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的下岗的犯法的解读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小报故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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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的下岗的犯法的解读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小报故事
有钱的、下岗的、犯法的：
解读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小报故事
关键词：
小报话语分析社会分层意识形态
[摘要]：
本文以文化研究和文本解读为理论和方法论取向，呈现了对20世纪90年代作为中国大众报刊主要形式的、被认为是低品味的“街头小报”的双重分析模式，即小报作为一种社会传播方式和作为大众表达的潜在论坛。
首先，本文对大众报刊样式及其读者群在中国报业和社会结构中的演变与地位作了回顾，并将大众报刊形式的演变与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社会分层相关联。
其次，基于人格化和人物塑造是小报的重要话语特征，本文选择小报对富人、下岗工人、流动民工和农民这几个社会群体的描述作为对小报内容进行话语分析的切入点，以图理解小报所建构与展示的意义世界及其对社会分化的理解。
本文的分析表明，“街头小报”的主题与意识导向非常复杂。
作为复杂而矛盾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文化产品，它们的市场威权主义倾向维护了支配性的社会秩序，同时，它们也不能不在某些方面折射出底层读者的欲望和需要，以及他们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的体验。
Abstract：
Thisarticleprovidesatwo-foldanalysisofChina’stabloidpressofthe1990sasameansofsocialcommunicationandapotentialforumforpopularexpression.First，thearticleplacesthetabloidsandtheirreadershipwithinthestructureofChinesepressinparticularandChinesesocietyatlarge，andtakesalookattheevolutionofthepopularpressasanindextosocialstratificationinChinainthe1990s.Second，becausepersonalizationandcharacterizationarethekeyexpressivefeaturesofthetabloids，thisarticlestartsbyanalysingtheportrayaloftherich，thelaid-offs，themigrantfarmers-turned-workers，andfarmersinthetabloidsandhowtheymakesenseofincreasingsocialdivisiontoreaders.Theanalysisrevealsahighlycomplexandcontradictoryuniverseofthemesandideologies.Astheculturalproductsofacomplicatedandcontradictoryprocessofsocialtransformation，theycanbeinstrumentalinsafeguardingthedominantsocialorderwhileatthesametimeexpressiveofpeople’sgenuinedesiresandneedsaswellastheirlivedexperiencesinthishistoricalprocess.
Keywords：
tabloids，discourseanalysis，socialstratification，ideology
“小报”这个词使人联想到像《太阳报》这样吵吵嚷嚷的英国日报，或是像《国家询问报》这样在美国超级市场售卖的耸人听闻的周报。
实际上，中国可能是小报之都。
小报在计划经济时代曾被禁止出版，因为它被视为政治上可疑、道德上堕落的资产阶级文化样式。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展开，小报在中国都市街头报摊上随处可见。
它们哗众取宠的风格与党报形成鲜明对比，而繁多的小报种类似乎显示了它们表面上的多样化。
在1998年的一个夏日，我仅仅在一个报摊上就看到了超过50种不同的小报。
学界对小报有不同的见解。
有学者强调它们违背了党的宣传规则，并将它们归为“让执政党颇为困扰却又束手无策”的“替代性媒体”。
也有人认为它们既庸俗又没有政治立场，甚至是一种新精神鸦片，因为它将大众的注意力从严酷现实转移开去。
另一方面，也有论者注意到，虽然小报没有从事“真正的新闻事业”，它们仍然有助于社会开放。
不过，几乎没有学者仔细解读过小报。
我们都知道它们表面的内容——犯罪、性、金钱、尸体、情人、腐败官员、文艺明星，还有其他意在取悦受众的“人咬狗”之类的新闻，但是我们几乎不清楚它们为读者所建构的意义世界。
此外，很难得到它们确切的发行数字，而且由于小报较低的文化地位，很少有人会侃侃而谈他们阅读小报的经历。
读者解读文本时并非完全自由，但是他们确实又拥有一定的自主性。
在这一点上，IanConnell关于通过小报来理解英国大众思想的告诫不无道理
除了我自己的经验之外，没有关于小报如何被阅读的调查和分析。
我不能断定吸引我注意的文章是否也能吸引别人；其他人是否会像我这样仔细完全地阅读；我也不知道他们会从小报阅读中获取什么意义……我想我们不能假设小报故事根植于、表现了，甚至建构了大众的或者既定人群广泛共有的思想与情绪。
然而，没有人能忽略小报是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经历的一个重要层面，以及它们对于主流新闻事业的影响，这表现在“大报抄小报”，这逆转了“文革”时期“小报抄大报”的现象。
不管小报是多么琐碎、媚俗，多么直截了当地以市场为导向，又是多么容易消化的“文化快餐”，它们并非“只是”娱乐或“单纯的”文本。
小报虽然不会将政治劝导或意识形态说教作为其主要目标，但它仍然身处社会于新闻体系之中，不可能在意识形态真空中生产、消费与流通。
在那些有关离奇而明显偏离正常规范的小报故事背后，存在着对社会共识与社会规范理所当然的假设。
虽然这不一定是大众思想的直接表达，但正如Connell后来所述，小报故事的叙述者一定假设了某种共同的意义基础以便建立与读者的共鸣。
叙事者也肯定找到了一些方法将读者固定在已经选择好了的共识基础上，并预设了读者的相关反应。
这样，“尽管不可能评论叙事者是否较好把握了读者的兴趣、态度、既有的知识，以及对好故事的期待，但我们至少可以从故事本身来重构叙事者的这些判断”。
当然，在中国要做这样的判断，故事的叙述者还或多或少需要参考宣传纪律与主流意识形态。
本文呈现了对中国小报的双重分析模式，即小报作为一种社会传播方式与作为大众表达的潜在论坛。
首先，为了将小报定位于中国报业结构之中，我回顾了一些大众报刊样式，并将大众报刊的演变视为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社会分层的指标。
其次，我分析了小报的部分内容，即街头小报对富人、下岗工人、流动民工这三个社会群体的描述及其帮助读者理解社会分化的过程。
因为人格化和人物塑造是小报重要的话语特征，它们对于各种社会群体的描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切入点，以理解小报所建构与展示的意义世界。
由于篇幅所限，我不得不对“小报人物”有所选择，将他们局限在富人、下岗工人、农民工这三个改革开放时代新出现的社会群体。
虽然腐败官员和妇女是突出的“小报人物”，但是我没有把他们单独挑出来作为独特的类别加以分析。
公开曝光的腐败官员是小报故事义愤填膺声讨的对象，鉴于民间对腐败的普遍憎恨与20世纪90年代后期官方反腐败的主题，小报采用流行的“人民与腐败官员相对立”的故事框架并不奇怪；另一方面，虽然妇女也经常出现在小报故事中，并且“女”字无疑已成为那些最轰动又最耸人听闻的小报标题中引入注目的符号，因此我只从妇女的经济角色这个层面来讨论性别因素，有关妇女的分析包含在富人、下岗工人、农民工这三个类别里。
最后，顺着小报的思路，“富人”这个类别包括企业家和管理层的职业精英。
{1}我没有设立相对的“穷人”类别，因为事实上它并不存在于小报中。
我的分析基于1992年之后出版的在不同年份和不同地方所收集的200多份报摊小报。
{2}
一、报摊：
改革开放时代
中国社会分层的隐喻
中国报纸被截然分为两种：
依赖行政订阅的党报与通过市场和报摊卖给个人消费者的大众报纸。
虽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兴起的都市报以其独特的地位打破了“大报”与“小报”的简单二分法，但对于大众报纸的通常称谓是“小报”，与之相对的是“大报”，即党报。
从技术层面上说，小报是一般大报的一半大小；“小报”这个词也意味着耸人听闻的、个人化的、故事型的新闻，而非分析型的报道，因为西方首先强调了“小报”对犯罪、闲话和娱乐新闻的内容偏好；小报用“直接的个人经验”而非宏观政治和经济问题来“作为证据与价值的主要来源”。
在主流中国文化里，“街头小报”这个词几乎等同于耸人听闻、胡编乱造和庸俗不堪这些贬义词。
尽管大多数在报摊出售的报纸从技术上采用了小报的版式，却并非所有这些报纸都被贬损为“街头小报”。
这些报纸有着不同的样式，在其受尊敬性上存在着一定的等级秩序。
除了90年代中期以后出版的都市报之外，最常见的小报样式为地方党委或党报主办的晚报，以及广播电视部门发行的每周广播电视指南。
这些报纸针对一般都市家庭，是报摊的主要销售产品。
晚报的内容大多倾向于人情味、生活方式和娱乐等方面的内容，但它们至少还报道有关宏观政治经济问题的新闻，在党的宣传指导之下良好运行并保证话语的政治正确性。
第二类报纸包括了每周出版的报刊文摘，通常这些主要报纸的子报包含对有关实质性问题的分析报道、短小精悍的摘要以及各种各样的轶闻趣事等内容。
第三类是司法部门和相关机构主办的法制类报纸，其版面时常充斥着详细的犯罪故事。
第四类也是数量最多、范围最广的一类，通常被称为“周末版”——它们是党报或专业报纸在90年代出版的“周末”、“半月”、“月末”、“社会”、“都市”、“休闲”或其他“特刊”。
虽然“周末版”在社会、生活方式和法制问题报道上有着共同的内容倾向，它们也并非完全相同。
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下属的《南方周末》处在受尊敬性等级的最高处，其地位与其他周末版不可同日而语，在周末版报纸中是为数不多的拥有独立刊号和合法地位的报纸之一。
凭着自由主义思想、对腐败与社会问题的揭露，以及对中产阶级敏感话题的表达，这份零售价颇高的报纸吸引了都市知识分子。
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这份周末报都不在小报之列。
另一方面，无数地方性和专业报纸的“周末版”，则以犯罪与性等内容作为主打，并以低得多的价格出售给更下层的读者群：
蓝领工人、办公室小职员、教育程度较低的都市青年，偶尔也有“流动人口”。
这类报纸大多数没有独立刊号，有些介于合法与非法出版物之间。
最后一类是商业报纸和生活类报纸，它们专长于股票市场、购物、体育、影院、流行音乐和其他休闲性内容。
这些报摊报纸样式的演变反映并参与建构了改革开放时代城市中国的社会分层。
80年代，都市报摊开始出现，并主要零售具有家庭导向的晚报和广播电视指南。
随着这一全国性报纸流通网络在传统邮政体系之外的发展，生活类报纸、报刊文摘和法制小报从遥远的地方逐渐进入都市街头报摊并吸引着个人消费者，这制造了80年代中期第一轮小报热。
而1992年后，随着党报响应邓小平进一步市场化的号召，以及政府减少对报刊的补贴，“周末版”开始如火如荼。
与此同时，中国报业经历了两个变化：
一方面，法制小报、报刊文摘和“周末版”以“最小公分母”为原则生产内容，并积极争夺全国大众读者群；另一方面，有些报纸走精英市场道路，以迎合新兴的都市中产阶级读者与亚文化群体。
1993年，因有关裸体的报道而声名狼藉的《中国文化报》“周末版”——《文化周末》，与刊登时尚话题和大胆批评社会的《北京青年报》“周末版”——《青年周末》，成为北京街头“最酷”的小报。
到了90年代中期，最热销的北京小报之一是《购物导报》。
这份隶属于《中国轻工导报》的半民间报纸成立于1992年末，并以大众消费与消费艺术为主要内容，可是到了90年代末期，它的街头销量已经不敌《精品购物指南》——一份针对都市白领和中上层消费者的更高档的生活时尚报纸。
作为“中国购物阶级的圣经”，这些报纸将西方生活方式作为主要的参考框架：
对时尚与消费者切身体验的特写报道洋溢着消费的快感，崇拜着价值580元的皮尔•卡丹钱包这样的商品所拥有的改变性的力量，也劝说读者采用最新的西方时尚设计来掩盖如《服装时报》1999年4月23日头版文章所说的“我们亚洲人身材中许多令人不满意的特征”。
这些报纸帮助建构着都市管理层和职业精英的身份认同，并将它们整合到全球消费文化之中，而且这些报纸几乎不提及目标读者之外的社会群体。
之后，随着网络文化和汽车文化的兴起，像《网络文化周刊》和《车迷》这样的报纸应运而生，服务于网络冲浪者和汽车拥有者这样的特定读者市场。
有两个衡量各种大众报纸“受尊敬性”的有效指数：
一是在硬新闻报道和分析文章方面与主流新闻风格的接近程度，二是读者群的社会地位。
但是，大众报业结构细分与多层面的特点昭示着，清楚划分技术意义上的小报与隐含意义上的“街头小报”的可能性不高。
总体而言，晚报、广播电视周刊、针对都市中产阶级的商业类与消费类报纸，都处于“受尊敬性”等级的高端；报刊文摘、法制小报，以及大多数“周末版”和“特刊”被视为“街头小报”。
本文的文本分析则以这些处于“受尊敬性”低端的“街头小报”为重点。
周期性的政府整顿，市场上的失败和其他运作中的约束造成了许多街头小报不稳定和不规律的生存状态。
激烈的同质化市场竞争驱使这些小报过分商业化，这个领域内容生产的性质又把商业主义推向了极端。
许多小报严重依赖自由撰稿人的主动投稿而非。
对小报撰稿人，即那些以撰稿作为主要或第二收入的文化企业家来说，他们写稿所考虑的首要标准是适销对路。
尽管不乏有人会严格遵循新闻业报道事实的专业主义规范，但大多数人则根据道听途说公然炮制新闻。
一些街头小报仅仅包含以下内容：
随意搜集的两性、犯罪故事，以及为一些医生和诊所所做的广告性特写——他们号称能治疗癌症、不孕不育和性病等疑难病症，或是拥有隆胸和其他美容手术的特技。
一些小报要么把出版日期藏在内页，要么根本就不印准确的出版日期，以求获得更长的在报摊上的流通时间。
虽然像晚报这样的大众报纸样式已经被整合到官方的新闻文化中，大多数街头小报依然达不到党所公布的宣传标准。
于是，新闻管理部门试图同化、阻止和压制它们。
比如，1992年“周末版”兴盛以后不久，新闻管理部门下达了一系列指导意见来整合小报这一“倡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前沿”，并要求它们“积极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
然而，很多“周末版”仍然保持着“黑、黄、假”的特色，并继续违反党和政府的出版准则与宣传纪律。
总而言之，主管部门对小报的控制手段多以宣布规定、周期性打击活动和偶尔将某些小报停刊等为主。
差别化的报刊控制说明小报在非政治领域有着相当的自由。
官方通报批评、关闭报刊，或者罚款已经是对小报编辑和出版社最严厉的惩罚了。
二、小报中的社会群体
有钱人
私人飞机和游艇正在进入一些家庭的生活。
在北京、深圳、青岛、大连、杭州……甚至美国、瑞士、法国和澳大利亚，“大款们”购买着内设游泳池、健身房和网球场的豪宅别墅。
他们一晚上输掉上万块钱时甚至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在婚礼上他们把成堆的钱撒向客人，赢得新娘们的一个微笑。
他们比赛着把钱砸在大街上。
他们飞往不同的城市去与情人幽会，还经常出国去见外国情人。
他们在澳大利亚打猎，瑞士滑雪，夏威夷冲浪。
他们为妻子和情人买价值几百万元的珠宝。
他们的妻子会花费几千元做发型，而妻子们搂着的小狗都价值成千上万。
这一段描述出现在1998年一个冬日我在杭州的长途汽车站买到的一份明显没有刊号的小报上。
这篇文章接着透露了这些大款如何靠合法与非法的手段发迹，却没有任何批评性的反省。
一篇评论将当前的经济制度解释为“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同时它也将自己作为能引起人们致富欲望的手段来兜售。
倘若这份小报对富人生活方式充满向往和崇拜的描述，以及对“不择手段致富”的心态和手段的正面表达显得有些极端，也有小报以“客观”的笔法宣布富裕“阶层”在中国崛起这一事实。
比如，《吉林科技报》“生活版”的三篇文章统一刊登在“一个富裕阶层已经在中国出现”这个大标题下。
其中一篇描述当前中国人的收入差距正以“惊人的速度”扩大，但它并没有用轰动性的大字标题来突出收入分化本身或这种分化的程度，而是直截了当地采用大标题来宣布富人阶层的产生。
另两篇文章解释了富人的构成与他们获得财富的方法，其中包括有些人“敲诈和剥削其他社会群体”这样的非法手段。
《中国商报》1998年7月26日“社会周刊”以赞许的口气描绘了国有企业的经理和董事会成员如何将自己从“工薪阶层”变为百万富翁和股票持有者，并声称这些变化反映了新的社会价值取向，以及社会奖励这些人的理所当然。
此外，富人们还通过在北京王府饭店购物走廊中购买欧洲的“超级名牌”，以此炫耀他们所占有的财富。
1998年7月30日《北京经济报》周末版刊登了题为“谁害怕‘超级名牌’的天价”的封面特写，它栩栩如生地描写了王府饭店专卖店和它的常客。
90年代初，中国游客漫步欧洲的首都城市，他们一掷千金的购物行为让当地商人目瞪口呆。
于是，欧洲“超级名牌”涌向中国，并找到了最热心的消费者。
这里，一个皮箱60000元，一件冬季外衣30000元，而一把伞价格超过3000元，一条毛巾超过2000元。
而且，中国的暴发户正透过购买奢侈品的方式来获取文化资本，以求欣赏最精美的欧洲设计之中所蕴含的深刻的审美价值。
这篇文章区分了两类富人：
第一类是白领专业人士和真正的企业家，他们令人尊敬且值得拥有财富；第二类是傍大款的年轻女人和“喜欢花公家钱”的人，他们声名狼藉且不值得拥有财富。
该文甚至还提供区分只逛不买的人和真正的买家之间的标准，“真正的买家拥有对商品价格不屑一顾的独特气质，这是其他人无法模仿的”。
在富人中令人羡慕的还有儒商——这个新的身份认同融合了资本主义与传统上轻商但已被修改重建的儒家思想。
这些有文化教养和政治头脑的儒商既未忘记社会责任，也未丧失平易近人的优良品质。
1997年10月号的《特区文摘》在头版故事里声称“中国最富的人用超过一半的时间来研究政治”。
这篇文章将《财富》杂志所说的中国首富楼忠福视为偶像，赞美他精明的商业头脑与他的人生格言：
成功的中国企业家首先必须懂政治。
对楼来说，掌握政治意味着在风云变幻、难以预料的政策走向中掌握主动，培养与政治保护人的关系，而“政治经济学”则意味着利用对政治的了解来赚钱。
楼忠福很节俭，全力奉献给他的企业，而且以苦行僧般的品味和生活方式闻名，这不同于那些欧洲“超级名牌”的鉴赏家，也不同于那些仍然需要依靠炫耀性消费来展示财富和确定社会地位的消费者。
他对自己及其追求充满自信：
“我赚的钱越多，我就对物质的东西越不感兴趣。
虽然我仍要策略性地考虑成本和利润，但利润不再是我的终极目标。
我渴望能不断超越自己，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楼的这番话包含了这种思想：
即通过调用政治资本积累起来的财富立即会变成一种利他主义的资源，个体自我完善的途径以及对社会责任的承担。
富人同样也为最终实现中国的强国梦提供了象征性的资源。
比如由大连市妇联主办的市面上相当畅销的《现代女报》，在1999年5月3日的“社会周刊”花了整整一页报道中国极少数的“飞哥”。
他们是中国首批获准驾驶私家飞机的41人，而更多的人因为政府许可的限制不能享受这种自由。
这篇文章指出拥有私家飞机在发达国家是“平常现象”，因为私人飞机在那些国家如蜻蜓一样多。
文章预测，学习如何飞行将成为中国下一个时髦潮流，而一旦政府放开民用航空，增加雷达服务，“私人飞机会像蜻蜓一样飞过我们的天空”。
该文章将这个特定群体成员称为“飞哥”，并含蓄地演绎了“赶超发达国家”的主题，以此建构了民族主义的框架，让女性读者不仅将这些有钱男人认同为实现中国强国梦的英雄，而且认同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自己的“飞哥”，从而幻想着最终将与其一道过上富裕生活。
当然，并非每一个富人的故事都是关于鉴赏欧洲高雅文化、表现儒家风范、展示国家民族富强和表达手足情谊的，富人也并非总是令人羡慕的对象。
有故事报道了令人争议的牟其中，并提出了赚钱目的与手段的问题。
这些故事表明，在“最富的人”和“最大的骗子”之间，在儒商和劫掠公共财产大搞金钱崇拜的疯子之间，界线并不是那么清楚。
儒商的对立面是自大、无知、堕落又经常违法的“大款”。
高度说教的新闻故事谴责着这些大款，并且说明金钱不能带来幸福，一心追求财富如何是死路一条等老生常谈的道理。
“贪婪，掘墓者”、“破碎的金钱梦”、“一个女大款的自我毁灭之路”、“女大款200000元不能买来激情与爱”、“3亿六千万元铺就疯狂女大款的死亡之路”这些耸人听闻的大标题也强调了这个主题。
倘若说财富在一些生活类报纸里是幸福和地位之源，那么在另外一些故事里，金钱却代表了悲剧、犯罪与邪恶。
堕落女富翁的形象则带有强烈的性别歧视意味，并具有更微妙的邪恶感。
因为“大款”这个字眼被事先编码为男性，女性和富人之间的任何联系都是耸人听闻，通常也是负面的，这使富有的女性成为典型的“小报人物”，她们不择手段致富。
年轻工人廖珍引诱了厂长，用她的身体换取他的权力，又把这种权力转换成为金钱。
在1998年6月29日的《大陆桥报》里，廖被塑造成在这个性—权力—金钱三向交易中的共谋者，而不是牺牲品。
在一份没有日期的《农村医药报》中，吉林女人韩玉姬是一则长篇故事的主人翁。
她从街头小贩起家，到后来成为成功的商界女性。
但她的金钱梦偏离了方向，最初她只想借一些钱来资助她的制造业务，之后却开始了大规模的非法募捐骗局，并在一夜之间变成“超级富婆”。
文章说：
“当理性被金钱腐蚀，最初那个勤恳善良的韩玉姬就不存在了，留下的只有疯狂，她得了‘金钱症’。
”为了掩饰她欺骗的阴谋，韩将她原先的商店改为陈列馆来纪念她的企业家精神。
此外，她获得了大量的政治头衔，其中包括“模范女企业家”、吉林民营企业家协会与吉林省妇联的领导职位。
韩甚至在被调查的时候仍然相信金钱的魔力，最终被判死刑。
即使富裕的女性角色避免了自我毁灭，其他因素也会破坏她们的生活。
毒品、赌博和其他女人是最为常见的威胁。
异常貌美的年轻歌星潘若兰不惜一切代价，抵挡了金钱的诱惑与男性的强权。
当有大款愿意出60000元命令她唱一支歌时，潘回击了对她自身的侮辱并赢得了观众的广泛尊敬。
但是另一个女歌手吸毒成瘾，并嫉妒潘不断增长的收入，于是引诱潘吸毒。
不过，当她从第一次吸毒中恢复并重新出现在饭店酒吧时反而更受欢迎了。
为了从她身上榨取更多金钱，饭店女老板先是与她结拜姐妹，后来又引诱她再次吸毒并提供毒品。
最终潘身无分文，为了两包白粉而卖出自己曾经竭力守护的处女之身。
更为悲惨的是，那个卖给她毒品而又占有她“初夜权”的男人正是当初因为她吸毒而逮捕她的警察！
文章这么叙述着：
“当他带着淫笑剥光了若兰最后一件衣服时，他快速将裹着红色丝绸的手枪拔出塞到枕头底下。
”而当女老板无法从日益憔悴的潘身上榨取更多的钱财时，她将潘卖给了地下妓院。
郑慧芳是1998年5月14日另一小报报道中的主要人物，而她面对的又是另外一系列的问题。
郑是安徽农村妇女，在中国东北经商致富。
正当郑与她的丈夫田富贵在春节期间回到家乡并准备建造梦想中的房子时，田开始赌博了。
郑要干涉，但田的同伴怂恿他要像个真正的大款和男人样。
田边殴打她边叫喊：
“我现在有钱了，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郑觉得金钱是她悲惨生活之源，于是烧掉了所有积攒下来准备盖房的钱。
后来，这对夫妻到广州赚了更多的钱。
另一个春节来临时，郑让田先回家盖房子。
当郑从广州回来敲她新房的门时，迎接她的是刚刚和她丈夫上了床的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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