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思想.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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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思想

严复不同于中国古代那些爱国志士与民族英雄∃他不同于岳飞、

文天祥,甚至也不同于林则徐。

严复是受过西方近代思想严格教育的启蒙思想家,又是中国正在形成与发展中的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因此,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中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带有可贵的新鲜的新时代的内容—近代资产阶级的思想内容。

可以说,严复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爱国主义者。

考察一下严复以前的中国传统爱国主义的思想内容,我们就可以看到,由于它是植根于封建主义的经济、政治与思想文化土壤上的,因此就带有不可避免的封建落后性与局限性。

其一,这种爱国主义往往和维护中国封建的生产关系、封建的王朝政权联系在一起,爱国和忠君不可分/其二,这种爱国主义的思想理论基础是封建的“夷夏大防”、“尊王攘夷”理论,是虚骄愚昧的“天朝大国”论和“中华封建文化优越论”,因而爱国和尊孔、保教、国粹主义、大国沙文主创哗义及笼统排外等相结合/第三,这种爱国主义往往和狭隘的种族观点相结合,把国家等同于一个民族,充满了种族歧视与种族复仇情绪。

即使象林则徐这样近代有识见的爱国政治家,在他的言行与奏稿中,也充满了诸如“天朝柔远绥怀”、“大皇帝闻而震怒”、“我中原数万里版舆,百产丰盈,并不藉资夷货”等封建观念〔.,/甚至和严复同时代的康有为等人,在宣传救亡的同时,也热衷于宣传“保国必须保教”,鼓吹爱中国必须保护中国的孔教等等。

这种带有浓厚封建影响的传统爱国主义思想,在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中广泛地存在着。

很显然,到了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

中国,用这种落后的封建性质的爱国主义,来对抗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就显得十分无力了。

在理论上,它不再能说服人心,为什么神圣的“夭朝大国”与优越的中华孔教文化却不能抵制西方列强的入侵、一再被这些“蛮夷”打败呢.而在现实中,这种封建的夜郎自大与顽固愚昧,正是中国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严复作为一个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家,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爱国主义的优良部分另一方面又克服与扬弃了那些陈旧落后的内容,并加入了新鲜的时代特色。

严复爱国主义思想的第一项新鲜内容,是他在中国最先提出了近代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定义。

他说“是以公法国字界说,既曰有一区之土地,有一族之人民,又有一部通行之法律矣,

又必曰能为攻守自保之权,而不为他族之所制。

”,这就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提出的关于民族国家的定义,即土地、人民和权利的结合。

严复尤其重视国家的权利,多次指出这是近代国家的本质所在,是区别于古代封建宗法和神权国家的关键。

他说“宗法之国家,其合也以同种族故,同祖宗故神权之国家,其合也以同信奉故,同宗教故/至于真正国家,其合也以同利益故,同保护故”川很显然,严复所希望与倡导的新国家观念,归结于保护共同的权益,从本质上说,是要求维护与发展本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与资产阶级利益,不让外国侵略与掠夺。

这在当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符合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

严复热烈宣传和提倡这种以近代国家为本位的资产阶级新爱国主义,把资产阶级的国家权利放在首位,并在下列几个问题上批判与扬弃了中国传统爱国主义的落后部分。

其一严复指出,国家并不是皇帝一人的私产,爱国不能等同于忠君。

他在中国第一次提出“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

”二‘。

在严复的笔下,国家是人民的国家∃是全国人民利益的体现,而不再是皇帝一人的私业和家产。

他对那种“夭子富有四海,臣妾亿兆”的帝王家夭下观念和“知有一人而不知有亿兆”的忠君思想,对“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的现象,给予了严厉的批判,从而使爱国摆脱忠君思想的束缚。

这是严复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大贡献。

其二,严复把中国的国家观念与中国的传统封建思想文化区分开来。

∃严复指出,国是整体,是目的/而教—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只是部分,是手段。

保教是为了保国。

若这教已陈旧落后,不能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不能保国,徒能害国,则“教不可保,而亦不必保”。

〔川据此,严复反对当时康有为提出的“保国必须保教,保教甚于保国”的封建观念。

其三,严复指出近代资产阶级国家不同于封建种族观念。

他说“盖种族与国,绝然两事。

世尽有种族虽同,必不同国。

⋯⋯又有同国矣,而不同种族。

”二”因此,他提倡以国家为本位反对传统的种族主义与狭隘的大汉族主义、反满复仇主义。

这是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一大进步。

严复爱国主义思想的第二项新鲜内容,是用资产阶级的“年权”观念和生存竞争思想来看待世界各国关系,反对中国传统的虚骄愚味的“天朝大国”思想与“夷夏大防”观念,从而冷静而急迫地指出了当时中国在世界上落后挨打的地位与频临灭亡的危急状态,强烈地唤起了中国人民深刻的优患意识与救亡意识。

严复的代表作《天演论》和许多政论,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首要作用,就是用物竞天择、普遍进化这种新鲜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如此激烈而又令人信服地展示了一幅当时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竞争、弱肉强食的残酷景象与无情规律,批判了中国传统“夷夏”观念的虚妄愚昧,“解释”了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为何一直挨打的原因,从而猛烈敲响了中国危亡的警钟,震聋发瞪地惊醒了整个中华民族。

他说&“如今物竞之烈⋯⋯此洞识知微之士,所以惊心动魄于保群进化之图,而知徒高晚大谈于夷夏轩轻之间者,为深无益于事实也。

”严复向中国人民指出&当今世界各国并列,没有什么“天朝大国”,无所谓“夷夏大防”,都平等地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上进行激烈的生存竟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不适者就要亡国灭种。

在冷酷的社会发展规律面前,各国都要经受同样的考验。

近代中国由于落后,在世界竞争中一败再败,已到了自“秦以来

未有若斯之巫”们的危急状态。

显然,这是比封建顽固的愚味自大远为现实和冷静的进步观念

。

严复爱国主义思想的第三项新鲜内容,是从上述进步的新国家观念与国际关系思想出发,提出了“与天争胜”、“自强保种”的口号,极大地唤起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

严复大声疾呼中国人民在国际间激烈的生存竞争中,在祖国危急存亡之际,立即行动起来,奋发努力∃救亡图存,富国强兵,既不虚骄麻木,偷安旦夕/也不消极无为,哀生悼世,而要“沉毅用壮,见大丈夫之锋颖,强立不反,可争可取而不可降∃⋯⋯早夜孜孜,合同志之力,谋所以转祸为福、因害为利而已矣。

”0,同时指出中国的优越条件,“有此无不有之国,无不能之民”虽然在近代落后了,但只要人人发愤有为,变压力为动力,一定大有可为,“今者外力逼迫,为我权借,变率至疾,方在此时,智者慎守力权,勿任旁夺,则天下事正于此乎而大可为也中国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严复的上述爱国主义思想新鲜内容,是当时中国最鼓舞人心的爱国主义号召,在各界人士中风靡一时,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前动员中国人民投入爱国斗争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

正

如胡汉民在!

年所指出的“自严氏书出,而物竟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即所谓言合群、言排外、言排满者,固为风潮所激发者多,而严氏之功固益匪细。

”严复对中华民族近代新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确实,从戊戌变法时期的强学会、保国会,到辛亥革命时期的“振兴中华”与民族主义,以及黄兴字克强秋瑾字竞雄等近代名人志士的成长道路,都可看到严复思想对近代中国的强烈影响严复的近代资产阶段爱国主义思想,还有一项重要的新鲜内容,就是提出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资产阶级救国新方案,把爱国主义和要求变革中国封建制度、发展近代化经济与思想文化,建立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政治结合起来。

其要义,是爱国必须改革,必须进步,必须扫除一切_______落后陈腐的东西,赶上世界进步的潮流在十九世纪末,特别是在甲午战败以后,中国的危亡局势激发了中国广大人民,几乎各阶级各阶层都提出了自已的救国方案。

严复高出于同时代人的地方,在于他的救国方案,不再是顽固派的尊王攘夷、夷夏大防、纲常名教、闭关锁国与盲目排外,也不再是洋务派的船坚炮利、中体西用,不是康有为等的公羊三世、孔子改制,也不是改良派们要求的君民不隔、上下相通之类。

严复认为,要从根本上救国强国,就必须全面学习西方∃从身体到精神,从伦理道德到风俗习惯,从文化学术到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各项制度,都走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使中国逐步资本主义近代化。

他说&“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者,无目者也/谓不讲富强,而中国自可以安,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可以自致,谓用西洋术,无侯于通达时务之真人才,皆非狂易丧心之人不为此。

”二,‘严复大力倡导英国学者斯宾塞的社会学说,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主要决定于那一个国家的国民的“血气体力之强”、“聪明智虑之强”与“德行仁义之强”,即民力、民智、

民德三者的高下。

根据这个学说,严复提出的救国强国方案,就不再是支离破碎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类的东西,而是整体的系统的改造中国与改造中国国民。

这就是“鼓民力”,首先是禁止鸦片与禁止缠足,增强中国人民的民族体质/“开民智”,废除八股,废除科举,提倡西学,推广近代科学知识与哲学逻辑,让中国人民从封建迷信愚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新民德”,改革封建的专制官僚政治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政治制度,使中国人民从封建制度下的奴虏变成民主社会的主人,确立起新时代的公民意识与国家意识。

然后,在这基础上,再进行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的全面资本主义改革,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实现富国强兵。

“是道也,欲民之忠爱必由此,欲教化之兴必由此,欲地利之尽必由此,欲道里之辟_、商务之兴必由此,欲民各束身自好、而争灌磨于善必由此。

呜呼,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在这里,严复尤其重视对中国人民爱国主义思想意识的教育和培养。

他多次对此分析了中西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人民群众不同的精神状态/指出在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下,人民毫无权利,只是帝王的奴仆,这就必然要造成中国人心涣散、人各怀私、缺乏国家观念和爱国主义思想。

严复把这称作国家的“离心力”,认为是比外国侵略更为可怕的危险力量。

一旦发生和西方侵略者的战争,“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

夫驱奴隶以斗贵人∃固何所往而不败.”〔州因而严复呼吁要从根本上提高中国人民的爱国思想,就必须改革中国的政治制度,使人民群众获得应有的人身权利与政治权利,成为国家的主人,国家的公民。

只有这样,才能“进吾民之德,于以同力合志,联一气而御外仇”。

要爱国,必须民主∃只有民主,才能真正爱国,这是严复高于中国历史上一切爱国者的地方。

摘要:

严复在近代中国历史进步的行程中,是以思想启蒙、促进民族觉醒为特点的,这是严复爱国主义思想的一大特色。

他的思想启蒙活动是同他救亡图存、强国富民的爱国主义的抱负紧密相联的。

他站在时代的前列,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心系广大人民群众的疾苦,始终以救国为中心,根据国家民族的需要,去观察、了解和学习西方的。

严复的爱国主义思想具有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烙印,但爱国主义作为近代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的旗帜,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是有着共通点的,会给后人以历史的启示,具有当代的价值。

19、20世纪之交,在中国传播资产阶级政治学说,进行民主主义的思想启蒙,是严复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表现和一大特色。

严复在科举功名和仕途上不是一个得意者,而他所学的专长也未得到发挥。

如果用世俗的眼光,以功名利禄为标准来判断人生的价值,是无法理解严复的历史地位的。

对严复独特的历史作用,现代史家吴相湘曾作过这样的评述:

“历来论者以严留英回国后未展所长,不知最初之因材施教计划,严实用得其所。

译述西洋名著,对国家之贡献,更出意想之外。

而同时留学归来的刘步蟾、林泰曾、方伯谦等,于甲午战争时身败名裂。

萨镇冰较幸运且长寿,民国时任海军总司令,然其成就贡献比较严复实不可同日而语。

”这里虽然是把严复同与他同时留学的同学做比较,但对严复的历史作用的评价是中肯的。

在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严复的思想启蒙是不可或缺的一页;它的独特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是别人无可替代的。

严复的思想启蒙活动是同他救亡图存、强国富民的爱国主义的抱负紧密相联的。

严复回国后历经长达20年的相对平淡和冷遇,在戊戌维新时期始走上历史舞台。

他以炽热的爱国激情,把救亡与启蒙、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思想紧密地结合起来。

当1898年戊戌维新运动兴起之时,中国在半殖民地的道路上已经艰难地行进了半个多世纪。

但是许多人对国家已濒临亡国灭种的深渊仍茫然无知,在经受一场外国侵略战争的痛苦之后,仍然习惯于回味昔日的升平日子,幻想着所谓的“同治中兴”。

不改变这种麻木状态,救亡和自强都是无从谈起的。

而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使洋务派30年苦心经营的“自强”、“求富”的事业毁于一旦。

这次战败,是一个泱泱大国败给了一个蕞尔小国,还被迫订立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

它带给中国人心灵上的创痛,对沉睡的国人的惊醒作用,是前所未有的。

正如严复给吴汝纶的信中所说:

“尝中夜起而大哭,嗟呼,谁其知之。

”他认为:

“大抵东方变局不出数年之中。

”他由此受到的强烈刺激,如他给陈宝琛的信中所写的“心惊手颤,书不成字”,忧患“时局愈益坠坏”,国家已是“如居火屋,如坐漏舟”,谴责“当路诸公束手无策,坐待强寇所欲为”。

他期待有“撑挂光复”之士,挽救危局。

应当说,甲午战败及其后接踵而至的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使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新的思考和新的探索。

如前所述,严复回国后,以他的才学而论,可说是一个怀才不遇、失意宦海的书生。

他曾寄厚望的洋务运动的破产,科举考场的失意,虽曾使他一度彷徨,但难灭其强国富民之矢志。

他受到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强烈震撼,投身到变法维新运动中去,著书立说,要求变革救亡,从而开始了他人生的真正转折。

在他后来给梁启超信中回忆了这时的心态:

“甲午春半,正当东事皋兀之际,觉一时胸中有物,格格欲吐,于是有《原强》、《救亡决论》诸作,直布《直报》。

”[6]（P514）抒发了他奋起救亡的爱国情怀。

从1895年起,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一系列政论文章,抨击中国2000多年来的专制政治和思想罗网,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影响。

他在文章中公开表示:

时局一至如此,我宁愿背负发狂之名,也不能吞吞吐吐,甚至无耻作伪。

“今日请明目张胆为诸公一言道破可乎?

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

不徒嬴政、李斯千秋祸首,若充类至义言之,则六经五子亦皆责有难辞”。

[6]（P53-54）在这里,他对造成深重的民族和社会危机的原因作了深层次的思考,认定是“其教化学术非也”。

很显然,他是从中西文化思想比较的角度,认为中国固有的以六经五子为代表的思想体系已不合时代的需要,是造成国民文化思想和心理素质落伍的根源。

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他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改造国家的根本主张。

严复的“三民”主张,特别是“开民智”,反映了他思想启蒙的主要含义和目的。

在严复看来,鸦片战争以来的“师夷长技”主张之所以未获成功,根本原因在于历史造成的国民素质的低下,以至“淮桔为枳”。

他在留英期间,通过实地考查,就深感西方国家的强盛是同有高素质的国民紧密相关的。

他说:

“中国知

西法之当师,不自甲午东事败衄之后始也。

海禁大开以还,所兴发者亦不少矣:

译署,一也;同文馆,二也;船政,三也;出洋肄业局,四也;轮船招商,五也。

⋯⋯此中大半,皆西洋以富以强之基,而自吾人行之,则淮桔为枳,若存若亡。

”究其原因,“是故苟民力已恭,民智已卑,民德已薄,虽有富强之政,莫之能行”。

[6]（P26）他认为,救亡图存、强国富民的治本之术,在于开发民力、民智、民德。

他所谓的“鼓民力”,即指要增强国民的体魄。

为此,首要的是要废弃那些摧残国民精神和健康的封建礼教、陈规陋俗。

“故中国礼俗,其贻害民心而坐令其种日偷者,由法制学问之大,以至于饮食居处之微,几乎指不胜指。

而沿习至深、害效最著者,莫若吸食鸦片、女子缠足二事,此中国朝野诸公所谓至难变者也”。

[6]（P27）他把这看作是言治的当务之急。

所谓“开民智”,他明确说:

“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

欲讲实学,非另立选举之法,别开用人之途,非废八股、试贴、策论诸制科不可。

”[6]（P30）他历数八股取士制所产生的“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的严重危害,力主废除,实行注重科学的新式教育。

至于“新民德”,严复认为要用西方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思想,来打破封建纲常思想和等级制度对人们思想行为的束缚。

严复在维新变法运动中举起思想启蒙的旗帜,大力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攻击封建专制及其思想体系,赋予救亡运动以明确的民主主义的思想内涵,这在当时的历史进程中是有重要意义。

他以对民族的高度责任感,把讲西学以启民智作为自己的一项历史使命,以主要精力从事西方学术论著的译介工作。

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穆勒的《名学》、甄克思的《社会通诠》、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和赫伯特·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宣传唯物主义的经验论,宣传资产阶级的古典经济学的原理,宣传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

他把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涉及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和逻辑学诸领域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相当全面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了。

在民族危机深重,国人精神萎靡、思想枷锁重重的情况下,严复以天演一说惊醒国人,反对“任天而治”,坐以待毙的麻木思想,强调人类能够通过自身的力量来改变环境,“天不可独任,要贵以人持天”。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严复十分强调群体的作用,他认为“人之所以为人者,以其能群也”,这是人“贵于禽兽”的表现。

应当说,维新变法的倡导者对群体的作用是有一定的认识。

康有为强调要“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斯二义立,虽治千万年之天下可矣”。

梁启超也盛赞泰西“群术之善”。

而严复则更强调“能群善群”的重要性。

他在《天演论》的按语中写道:

“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

”从这里可以看到,严复之所以把“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作为标本兼治的苦心所在。

应当看到,中国是一个长期以分散的个体小生产占支配地位的封建社会,这种生产方式导致形同“一盘散沙”的社会心理状态,这种缺乏群体竞争力的状态也造成了我们民族在列强面前的劣势地位。

在我们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启蒙思想家致力于开启民智,激励民族凝聚力,鼓吹“与天争胜”、“人定胜天”的精神,是有重要意义的。

严复在传播西方思想中,以历史的眼光对比了中学和西学之间的本质区别,抨击了一切顽固守旧的论调,他说:

“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

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

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

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误,而西人尊新知。

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

”[6]（P3）以这样尖锐的方式,强烈对比了中西文化之差异,他虽表示“未敢遽分其优绌”,但实际上是否定前者,肯定后者,这确是发前人所未发,切中时弊,振聋发聩。

在他看来,中国社会政治危机的深刻根源在于文化思想,是数千年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的弱点造成的,而近世面临的民族和社会危机证明这种文化传统已不适合新的时代要求,已成为现代中国人生存和发展的羁绊。

他呼吁要认清时势,“知运会之所由趋,而逆睹其流极”,就是说要善于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当机立断,改弦易辙,方能挽狂澜于既倒。

他的结论是:

“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

此理不明,丧心而已。

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

”[6]（P50）严复的思想启蒙工作,使“西学东渐”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使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有了系统而明晰的理论内涵,大大拓宽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眼光,这不能不对中国思想界和近代革新运动产生巨大影响。

1905年严复和孙中山有过一次讨论,严说:

“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

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

”孙答:

“俟河之清,人寿几何?

君为思想家,鄙人仍实行家也”。

在这里,孙对思想家的作用是肯定的,同又对渐进的主张表达了委婉的批评。

这表明他们两人之间的区别。

但必须肯定,严复的思想启蒙,又确实为孙中山的民主主义革命作了重要的思想发动和思想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