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的特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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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的特色
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的特色
一、个性特色任何科研成果的获得,不管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虽然受特定的历史条件与社会环境的限制,但都离不开研究者个人的努力,它是个人心智结构的体现。
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的形成亦复如此。
叶圣陶自幼接受良好的教育,修养成良好的个性品格:
禀赋聪慧、博闻强识的基本素质,勤奋刻苦、好学深思的良好态度,见贤思齐、从善如流的谦逊品性,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严谨作风,坚持不懈、追求真理的坚韧毅力,求真求新、创新自铸的创造精神。
所有这些,使他特别执着于自己的实践,潜心于对实践的思考,从而作出对经验的归纳与总结。
可见这些品格形成了他理论的广博特色,而理论的形成又促使他个人品格的升华,可以说他的个性既是他获得成功的条件,也是他获得成功的结果。
这体现了,在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着主观世界,而主观世界的改造又促进了对客观世界的认识。
这种互为因果的关系,清楚地表明在叶圣陶对语文教育客观规律的揭示中,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渗透着他的个性特色。
诸途贯通,是其内容方面的个性特色。
叶圣陶是集文学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多栖式”人物,这就使他能够通过创作、教学、编辑、研究诸条途径,把语文教育贯通起来。
这也就是说,他通过这四方面的具体实践,从立体的角度来整体地综合地观照语文教育:
创作实践,使他备尝语言运用的种种甘苦;教学实践,使他积累了指导读写训练的诸多经验;编辑实践,使他了解教材编选的分寸得失;研究实践,使他居高临下洞察现象的表里深浅。
所有这些,使他每下断语,往往见解独到、切要中肯。
尽管与叶圣陶同辈的一些学者也有与叶圣陶同样的经历,但却没有他那么全面久长,那么纵横贯通。
可以说,叶圣陶对中小学语文教育问题关注之深切、改革心情之急切、研究内容之详明,在中国近代语文教育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各方聚焦,是其形式方面的个性特色。
一般教育研究工作者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的形式往往比较单一,主要是论文或论著。
而叶圣陶多才多艺,表达自己对语文教育的主张,其形式也是丰富多彩的,他用不同的方式聚焦于语文教育思想,使之更加突出,更加鲜明;或者通过小说,运用形象的方法,对语文教育规律作出艺术概括,让读者获得感悟;或者通过诗词,运用想象手法,抒发对语文教育的感受,让读者获得感染;或者通过书简,运用叙谈的方式,对语文教育思想与方法进行点拨,让读者受到启迪;或者通过散文,运用理性与形象结合的方式,结合事例介绍语文教育原理,让读者获得感知;或者通过论著,运用逻辑论证方法,揭示语文教育的性质与规律,让读者心悦诚服。
总之,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博大精深的内容,通过全方位的途径及多姿采的形式,对经验型而非实证型的理论能作出如此完整与鲜明的表述,是他人所不易企及的。
二、时代特色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雷洁琼说:
“叶圣陶先生,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经历过几个朝代,历尽人间沧桑,但他始终和人民一起站在时代的前列,同时代一起前进。
”叶圣陶不断前进的政治追求,使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获得更新,从而使他所从事的“多栖”事业既有明确的政治方向,又有可靠的科学方法,这也就使他的语文教育思想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广泛吸收时代精华,是其内容方面的时代特色。
虽然处在新旧社会、新旧教育体制与新旧思想交替的时代,他却始终站在新生的先进的制度与思想一边,站在时代的前列。
在本世纪20年代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方面,以“科学与民主”的思想来审视传统教育,在批判中继承与发扬,同时能在国门打开以后“东渐”的西学中汲取各种教学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做到中西融汇、消化出新,给他的语文教育思想注入了合理的科学的成分,增添了鲜明的时代色彩;另一方面,他又从同代的教育家、文学家、美学家、思想家的研究成果中,汲取众多的营养,用当时“科学共同体”认同的内容来充实与完善自己的语文教育思想,成为国内先进教育思想的代表。
不断追随时代前进,完成其语文教育思想体系的建构,这是从形成过程中所体现的时代特色。
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随时代变迁,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1)从“五四”前夕到抗战前夕(1916—1937)是萌生期。
“五四”运动对封建制度和旧礼教的冲击,以及以杜威为代表的国外先进教育思想的引进,成了处在小学教育实践中的叶圣陶决心改革教育的外部条件。
此时期,包括在《新潮》杂志发表的以“改造小学教育”为内容的系列论文在内的文章约120篇,提出了他对教育的基本看法,并作了理论上的阐释。
(2)从抗战开始到全国解放前夕(1937—1949)是发展期。
此时期,他在四川任教中学与大学的国文及写作,后在四川教育科学馆任专门委员(即研究员),深入到四川20多个县调查研究,听课督导,获得大量正反两方面的资料,发表了《国文教学两个基本观念》《论精读指导不只是逐句讲解》等文章约150篇,揭示了语文教育中存在的种种弊端,深入探讨了语文教育的性质、任务以及基本模式,语文教育思想体系基本形成。
(3)全国解放到“文革”前夕(1949—1965)是成熟期。
此时期,他任教育部副部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虽不直接教学,但仍关注语文教学,亲自主持“语文教学大纲”的制订与语文教材的编写。
他学习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学习了苏联经验,也受到老解放区一些教育家的影响,写出了《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草稿)》《语言和语言教育》《阅读是写作的基础》《语文教学二十韵》等文章(包括诗歌)120余篇,对读写教学、教材建设、教师修养等方面作了全面而深入的论述,语文教育思想体系趋向成熟。
(4)从文革结束到逝世前夕(1977—1988)是完善期。
叶圣陶经过“文革”十年沉默、十年思考,对语文教育本质和规律认识得更为清晰、更为深刻。
“四人帮”一粉碎,进入耄耋之年的叶圣陶青春焕发,积极投入教育研究,发表了《大力研究语文,尽快改进语文教学》《要重视调查研究》《自力二十二韵》等诗文130余篇,对语文教育的一些重要的规律性的东西进一步突出强调,对于被“四人帮”歪曲了的东西,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还其本来面目,从而使其思想阐释更精深、表述更严密、休系更完善,因而更具科学性与规范性。
三、民族特色叶圣陶没有上过大学,没有留过洋,完全是自学成才。
当然,并不是说他不了解西方教育;但是可以说,他更多更深地了解本民族的教育与文化,这是无庸置疑的。
他受学于清朝末年,6岁进私塾读书,读过四书五经,学过八股文,11岁考秀才未中,12岁进公立小学,13岁进公立中学,接受新式教育。
他自学古籍,熟悉“十三经”。
1912年起任小学教员。
长期的耳濡目染,使他对传统教育的利弊得失体察得深切详明,因而在他的教学与研究中指陈中肯、抑扬适切、弃取得当。
对传统教育的批判断承,是其思想在内容方面的民族特色。
他对传统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不持虚无主义。
比如,他既批判旧时学塾那种逐字逐句讲解的教学方法,却又十分强调通过反复诵读来揣摩体会范文的意味、情趣和文气;既反对旧式文人热衷于代圣人立言的八股滥调,清算其在现代教学中的种种表现,却又十分讲究文字的谋篇布局,要求文章写得自然、圆如、严谨、得体;既鄙弃旧式教育把语文表现力说得玄妙神秘、不可捉摸,却又十分严格要求教师加强对学生语感的训练等等。
至于对古代著名教育家孔子、孟子等的一些有价值的教育观点,更是直接继承,并赋予新的内涵,诸如“自求得之”“启发诱导”“举一反三”“文道统一”等都被直接引用,奉为圭臬,充分体现他的语文教育思想的民族性特色。
语言文字的简净、畅明、平实、自然是其思想在表述形式上的民族特色。
综观叶圣陶的全部论著,其语言清新自然,绝无生搬硬套、故弄玄虚的痕迹,没有生吞活剥、食而不化的引用,没有陈陈相因的文字,为人生疏的术语也极少运用。
他总是读人家的书,动自己的脑,说自己的话,学习人家的观点,也总是将其深入消化吸收,化为自己的血肉,特别是引进西方的先进教育思想,也不照搬西化的语式、冗长的句子,总是将其放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之中,用平实自然的语言表达出来,做到用今话述古论、用汉话讲西学,完全是用民族的形式,平易近人,如说家常,没有学究味与书卷气。
思辩说理,言简意赅,力避繁琐,是其思想在思维形式方面的民族特色。
他的作品表现出典型的东方思维,没有连篇累牍的叙述,没有细密繁琐的论证,较多的是单篇短什,甚至不少篇章三言两语、点到为止,但深刻精警、意味深长,充分显示其思维形式的民族化。
当然,作为科研论文,这也不是唯一的形式,更不是最佳形式,叶圣陶也写了不少很有份量的长篇论文,不乏具体的阐述,不乏层层深入的逻辑论证,富有说服力与推论性。
四、科学特色作为一门科学,一种思想,它是系统化了的反映客观规律的理论知识。
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虽然散见于他各种体式的文章之中,但综合起来却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其内容的科学性是十分明显的。
全面系统性。
这是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必备特色。
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包括语文教育的方方面面,从历史到现状,从理论到实践,从原则到方法,从教学到教材,从教师到学生,从学校到社会,无不涉及。
从教学来说,涉及到阅读教学、写作教学、听说教学、书法教学。
可以说涉及到语文教学外部与内部关系的诸多方面,形成一个大的系统,其中各要素及各子系统之间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自铸创新性。
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当然不是凭空杜撰的,既有其深切的实践依据,又有其广泛的社会基础;既吸收传统的积极因素,又消化了西方的先进成分;他把实践的悟性,经验的结晶以及中外优秀的理论精华融而为一,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是独到的。
他曾反复要求自己与告诫别人:
“不论质料,不论方式,总须是我们自己的。
”没有新意,没有一点儿自己的东西,宁可不说、不写。
这本身就是一种科学的严谨的态度,也正因为这样,叶圣陶有关语文教育的论述都是用自己独特的语言形式,正确地揭示了语文教育的本质与规律,历久而弥新,为人所叹服。
实践有效性。
如果把《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于1980年的出版,作为新时期学习叶圣陶的开始,那么至今近20年。
期间开了多次研讨会,交流了众多的学习研究成果。
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中的“工具说”“例子说”“习惯说”“相机诱导说”“教期于无教说”等,都成为广大语文教师教学改革实践的指导性原则,成为克服弊端的行之有效的思想武器,受到普遍的赞誉。
究其原因,确是吕叔湘先生所说:
“叶圣陶的大部分文章是解放以前写的,为什么现在还没有过时呢?
这是因为现在有很多问题表面上是新问题,骨子里是老问题。
所以,这些文章绝大部分仍然富有现实意义。
”事实上,当今一些取得进展的语文改革实验,众多的获得教学成功的语文教师,都确实是受了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影响的结果。
总而言之,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虽有借鉴与吸收,但却是他亲身实践、深思熟虑的产物,具有独创性;虽经受了近一个世纪的沧桑变化,经受正反两方面考验,而历久弥新,说明其具有科学性;虽有明显的本土化,但越是民族的才越具有世界性。
正因为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具有这样的特色,我们便更应该珍视它、学习它、研究它、传播它,进一步发扬光大,为建构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现代精神的新语文教育的理论体系与实践体系作出不懈的努力。
(董菊初董菊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