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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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研究
拉丁美洲研究
来源：
开放时代
主 持 高丙中：
受开放时代杂志社委托跟黄万盛老师一起合作，为大家服务。
现在把新加入的两个成员做一个介绍。
一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先生，昨晚赶来；一位是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朱名宏先生。
吴重庆先生带我们到这个风景美丽、具有历史重要意义的地方来开会，切合我们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论坛命题。
昨天我们讨论热烈，今天我们进入以拉丁美洲为议题的讨论。
这个板块有三位老师发言，他们是苏振兴先生、索飒老师和舒诗伟先生，然后由黄万盛老师做评议。
下面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拉丁美洲研究所前所长苏振兴先生发言。
主题发言：
苏振兴（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走进拉丁美洲：
拉美经济、社会、政治形势基本特点与中拉经贸合作
谢谢各位！
非常感谢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和开放时代杂志社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来向各位学习、交流。
昨天听了一天的会，觉得各位是有备而来，发言非常精彩。
吴重庆同志要我在这里发言的时候，我曾反复考虑该讲点什么？
说实在的，拉丁美洲可以讲的故事很多，各位爱听哪一段，我心里没有底。
所以我今天讲的这个问题希望不要扫大家的兴。
我讲的题目是《拉美经济五十年的波动》。
我这里准备了一个ppt，大家看一下这份表格《拉美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一览表：
1950-2000年》。
1950到1981年，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率是5.3%，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1981年到1990年，拉美经济增长率是1.3%；第三个阶段是1991年到2000年，拉美经济增长率是3.3%。
如果延伸到2002年，则1991到2002年的增长率不到3%。
可见，从1950年以来的这五十二年，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呈现出大起大落的状况。
前30年情况比较好。
1981-1990年，拉美人均GDP增长率为-0.9，那是拉美的经济衰退期，被称为“失去的十年”。
90年代是改革的年代，“华盛顿共识”出来以后，拉美搞了十年的大规模结构改革。
改革的十年间比前三十年经济增长率要低40%左右，改革没有促进经济增长。
这三个阶段后面的故事很多，我想讲三个问题。
一是在1950-1981年这三十年间，虽然拉美的经济形势不错，但是经历了一场大的社会-政治危机，我称之为“参与危机”。
在拉美的现代化过程中，这三十年是工业化的高潮期，社会转型加速，但从社会政治层面上看，广大的民众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参与，从而引发参与的危机。
从政治层面看，广大民众没有获得相应的权利；所谓经济参与，首先是要获得就业，从而能够参与初次分配，其次是要获得基本的社会保障，从而参与再分配。
因此，经济参与首先表现为社会参与。
拉美的一般民众，特别是进入城市的农民，第一代人要获得资产是很困难的。
由于这些问题拉美都没有解决，从60年代中期开始，拉美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危机，至今人们记忆犹新。
这场危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民众社会抗议运动普遍爆发，持续高涨。
其中有两次事件影响很大。
一次是墨西哥1968年的学生运动。
墨西哥学生在特拉特洛尔科广场游行示威，遭到镇压，很多人牺牲，被称为墨西哥“悲惨之夜”，是一次标志性事件。
第二个大事件是1969年阿根廷的科尔多瓦风暴。
科尔多瓦是阿根廷第二大工业城市，当时工人罢工、学生罢课，造成大规模的风潮，很多人被镇压。
第二，游击队的暴力活动。
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先后出现数十支城市或乡村游击队，持续的游击队运动深深地震撼了整个拉美大陆。
第三，意识形态领域空前活。
例如，“解放神学”、“游击中心论”、“依附论”等相继问世。
就发展理论而言，如果说50年代出现的“拉美结构主义”理论主要体现一种民族主义思想，那么，60年代问世的“依附论”则强调自己属于马克思主义学派，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选择路径。
第四，激进与保守两派势力在政坛上激烈较量。
激进的政治势力在一些国家上台执政，实行政治、经济与社会变革，其中以智利阿连德政府的变革最为激进。
保守势力则大力反扑，集中表现为右翼军事政变连连发生，从1964年推翻巴西若奥•古拉特政府开始，一直到1976年阿根廷魏地拉军政府上台，到那个时候，拉美大陆上除了４个国家，其他都是由军政府掌权。
美国政府把拉美的这场危机归咎于古巴输出革命，归咎于“共产主义颠覆”，大力支持右翼军人进行镇压；与此同时，美国也并非不了解这场危机的社会政治根源，因此才有60年代的“争取进步联盟”计划。
另一场危机是1982年爆发的拉美债务危机。
这场危机导致的“应急性调整”使拉美经济陷入衰退，整整十年都没有走出来。
20世纪90年代末华盛顿共识出台，拉美国家在新自由主义主导下进行结构改革。
改革十年中发生了三场大的金融危机，先是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然后是1999年巴西货币危机，最后是2001年阿根廷经济危机。
可以说90年代前期还比较好，后半期越来越差，甚至有人说从1998年开始到2002年是又一个“失去的五年”。
二是拉美国家社会分化现象的刚性特征。
大家看我做的这个表，《1970年前后拉美国家的家庭收入分配情况》，包括了十个拉美各种发展水平的大、中、小国家。
第一个看点是1970年前后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的只有阿根廷和委内瑞拉这两家。
第二个看点是，反映收入分配状况的基尼系数阿根廷是最低，是0.44，但也超过了0.40的国际警戒线。
巴西是0.66，全世界最高，40%的人占有5.7%的国民收入，10%的人占有58.7%的国民收入。
第三个看点是洪都拉斯。
洪都拉斯是拉美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它的人均GDP才275美元，它的基尼系数是0.63。
可见，一个国家的分配情况不取决于你的经济水平是高还是低。
再看看这张表，《1970年前后拉美国家的社会贫困状况》。
从这个表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出，1970年前后，只有阿根廷和乌拉圭处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比较少，其他国家贫困问题都比较严重。
整个地区处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占家庭总数的40%，其中赤贫线以下家庭占19%。
下面，我们来看看1980年以来拉美地区贫困发生率和贫困人口绝对数量的变化情况。
第一个图讲1980年以来的贫困率，1980年是40.5%，到1990年达到了48.3%的历史最高记录。
从1990年以来一直到2005年，贫困率始终没有降到40%以下。
第二张图讲拉丁美洲贫困人口和赤贫人口数量的演变，1980年是一亿三千九百五十万，到1990年达到二亿，最高是2003年二亿二千六百万贫困人口。
2003年以后，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才有所减少，但是直到2005年，贫困人口依然高于1990年的二亿。
拉美的贫困问题还有一个特征，拉美的城市化水平很高，比欧洲还高，因此城市的贫困人口增速也很快，称为“贫困城市化”。
为什么我要研究拉美这50年的经济波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贫困，贫富两级分化状况的问题？
这和我们国家的现实需要是相关的。
拉美50至70年代是工业化高潮期，社会转型处于加速期。
60年代以来，拉美的人均GDP经历了由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过渡，现在超过3000美元了。
在我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的时候，许多人说，我国进入了社会矛盾的高发期，或者说是危机高发期。
我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人均GDP增加到1000美元左右的时候，社会矛盾可能会加剧，但不一定会引发社会危机。
拉美国家在人均GDP1000美元到3000美元过渡期的一个突出现象是频繁发生危机，但是这是一种具有拉美特色的现象，并不是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
各种社会矛盾只要我们处置得当，危机是可以化解的。
我提出的第二个观点是，在这个社会转型的加速期，社会的方方面面是值得我们密切关注的。
我很赞赏吴重庆同志办《开放时代》提出的“以学术关怀社会”的主张，社会方方面面的矛盾太多了。
有一个理论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是内源性现代化，在某个特定阶段解决某些特定的问题，具有很强的连续性。
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属于外源性现代化，受初始条件的限制很大，往往各种社会问题同时出现，“叠加”在一起，解决的难度极大。
例如，当人均GDP1000美元左右时，贫富分化现象、农民工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等，各方面的问题都出来了。
对这类问题如果我们不给予特别的关注，特别是学术界不给予超前的研究，缺乏预见性，那可能是要发生危机的。
我认为，社会矛盾激化绝不会都以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这个“量化”指标为指示器；社会冲突也不会因为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就自动化解。
我的第三个观点是，经济增长是解决社会问题和危机的物质前提。
没有增长是空谈。
增长率多高才合适要根据各个国家自己的实际情况。
至于我们国家是否需要每年的经济增长都超过10%呢？
我看不见得。
至少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的高潮已经过去了，我们ＧＤＰ的基数大了。
比如广州现在年GDP八千多亿，基数大了，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包含的绝对量比十几二十年前多多了。
所以说要有一定的增长速度但不是一味要高增长，没有经济增长这个物质基础可能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
我的第四个观点是，我认为我们现在实行大面积“低保”政策、大力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还谈不上什么“福利赶超”。
我们看一看，拉美国家四十年来贫困人口都占40%左右，为什么就是解决不了？
一种利益分配格局一旦形成并相对固定化，恐怕你想改也难，因为在这种利益分配格局后面会形成一种相应的权力分配格局。
所以，我们国家要乘这个机会，在社会分化不是很严重，矛盾不是很尖锐的时候来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拖下去的话，是要出问题的。
像拉美四十年有增长没有发展，四十年以后，大家看看，依然是两级分化的社会，这是我们想要的吗？
当然不是。
第三，我要讲一个左派的问题。
我估计大家对现在拉美左翼当权很感兴趣。
为什么拉美这么多左派？
拉美政坛的左倾化是从1998年查韦斯当选总统开始的，由此开启了一股拉美政坛“左倾化”的潮流。
最近10年来，一批左翼政党纷纷上台执政，按照国际上的看法，有激进左翼当政的国家，如古巴、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尼加拉瓜；有温和左翼当政的国家，如巴西、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巴拉圭和萨尔瓦多等。
左派当政的国家都是拉美重要的国家，可见，拉美左派当政成了潮流了。
我要说明一点，左派右派的划分没有严格的标准，一般根据国际舆论的评价来定。
“激进左翼”与“温和左翼”之分主要是根据其内外政策来判断。
其他国家的政府是否就是“右翼”政府？
我认为，事情不能那么简单化。
这些国家的情况也比较复杂，可能是其内外政策比那些“温和左翼”政府更温和一些，或者是与美国的关系更紧密一些，或者是执政党属于右翼政党。
其中一些国家，像秘鲁、哥伦比亚、墨西哥等国家与中国的关系都很好。
相反，激进左派当政的尼加拉瓜却没有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为什么拉美国家左翼当政会成为一个风潮呢？
第一点是政治参与没有解决；第二点是社会问题没有解决。
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是右翼军事政变成风，到70年代后期仍然保持民选的文人政府当权的国家仅有墨西哥、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哥斯达黎加4国（不含加勒比国家）。
1978-1990年又出现一个政治民主化潮流，所有军人政府都退出政坛，拉美又成为“一片民主的大陆”。
但是，拉美的政治民主只是一种“选举民主”，政府和议会是通过选举产生的。
所谓公民的民主权利也就是大选时投一票，选举完了依旧是精英政治，民众监督不了，矛盾依然尖锐，民主非常脆弱。
上世纪90年代，拉美国家进行一场由新自由主义指导的经济改革。
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绩，如实现了由内向发展模式向外向发展模式的转变，由国家主导型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克服了高达3-4位数的恶性通货膨胀，等等。
但是，如我们在前面介绍的，经济增长率比改革前要低得多，大批中小企业倒闭，大批国有企业被私有化，金融危机频繁发生，失业率和贫困率居高不下。
因此，民众反新自由主义的浪潮兴起，如世界社会论坛；1997-2001年，拉美先后有7位总统在民众抗议浪潮中被迫提前退位。
因此，查维斯政府的内外政策是有其针对性的，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部干涉；对内进行变革，维护民众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权利。
最后我要介绍一下中国和拉美的经贸合作，中国和拉美的关系。
关于中国与拉美国家经贸合作的发展前景，在我发给各位与会者的那篇文章中已经做了论述，就不再重复了。
此处仅补充一点。
1999年中、拉双方的贸易额为82亿美元，就是说，从新中国成立到1999年经历了50年，双方贸易才达到82亿美元。
2000年首次超过100亿（125.96亿）美元。
前50年我们才搞到82亿，但从2000年到2007年，8年间突破了1000亿，2007年达到了1026.11亿。
到去年达到了1434亿。
这是一种跨越式的发展。
为什么会出现跨越式发展呢？
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的快速发展需要引进拉美大量的资源。
例如，我们进口的大豆主要是巴西和阿根廷的；我们进口的铁矿一部分是巴西的；进口的鱼粉是秘鲁、智利的；进口的铜矿是秘鲁和智利的，我们还需要拉美的镍、铝等矿产、石油和农产品。
可以说，拉美和中国的贸易合作，在中国的发展的全局上，不是举足轻重也至少是相当重要。
中拉关系在中国发展的战略棋盘上是有分量的重要关系。
谢谢大家！
索飒（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关于中国的外国问题研究：
从拉丁美洲文化研究谈起，我根据这次论坛的主旨，选了一个题目，《关于中国的外国问题研究：
从拉丁美洲文化研究谈起》。
我想说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要重视对“第三世界”的横向研究。
无论是“第三世界”形象而又模糊的提法，抑或是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后殖民国家，南部世界诸种表述，一批具有共同或相似命运的地区和国家是一个真实的存在，而把它们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
正如一位墨西哥思想家所描述，我们都“在欧洲文明的筵席上姗姗来迟”。
有人说全球化进程是自古就有的自然趋势，不必大惊小怪；此言回避或忽略了这一进程中发生的质变。
随着技术交通手段的进步，人类交往一直在持续发展，此间文化和经济动因兼有。
郑和为弘扬天朝七下西洋，伊本•巴图塔出于朝觐的初衷和“哪怕学问远在中国，亦当前往求之”的感召周游世界，记录了南国泉州被称作“榟橔城”的轶事；多重背景的“十字军东征”也有明张的宗教因素。
前哥伦布时代既已存在的亚洲与美洲的联系，大洋洲与美洲的联系，非洲与美洲的联系也都在持续的研究中浮出水面。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出现，尤其是金融经济的成熟，“全球化”的速度及规模迅猛发展，并发生了本质变化。
“全球化”从人类生活中的简单交换需求，从对财物的原始掠夺战争，发展成导致人类生活全面异化的唯“利”是图，直到我们今天正目睹的世界范围内的对自然资源的新一轮疯狂争夺。
经济利害的趋导、竞争的思维模式，已在人类文明集团的交往中占据本质地位。
如果不改变这个占据主导地位的发展模式，和谐只是一个幻想，只是一个皇帝新衣式的谎言。
在这个变异过程中，1492年是一个象征，与这个象征性的年份一起，拉丁美洲成为近代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一个关键性的起点。
由于它作为牺牲品的“领先”地位，它的经验教训对于一大批“第三世界”地区和国家具有启示性。
这些地区的命运由于资本主义链条而紧密相关，但这些地区和国家都不同程度地缺少自觉意识，即缺少“觉悟”。
它们更重视对西方的纵向研究，而轻视对第三世界的横向思考。
最近有两位拉丁美洲教授以一篇《浅论亚洲思想在拉丁美洲的影响》的论文成为拉丁美洲在此一领域进行“开拓性”研究的先锋，这是一个迟到的觉悟的象征。
举两个例子说明“第三世界”的命运是如何被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联系在一起的。
1.中国的鸦片战争与美洲的奴隶制度 在古巴首都哈瓦那，有一尊献给该国独立战争中中国战士的纪念碑，上有铭文：
“在古巴，没有一个中国人是叛徒，在古巴，没有一个中国人是逃兵。
”
只有细致了解了古巴的奴隶制历史，才能体会其中饱含的深沉意味。
19世纪上半叶，机器工业发展迅速。
英国根据自己的利益——并不是出于仁慈和良心发现——提出废奴。
由于黑奴的减少，也由于1791年的海地革命在古巴岛引起的巨大恐慌，西班牙殖民当局决定引进替代性劳力（甘蔗园、榨糖厂离了大量的劳力无法运转）。
引进欧洲穷白人和墨西哥印第安人劳力的举措相继失败。
这时，从东方传来了消息。
在遥远的中国，1840年把中国带入半殖民地历史的鸦片战争刚刚结束。
在鸦片战争中得手并熟悉了中国的英国资本家首先开始运送大量华工到英属加勒比群岛的牙买加、巴巴多斯和特立尼达作苦力，并启发了古巴奴隶主，后者上报王室请求引进“来自用棍棒管理之国的子孙”。
古巴的西班牙殖民当局委托两家公司招募华工，其中之一便是“英国伦敦公司”。
1846年，英国人已在厦门修建了大量板房作准备。
雇佣苦力的办事处设在葡属澳门和英属香港。
1847年，第一批华工抵达古巴，最早的两艘运送苦力船只之一是英国船。
苦力是签约的奴隶，从一开始就参与了本地奴隶的逃亡。
在古巴的独立战争中，早就出现了华工组成的团、营，个个骁勇出众，坚贞不屈，其中不乏前太平军的战士。
他们的事迹被古巴人记录成书，荣誉被刻录在上述碑文中。
这样的特殊地位是华人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得的，这样的付出生命是由惨无人道的资本压迫造成的。
古巴与中国这两个相距遥远的国度，由被压迫者的国际主义缔造了最初的友谊。
如今，华人已经成了古巴人口的三大来源之一。
2.大帆船贸易 1521年，为西班牙王室服务的葡萄牙探险家麦哲伦，穿过后来的“麦哲伦海峡”，“发现”了今之菲律宾群岛，从此，远近7千岛屿上的土著陷入与美洲印第安人同等的地位，被称作“中国印第安人”。
持续了250年的西班牙——墨西哥——吕宋——中国的“太平洋航线”出现了，来往与洋面上的西班牙贸易船只被称作“马尼拉大帆船”或“中国船”。
“大帆船贸易”是资本主义全球发展链条上重要的一环，造成了亚洲与美洲在近代的联系：
在墨西哥出现了“普埃布拉的中国姑娘”传说，其原型是身世为印度莫卧尔帝国公主的女奴；历史上第一本西班牙语－汉语词典因缘名为《吕宋华文合璧字典》。
在“大帆船贸易”中，中国举足轻重。
如果没有与中国的贸易，西班牙难以维持它在东方的这个殖民地。
白银和货物在欧洲和亚洲（主要是中国）间出现了反向流动。
贡德•弗兰克以此为重要例证在《白银资本》中结构了西方经济历来领先、西方文明具有内在进步性的神话。
1898年，美国在美西战争中从西班牙手中抢夺了菲律宾，迅速普及的英语替代了西班牙语。
被菲律宾人视为国父的独立运动领袖里萨尔（JoséRizal）用西班牙文写作的爱国檄文已无法为后来的国人读懂，但它们被收入了拉丁美洲人编辑的大型文库《阿亚库乔文集》。
介绍里萨尔的墨西哥已故哲学家莱奥波多•塞亚（LeopoldoZea）写道：
“里萨尔在我们的美洲和亚洲、非洲人民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尽管我们的语种不同，但我们都能懂得人类历史上层出不尽的解放者的语言。
”
为了掩盖“全球化”进程中的这种本质变异，“思想”、“文化”的因素并没有退场，而是成为“强者”、胜者解释历史、证明历史的被动工具。
阿根廷哲学家恩里克•杜塞尔（EnriqueDussel）在《论对“他人”的遮盖》一书中严厉抨击西方精神巨擘黑格尔：
18、19世纪的欧洲文化人利用“新大陆”的被“发现”，找到了一个证明西方文明优越的“他者”代表，黑格尔是当时欧洲思潮的集大成者，他把历史学升华到哲学领域，在《世界历史哲学》中这样表述：
世界历史从东方向西方发展。
欧洲绝对是世界历史的终结¬……世界历史就是由无法控制的自然意志向普遍性以及主观自由发展的学问。
论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马克斯•韦伯，为美国近代扩张主义提供理论依据的“天定命运”和“边疆理论”，直到20世纪末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先后为成功者的历史证伪。
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历史进展和思想工程，拉丁美洲也出现了绵延不断的思想论战，有幸地成为一块思想丰富的大陆。
围绕“现代化”、“文明”以及发展道路的讨论热潮几起几落，其中有代表性的两本经典文化论著是针锋相对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EduardoGaleano著）和《从善良野蛮人到真诚革命者》（委内瑞拉作家卡洛斯•兰赫尔CarlosRangel著）。
一位圭亚那作者写了一本书，题为《欧洲如何使非洲不发达》，论及非洲大陆因奴隶贸易损失的人口至少有1亿多，提出非洲今日的落后与青壮年当年被掠有关的观点。
一百多年来，中国思想界对鸦片战争、义和团运动、五四运动等历史的讨论并未停止、终结。
这些似曾相识的讨论也证明了第三世界命运的一致性，而相互的借鉴启发意义重大。
与其盲目吞咽历史进程、文化背景、经济基础与我们差异很大的富裕国家的经验，全美“大国崛起”之梦，不如多潜心研究第三世界兄弟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
比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拉美大陆上先后出现过“实证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的思想论战，是拉丁美洲地区现代化初期的精神脉动。
论战中所涉及的进化与传统，经济与文化、西方文明与民族精神、穷人与富人、民主与专制等等命题几乎无一不在当今中国再现。
遗憾的是，对于“第三世界”的研究长期处于“不发达”、“发展中”状态。
一位拉美思想家在被问及“为什么拉美思想不像拉美文学那样被世界热衷”时，回答说：
“我们的文学就好像我们大宗出口的原材料初级产品，后者可以被任意加工，前者也可以被随意解释；而我们的思想则是制成品，是西方不愿意接受的东西。
”我们的拉丁美洲文化研究是一个相对年轻的领域，我们没有从美洲民俗、具体的艺术门类起步，而是从拉美思想史切入，撰写了作为拉丁美洲文化史的《丰饶的苦难》和《拉丁美洲思想史述略》。
这些更似姿态的初步研究意在呈现：
拉丁美洲是一块有着丰富思想资源的大陆。
第二个问题是，“第三世界”研究中的“外部视角”和“内部视角”。
如同“第三世界”的朦胧提法，“外部视角”和“内部视角”也只是一种便于指代的概括性提法。
外部视角指公开的或潜在的殖民主义视角、“欧洲中心论”视角、把研究对象“物化”的视角。
内部视角指基于历史知识、文化认识之上的人道主义视角，指对待作为“他者”的被研究对象的平等意识，也指由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共同的历史命运而产生的觉悟，并由这觉悟而导致的人性化研究态度。
在广义的对“第三世界”研究中历来有两种视角。
早期美洲殖民史中，已经出现了两种对“他者”研究的对立视角。
16世纪西班牙多明我会修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LasCasas）是这种“内部视角”的代表，他是拉美史上的“印第安人保护者”。
其三卷本巨著《西印度史》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对抗“外部视角”的代表——某些西班牙宫廷史官对美洲印第安人的无端污蔑。
在《西印度史》的长篇《前言》里，拉斯卡萨斯引用一位古代史学家的观点开宗明义地指出，史家撰史大致出于几种目的：
表现学识捞取名誉，向权势献媚，恢复被歪曲的真理，披露被遗忘的事实。
紧接着，拉斯卡萨斯又引证说明“历史”在古希腊语中的原意为“看见”或“认识”，即历史应该是基于亲历的真知。
中世纪的史家拉斯卡萨斯以他的言行毫不掩饰地宣布：
我所写的历史是有立场、有目的的历史，是“主观”的历史。
然而，正是这种“主观”的史书记录下了更加准确的客观事实。
人类学作为一种近现代兴起的学科，起步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阴影是确凿无疑的。
经过多年的长足发展，人类学内部产生过重要的争论和分化，其中的某些分支成为促进文化多元化、帮助弱势文化群体的学问。
但是，人类学发展史是否经过彻底的、批判性的梳理？
在它的某些科学主义的繁杂方法论中，在它的被程式化的一些“田野调查”、“问卷调查”方法中，是将被研究者作为“文明的主人”并辅助其成为自身文明的阐释者呢，还是将被研究者物化，攫取其文化产品作为研究者研究成果的原材料？
人类学是一种纯客观的科学研究呢，还是应该具有鲜明的目的性？
这些都是需要反思的命题。
1994年，墨西哥恰帕斯地区爆发了如今举世闻名的萨帕塔游击队运动，那里的居民从体征和语言上属于印第安文明中的玛雅人。
长期以来云集于恰帕斯地区的各国人类学研究者并不关心当地印第安人的苦难命运，对潜伏十年的游击队活动一无所知，只是把他们当做“玛雅化石”来“研究”。
印第安农民起义如石破天惊，暴露了那种人类学研究的局外人隔靴搔痒；用当地人的话说，“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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