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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日记》
《狂人日记》是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作者首次署笔名“鲁迅”。
作品通过一位“迫害狂”患者的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
作者为我们塑造了一位叛逆封建礼教，受到迫害而发狂的狂人形象。
通过狂人的自述，向人们指出封建社会“吃人”的历史。
同时也暗示了狂人最终战斗和反抗的失败，进一步强调了启蒙的意义。
《狂人日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小说借鉴了俄国作家果戈理同名小说的日记体结构和病态心理描写的表现方法，冲破了传统的思想和手法，用现实主义来表现写实成分，构成了小说的骨架和血肉，而用象征主义来表现潜藏的寓意，构成了小说的灵魂。
《狂人日记》奠定了现代小说的基础，成为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之作。
我以为，除了要注意鲁迅的创作动机和目的“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即对“吃人”（包括“被吃”）这个循环的食物链的发现之外，还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在结构上的反讽性。
这种反讽性表现为作品开端部分的“识”作为全文的真正结尾，表明了狂人此时“病愈”——也就是不再疯狂，重新回到“大众”的队伍中了，因此，“到某地候补”去了。
这意味着狂人反抗的失败和倒退，意味着日记里所有的“吃人的人”正夹道欢迎狂人回归到传统的队伍中。
这与日记的结尾处“救救孩子”的希望的呐喊构成了一种消解。
联想到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谈到的钱玄同来规劝自己从绍兴会馆里走出，寄托于醒转来的人们起来打破“铁屋子”，和自己答应“听将令”，并“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籍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们不惮于前驱”的“对希望的承诺”，鲁迅这篇小说乃至于他整个人文精神的起点和创作姿态实际上是“绝望”的。
但绝望并没有使鲁迅走向虚无，而是更加绝决地战斗，表现出鲁迅式的韧性精神。
联系到当代小说的创作，不妨可以读点残雪和余华。
鲁迅关于“吃人”的主题仍在继续，鲁迅的血脉仍在流淌。
《四世同堂》《四世同堂》是老舍继《骆驼祥子》之后又一部表现市民生活的长篇巨制。
小说以沦陷后北平为背景，选取了西城一条小羊圈胡同作为“亡城”的缩影，以祁家一家四代的遭遇为中心，呈现了北平市民在日寇的铁蹄下一幅幅生活图像，展开了广阔的历史画面和错综复杂的故事情节。
卢沟桥的炮声并没有动摇祁老太爷“四世同堂”的惬意，他要做八十大寿的好梦。
等到三孙瑞全投奔抗日后方，儿子天佑被敌伪折辱而死，二孙瑞丰被日本人杀死，敌伪疯狂掠夺粮食，小妞又被活活饿死，他才痛感到做亡国奴的悲哀。
经历了惶惑、偷生、饥荒的痛苦折磨以后，他终于站起来捍卫人的尊严，民族的尊严。
抗战期间，老舍先生不在北平，但凭着他厚实的生活积累，擅长表现北平市民生活的艺术经验，以巨大的生活容量完整地反映了抗战八年中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给北平的市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深刻的揭露了侵略者的本质和民族败类的无耻，在反映抗战的作品中独树一帜，在老舍创作中更是一块高耸的界碑。
作品以“七。
七”事变到日本投降八年间北平为背景，描写了沦陷后的祁家祖孙四代及周围几十户人家的日常生活，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活的市民群像，展示了国破城亡期间他们经受的心灵、肉体上的苦痛和屈辱，抒写一曲了北平市民的痛史、恨史、愤史。
作品深刻的思想价值主要体现在令人沉痛的文化反思中。
小说既紧扣激烈的时代风云和战事变化，又细致地从历史文化的深层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了现代性的审视和反省。
作者把历史镜头焦距于北平市民的灵魂深处，让战争的烈火观照、考验国民的劣根性，不仅勾画了民族危难时刻的众生相，而且剖析了民族性格中的精神癌变：
惶惑，在惶惑中偷生！
流露出对孱弱甚至病态的国民性格和苟安保守的生活观念的批判意识，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反省的理性力量和爱国激情，显示了作者改造和重塑“国民性”的努力。
小二黑结婚
《小二黑结婚》
《小二黑结婚》是赵树理的成名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中著名的短篇小说之一。
作品通过边区农村青年农民小二黑和小芹争取婚姻自主的故事，描写了农村中新生的进步力量同落后愚昧的迷信思想及封建反动势力之间的尖锐斗争，以主人公在新政权的支持下突破阻碍获得幸福婚烟显示出民主政权的力量和新思想的胜
抗日战争时期，民主根据地刘家峧村的青年队长、杀敌英雄小二黑，与本村俊美聪慧的姑娘小芹相爱。
但因违背了封建迷信思想严重的父母亲的意志，遭到了各自家长二诸葛和三仙姑的强烈反对。
其时，担任村干部的流氓恶棍金旺，亦凭借手中职权，兴风作浪，罗列罪名，趁火打劫，对小二黑和小芹进行残酷迫害，几乎使这对恋人的爱情夭折。
后由抗日民主区政府区长出面支持，经过一番斗争，惩办了流氓恶棍金旺，教育了封建愚昧的落后群众，此时的二诸葛和三仙姑也表示支持儿女的婚事。
至此，这对追求婚姻自主、向往美好生活的情侣，终于如愿以偿。
《小二黑结婚》是赵树理小说代表作，也是解放区文学的典范之作。
小说塑造了三组各具特色的人物。
A.新型农民的典型：
小二黑和小芹。
他们是解放区新时代农民的典范，他们“敢于斗争，主要表现掌握自己的命运”。
譬如：
坚决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大胆地自由恋爱。
当二诸葛为儿子收留了一个八、九岁的女孩作童养媳时，小二黑含糊地说；“您愿意养，你就养若，反正我不要”。
当三仙姑要将小芹嫁给—个旧军官做续弦时，小芹坚决反对，并明确表示说：
“我不管，谁收了人家的东西，谁跟人去”。
两人在斗争中，自由恋爱结婚，反对封建迷信。
小二黑原先也跟他爹二诸葛学些算卦之类的事，后来在事实面前逐渐清醒，开始厌恶，反对父亲的迷信行为。
小芹也对她母亲的弄神行为不予理睬，反对恶势力。
当恶势力金旺、兴旺利用被窃取的职权设下圈套，斗争小二黑和小芹时，他们毫不示弱，敢于面对面地以理抗争，并在党和民主政府的支持下，克服了自身的旧思想和旧道德，树立了新的思想道德，新的思想愿望，最后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B.落后农民的典型；二诸葛、三仙姑。
他们由于深受封建思想的毒害，既不明白自己受苦的根源，又无力改变自己的生活地位，便养成了落后、守旧、自私、迷信的性格。
二诸葛迷信思想报重，“抬脚动手都要论一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道黑道”；包办儿子的婚姻，给小二黑找了个八、九岁的童养媳；在恶势力的面前不分是非，软弱屈从，只会哀求“恩典恩典”。
三仙姑好吃懒做，用迷信唬弄人，装神弄鬼骗取钱财；包办婚姻，给小芹找了旧军官；心理“变态”，讲究不合时宜的穿戴打扮，对小二黑和小芹表现出一种极不正常的心理和感情。
两个落后农民，他们的思想都与新的时代格格不入，但他们毕竟是受封建毒害的善良农民，他们的思想也是可以改造的。
在作品的结尾，三仙姑改变了打扮撤去了香案，二诸葛也收起了八卦。
C.封建恶势力的代表：
金旺、兴旺。
金旺兄弟利用农村新政权的稚嫩和农民的保守思想摄取了基层政权的职位，为非作歹兴风作浪，调戏小芹，非法斗争和捆绑小二黑和小芹，把持乡村政权。
但最终他们还是逃不出人民政权的惩罚。
编辑本段思想意义
小二黑和小芹的胜利说明人民政权是人民实现自主婚姻的最可靠的保证。
同时它也揭示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小二黑和小芹的斗争，已经不只是他们个人的事情，他们斗争是解放区人民反霸除暴的民主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全社会建立新的婚姻观念，消除封建迷信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
同时，作品也表达了作者的一个隐忧，那就是，基层政权有可能会被封建恶势力所把持。
金旺和兴旺这两个形象说明：
农村的基础政权中只有真正掌握在人民手中，才能造福于人民。
但作品也同样表现了作者的某些农民意识，诸如对于三仙姑形象的丑化，特别是对她的穿着的嘲讽性描写，都显示了作者对女性的贬抑态度。
编辑本段作品成就
这部小说在民族化群众化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作者学习了中国传统的说唱艺术和古典小说的长处。
这主要表现在：
（1）在结构上，采用单线发展的手法。
情节连贯，故事性煮划构严谨，首尾照应。
作者按照民间习俗，老百姓爱听故事晌习惯，善于把矛盾斗争，一环扣一环地集中起来，发展下去。
小说开头写二诸葛和三仙姑两个神仙，接着写小芹，再引出金旺兄弟，后写小芹的恋爱对象小二黑，然后矛盾爆发，出现了第六节（“斗争会”），第七节“三仙姑许亲”。
而第八节“拿双”是矛盾的顶点，最后几节，由区政府出面支持新人物，惩罚坏人，教育帮助落后。
分章分节的形式，集中地叙述人物和事件，既构成了相对独立的小故事，又不破坏故事的完整性和连贯性。
结局，对前面的人物有所交待，又首尾呼应，造成结构的严密。
特别是大结局的“大团圆”符合中国民间的喜剧欣赏习惯。
戏剧性强，情节出现多次逆转。
在人物塑造上，以人物自身的行动和语言来显示性格；在情节开展中，运用白描手法和细节描写来刻划人物。
（2）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展现人物的心理。
“不宜栽种”“恩典恩典”——二诸葛的迷信、迂腐。
“M烂了”“看看仙姑”——泼、赖。
三仙姑去区里见区长的言、行、打扮这—细节。
在语言运用方面这部小说真正做到了大众化（群众化、口语化）不但在人物对话上，而且在—般叙述的描写上，都是口语化的。
（3）人物的类型化。
将主要人物分成三类，分别灌注了三种具有抽象理论特性的观念。
（4）山西的地方特色。
语言的山西风味——对于三仙姑“下了霜的驴粪蛋”的比喻；给人物起诨号的手法。
具有浓重的淳朴的地方风味，又幽默有趣。
总之，《小二黑结婚》以崭新的思想内容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化，大众化的形式。
获得了群众的赞赏。
——《金锁记》赏析
以女性的观点审视女人在大家庭衰微破败过程中的沉浮，以及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状态和情感心理，是张爱玲的小说的关注点。
作为一个来自旧家庭的女性作家，张爱玲真正了解女性在现代社会的生存处境。
女人所受的处境，所受的压力，有来自旧家族内的冷漠的目光，有命运的拨弄，更有来自女性自身的精神重负，这就是中篇小说《金锁记》中套在姜公馆二奶奶七巧脖子上的枷锁。
主题：
中篇小说《金锁记》，一发表就被傅雷（迅雨）誉为“我们文坛最美丽的收获之一”。
小说为现代文坛塑造了曹七巧这样一个性格极端的人物形象，探讨了一个正常的女性在情欲得不到满足及金钱的诱惑下，产生的性格畸变，是一部女性情欲研究的范本。
艺术特色：
①以平凡的男女婚恋为题材；以沪、港两地为背景；以高等华人为主要描写对象。
②整体基调上有一种孤独感，形成说不尽的苍凉、流露出冷漠和“琐屑人生”的态度。
③雅俗并存，融古今中外优秀传统于一炉，形成“亦洋亦古，非中非西”的特色。
④继承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但意象的经营，象征手法的采用，色彩的渲染等，则较多借鉴西方文学，尤其是西方现代派文学。
总之，中外新旧文学的糅合，成为张爱玲小说的特殊风格。
28.《金锁记》
《金锁记》发表于1943年10月，收入《传奇》。
小说讲述的是现代都市中的人性的扭曲和心理变态给人造成的悲剧。
曹七巧原是乡下开麻油店的小户人家的女儿，她的哥嫂贪图荣华富贵想攀高枝，把她嫁到上海富室姜家，做了姜家的二奶奶。
丈夫病入膏肓完全瘫在床上，七巧没有正常人的生活。
为了继承丈夫可观的家财，七巧埋葬了正常人的情欲，守着活寡。
丈夫死后，她自立门户，带着一双儿女牢牢地看守着自己用一生的幸福换来的财产。
小叔子季泽利用七巧过去对他的感情来套七巧的财产，被识破骂走。
她也看不得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幸福。
她逼死儿媳，又断送了女儿的姻缘，最后在黄金枷锁的寒凉中耗尽了自己的一生。
小说明显地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部分。
前半部分主要写七巧在姜家的生活，以丫环们对各房奶奶的议论、七巧与三少爷的纠缠最为有趣；后半部分主要写七巧在丈夫和婆婆先后去世，分家独居后的生活，是作品描写的重点，其中，又以七巧赶走旧日情人、破坏儿子长白的夫妻生活，以及搅散女儿长安的婚姻等最为精彩。
寒夜是巴金解放前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最初动笔于1944年秋冬之际的重庆，1946年底在上海完成。
小说主人公汪文宣和曾树生是一对大学教育系毕业的夫妇。
年轻时曾经编织过许多美丽的理想，希望能用自己的知识和力量办一所“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为国家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
但抗战爆发后，他们逃难到重庆，汪文宣在一家半官半商的图书文具公司当校对，曾树生在大川银行当“花瓶”。
汪文宣的母亲为了减轻儿子的生活负担，赶来操持家务，但汪母与曾树生婆媳关系不和，汪文宣夹在中间两头受气，且又患上肺病，家庭经济非常拮据。
最后曾树生跟随银行年轻的经理乘飞机去了兰州，汪文宣在抗战胜利的鞭炮声中病死，汪母带着孙子小宣回了昆明老家。
两个月后，曾树生从兰州回到重庆，但已物是人非，伤感不已。
作家在小说中成功地塑造了汪文宣、曾树生、汪母这三个人物形象，深刻地写出了抗战时期勤恳、忠厚、善良的小知识分子的命运。
《寒夜》代表了巴金在小说写作上的最高艺术成就，尤其是在心理描写上达到很高的境界。
如果说，巴金在早期作品里常常直接向读者一泻无余地倾吐其奔放热情的话，那么，在后期作品中，他则是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来表现人物丰富而复杂的情感。
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称赞托尔斯泰能够掌握“心灵的辩证法”，其实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巴金的《寒夜》。
巴金在小说中紧扣人物的独特个性，较多地采用了心理分析的方法来揭示人物的内心矛盾，充分发掘和描写了人物内心情感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尤其是常常抓住人物内心世界中两种对立的因素，从动态中加以剖析，写出它们的起伏消长。
例如，对曾树生在赴兰州前夕内心“去”与“不去”两种心理因素，作者就写得真实、细腻、深刻，通过对人物内心两种心理因素反复碰撞的描写，把人物内心的痛苦表现得非常感
《北京人》
《北京人》主要描写一个旧中国典型的封建大家庭如何从过去“家运旺盛”的时代，逐步走向衰落以至于彻底崩溃的过程。
围绕这一主要线索,作者安排了封建家庭内部的和外部的互相交织着的矛盾纠葛。
在内部，作者着重地刻画了曾家祖孙三代人之间的矛盾冲突。
其中特别以曾皓漆棺材，卖棺材；曾文清、曾思懿和愫芳以及后一辈的曾霆和瑞贞在婚姻恋爱问题上的纠葛作为中心，回环交错地揭示出封建社会制度的腐朽及其必然崩溃的死亡命运；在外部，一方面通过曾皓和暴发户杜家互相争夺棺材所展开的矛盾冲突，象征着它们垂死前的挣扎。
同时通过研究人类学者袁任敢、袁圆父女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与封建阶级人物的对比，借袁任敢之口歌颂了“北京人”——原始社会的时代：
“没有礼教来拘束，没有文明来捆绑，没有虚伪，没有欺说诈,没有危险,没有陷害……没有现在这么多人吃人的礼教同文明，而他们是非常快活的”。
《北京人》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悲剧。
一般说来，人们对现实的悲剧感受比较容易，而喜剧性却潜藏在现实深处；《北京人》正是把隐蔽于悲剧现象后面的喜剧性发掘出来了。
对曾氏父子及江泰之类为封建贵族文化销蚀得毫无生命活力的这一群“多余人”做出了刻骨的嘲讽，揭示了封建文化本质的腐烂堕落及其必然衰败的历史命运。
曹禺在《北京人》中塑造了三代“北京人”：
象征原始生命活力的远古北京人，代表五四新文化的人类学家袁任敢和他的女儿袁圆，夹在二者之间是只剩下“生命空壳”的曾氏父子。
从人类文化进化的角度，反映了封建制度必将被新的社会制度取代的历史发展趋势。
作者笔下的人物塑造鲜明生动，血肉丰满，形神毕肖，呼之欲出。
如曾皓的卑劣自私；曾思懿的险毒泼辣；曾文清的软弱妥协；愫芳的感伤抑郁；乃至江泰的穷愁潦倒,满腹牢骚等。
《北京人》在艺术追求上，保持了一种平静、自然的叙事态度，不再刻意追求大起大落的矛盾冲突和过于精巧的戏剧化结构，而是于淡淡的叙事中，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文化高度上的反省。
因而无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更为成熟，体现出曹禺日趋成熟的对戏剧艺术的驾驭能力。
倾城之恋》写于1943年9月，收入《传奇》。
这是一部香港式的“传奇”故事，白流苏是白公馆的六小姐，离婚已有七八年，被家人视作“天生的扫帚星”。
前夫去世后，家人要她回去守空房，继承遗产，她当然不肯。
此时，徐太太正好来为七小姐作媒，对方是华侨富商之子范柳原，同时也为流苏物色到一个对象，是在海关做事、有五个孩子的父亲。
在白家倾巢而出为七小姐相亲时，由于只有流苏会跳舞，抢了七小姐的风头，也坏了七小姐的好事。
事后，敌太太来请流苏陪自己去香港，流苏立即意识到是徐太太想牺牲自己一个不相干的穷亲戚来巴结范柳原，却决心用自己的前途“下注”：
得到众人虎视眈眈的范柳原，出一口恶气。
一到香港，柳原果然已在此等候多时。
最后因香港的沦陷而成全了他们世故的婚姻。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情感小说中写得最出彩的一篇。
说它最出彩源于两点：
其一是故事的传奇性。
谈婚论嫁，男欢女爱本是人之常情。
大凡婚姻一般规律皆是两心喜悦，由感生情，有情方嫁，秦晋百年；而此篇小说却写了一对本不会见面的男女阴差阳错见了面，又由于男女双方呕心沥血地做着恋爱游戏，一个是工于心计要嫁，一个是绞尽脑汁要玩；本不该成就的姻缘最后却因着战争与硝烟炸碎了双方的浮浅，撮合了患难与共的真情，成就了一段偶合的姻缘。
这其中姻缘关系的因与果就像拉胡琴，没有内在的必然，只落在偶然。
不会见的，见了；不会成的，成了；奇了——《倾城之恋》！
其二是小说叙述的视点与技巧的华丽。
一般作家阐释爱情故事，叙述的视点都放在情感的忠贞，爱情的缠绵，结局的完美上，张爱玲却选择了表现人的爱情在客观环境中的无奈与无常上。
正如张爱玲在小说结尾处写的那样：
“但是在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
谁知道呢？
”叙述视点的传奇就必须得利于精炼的构思、华丽的描写。
作品深刻地反映出乱世中的人情全然没有些许纯真，使人性得到稳定和规范的竟是险而又险的“传奇”力量，这部小说对人性冷漠的描写令人震慑，仿佛出自一个饱经沧桑的大家之手，其艺术之圆熟，语言之精美堪称中国现代爱情小说之精典。
一半的篇幅在写调情，虽写得如此的典雅、风趣，也有人认为表面上珠光宝气，内里却是空空洞洞，美丽的对话，真真假假的游戏，好似六朝骈文，“华彩胜过了骨干”，文雅有余，深刻不足。
9．《回答》
北岛的《回答》作于1976年清明前后，初刊于《今天》创刊号（1978年12月23日），后作为第一首公开发表的朦胧诗，刊载于《诗刊》1979年第3期。
《回答》反映了整整一代青年觉醒的心声，是与已逝的一个历史时代彻底告别的“宣言书”。
北岛是带着对“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强烈的否定倾向进入诗坛的。
他在小说《波动》里曾借主人公说过这样的话：
“我喜欢诗，过去喜欢它美丽的一面，现在却喜欢它鞭挞生活和刺人心肠的一面。
”诗人已经从顶礼膜拜、盲从苟合、随波逐流的状态中挣脱出来，他以怀疑、指控的态势切入与之格格不入的现实，表现他对生活的决绝的批判、否定和毫不妥协的反抗。
他的诗集中地表现了一代人所特有的悲愤和沉思。
《回答》是北岛最著名的诗作。
这首诗对那个变异社会表示了怀疑和否定，诗人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对民族生存的忧患，面对黑暗和荒谬，以挑战者的身份发出“我不相信”的回答，与此同时，在挑战和摧毁现存世界的声音背后，诗人从历史和未来之中捕捉到希望和“转机”，《回答》一诗显示了北岛深沉、冷峻和凝重的艺术风格和较强的现代主义特征。
《叔叔的故事》
《叔叔的故事》发表于《收获》1990年第6期。
王安忆经过一年的封笔。
在这部作品中完成了叙事方式的巨大转变。
王安忆以叙述的方式写了“我”与“叔叔”两代知识分子不同的人生观。
“我”一边叙述“叔叔”的故事，一边予以拆解。
《叔叔的故事》将“叔叔”的生活历程：
右派——被发配到远方——结婚生子——回城——作家——生活放纵精神虚空，这个80年代的流行故事，变成了可以进行多种阐释的叙事范本。
王安忆在中篇小说《叔叔的故事》中完成了创作形态的巨大变化，显现出充满主观色彩和议论的叙事模式。
在这部实验性的小说中，王安忆完全打碎了曾经无条件接受的历史，将历史与现实均作为叙事的对象，认为它具有多种阐述的可能。
作家反思叔叔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探讨“我”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和性格特征。
以厚实的生活积累和理性认识，变经历写作为经验写作。
在小说中作家致力于挖掘和表现人与生活的深层潜质，使得这篇小说无论是在精神探索的深刻性还是艺术创新的完美性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这部小说中环境、人物、情节就象文字本身一样成为了一种符号，一种象征。
这是王安忆实践自己小说理想的一次积极的尝试。
作家的小说创作技巧借助叙事者和当事人的时代差异而得以体现，因时代差异，作家营造了她的虚构的世界，而在这些明显的虚构痕迹中又隐藏着某些并非虚构的内容，那段确实存在的历史时期，那些言之凿凿的人物关系，那个几近完整的事件过程等等又始终在增加着这个虚构故事的可信性，在这篇小说中，王安忆完成了对自我书写的一次有意义的挑战。
红高梁
一．童年视角
《红高粱》一开头就是“我爷爷”、“我奶奶”，这实际上是确定了两个内聚焦叙述视角，除此之外还有“我”和我父亲“豆官”的视角，笔者认为这构成了一种“非聚焦视角”和“内聚焦”视角相融合的视角状态，使莫言叙述起来开阔、方便、自由，对于莫言这样语言一泻千里的作家来说正合适。
那豆官的视角有什么作用和特殊之处呢?
豆官的视角可以称为是“童年视角”。
在作品中也有几处出现过“我”这个童年人物形象，但其占的比重小，大部分童年视角都来自豆官。
这种童年视角也就是以一个孩子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是作家童年生活的链接，也就是说，豆官才是作家本人童年回忆的承载者，而且这种视角对于作品“神秘色彩”的构架具有不可缺少的作用。
首先是豆官的独特感觉，独特怪异的视觉、嗅觉等，这些感觉不同于普通人的感觉，使读者感到怪异魔幻。
比如“父亲看到弹头在月光中翻着筋斗飞行，缓慢得伸手就可以抓住。
再比如，豆官的色彩感非常强烈，“他（王文义）的腮上，有一股深蓝色的东西在流动“；“他的脸肿胀得透亮，双眼成了两条隙缝，两道深绿色的光线，从他的眼缝里射出”；“绿色和红色的光线照射着父亲紧闭着的双眼”。
深蓝色的血、绿色的光线，这些不合常理的现象也都是来自父亲的视角。
这些丰富、绚丽的色彩构成了一个神秘的世界，魔幻的现实。
另一方面，从豆官的视角去看这个世界时，带上了“泛灵论”色彩，即很多的无生命的事物有了灵性，最突出的体现是豆官眼里的高粱，比如“不知不觉，连成一体的雾海中就有些空洞出现，一穗一穗被露水打得精湿的高粱在雾洞里忧悒地注视着我父亲，父亲也虔诚地望着他们”，“每穗高梁都是一个深红的成熟的面孔。
所以有的高粱合成一个壮大的集体，形成一个大度的思想”，“那四盘横断了道路的连环耙，尖锐的齿尖朝着天，父亲想它们也一定等得不耐烦了”，这些生灵，让每个读者都感到魔幻。
采用童年视角来构造魔幻色彩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更易于读者的理解。
作品中的世界与读者的经验世界交集是很小的，如果想要读者较容易的接受，要借助于感觉，这些感觉是人类共同具有的。
童年的父亲感觉丰富甚至泛滥，父亲的世界“是一个感官的世界”，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仿佛回到了自己的童年，用自己童年的感觉世界与文本去找寻交集。
二．父亲形象
“在《透明的红萝卜》里，莫言最重要的收获就是找到了自己——黑孩”，之后的其他很多孩子都是“黑孩身上无数毫毛的化身”，饥饿的黑孩、被拷打的小虎、吃铁的铁孩、小飞侠余一尺，这些小孩大都沉默、倔强、生命力顽强。
他们与父亲之间常存在矛盾。
但《红高粱家族》中的余豆官却有些不同。
为何余豆官这个孩子与“黑孩”有如此大的不同?
探讨其原因，我们需要回到莫言的童年。
小时候的莫言给家里老是带来麻烦，他与父亲的关系是很不好的。
但是他有一位神奇的庄稼 活能手的三爷爷，少年莫言在三爷爷那里体会到很多的温情，除此之外还有一位见过神仙下凡、狐狸拉尿的大爷爷，在《红高粱家族》，莫言把大爷爷、三爷爷身上的很多的故事，都堆放在“我爷爷”这个人物形象上。
在生活中体会不到父爱的莫言，将自己的形象融入到我父亲（余豆官）身上，用文学的方法体验了一把他心目中的父爱，这是一种文学的补偿作用，也是文学的神奇所在。
莫言童年生活的极度饥饿，甚至到了“吃煤”的地步，而余豆官却生活在富裕之家，不愁吃喝。
这也是莫言从文学中获得的补偿。
再往大的方面说，现代社会的人生命力是孱弱的，不敢去快意恩仇，不能去野合、抢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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