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官欲阉割了的中国学术.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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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官欲阉割了的中国学术

被官欲阉割了的中国学术

首先声明，为了行文方便，本文不得不使用“中国学术”一词。

今日中国到底有没有学术，或者说“中国学术”到底是什么，是大可质疑的。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中国“学人”的官欲太强，所以很难说存在着真正的中国学术。

   那么什么是“学人的官欲”？

   暂不下定义，发挥一下想象力吧。

试想，你得在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的一段时间内寒窗苦读，甚至得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你甚至得在风和日丽的周末下午，手持一本封面鲜艳的小十六开厚书，在熙熙攘攘的公共场合散步，你边走边读，但不给人做作的印象，而必须是真心实意、甚至全神贯注地读，否则就不会收到这样的效果，即人人心目中一个极端好学的形象。

平心而论，你如果是这种人，你可能并非一点学术能力也没有；只不过这种能力与真正的学术能力有本质区别，而更像是一种裁缝功夫，即只要给以足够的时间，你就总能按已有模式或稍加改变，剪剪切切、拼拼凑凑，敷衍出几篇“论文”或“专著”的。

   然而你非常清楚，你灵魂深处所渴望的，决不是真正的学术成果，更不是真正的学术成就，尤其不是那种针对现实问题，给社会以刺激、启迪、引导，从而改造社会、提升社会的真学术，而是另一个世界的红火风光、纸醉金迷。

学术对于你来说，只不过是一张通向这个世界的不得不有的门票。

这个世界就是官场。

实际上，你内心眼馋的从来就只是官场的热闹，学术从来就不是你的真正追求，而只是达到另一个目的的手段，所以你可能从来就没有过真正的学术思维，所以你的“论文”、“专著”至多只是对已有成果的转述或抄袭。

你知道，跟你禀性相似的人不在少数。

你知道，“做学问”的人中十之八九有或大或小的官欲。

   由于你骨髓中有强大的官欲推动着你，所以你在三十岁之前会寒窗苦读，而且往往能心想事成，三十几岁时一当上副教授，便能弄个系主任、系副主任什么的做做；再往下几年当了教授甚至“博导”以后，你极可能再能弄个院长、副院长当当；如果你更有能耐，也许四十岁不到你就当上了校长或副校长，甚至可能五十岁不到便荣升了省长或副省长。

然而，在尚未功德圆满或者说尚未高升校长、省长之前，你是不太可能扔掉学术这根拐杖的。

也就是说，你做了院长或副校长甚至校长后，还可能继续扮演“业务干部”的角色，以示与专职政工干部不同。

不同在哪里？

在于你能在做官之余，时不时上一两节课，或每两个月与学生谈一次论文。

你的粉丝会说，你在为人民服务的百忙中做这种事，你的时间如此宝贵，以至于给学生上课或谈论文时，你也会不停地看手表，生怕耽误了向上级汇报这种天大的事情。

   更为奇怪的是，你的心思明明不在学术而在官场上，你的绝大部分时间明明没有花在学术研究而花在大量的会议、汇报或其他事务上，每年却仍有大把大把研究生冲着你这个当院长校长的“博导”、“硕导”们奔来，飞蛾扑火般投到你的门下，以至于你一届竟然能招十六七个“博士生”或三四十个“硕士生”，不用一辈子，只几年功夫，你便桃李满天下了！

不用说，你批量生产出来的“博士”、“硕士”无需跟你谈论文或拼、凑、抄一篇所谓“论文”也能通过答辩，拿到学位，找到工作，其中一些人很快便能当上副教授、教授，再过不久更能当上院长副院长、校长副校长。

不用说，他们能将你这辈人玩得热热闹闹的游戏准确地复制下来，而你的游戏的一个核心内容便是那会议、汇报的百忙中拨冗而就的“学术”。

   让你心中偷着乐的是，每个中国人明明知道这种游戏极其可鄙、极其下贱，会被外国学者瞧不起，却任其存在，任其繁荣。

不仅如此，中国人还让你还把官场游戏复制到“民间学术组织”中来了。

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学会”雨后春笋，遍地开花。

你知道，“民间学术团体”一开会，便会上演一出出全世界只有中国人才能全然明白，才会乐此不疲的闹剧。

总共一天半的开会时间（虽然并非绝对，却极常见），却总有两个小时的开幕式、两个小时的闭幕式，一分钟不能少，雷打不动；与学术研究没有任何关系（除了给“学术会议”装点并非需要的门面）的领导甲、乙、丙和尚念经般的发言，一分钟不能不少，雷打不动；主席台的设置，从正中到两侧各级学官（会议举办单位的官员们和民间“学术”团体的长们）严格按官阶高低（以及所属学校的高低）的依次就座----会长、常务副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常务秘书长、常务副秘书长、副秘书长，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不能有半点含糊、半点差错。

   一旦当上了一个全国性“学会”的会长或副会长什么，你便开始坐享一种终生性的“学术”荣誉。

只要你不因“犯错误”失去所属单位的正式官职，或者退休，你几乎是不可能像美国总统那样最多只做两届八年的。

你很清楚，一旦某个单位的一伙党人控制了某学会的主要职位，几乎一定会形成一种一党专政的局面。

英美研究方面的“学会”明明知道英美学术组织的民主程序，却一点没有学习、移植的意思，甚至在成立自己的全国性“学会”时，连一个基本章程也不立，更不用说制定程序性细则了。

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在权力交接（即便一党专政也有权力交接的问题）上，单位甲的党人及其盟友与单位乙的党人及其盟友斗得你死我活、两败俱伤，然后彼此不相往来，掌权者继续掌权，在野者只好退出，“学会”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荡然无存。

你很清楚，如此政治挂帅的“学会”，不可能尊重学术，不可能尊重真正学有所成的人，不可能真正促进学术交流，提升学术水平，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号召力。

   事实上，我们中国人的官欲如此旺盛，官场价值观已经如此深入每个学校、每个研究单位，已经如此深入每个教授、副教授、讲师、博士、硕士心中，以至不同地区、不同单位的学人久未见面，见面了却不讨论某个老朋友最近出的某本书，或他提出的某个有价值、有挑战性的观点，却对某某人最近做了院长、校长、副院长、副校长什么的津津乐道，如数家珍；以至于如果某个人做了教授，我们学人共同体中决不会把这视为新闻，我们广大学人决不会为之心动，而如果听说个熟人当了什么长，我们每个学人眼睛的亮度一定会提高十倍。

   我们中国人的官欲如此旺盛，官场价值观已经如此深入到每个学校、每个研究单位，已经如此深入每个教授、副教授、讲师、博士、硕士心中，以至于每开一个“学术会议”，我们一定请一些高官来讲一通与学术扯不上边的废话；每成立一个学术组织，我们一定要请一些官员来做什么“名誉会长”、“名誉副会长”、“顾问”或“名誉顾问”；每出版一套学术丛书，我们一定要请一些根本不做事也做不了事的官员来做主编、副主编，我们自己虽然做了从策划、选题到审稿、校稿等所有具体事务，却像太监一般甘当“执行主编”、“执行副主编”。

   凡此种种说明，中国“学人”的旺盛官欲已经把中国学术阉割了，使它处于一种心理上上被压制的、不阴不阳的状态中。

   我们知道这可悲状况的根本原因所在，即，在一个行政主导的社会中，各级官员攫取了太多的权力、资源和机会，而学术作为一种志业所本应享有的资源和机会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又来自各级行政官员手中的权力。

于是，学术共同体里大量有才华的人们只好削尖脑袋，混迹官场，而这些人中的一些人本可能成为真正学者的。

我们知道，真正的学术需要全副身心的投入，毕生心血的浇灌，决不可能在日理万机的官场忙碌之后，还能敷衍出真正有价值的成果。

所以，学术共同体的官员们应当把自己的位置摆正，尤其要清楚认识到，在一个专业分科分工日益细密的时代，是决不可能既把官当好，又把学者当好的。

   笔者希望，随着发达国家的学术管理机制（不是变态的量化管理）尤其是学术评价体系逐渐被引入中国并落地生根，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学子能够将心中的官欲压制下去，潜下心来做真正的学术研究，出真正的学术成果。

唯如此，中国学术方能摆脱那种被去势的心理状态。

唯如此，中国学术方能成其为中国学术。

“大学”官僚化：

中国特色的学术腐败

阮炜

“学术腐败”已成了当今社会的热闹话题。

这里“学术腐败”指的是学术造假、抄袭一类的事。

造假、抄袭者一旦东窗事发，网络和媒体通常会又会热闹十天半月。

闲极无聊的人们甚至天天期待着爆料“学术腐败”。

然而，难道高校的腐败仅止于此？

大学的本份是学术，这包括教育与研究。

如果一个大学不好好搞学术，就不是一所好大学。

如果一个学校的教授、副教授不用心做学术，不用心搞教学和研究，而是一门心思要当院长、副院长、校长、副校长、书记或副书记，如果一所大学的院长、副院长、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们不把全部心思用在教学和研究上，而是整天价开了大会开小会，勾心斗角，乐此不疲，这肯定是有后果的：

把大学办成了一家公司，甚或一个衙门。

大学不按大学的逻辑而按官场的逻辑来办，就必然产生这么一种导向作用：

学而不优则仕。

大学不按大学逻辑来办，其必然结果是非大学化---官僚化、行政化、衙门化。

如果一个“大学”少则八九个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多则一个排的校级干部，如果一个区区十几人的“学院”就要设一个院长和两个副院长、一个书记和一个副书记，有多大比例的教师会真心真意、全副生命地搞学术？

更有多大一个比例的本来可以走上学术道路的人心中不官欲涌动，眼巴巴地望官、媚官，一进大学便立下不做学问要当官的雄心壮志？

大学不按大学的逻辑而按官场的逻辑来办，必然产生这种导向作用：

学院数量非理性地膨胀，由此制造出的院级干部多如过江之鲫，院长、副院长、党委书记和党委副书记头衔满天飞。

相比之下，国外大学---如哈佛、哥伦比亚、耶鲁大学---的学院一般只是十来个（牛津剑桥情况不同，不在考虑范围），普林斯顿大学甚至干脆不搞学院，数十上百个系科直属大学。

可是北京大学，一所曾是黑暗中的灯塔、民族精神掌舵人的大学，居然堕落到搞出六十几个院级单位，其中冠以“学院”之名者近四十个！

北大院级干部有一个营之多！

北大是百年老校，是荣校、大校，搞六十来个学院以远超世界水平似乎也说得过去，考虑到中国“国情”更是如此，但作为小弟弟，后起之秀，深圳大学不是潜心学术以尽快自立，在批量制造官衔方面却当仁不让，直追北大。

目前，深圳大学所设官职之多之杂，已然荣超世界先进水平。

深大有二十几个“学院”和院级级单位，其中大多数“学院”只有两三个系。

一个“学院”竟然只有一个系！

这是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学院”，完全可进入吉尼斯记录。

深大十来个理工类“学院”只有系级规模，若不搞中国特色，完全应合并成为一个学院。

智慧的中华民族就是这样办“大学”的。

这么办大学，会给年轻讲师、助教们树立一个什么榜样？

会给社会公众造成什么样的印象？

这不是一种腐败，一种比学术造假严重得多的结构性腐败，是什么？

从哪方面看，这也是一种比通常“学术造假”严重得多，危害也大得多的腐败。

高校教师当中弄虚作假、抄袭他人成果的人毕竟是少数，影响面也比较小，一经爆料，又会引来社会的高度关注，当事人立马身败名裂，所以比较容易得到惩戒。

相比之下，大学不按大学的逻辑来办，所造成的导向作用必然是学而不优则仕，必然是大学非大学化，是官僚化、行政化、衙门化，其危害之大，绝不亚于少数人弄虚作假。

纳税人把血汗钱交给大学，是要让大学好好教书育人，好好做研究，而不是要让大学人整天价削尖脑袋望官、媚官、跑官和争官。

其实，只要一出中国国门就立马可以发现，大学中校级和院级行政人员比中国内地少得多。

其根本原因在于：

除了没有设立意识形态系统的一套准行政官职以外，大量行政杂事由秘书或助手们做了。

事实上，这是国际通例，是合理的制度，是一种对纳税人的血汗钱负责的制度。

这种做法之所以是合理的，是因为大学不是政府，而是学术单位，少数校级和院级行政人员，再加几个几个助手、秘书，完全可以办下来，甚至办得远远好过设二十来个校级干部和N个院级干部。

官少效率高。

官一多，大事小事动辄就召开校长会、书记会、或党政联席会。

常言道，艄公多了打烂船。

艄公不多，自然一帆风顺，不会打烂船。

可为什么在经济上表现优异的中国人，在教育方面竟如此可笑、如此愚蠢、如此荒谬？

这当然要当我们悠久的仕进文化中去找原因。

全世界还有哪个国家像从前中国那样发明了科举和八股？

全世界还有哪个国家有历史上中国和当代中国那样发达的官僚系统？

全世界除了少数几个被边缘化的国家，还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现有行政体系之外，还劳民伤财（即便人均收入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地供养一个平行的准行政系统？

全世界还有哪个国家的人们像中国人这样把官衔、头衔看得比命还重？

除了中国，全世界还有哪个大学能够制造六十几个“学院”和院级单位？

全世界还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搞出只有一个系的“学院”？

全世界还有哪个国家能够无耻到“博导”、“硕导”、“博士后”头衔满天飞？

不用说，发达的官僚体系和发达的仕进文化与“读书”关系密切。

学而优则仕是读书人的神圣逻辑。

这种逻辑的自然结果是：

知识、真理并不是读书人真正追求的东西，而只是一块敲门砖；一旦仕途的大门被敲开，立马弃之如敝履知识和真理之所以不是读书人真正追求的东西，又是因为在全世界所有国家中，“读书”与做官最紧挂钩的，非中国莫属。

在这种情况下，学而优则仕的神圣逻辑必然蜕变为中国特色的反逻辑：

学而不优则仕。

说真的，在一个权力总是趋于集中的国家，比方说中国，大学里除了校长或书记有一点权力，其他如副校长、副书记、院长、副院长、院党委书记或副书记并没有真正的权力。

仅就深圳大学而言，教师晋升职称，主要靠的是学术成果，而不是看领导的主观愿望；一个新人要进入教师队伍，主要靠的是学术实力；甚至出国机会也主要是看个人的实力或工作需要，或者干脆排队。

可是为什么如此多的人望官、媚官、跑官、争官？

这难道不因为各级官位早已成为一种荣誉或一种表演性的权力？

这难道不是因为真正研究学术者已被边缘化，得不到也不屑于得到这种荣誉，因为对他们来说学术不是权力，而是目的本身？

这难道不是因为假装搞学术或搞假学术的人为数甚众，梦寐以求的并不是知识，而是权力或权位？

在经济上表现优秀的中国人在教育方面却非常可笑、愚蠢、荒谬，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执政党缺乏自信。

其实，党在经济上有优秀的表现，完全应该有信心。

是不是不设立那么多正副官位，不浪费那么多教育资源或纳税人的血汗钱，一个“学院”、“大学”里几十个、上千个草民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就不好管治？

可是党何苦这么不自信呢？

以党在经济上取得的非凡成绩，完全可以比现在自信得多，用不着设立如此多的官位来败坏自己的名声，用不着把官位当作荣誉、特权来腐蚀那些在学术上本可能有造诣的人。

从党的自身利益考虑，党完全应该发动一场十一届三中会式的革命，来消除这种高校腐败。

事实上，大学官僚化已是一种中国特色的结构性的学术腐败，所造成的危害远大于通常的学术造假。

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行业性的普遍现象。

更可痛的是，人们不以为怪，反以为常。

举目望去，读书人中真对知识、真理感兴趣已成了凤毛麟角，成了异类。

放眼华夏大地，一百个“读书”人里可能有九十九人骨子眼里是官迷。

如果说中国经济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在缩小，那么不幸的是，中国学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

中华民族何至于如此窝囊！

一个大学设二十个校级干部，一个学院设五个院级干部，已够可笑了；明明十来个学院就可以高效率运转，却泡泡糖般膨化成六十多个，以便使院领导官位多出六倍，已经够愚蠢了；一百个大学人中对知识、创新真正有兴趣的人不超过一个，已够荒谬了，可更可笑、更愚蠢、更荒谬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竟整天乐此不疲侈谈诺贝尔奖！

事实上，有关中国人如何才能得诺贝尔奖的议论不绝于耳。

中华民族何以竟堕落到如此不知羞耻的地步！

可是智慧的中华民族为何不扪心自问，诺贝尔奖是奖励真正追求真理的人们的，如果一开始便南辕北辙，根本不是去追求真理，而是整天不要脸地去望官、媚官、跑官、争官，我们有什么资格得诺贝尔奖？

我们有什么资格侈谈诺贝尔奖？

难道我们真的不知道，诺贝尔奖---尤其是科学、医学和经济学方面的诺贝尔奖---不是闹着玩的，不仅需要个人天赋，更需要全副生命的投入？

难道我们真的不知道，追求真理意味着不求闻达，甘愿寂寞？

中华民族的智商恐怕不至于如此之低，不明白这个简单道理。

既然如此，我们就得扪心自问，像中华民族这样如此看重权力、官位、官衔，究竟有何脸面谈论什么得诺贝尔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