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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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1
简析《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摘要]《儒林外史》堪称我国古代讽刺小说一朵奇葩，是中国第一部表现知识分子生活的长篇讽刺小说，同时也是十八世纪中国古典小说文库中的一部现实主义的典范之作。
作品在继承中国古代讽刺艺术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把中国古代讽刺艺术推向新的高度。
作者通过运用夸张、对比等多种手法，采用冷静理性的笔触全面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科举考试制度和八股艺制的腐朽。
本文旨在对《儒林外史》的独特的讽刺艺术风格特征进行初步的探析。
通过学习分析其讽刺艺术风格，对于提高讽刺文学的写作水平，掌握文学作品的讽刺艺术都有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讽刺；喜剧性；悲剧性；真实性；夸张性
【前言】
《儒林外史》是我国讽刺小说的经典之作。
它不仅在思想内容上有创新和发展，而且在艺术上以其独创的讽刺手法，开创了我国古代讽刺小说的先河。
现代文学大师鲁讯先生曾说：
“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能戚不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作者吴敬梓以其对生活的深刻体验，把功名宦海中的沉浮变幻，富贵利禄的人生百态刻画得入木三分，并通过对德世济民，独善其身的清高名士和不受功名富贵污染的市井奇人等理想人物的描写，表现出作者对现实的讽刺和批判，以及寻找医治现世良方的社会改造理想。
整部作品饱含着作者的血泪，熔铸着作者亲身体会，带有强烈的作家个性。
一、悲剧性和喜剧性相结合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在我国古代的文学讽刺艺术史上可谓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吴敬梓善于“从悲剧中发现喜剧”，“从喜剧，而且是从生活的绝对庸俗里发现悲剧”。
作品中的喜剧性人物都或多或少的具有某些悲剧性特点。
悲喜结合是《儒林外史》讽刺艺术。
小说揭露了虚伪吃人的程朱理学和封建礼教。
程朱理学是科举考试规定的内容，八股取士制度则是推行程朱理学和封建礼教的罪恶工具。
吴敬梓把反科举制度和反程朱理学、反封建礼教结合起来。
他从维护传统的“孝”、“悌”观念出发，暴露了封建礼教的虚伪性。
范进的母亲因为儿子中举喜极而过世。
范进为母亲的死日日追荐，忙了七七四十九天。
张静斋拉他到汤知县家打秋风，吃饭的时候，范进为了表示自己“居丧尽礼”,坚决不肯使用摆在前面的银镶杯箸,只好换了白颜色的竹箸,汤知县正着急“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
王玉辉对于丧夫的女儿，不仅不加劝导安慰，反而劝导三女的公婆“亲家，我仔细想来，我这小女要殉节的真切，倒也由着他行罢。
”并鼓励自己的女儿说：
“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拦阻你？
你竟是这样做罢。
”八天以后，三女终于绝食而死。
她母亲“伤心惨目，痛入心脾”，哭得死去活来。
王玉辉则“仰天大笑道：
‘死的好！
死的好！
’大笑着，走出房门去了。
”王玉辉不近情理的言论举动，正是宋明以来大量“节妇烈女”的现实写照。
然而，王玉辉也终究不是野兽，当他的三女的神主被送入烈女祠举行公祭时，大家盛赞他生了“这样好女儿”，他却“转觉心伤，辞了不肯来。
”想出去散心，到了苏州虎丘，“见船上一个少年穿白的妇人，他又想起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出来。
”
（1）讽刺艺术
《儒林外史》“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鲁迅语），所谓“讽刺”的定义，应指作者以极深的道德感去责难邪恶、揭露愚行，目的在于阻遏并改进恶性的倾向，使社会革新。
其取材的来源是社会上不合宜、不道德的行为，或人性的弱点。
这个精神在《儒林外史》中得到充分体现。
讽刺艺术的这两个特征，使它区别于历史上任何讽刺作品而独树一帜，表现为：
（1）作者在刻画人物的行动和思想的时候，着眼于从人物关系，着眼于从他周围的环境条件，因而不仅写出了人物有什么样的思想行为，并且揭示出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思想行为，其讽刺是为抨击整个社会而发的，是喜剧性和悲剧性相结合的。
迂腐老儒周进，读了几十年书，考了几十年，却屡试屡败，胡子都白了，还是个童生。
因未进学，不得不卑躬屈膝，忍受着新进学的梅三相公的嘲笑，不得不曲意逢迎、低声下气，唯恐怠慢了贵客，给王惠准备丰盛的晚餐，他自己却是“一碟老茶叶，一壶热水”下饭。
然而，周进尽管精神上一次次受到创伤，受尽了轻蔑和侮辱，他仍然按捺性子去支撑寻扭曲了的灵魂。
以至参观贡院时，见了号板痛器，“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
”“直器到口里吐出鲜血来。
”当人们可怜他，要凑银子为他捐个监生时，他爬到地上磕了几个头，说：
“劳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
”何等低下的人格，多么庸俗的嘴脸，这就是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的丑恶形象。
作者通过“周进撞号板”这个令人哑然失笑的行动，以悲喜结合的手法辛辣地讽刺了科举制度的罪恶。
（2）将爱憎情感隐含在具体形象的艺术描写中，不是凭借抽象的说明，而是依靠人物自身的语言行动来表现。
范进中举发疯同周进撞号板异曲同工，都是人物思想性格发展的必然产物。
范进从二十岁参加考试，直到五十四岁才中个秀才，三十四年失败的辛酸，大半生受尽了人们的奚落，虽然感到前途渺茫，但他对功名的执拗追求却“始终如一”。
他万没想到自己梦寐以求的愿望得以实现。
当他看到高中举人的喜报，竟然喜极而“疯”。
从作者颇具匠心设计的“范进中举发疯”的典型情节中，充分展现了封建社会文人醉心举业的心理状态。
屡试屡败给儒生们带来自卑感，虽然如此，受尽了社会奚落和生活的煎熬的周进和范进，为什么还对科举发此迷恋而不能自拔？
小说作了生动的回答：
如若考中，转眼间一步登天，升官发财，“荣宗耀祖”、“显亲扬名”。
好些“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相与。
”深刻揭露了“功名”与“富贵”的关系。
此外，诸如王玉辉鼓励女儿殉夫，当女儿绝食而死，他不仅没有悲哀，反而“仰天大笑道：
‘死得好！
死得好！
’”；鲁编修的女儿鲁小姐用全部心血去教四岁的儿子学八股文，以使将来儿子得了功名，讨个“封诰”；马二先生游西湖，不是想喝茶吃东西，就是读墨卷，看请仙，拜御书，对西湖的秀丽景色一无兴趣。
等等，这一切无不是令人捧腹大笑的喜剧。
同时它又是人性被毁灭的社会大悲剧。
使我们在大笑之余，认识了封建科举制度的罪恶，认识到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对人的灵魂的腐蚀，如何使人愚昧无知和精神麻木的。
它带给我们的是流着眼泪的笑。
《儒林外史》符合了这个定义。
它以环绕在科举制度周围的官师、士子、山人、清客以及某些附从的市井小民为对象。
作者所要讽刺的不是科举制度本身，而是推行后的旷日持久所产生的流弊。
作者看出这个危机，于是根据亲身体验以及闻见所得，借小说的功能，一方面委婉客观的把种种愚昧行为显露出来；一方面则透过几位特定的角色，发挥他心目中正统儒家的思想。
小说中的那些小人物，处处表现着矫饰、腐败的行为，醉心于追求过人上人的生活而忘却了正常合理的社会生活。
最不幸的是这些人物及其言行又将成为人间道德的表率，而影响整个时代的风气。
作者在这里流露了一种以温和与怜悯的笑意来纠正世俗的错误缺失的襟怀。
同时，向种种小人物的愚腐行为，苦寻矫治的办法。
本书的讽刺意图于是有了正面的效用与价值。
（二）对照和夸张手法的运用。
《儒林外史》以客观的态度去处理事物，不以主观偏见去阉割对象的丰富内容。
全书虽然以描写被否人物、被否现象为主要任务，但并不因为显露描写对象的喜剧性特征、突出它们的可笑的一一面，而忽视对象的客观整体内容。
在吴敬梓的笔下，讽刺对象的性格中往往包含有某些正面的因素，并不写成无恶不作的坏人，这些人物不少都有一个逐渐变坏的过程，因而使人物既可笑，又真实；使讽刺既辛辣，又深刻。
例如马二先生，头脑迂腐，醉心举业，处处显示出可笑的喜剧性格。
但他同时又有善良、富于同情心、慷慨仗义、急人之难的品格，他拿出全部积贮为蘧公孙解脱灾祸；他出资埋葬了假仙人洪憨仙；他送钱送衣资助流落他乡的匡超人。
这些使人感到这位穷酸的马二先生，还有其可贵的品质。
但是作者在写他的义举时，又揭示了他可鄙、可笑的一面。
他出题目叫匡超人做八股文，嘱咐匡超人以文章举业为重，以争取功名富贵来荣宗耀祖，显亲扬名，临别又从自己书架上检了几部八股文，塞在匡超人的被包里。
所以它又是人性被毁灭的社会大悲剧。
就是作者肯定的正面人物如杜少卿、虞育德、庄绍光、迟衡山，他们一本正经用古礼古乐祭泰伯祠的迂腐行为，不仅滑稽可笑，而且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这种以古礼乐助一助政教的幻想，也终归破灭，所以这也是他们的辛酸的悲剧。
作者善于对人物的最富特征的细节进行夸张的描写，即把某种需要否家的东西延伸放大，以揭示出这个人物的真实面目。
第五回写严监生之死，就是著名的例子。
作者把严监生“伸着两个指头”的细节，通过否定大侄子、二侄子、奶奶的解释加以放大，造成难解的谜，最后由他的妻赵氏把谜底揭出，从而造成强烈的喜剧效果，这个守财奴的形象跃然纸上。
此外象胡三公子买鸭子前先拔下耳挖子戳戳脯上的肉，看肥不肥；胡屠户打了范进后手隐隐作疼，“把个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这种种典型细节的夸大描写，都突出了人物本质的某些方面。
运用对比映衬手法塑造人物形象，在不经意中强化讽刺效果。
例如，在描写胡屠户这个人物形象时，作品主要是通过他两次“贺喜”的对比，勾画出他的形象特征。
第一次“贺喜”：
当范进考中秀才时他来了，“手里拿着一副大肠和一瓶酒”，坐下便挖苦范进“现世宝”“穷鬼”，说范进中相公，是靠他“积了甚么德”，然后居高临下地教训范进，虽中了相公，不可在他这样“正经有脸面的人”面前“装大”，要立起“规矩”，不能有失“体统”。
吃、喝加教训到日西时分才离去。
临走的神态是“横披了衣服，腆着肚子”，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
第二次“贺喜”，是在范进中举发疯的时刻。
听说女婿中举，立即“提着七八斤肉，四五千钱，正来贺喜。
”当众人要他打醒范进以治其疯病时，这个平日百般辱骂、讽刺女婿的他今日却犯难惶恐了：
女婿中了举人，“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否则阎王要让下“十八层地狱，永不得翻身”。
经过众人怂恿、劝说，他连喝两碗酒壮胆，才颤着手“打”了范进一下，却不敢再打第二下。
范进醒来，胡屠户更怕了，“不觉那只手隐隐的疼将起来”，而且“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
他很懊悔打了“文曲星”。
回家途中，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
“到了家门”，又高叫：
“老爷回府了”。
二次“贺喜”，态度前倨后恭，这样，通过鲜明的对比，就轻松地、活灵活现地勾画出了胡屠户庸俗势利的市侩小人嘴脸。
对篇中主要人物范进，文中通过他中举前后境遇和心态的变化，也进行了对比描写。
中举前，范进是饥寒交迫，受尽人间白眼和嘲讽，“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去参加乡试，回来“家里已是饿了两三天。
被胡屠户知道，又骂了一顿”。
出榜那日，家里已经断炊。
他不得不去集上卖鸡换米，邻居找来报喜，他却怎么也不信。
而当确认“中了”后，终于喜极而疯。
然而毕竟中举了，马上一切都变了。
醒来后的范进对平日惧怕的岳父胡屠户也不怕了，由先前称其“岳父”改呼为“老爹”；时常嘲弄他的众邻居、素不相识的张乡绅也都来套近乎了。
范进“洗了脸”，开始接受众人的朝贺。
立即，房子、田产、金钱、奴仆，不招自来。
这样，通过前后生活境遇和心态的强烈对比，把范进醉心功名、灵魂卑劣的腐儒形象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来。
《儒林外史》的语言在口语基础上提炼而成的白话，准确有力，简洁洗炼，含蓄风趣而富于形象性，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和讽刺意味。
人物语言也各有不同的身份和性格。
晚清学者蒋瑞藻指出：
“长篇小说中，其完全白话之小说，予平生实未之见。
其俗语、官话、文言较少者，似不得不推《儒林外史》为首屈一指”（《小说考证拾遗》）。
钱玄同也说它是“国语的文学”，可作“中等学校模范国语读本”。
说明其语言之纯净，为人称道。
小说将每个人物角色的言行前后自相矛盾对照将人物的特点表现的淋漓尽致，通过前后对比形成鲜明地特色：
（1）小说让人物用自己的行动去否定自己的谎言，使冠冕堂皇的言辞与卑鄙龌龊的行为，成鲜明的对照，从而将深藏于人物心灵深处的卑污揭示出来，造成强烈的讽刺效果。
范进与张静斋到高腰县打秋风，汤知县不在，只得暂住关帝庙。
严贡生来拉关系，送来九个盘子，并且自夸说：
“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
正说着，他家的小厮来请他回去，说：
“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
”严贡生强圈别人猪的行动，否定了他自己“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的谎言，造成了强烈的讽刺效果，不禁使人哑然失笑。
（2）作者往往让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情况下对待同一对象采取不同的甚至完全矛盾的态度，造成强烈对照，从而产生喜剧效果。
周进到薛家集任塾师，因为连秀才也不是的，所以请来陪客的秀才梅玖也不出迎，等周进进了堂屋，“才慢慢的立起来和他相见”。
待到周进中了进士，当了官，他就朝周进的长生禄位牌叩头。
前后两种迥然不同的态度，揭示了梅玖崇拜功名富贵的卑劣灵魂。
胡屠户在范进中举前，骂范进是“尖嘴猴腮”。
中了举以后，范进的外貌并未发生变化，而胡屠户却夸他的女婿是“方面大耳。
”这种前后矛盾的态度，揭示胡屠户的市侩心理，揭露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世俗习气。
（3）作者善于对人物的最富特征的细节进行夸张的描写，即把某种需要否家的东西延伸放大，以揭示出这个人物的真实面目。
第五回写严监生之死，就是著名的例子。
作者把严监生“伸着两个指头”的细节，通过否定大侄子、二侄子、奶奶的解释加以放大，造成难解的谜，最后由他的妾赵氏把谜底揭出，从而造成强烈的喜剧效果，这个守财奴的形象跃然纸上。
此外象胡三公子买鸭子前先拔下耳挖子戳戳脯上的肉，看肥不肥；胡屠户打了范进后手隐隐作疼，“把个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这种种典型细节的夸大描写，都突出了人物本质。
二、真实性和喜剧性相结合。
《儒林外史》写作背景虽为明代中叶发生的故事，然而实际上影射着清政府统治下的18世纪的中国社会，以封建知识分子为主要描写对象，以批判科举制度为中心，揭露封建社会末期的各种丑恶现象。
作者以极其严肃的态度、犀利老辣的笔调、含蓄幽默的言辞猛烈抨击封建礼教和封建科举制度，勾勒出一幅幅姿态各异、畸形发展的士林群丑图。
由此看来，《儒林外史》是我国古典小说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
本文试图对其讽刺艺术的特征进行初步的探析。
首先,小说的讽刺对象是写实的，讽刺描写是真实的。
《儒林外史》讽刺的种种丑恶的人物和事情,都是当时社会实际存在的事实,具有相当的典型性。
惺园退士《〈儒林外史〉序》中谈到：
“慎勿读《儒林外史》,读之乃觉身世酬应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
”吴敬梓深刻的写出了讽刺客体的丰富的性格特征、复杂的内心世界和它们出现的历史必然性。
真实地展示出儒林阶层人物性格戚谐组合、悲喜交织的二重结构，从而给读者以双重的审美享受。
让人“既笑得浑身颤抖，而又止不住眼泪直往上涌。
”严监生作为吝啬鬼形象，可与世界文学名著中的葛朗台相媲美。
这个有十多万银子的大地主，临死时，总不得断气“还把手从被单里拿出来，伸着两个指头。
”。
“大侄子走上前来问道：
‘二叔，你莫不是还有两个亲人不曾见面？
’他就把头摇了两三摇。
二侄子走上前来问道：
‘二叔，莫不是还有两笔银子在那里，不曾吩咐明白？
’”后来妻子赵氏将灯盏里的两根灯草挑掉一根，严监生“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
其次，《儒林外史》中的讽刺是通过人物自己的行动，“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是“特别把它指点出来”。
作者将矛盾着的两个方面集中在同一人物的身上，使讽刺对象处于自我暴露、自我嘲讽的地位。
如第二十回写匡超人吹嘘自己是一个有名的选家。
正如卧闲草堂本评点者所批：
“才说不占人寸丝半粟便宜，家中已经关了人一口猪，令闻者不繁言而已解。
”严贡生“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只落得受人嘲笑的结局。
小说中匡超人就是一个典型。
他本是一个善良淳朴的农村青年，因家贫上过几年学便辍学，流落杭州以拆字卖卜为生。
幸得马二先生资助才能一面用心读书，一面杀猪、磨豆腐维持生计，用自己的劳动养活父母。
但自从听了马二先生的“训导”之后，逐渐热衷举业。
后得到知县李本瑛的提携，入科场、取秀才，竟以“名士”身份参与衙门中的营私舞弊、敲诈勒索的勾当。
当了京城教习之后，更是变本加厉，停妻再娶，妄恩负义，并恬不知耻地说：
“戏文上说的蔡状元招赘牛相府，传为佳话，这又何妨！
”作品通过这些真实的细节描写，揭示了科举制度怎样使朴实敦厚的青年人变成了灵魂丑恶、虚伪卑鄙的文痞的。
马二先生虽然头脑迂腐、热衷功名、醉心举业，处处显示出可笑的喜剧性格，但同时他又具有同情心、慷慨仗义、急人之难品格。
他出资埋葬了假仙人洪憨仙；送银两衣物给流落他乡的匡超人，这是他的义举，是可尊、可敬的一面。
然而作品又揭示了他可鄙、可笑的一面。
他出韪叫匡超人做八股文，并嘱咐他：
“奉事父母，总以文章举业为重，小生在世除了此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
”要匡超人以文章为主，临别时还从自己的书架上捡几本八股文塞于匡超人包中。
这些真实的细节描写使讽刺对象既可笑，又真实；使讽刺手法既辛辣，又深刻，充分体现了真实性和喜剧性的。
另外，枝节横生，风波突起，故意破坏欢乐和谐的场面，使它大煞风景，也是《儒林外史》的一种讽刺手法。
第十回写蘧公孙玉鲁小姐结婚，张灯结彩，摆酒唱戏，大家正酒酣耳热之际，“忽然乒乓一声响，屋梁上掉下一件东西来，不左不右，不上不下，端端正正掉在燕窝碗里，将碗打翻……原来是一个老鼠从梁上走滑了脚,掉将下来。
那老鼠掉在滚热的汤里，吓了一惊，把碗跳翻，爬起就从新郎官身上跳了下去，把簇新的的大红缎补服都弄油了。
众人都失了色……”一个小插曲把锣鼓喧腾的喜气场面破坏了，具有含蓄的讽刺意味。
正如鲁迅在《什么是“讽刺”？
》中所说的：
“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足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
不过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
书中的人物都有原型，许多人情世态都是当时社会上司空见惯的，作者将它们加以集中概括，以客观的态度去处理事物，不公开作褒贬，真实地、生动地描绘出儒林中可笑、可恶的情态。
例如小说第十七回写景兰江、支剑峰、矫揉造作，常在一起讨论的都是一些无聊的事。
比如黄么和赵雪斋同年同月同日生，黄么是一个进士，却是孤身一人；赵雪斋没中进士，却子孙满堂。
景兰江曾问他们：
“中进士，是为名？
为利？
”众人道：
“是为名。
”景兰江道：
可知道赵爷虽不曾中进士，外边诗选上刻着他的诗几十处，行遍天下，那个不晓得有个赵雪斋先生？
只怕比进士享名多着哩！
其实，景兰江这样吹拜会赵雪斋，一则为了标榜自己；另一方面针对蒲墨卿所说的：
“读书毕竟中进士是个了局，赵爷各样都好，到底差一个进士。
”这里作者写的显然是将当时儒林中极其普遍的事情如实地描绘出来，正好揭示了当时文士们内心的空虚。
说穿了，在名士的心目中，做名士和中进士都是为了名和利，可以殊途同归。
作品虽然以描写被否定人物为主要任务，但在讽刺对象中也包含着许多正面因素，所讽刺的对象有的并非一开始就是无恶不作的坏蛋，而是科举制度造就了他们的性格，有一个由好而坏的发展变化过程。
在更深的层次上揭露了科举制度对人的灵魂的腐蚀，使人附入罪恶的深渊。
三、真实性和夸张性相结合。
《儒林外史》很多地方截取了人物富有特征的细节来夸张描写，将典型的细节和合理的夸张结合起来，以揭示这个人物的真实面目。
一个成功人物形象的塑造，一个典型细节的刻画，都必须依靠一定的富有特征的事件体现。
否则，作品就会枯燥无味，形象模糊，不可能真实生动地反映生活真实。
小说第五回写严监生之死，就是著名的例子。
例如第五回写吝啬鬼严监生对着他的妻舅王德、王仁批评他的大哥贡生：
便是我也不好说，不瞒二位老舅，象我家还有几亩薄田，日逐夫妻四口在家里度日，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每当小儿子要吃肘，在熟切店里买四个钱的哄他就是了。
家兄寸土也无，人口又多，过不得三天，一买就是五斤，还要白煮得稀烂；上顿吃完了，下顿又在门口赊鱼。
当初分家，也是一样的田地，白白都吃穷了，而今端了家里花梨椅子，悄悄开了后门，换肉心包子吃，你说这事如何是好？
这一大段话，侃侃而，如怨似诉，除了严监生自我暴露了守财奴性格外，同时也表现了严贡生的好吃懒做、只顾眼前的破落财主的本性。
这种形象、简洁、个性化、富于表现力的语言，使人物“现身纸上，声态并作”
这两个指头是什么意思呢？
家里人都围在床前不断发问：
有说是两个人的；有说是两笔银子；有说是两位舅爷不在跟前的。
严监生听了，直是摇头，“那手只是指着不动了”。
作者将情节放大，造成难解的迹，最后由他的妻赵氏将迷底揭开：
“爷，别人都说不相干，只有我知道你的心事。
你是为那灯芯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
我如今挑掉一茎就职了。
”说罢，心去挑掉一茎。
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我手垂下，顿时就没了气。
……这个细节属于夸张，但它异常生动、深刻地揭示了严监生守财如命，辛辣地讽刺了这个悭吝的地主，写出了封建社会的真实面貌。
胡屠父是一个喜剧性人物，是一个市井之徒，《儒林外史》通过范进中举前后的描写，突出了这个人自我矛盾的特点，收到了强烈的喜剧效果。
范进中举而发疯，众人商议要范进平日最怕的人“来打他一嘴巴”，吓一吓，“把痰吐了出来”，才能治好“疯”。
最适当的人选当然要算岳父胡屠户了。
可他“作难”道：
“虽然是我女婿，如今如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
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
我听斋公们说：
”打了天上的星宿，阎王就要拿去打一百铁棍，发在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
我却是不敢做这样的事。
“……胡屠户在众人的怂恿下，喝了两碗酒，壮一壮胆，终于打了范进一嘴巴。
……胡屠父“不觉那只手隐隐的疼将起来；自己看时，把个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
”……
胡屠户这个平日里对范进吆五喝六、骂骂咧咧的人，此时因女婿中了举，“当了老爷”，一反昔日常态，瞻前顾后，不敢动手了。
拍打人“十八层地狱”，昔日的“现世宝穷鬼”变成了今日的“贤婿老爷”。
前后对照，典型细节真实的描写，胡屠户前倨后恭，趋炎附势的面孔跃然纸上。
此外《儒林外史》还恰到好处地掌握夸张的分寸，针对不同人物，进行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讽刺夸张；并且能随着人物社会地位和思想品质的变化而分别采取不同的态度进行讽刺。
如周进和范进，中举前，生活艰难，处境困苦，作者虽然对他们作了一定的讽刺，更多的是同情他们；中举后，做了官，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发生了巨变，品质变坏，作者态度也随之改变，采取的是辛辣嘲讽。
总之，《儒林外史》在继承中国古代讽刺艺术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加上作者的天才创作，把我国古代讽刺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度。
小结：
本书的讽刺意图于是有了正面的效用与价值。
作者在口语基础上提炼而成的白话，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和讽刺意味。
人物的语言也各有不同的身份和性格，这使得讽刺的艺术更能被大众简单的看出，使得讽刺的效果更加的明显。
小说通过鲜明、生动的形象，从揭露作为上层建筑的科举制度的罪恶入手,深刻地剖析了封建社会末期各种知识分子热衷功名、利欲熏心的肮脏灵魂，无情鞭笞了封建官吏的昏聩无能、贪赃枉法；豪绅地主的专横暴虐、贪吝刻薄，辛辣地讽刺了封建礼教的虚伪无情。
其中心思想在于抨击科举制度，深刻揭露科举制度所造成的种种罪恶。
作者就塑造了周进、范进等科举等级制度压扁而又如醉如痴追求功名的腐儒形象，封建统治者竭力提倡八股制艺，用它来禁锢思想、束缚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看清了它是走进官场，猎取功名富贵的敲门砖，就拼命追逐。
周进、范进为举业发疯发痴，《儒林外史》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作品。
首先，它以知识分子为题材，没有传奇性，也没有脂粉味，就有开创性。
第二，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的批判精神,“烛幽索隐，物无遁形”的描写功力，“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美学风格，奠定了讽刺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
第三，小说写实的创作精神，拓展了小说视野，完成了古典小说以英雄为主角、非奇不传的古典主义到以凡人为主角、描写世俗的现实主义的彻底转变。
第四，文学样式为真正的创作小说。
儒林外史》的语言在口语基础上提炼而成的白话，准确有力，简洁洗炼，含蓄风趣而富于形象性，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和讽刺意味。
人物语言也各有不同的身份和性格。
参考文献：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2、李汉秋：
精神解放路在何方——《儒林外史》的精神探索.中国网2001，12.29
3、张莉姗：
《儒林外史》杜少卿形象新论.人民论坛2010，第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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