稳定、调整方便、元器件小型化等优点。

数字处理摄像机所产生的录像带和传统摄像机一样是模拟录像带,而真正意义上的数字摄像机是全数字的,它的录像部分也是数字化的,全数字摄像机从采集影像到生成录像带的全过程都是数字的,它的磁带上存储的是数码化的影像信息。

数码信号从原理上说没有复制损耗,这样的数码影像在后期编辑制作过程中比传统模拟信号有很大的优越性,所以现在的趋势是尽量在前期拍摄时就取得数字化的影像即数字录像带。

民族学人类学片的载体有电影胶片和电视录像磁带,由于电影摄影机拍摄时使用不方便以及高昂的拍摄成本,使电视摄像机成为人类学家主要的拍摄工具。

但有些影视片需要在电影院里放映,这样就需要把它们制成电影拷贝。

现在有人使用小型数字摄像机进行田野拍摄,然后把数字录像素材经数字—胶片转换装置转成胶片素材,再在胶片素材上进行剪辑。

这种方式既保证了拍摄时的方便灵活又使最终的影视片保持相当高的图象质量。

国外有许多民族学人类学家下乡时携带“DV'’或“DVCAM”格式的小型摄像机,这些小型数字摄像机只有手掌大小,但拍摄出的质量却接近广播级摄像机的水平,并且拍摄费用很少。

民族学人类学片拍摄的数字化给从事影视人类学工作的学者带来极大的方便,使得他们的拍摄有可能更深入。

数字多媒体技术介入影视后期编辑制作而带来了高质量和更大的创造力。

复制数字录像不会像模拟录像那样逐版损失,从理论上讲,原始素材经数字录像机无限次复制后应与原素材一样没有任何损失,所以数字编辑录像机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在电视后期编辑制作的过程中。

同时数字录像带要比传统模拟录像带更利于长期保存,我们知道由于消磁等原因模拟录像带的信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衰减,一般几年后录像带的视音频信号要比刚录制好的录像带差许多。

而数字录像带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不管数字带存放多久,只要录像机还能读取信号,它的视音频质量应与原来一样没有损失,我们只要隔若干年复制一版以应付磁带的自然消磁和磁带本身的老化,就能延长保存时间。

可见数字技术在后期制作过程的应用改变了原来模拟编辑制作信号损失大的缺点,保证了影像的高质量。

实际上如果使用全数字的后期设备进行编辑制作,那么影视片的清晰度在拍摄时就已经决定了。

多媒体技术的应用使影视后期编辑制作过程的效率得以提高,同时也给作者的创作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由于电视的编辑属于电子编辑方式,编辑时素材是按时间线的延续而排列的,所以我们称传统的电视编辑方式是线性的编辑方式,这样编辑出来的素材要修改就比较麻烦,我们在编辑录像带时最怕的是在一段编辑好的影视片中删除或增加一段内容,因为要改变其中任一部分,那么它后面已经完成的内容就要全部作废重新转录。

在电影胶片的编辑过程中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电影胶片的编辑方式是非线性的,胶片编辑是物理的剪辑方式,胶片剪掉中间一段那么它后面的胶片还可以粘接在前面的胶片的后面,所以电影胶片的修改就比较容易。

当数字多媒体技术进入电视编辑制作过程以后,在电视编辑制作中也可以进行非线性的编辑了。

用于电视非线性编辑的设备全称是“数字多媒体视音频非线性编辑系统”,它的主体是多媒体电脑,这个系统由四大部分组成:

一台高性能电脑、视音频采集压缩卡、海量高速硬盘阵列和非线性编辑软件等。

目前比较常用的非线性编辑系统有美国的AVID、Medial00,德国的FAST,日本SONY的ES系列等;常用的专业非线性编辑软件有AVID的“Composer”、D—Vision的“on—line”、“Medial00”,还有大众化的Adobe的“Premiere”等。

在进行编辑时,先把视音频信号采集到电脑里以数码形式存在AV硬盘上,编辑人员运用多媒体非线性编辑软件对AV硬盘里的数字化影音素材进行编排,最后再把编辑好的数字化素材还原成视音频信号并输出到录像带上。

与传统编辑手段不同的是:

素材编辑的全过程是在计算机中完成的,只有最终的成品是录在录像带上的;编辑时影像的损失较小,进行多层特技处理仍能保持较高的图象质量;硬盘中的素材可以任意排列,可以进行任意的修改;视频特技是由软硬件共同来完成的,相对于硬件已固化好的特技机,软件特技的变化是无穷的;可进行脱机编辑并生成编辑决定表EDL,再用EDL联机编辑以提高影像质量和效率并减少对机器和磁带的磨损。

多媒体非线性编辑系统的出现弥补了传统编辑方式的不足,提高了编辑制作的效率和质量,同时创作人员也可通过不同的编辑创作软件来实现自己的创意。

6、我校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建设的需要

民族学学科是中南民族大学的传统学科。

到上个世纪80年代学校恢复重建后,从全国各地汇集民族学人才,特别是著名的民族学家吴泽霖先生来民大工作,使民族学学科建设达到了一个高峰,民族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近几年,学校采取各种措施,加强民族学学科建设,凝练学科方向,广纳人才,构筑学科基地,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提升研究水平,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我校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我校有一支长期从事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教学队伍。

现在我校从事民族学人类学教学研究的人员有30多名,其中教授、副教授20多名,拥有博士学位的26名,发表、出版了不少有影响的科研成果。

民族学人类学的人才培养成绩裴然。

1988年民族学本科专业开始设立招生,至今已培养400名学生,现有在校本科生130名;与民族学人类学有关的硕士点5个,即民族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中国少数民族史、少数民族经济、少数民族艺术,并拥有民族学一级授予权,2006年又获得了民族学博士授予权,现有一个民族学博士点。

民族学还是国家民委重点学科,中国少数民族史是湖北省重点学科,人类学硕士点也已申报立项,已培养硕士研究生120名,现有在读研究生11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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