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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启蒙向民间的转向《边城》
由启蒙向民间的转向：
《边城》
一、理想化的翠翠和理想化的“边城”
《边城》是沈从文最有特色的中篇小说，同时代的批评家李健吾（刘西渭）曾盛赞《边城》是“一部idyllic（田园诗的，牧歌的——引者）杰作。
这里一切是谐和，光与影的适度配置，什么样人生活在什么样空气里，一件艺术作品，正要叫人看不出是艺术的。
一切准乎自然，而我们明白，在这种自然的气势之下，藏着一个艺术家的心力。
”[1]他原本有以沅水为背景写《十城记》的设想，后来没有写成，《边城》独成绝唱。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京（当时叫北平）结婚，新居在西城达子营。
这是一个小院落，正房三间外带一个小厢房，院子里有一棵枣树，一棵槐树，沈从文称它为一枣一槐庐。
1933年秋，新居里来了一位年轻的客人就是巴金，两位在文坛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每天一起埋头写作，巴金就是在沈从文的书房里创作了《雷》和《电》的前半部分，而沈从文把书房让给朋友写作，自己则坐在院子里的槐树下，一笔一笔地写出了《记丁玲》和《边城》。
都是文学史上的名作，风格如此不同，竟是这样诞生在这座小小的院落里。
他们都写爱情故事，却写得完全不一样：
一部是刀光剑影，血洒五步之内；一部却微波不兴，沉浸于古意的高远之美。
但这两部小说在风格上都异常透明。
《电》就像在黑暗社会里的一道道闪电，《边城》却如置身于阳光明媚的山溪边，都没有丝毫混浊气。
也许，这与一枣一槐庐里弥漫着幸福与宁静的气氛有关吧。
有人说，《边城》是沈从文最幸福时候写的，他好不容易从乡下人爬到绅士，当了大学教授，又是新婚燕尔，他追求美与爱的理想都达到了，这样一个状态下面，沈从文写了应该是他最好的最美的作品；但也有人认为沈从文写《边城》，是在都市中挣扎数年感到非常疲惫的时候，他这才去想象一个美的世界来表达内心的追求。
到底怎样，我们没有去问沈从文，但从这个作品里面，我们是可以寻出蛛丝马迹的[2]。
沈从文最初写湘西世界，采用的不是《边城》这种写法。
那时，他刚刚从部队里面或者从湘西比较边缘地区进入到城市，又进入到教育界，跟一些洋绅士们在一起生活共事，那个时候，他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排斥现代都市的情绪，由于这种情绪支配了他的创作，他在描写湘西的生活场面时，经常是夸大湘西那个环境的恐怖色彩，或者所谓“血腥”，两个字在这里没有什么贬义的，他反过来觉得城市人都“失血”，我们今天说就是“贫血症”，城市人整天嘀嘀咕咕的，缺少一点血性，所以他要夸大湘西农村那种非现代的、野蛮的、粗暴的东西，通过这样一个血腥来冲击、刺激，甚至于摧毁城里人建筑起来的脆弱的审美文化。
我想，这种审美理想的背后，有一种生命意识。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很久以前读沈从文一个小说《神巫之爱》，他写一个巫师在森林里住着，巫师的太太跟另外一个男人相好了，有一次，他们两个人在一个树下相会，那个巫师像猫头鹰一样地在边上发出了怪笑。
因为这对恋人是在树下拥抱，到第二天，就发现他们已经抱在一起，有一根巨大的竹签从背后穿过去，把两个人都钉在一起。
你看，这是一个非常血腥的故事，也可以说是一种报复、复仇的故事，也有一种野蛮的意识，可是，读到这样的作品，你恰恰很震动，用沈从文的话说起来，就是“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种事情”[3]，这种生活是那么有力，那么血腥，跟城市里面那种小恩小爱的、打打闹闹的生活，跟我们说的“小资情调”的恋爱方式就完全不同，那里就有巨大的反差。
这种反差往往在沈从文的小说里很突出，他一方面写很多现代都市的市民生活，写所谓“失血”的故事，可是在湘西，他又写了很多血腥故事。
但奇怪的就是，当《边城》出现时，沈从文对湘西的整个认识变了。
当然，沈从文的作品绝对不是给农民看，都是给都市人看的。
就是说，他要给都市的读者提供一种湘西世界的想象图景。
以前是你们这么文明，我非要很野蛮、很粗暴，作品中有一种很强的张力。
到了《边城》，这种张力消失了。
世俗上的种种成功，使得沈从文跟他所生活的环境、跟他的读者、跟他以前一直感到对抗的现代城市的生活之间巨大的对抗消失了。
他逐渐被都市和主流文化所接纳，相互间的紧张感也削减，沈从文开始表现一个城市人非但能够接受，而且非常喜欢、非常向往的一个湘西。
这种变化到底在艺术上有没有好处，是可以讨论的。
但《边城》这个作品之所以后来被现代文学史接受、称颂，很大程度上因为都市人需要有这么一个寄托内心向往的理想空间。
沈从文这种超现实的寄托在《边城》里主要体现在翠翠身上。
翠翠一直是沈从文内心某种美好理想的化身，她不仅出现在《边城》中，甚至出现在沈从文的生活现实里。
1949年沈从文曾有一段精神危机，在当时写下的一组“呓语狂言”的笔记（《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中，他提到了三个女性，一个丁玲，一个张兆和，还有一个就是翠翠，前面两个是他的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分别代表了他的过去和现在，而翠翠则是虚构的人物，他在文章里非常动情地呼唤着翠翠：
“翠翠，翠翠，你是在一零四小房间中酣睡，还是在杜鹃声中想起我，在我死去以后还想起我？
”［4］翠翠显然与张兆和、丁玲这样出现在他现实层面中的女性不一样，她是梦幻一样的想象，一种理想，在现实生活当中是无法找到的，所以只有在精神状态非常紧张的情况下，沈从文才会向她发出呼唤。
翠翠在沈从文的笔底下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我们看第一章就讨论这个问题。
他先介绍老船夫，然后介绍他的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又有一个女儿，就是翠翠，他起先有一段，说翠翠是这个老船夫心目当中的一个“太阳”，他说这个老船夫：
年纪虽那么老了，本来应当休息了，但天不许他休息，他仿佛便不能够同一分生活离开。
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的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
代替了天，使他在日头升起时，感到生活的力量，当日头落下时，又不至于思量与日头同时死去的，是那个伴在身旁的女孩子。
［5］
老人本来就属于这个自然世界中的一个人，他的内心与自然发生着感应：
随着太阳升起而欢乐，也有了朝气；到太阳下山了，一片黑暗了，如果这个老船夫的心一直是跟着大自然转，该是休息和沉寂了，就像有时候我们看到太阳落山了，就感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或者感到非常失落，可是老人没有，到了晚上，虽然太阳下去了，可是他身边还有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可以代替大自然，代替生活环境，给他一种生活的勇气，是他的另一轮太阳。
那么，这个女孩子又是什么样的呢？
接下去的一段话讲得非常好：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
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故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
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
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这是关于翠翠的最经典的叙述。
这个叙述，首先强调翠翠是自然之子：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
”这纯粹是童话语言，翠翠这个人，不是五四时期被教育出来的大写的人，在所谓人道主义的概念中，人是“天地之精华，万物之灵长”，一切都是围绕着人转的，而翠翠则是跟着自然走。
她是山水中的活物，与风、与大自然浑然一体，“养”给人一种质朴、丰满的感觉，因为她眼看出去的都是青山绿水，所以她的眼睛像水晶，非常透明、清澈，没有一丝邪念。
大自然给她生命，她的整个生命的长养不是靠我们今天的家庭、母爱、父爱，而是风日，是大自然。
翠翠就像一个“小兽物”像一头黄麂，“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故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
”“俨然”，好像很了不起，兽的境界也是好不容易才达到的。
由于大自然的熏陶，她是山水中的活物，后面写的就是以小动物的眼光来看世界：
这个生命本身就是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她和“人事”没有关系，所以这个心灵就变得特别纯净。
然后大家看到，下面是陌生人的注意，陌生人的注意是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人事”的东西，有人看她了，这个时候，这个人就很可能带着不怀好意的眼光，所以她马上就警惕了，就用一种很警惕的眼睛去看那个人，可是当她发现人家看她没有什么机心，她也放松，也自然了，就像一头鹿一样，很高兴地在水边玩了。
翠翠是一种生命的现象，是一种本能的和自然融会一体的气质，是跟风、跟日、跟树、跟绿水青山一样的一种生命。
也就是说，她是没有沾染人世间的一切功利是非思想、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境界，是不含渣滓、纯净透明的世界。
沈从文在心中的那些现实生活当中的功名、美丽的妻子、幸福的家庭等等都一一得到后，内心还是有一个超越世俗的更高要求，那就是“翠翠”，而沈从文在现实生活中的追求和理想中的境界实际差得很远。
可以想象，一个大学教授，在高等学府里面，又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家庭，这样一种生命状态肯定就不是青山当中的一头鹿一样的状态。
在现实生活当中，沈从文可能已经得到了所谓现代知识分子可能得到的各种要求，但反过来，他心灵当中的冲动、最原始的起点却失去了。
《边城》等于是沈从文在追寻内心中的一个梦，翠翠就是他的一个梦。
我认为这是他写《边城》的一个动机。
《边城》是以湘西为背景的一个童话，里面充满了天籁之音，所有人都像生活在与现实隔绝的世界中，从外部环境看，这里真是桃源仙境了：
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
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裤，可以作为人家所在的旗帜。
秋冬来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不朗然入目。
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位置则永远那么妥贴，且与四围环境极其调和，使人迎面得到的印象，非常愉快。
一个对于诗歌图画稍有兴味的旅客，在这小河中，蜷伏于一只小船上，作三十天的旅行，必不至于感到厌烦，正因为处处有奇迹，自然的大胆处与精巧处，无一处不使人神往倾心。
（第二章）
这是现代人所找不到却又天天梦想的情境，而这里的人也仿佛不食人间烟火，毫无现代人的功利心。
比如翠翠的爷爷，他是国家雇佣的，是有工资的。
所以，人家给他钱，他都不要：
“我有了口粮，三斗米，七百钱，够了！
谁要这个？
！
”（第一章）如果硬放在他船上，他就去买茶叶、草烟，给过路人用。
当地的民风民情非常淳朴、善良，人都好得不得了，可以看出作家故意夸张，比如老船夫去买肉，人家不接他的钱，但他也不想占屠户的便宜，只好到另一户，另一户也想不要他的钱，“但不行，他以为这是血钱，不比别的事情，你不收钱他会把钱预先算好，猛的把钱掷到大而长的钱筒里去，攫了肉就走去的。
”（第八章）屠户知道他这个脾气每次都给他好肉，也不行……这简直就是中国古典小说中写的“君子国”，不言利，人都那么慷慨豪爽，非常美好的人和世界，当然，沈从文这是拿它与都市与现实作对照，反衬现实的丑陋。
《边城》第二章，写湘西的地理和民风，特别提到了妓女很重感情，她们虽然与商人在一起，心里想的却是水手，水手整天在游荡，比较浪漫，有时会与妓女相爱，终生相守相约。
小说写道：
“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作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遇不相熟的人，做生意时得先交钱，再关门撒野，人既相熟后，钱便在可有可无之间了。
”接下来后面又写：
“短期的包定，长期的嫁娶，一时间的关门，这些关于一个女人身体上的交易，由于民情的淳朴，身当其事的不觉得如何下流可耻，旁观者也就从不用读书人的观念，加以指摘与轻视。
”妓女本来是被人看不起的角色，是肉体交易者，但在这里却毫无歧视之语，而且还不乏对她们品行的赞美。
这里涉及到另外一种民间淳朴的道德标准，民间也不是都持这样的道德，一般情况下，民间是弱势，它总是被强势文化道德所覆盖，所以封建的一套道德标准仍然会在民间起作用。
但在真正的民间底层，人的生存是第一性的，其他道德观念都比较淡漠。
所以沈从文说：
“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这是有所针对的。
沈从文对环境的反抗，扩大到很多方面，他要展开的是另一个世界、另一种道德，他就想象出了民间世界，但这个民间世界的一切藏污纳垢的混浊东西都被他澄清掉了。
船总顺顺，也不是以1930年代流行的阶级分析的眼光来写，没有写不同阶层的对立，反而写边城人整体的融合，没有那种等级的差别，而是写他“大方洒脱”，“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为人却那么公正无私”，也从来不以势压人，完全不是阶级分析中的什么人物形象。
《边城》体现了人世间的美好，在大自然熏陶下的人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美、人性美（人自身的美好）。
二、人性的悲剧
但是，在这样一个理想化的世界中，所有的矛盾和压抑都消失了吗？
沈从文要唱一曲现代的牧歌吗？
过去有不少评论就是这么认为的，其实也不尽然。
随着小说情节的慢慢展开，青山绿水下各种不协和的因素仍然显现出来了。
翠翠的故事前面还有一个故事，就是她的母亲的故事。
她母亲因为跟一个当兵的私通，怀孕生了一个孩子，然后她就跟这个情人殉情的故事。
这样一个故事，发生在湘西，我认为是不正常的。
在一个汉文化道德并不发达的湘西，情爱的表现往往是浓烈的、悲剧性的。
偷情就偷情了，被人杀掉也就杀掉了，感情至上，视生命为粪土，这种情况很多，可是在《边城》里恰恰不是。
《边城》里面，人的天性受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压抑，什么东西在压抑它？
我也想不明白，一个士兵爱上一个当地的女子，这有什么不可以？
那时又没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们两个人凭什么要殉情？
这个地方看上去好像非常美丽，人情美，自然美，心灵美，是一个君子国，哥哥弟弟为了一个情人可以互相让来让去，没有任何冲突。
那么悲剧从何而来，且不说翠翠的悲剧，先说翠翠母亲的悲剧，为什么美好的环境当中会出现像翠翠母亲这样的悲剧？
是什么巨大的压力让这一对情人需要殉情？
这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
作品中虽然没有正面说翠翠父母的故事，可是，从头到尾，翠翠父母的故事就像是一个影子一样在我们面前晃来晃去，老祖父每次谈到翠翠的婚事，必然要想起翠翠的母亲，有好多次了，甚至他“忽然觉得翠翠一切全像那个母亲。
”（第12章）这句话很重要。
因为她母亲其实是一个性子很烈的女人，充满野性的，可是翠翠看上去是一个乖乖女，什么都不懂，懵懵懂懂的，为什么说这两个人的性子是一样？
这里我想是有暗示的。
到最后老祖父也死了，故事也完了，还没有忘记她父母的事情，还写了一个杨马兵陪翠翠过日子，因为翠翠没有人照顾，然后杨马兵会讲故事，讲到以前的故事，又把翠翠父母的故事讲了一遍，父母的故事笼罩着翠翠的命运。
为什么作者对她母亲的悲剧那么重视？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研究沈从文的著作多得不得了，谈《边城》的书也很多，但一谈就强调山水美啊，人情美啊，好像这是个与世无争的桃花源，可是偏偏忽略前面有这么一个悲壮的故事中。
翠翠的母亲不能和这个当兵的结合，才导致她未婚有孕，才导致后面的死亡。
为什么她不能跟这个当兵的结婚？
我想原因应在老祖父身上。
大家可以看到，老祖父对翠翠特别迁就，好几次媒人都说，你做主，孙女就可以嫁过去，可是，老祖父每次都推脱说，我是不能做主的，我一定要问过翠翠。
然而翠翠是个小孩子，什么都讲不清楚，老祖父又一直小心翼翼，包括什么走马路走车路，人家车路已经来了，礼品也送来了，媒人也来了，这个祖父还是推脱，还要看翠翠的脸色，翠翠表示了一点不愿意的态度，老祖父就知道，翠翠不愿意嫁给老大天保，然后他就“觉得翠翠一切全像那个母亲”。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她母亲当年跟当兵的相恋一定是受到了那个祖父的阻挠，因为那时，父亲对子女的婚事肯定是有相当的发言权的，正因为这样，才导致了后来祖父对翠翠的一种很大的歉意。
那么，为什么祖父不喜欢这个当兵的？
我们是否可以做一个这样的推测：
当兵的要这个女的跟他一起逃走，可是这个女的考虑到父亲年纪大了不肯走。
只要看后面老祖父跟翠翠相依为命的关系，就能看出老祖父是不愿意把女儿嫁给当兵的，因为当兵的人要开拔的，老祖父实际上有一种恐惧，不愿意女儿离开，女儿也有一种本能是不愿意离开父亲。
矛盾的是女儿爱上了一个要远走的人，而且又爱得那么深，杨马兵不是说，我了唱过歌的，可是她始终不理我，但当兵的一唱歌，那个女的就跟他好上，不仅好上，而且有了孩子。
这件事也因此变得更尖锐了，她既因为父亲不同意，不敢冲撞父亲的权威，同时也离不开这个情人。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情人提议她远走高飞。
女孩又不想走，再加上这个当兵的又忠于职守，所以自杀了。
而情人死了，对女孩来说，她也觉得活着没意思，但她还是想到了父亲，想到要让父亲身边有一个人，要生下孩子。
正因为如此，老船夫接受了他女儿的教训，才使他对孙女的婚事变得那么慎重，那么举棋不定。
你看，翠翠简直是碰不得的，而且是他的一个心病，在这里面，包含了他对女儿的赎罪。
可是，因为他太小心了，太想把这件事做好，所以本来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被他搞得复杂化了，又是走车路，又是走马路，人家走了车路以后，他又觉得这样不好，又要去征求孙女的意见，甚至从来就不把话说清楚。
他明明知道唱歌的是二老，还跟翠翠讲故事说，“假若那个人还有个兄弟，走马路，为你来唱歌，向你求婚，你将怎么说？
”（第15章）绕来绕去，把大家绕得都误会了。
这里的人都没有那么多的心机，常常直来直去的，他这么绕来绕去，很有文明人的样子，人一讲文明，事情都搞乱了。
大老死了，他去跟二老说，可是结果说出一句什么话：
“听人说那碾坊将来是归你的！
归了你，派我来守碾子，行不行？
”（第16章）等于把话都说反了。
由于女儿的死成了一种重压，这种压抑导致了老祖父违背了自己的天性。
老祖父本来应该像翠翠，像所有民间的人一样，非常豪爽，非常坦诚的，可是女儿的悲剧，让他想到大家丰直爽了，造成了生命的冲撞，导致了不可挽回的悲剧。
于是这个老人反过来，变得非常小心翼翼，弄得所有的人都不喜欢他。
沈从文曾写过这样的一个细节：
老船夫有一次还人家钱的时候，故意留下了一个铜子，为什么？
他给了人家一包烟草。
就是说，老祖父还是很有心机的，他也不吃亏的。
如果大家都是很有心机，在这个淳朴自然的世界里出现了一个不自然的人，就把很多事情都搞糟了。
前面写翠翠的时候，说翠翠“如山头黄麂一样”，毫无心机的，看到人她很警惕，“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
那么实际上，“机心”的对立面是“自然”，这里是有一个自然与不自然，或者是反自然之间的对立。
就是说，本来一切都是自然的、朴素的、本分的、原始的，现在因为有一个人，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误解，然后造成了心机，玩耍心机是很吃力的，本来很简单的一个事情，被他搞来搞去，人为地制造一些玄机，导致人与人之间无法沟通。
翠翠本来很简单，她就是爱二老，她只是一个原始人，她不知道怎么理解爱，也不知道怎么去表达爱。
这两个船总的孩子，虽然是有钱，但是很粗，说话很直爽的，爱说——老船夫啊，你的孙女很漂亮什么的。
只有这个老爷爷不直爽，一个人在里面一直在绕来绕去，最后就人为地给自然生命添加了障碍。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我觉得，沈从文有一个观念：
一个自然的世界当中不应该有一种人为的心机在中间起作用，有了心机就不自然了，不自然就把事情搞坏，最后导致了一系列的说不出来原因的悲剧。
老祖父枉费了心机，最后什么都没做到，郁郁而死了。
我觉得，翠翠的血缘里头，其实有着母亲的遗传因子，潜藏着跟这个世界不和谐的因素。
那么，这不和谐，作品的表层没有显示，翠翠一直到最后，好像还长不大一样，完全生活在一个懵懂的世界中。
天保和傩送，兄弟俩同时爱上翠翠，两个人商量了去唱歌的滑稽办法：
哥哥嗓子不好，所以要弟弟来代哥哥唱，一首代表弟弟自己，一首是代表他哥哥，这样来叫这个女孩子选择是很荒诞的。
如果我们说声音里浸透着爱，那么一定也会有感应，他的声音会使她听得特别悦耳，或者说唤起她心中爱的信念。
但现在问题是，他遭遇的这个声音是假的，是代替别人来唱的。
代唱的声音里面有没有爱的成分？
假定说她选择哥哥唱的那一首，但听到的声音又不是哥哥发出的，实际上不管选哪个，选的都是弟弟，不是哥哥。
小说是早有暗示的，老船夫希望翠翠嫁的是哥哥，而翠翠自己喜欢的是弟弟，这里兄弟俩和老祖父，三个男人都爱翠翠，而且他们都很有诚意地来做这件事，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但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女孩的心灵跟男孩的心灵是如何沟通的，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女孩在这场游戏中处在什么位置上，这实际上是让她落到了一个很虚伪的骗局中，可又把一切推为上天和命运的安排。
所以《边城》写到翠翠对兄弟俩唱歌这件事的反应竟是翠翠的一个梦：
老船夫做事累了睡了，翠翠哭倦了也睡了。
翠翠不能忘记祖父所说的事情，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 窜过悬崖半腰——去作什么呢？
摘虎耳草！
白日里拉船时，她仰头望着崖上那些肥大虎耳草已极熟习。
（第14章）
下面一段是说她祖父：
一切皆象是祖父说的故事，翠翠只迷迷糊糊的躺在粗麻面帐子里草荐上，以为这梦做得顶美顶甜。
祖父却在床上醒着张起个耳朵听对溪高崖上大唱了半夜的歌。
你看，其他那几个人都紧张地醒着，惟有翠翠一个人在昏睡，在做梦，做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梦，感到了一个灵魂飘起来，但是，翠翠始终停留在梦的上面，她没有对歌声发出爱的呼唤，她的心灵没有跟这种声音发生真正的呼应。
所以我觉得，这里最知趣的是天保。
天保终于有了做戏的虚无感，所以他要退出这样一个荒诞的游戏，后面就出事死去了。
在人人都讲道德的环境下面，翠翠的生命、她的爱情，包括两个青年活生生的爱情到哪里去了？
看上去是非常文明的、非常理智的、非常有节制的这样一个文化和社会环境，最终年轻人的生命冲动或者生命力量被压制了，消失掉了。
悲剧就出现了。
另外，我们再看看这悲剧中受到伤害的另一方：
天保和傩送兄弟俩。
这两兄弟爱上翠翠，这里面有一段对话非常好。
大老对二老说：
“二老，你倒好，有座碾坊，我呢，若把事情弄好了，我应当划渡船了。
我欢喜这个事情……”（第12章）可是二老和他哥哥一样，也是很直爽，说：
“假若我不想得这座碾坊，却打量要那只渡船，而且这念头还三年前的事”，两兄弟把话说得很清楚，还说，“你信不信呢？
”这么下去会是多么精彩多么尖锐的冲突！
但是，两个人就碰到“礼”这个问题。
如果是按照沈从文原来的表达方式，两兄弟可以决斗，谁赢了谁争到翠翠，可是他们都没有，沈从文说这是两兄弟不可以的，但是他们也不像城里人那么胆小，“也不作兴有‘情人奉让’如大都市懦怯男子爱与仇对面时作出的可笑行为”，但他们都很绅士化，最后就采取了一种有地方民族特色的文明的竞争方法。
唱歌来竞争本来也是可以的，可是，在小说里，哥哥曾经说过：
“若我有闲空留在茶峒照料事情，不必象老鸦到处飞，我一定每夜到这溪边来为翠翠唱歌。
”（第7章）这说明，哥哥是会唱歌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弟弟面前他唱不起来，他不敢跟弟弟去较量？
如果他真的是爱这个小姑娘的话，他再没有把握也会有信心，也会认为自己是天下的第一歌喉。
而且，如果这个女孩子真的是爱他的话，哥哥嗓子怎么样并不重要。
但问题是为什么他在弟弟面前胆怯？
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他知道翠翠爱弟弟，而不是爱他，他跟弟弟去公平竞争，是竞争不过的，所以他觉得，他只能走车路，用父母的钱，或者用媒人的办法，或者走爷爷路线，“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用常人的方法来完成这个婚姻。
而弟弟和他不一样，沈从文说弟弟是个诗人，有诗人气质，很浪漫，他以为哥哥真的是认为唱歌比不过他，所以要代唱，把一场很严肃的爱变成了一个游戏。
这个游戏开始哥哥还有点自信，但后来他是主动退出了。
我们再看翠翠，翠翠在梦里听到了歌声，然后歌声把她浮起来，放到了一个悬崖上，她摘了她平时一直已熟习的虎耳草。
这段文字，沈从文写得非常空灵优美，这个梦也非常甜蜜、非常美丽，可是翠翠却始终找不到归属感，醒过来的时候，她不是说：
“得到了虎耳草，我可不知道把这个东西交给谁去了。
”（第14章）小姑娘朦胧中感受到歌声的美，但是她不知道对象是谁，所以她无法知道自己的爱情究竟属于谁的。
她最终还是没反应过来。
问题是出在二老身上。
二老的诗人气质导致了一个严肃的爱变成了一场不严肃的游戏。
因为弟弟是在帮哥哥唱，这种爱的信息传递过程发生了障碍，所以得不到小姑娘的回应。
小姑娘面对了这场游戏，心有灵犀无法达到、无法沟通。
所以她只感到漂浮，有一种美的东西被她感受到，可是不知道对象是什么，她没有醒过来，一直在做梦，没有相应地去唱，其实作品里面写了好几次翠翠与傩送的错过。
第一次傩送爱上这个小姑娘是在抓鸭子的时候，请小姑娘到家去，小姑娘以为他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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