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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股文的源流
李光摩：
八股文的源流
原载《中国文体学与文体史研究》，凤凰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
关于八股文的源流问题，研究者提出了不少说法，如经典注疏说、古文说、律赋说、墨义说、经义说等等，其中经义说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
但这些说法都是抓住八股文文体的一个特点而不及其余，可以说各得其一面，而不能恰切地解决八股文的渊源问题。
笔者认为，八股文是一个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综合性极强的考试文体，其主要构成要素分别受到唐宋的律赋、试帖诗、宋代的经义和论等的影响，因此要弄清它的源流，就必须把它放在历史的发展中，结合唐宋以来的科举变迁、经学发展、文学演变以及政治改革，进行综合的、动态的考察，这样才能全面把握八股文从萌芽到形成的过程。
在唐宋的科举考试中，经术与文学之间经常发生摩擦，两者之间的斗争与融合，最终导致了科举科目之间的调整与融合；而经学与文学两大学科内部在唐宋时期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都将影响到科举考试文体的变迁。
也许我们还要考虑到不同政治团体之间的斗争，不同地域之间的学风与文风的差别，以及朝廷为调停其间的矛盾而做的平衡，这些都会影响到科举考试文体的变化。
一、唐代的选举科目
一般认为，中国到了隋唐时期，开始进入科举时代。
上古时期是世袭的天下，选举只是世袭的补充。
按世袭之法，有位置空缺，便有一个合法的继承人，不容加以选择。
而选举之法则是不加限制，由选举者挑选那些最为适宜的人来担任职务。
选举的目的无非是挑选出合格的人才，而人的才能又各有不同，如何鉴别一个人的综合能力，确实是个难题。
唐王朝为了选拔合格的人才，设置繁多的科举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等等，其中明经、进士两科尤为重要，朝廷得士多由此两科。
明经侧重经学，进士倾向文学，崇经学者贬低进士科的轻薄，重文学者又鄙视明经科的浅陋，于是经学与文学之间的冲突在科举中展开了，并将贯穿千年的科举历史。
当然统治者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如开元二十五年敕曰：
“进士以声韵为学，多昧古今；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
自今明经问大义十条，对时务策三首，进士试大经十帖。
” [1]很明显，这即是调停文学与经学之间的偏颇，使士子们能够兼而顾之，然而在实际的操作中却很难达到平衡。
对于这种经学与文学的争执，马端临总结说：
“唐众科之目，进士为尤贵，而得人亦为最盛……先是进士试诗赋及时务策五道，明经策三道。
建中二年，中书舍人赵赞权知贡举，乃以箴、论、表、讚代诗赋而皆试策三道。
太和八年礼部复罢进士议论而试诗赋。
……时文宗好学嗜古，郑单以经术位宰相，深嫉进士浮华，屡请罢之。
帝曰，敦厚浮薄，色色有之。
进士科取人而百年矣，不可遽废。
因得不罢。
”（《文献通考·选举二》）可见，在唐代科举兴起不久，经术与文学之争就已经非常突出了。
在唐代众多的科举科目中，对后来的科举考试文体影响比较大的是墨义、律赋和试帖诗。
１、墨义
关于墨义之式，马端临在《文献通考·选举三》中有一段按语讲得很明了：
自唐以来所谓明经者不过帖经墨义而已。
愚尝见东阳丽泽吕氏家塾有刊本吕许公夷简应本州乡举试卷，因知墨义之式。
盖十余条。
有云，作者七人矣，请以七人之名对，则对云，七人某某也，谨对；……有不能记忆者，则只云对未审。
盖既禁其挟书，则思索不获者不容臆说故也。
其上则具考官批凿，如所对善，则批一通字，所对误及未审者，则批一不字。
大概如儿童挑诵之状。
（《文献通考·选举三》）
由此可知，所谓墨义即是默写，也仅仅是考察对经文注疏的熟悉程度，至于文采则付之阙如。
有论者以为墨义也为八股文的前驱之一，也有其合理之处。
起码从一部分八股题目上即可以看出，有的八股文题目很长，但出题者只标出前几个字和后几个字，中间则略而不写，如“学而时习……不亦君子乎”一题，即为《论语》“学而”篇的第一章，但中间部分省略了，举子做此题则必须作全章，这就要求必须会背诵全文，这一项考察其实就是帖经与墨义的内容。
唐代及北宋前期明经考试对经学作如此安排也有它不得不如此的内在原因，那就是经学本身使然。
我们知道经学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不同的发展方向，到唐太宗命孔颖达等人撰定《五经正义》，由此一直到宋初，经学进入了皮锡瑞所谓的“经学统一时代”，“自《正义》、《定本》颁之国胄，用以取士，天下奉为圭臬。
唐至宋初数百年，士子皆谨守官书，莫敢异议矣。
故论经学，为统一最久时代。
” [2]孔颖达等人所作义疏基本沿袭汉儒意见，注不破经，疏不破注，更不敢妄改经文。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明经考试也就只能考一些背诵和默写的功夫了。
至于才能的展现，要留待诗赋来鉴别了。
２、试帖诗和律赋
唐代律赋的形成与科举考试特别是进士科目的联系是人所共知的。
《唐会要》载：
“调露二年四月，刘思立任考功员外郎。
先是，进士但试策而已，思立以其庸浅，奏请帖经及试杂文，自后因以为常式。
”（卷七六《贡举中·进士》）这是诗赋进入科举考试的开端。
唐代的律赋除了音律谐畅，对偶精警之外，还有押韵的限制，唐代律赋也是以开首二句破题，钱大昕所谓：
“唐人应试诗赋，首二句谓之破题。
”（《十驾斋养新录》卷十“经义破题”条）并带有强烈的颂圣色彩。
这大概是科举时代一切考试文体的共同特征吧。
自此可以看出唐代律赋与八股文之间的渊源关系。
唐代科举考试之中展现文采的是律赋，除此之外，还有试帖诗。
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就是一首既合规矩又很有知名度的试律：
善鼓云和瑟，常闻帝子灵。
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
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
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
流水传潇浦，悲风过洞庭。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毛奇龄认为唐人试律：
“有破题，有承题，有领比，有颈比，有腹比，有后比，而后结以收之。
六韵之首尾，即起结也。
其中四韵，即八比也。
然则试文之八比视此矣。
”（《唐人试帖序》）毛氏此说虽有些坐实，但我们不得不佩服他眼光的独到。
梁章钜《试律丛话》卷二引纪晓岚说云：
“西河毛氏持论好与人立异，所选唐人试律亦好改窜字句，点金成铁。
然其谓试律之法同于八比，则确论不磨。
”按，此题出自屈原《远游》：
“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
”通篇确实围绕题目进行，首联破题，尾联结之，中间四韵是诗的主体，其余三韵是赋的写法。
从写法上看，试律与八股确有传承的关系。
唐代试帖和律赋在中国古代文章学史上的重要意义在于破题和结语的确立，对后来的科举文体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后来几乎所有的考试文体都具备这些要素，中国文章由此开始进入有题目的时代。
在先秦两汉时代，很多诗文有题无题均可，有题目的诗文也有不少就是从首句截取几个字来作题目的。
自从有了科举，读书人都知道必须围绕题目来作文了，以致没有题目便不能写文章了。
二、北宋经义的出现
宋代不但在科举史上，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中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在早期的日本汉学家如内藤湖南等人就认为中国自宋代以后就开始进入近代社会了。
宋代的市镇经济、市民阶层无疑都较唐代有大的发展，文化教育也较唐代更为普及，科举考试也更趋于公平，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基础的经学在宋代也与前代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借用一个现代的名词，那就是主体性被凸显出来了。
宋代经学的重大变化，加之诗赋与经术之争，最终促使了八股文的前身——经义的出现。
１、北宋关于科举科目的争论
北宋的科举在初期基本沿袭唐代的作法，主要是明经和进士两科，而经术与文学之间的矛盾也始终贯穿着科举制度的发展。
其中，司马光与欧阳修之争，苏东坡与王安石之争尤为重要，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宋代科举的走向。
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南北学风与文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北方恪守传统经学，以章句为主，不尚浮华；南方以清谈为尚，文辞渊雅。
因此，在唐宋以诗赋为主的科举考试中，北方往往不敌南方。
在这种情况下，北人司马光主张“取士之道当先德行后文学。
就文学言之，经术又当先于词采。
”也就是说，科举取士当先德行后文学，且需诸路取人，使西北偏远之地的士子们也有进身之阶。
而南人欧阳修的意见则不同，主张以考试成绩取人，唯才是举，不分地域之限。
（《文献通考·选举考四》）司马光与欧阳修的分歧，其实就是经术与文学的分歧，北方与南方的分歧。
而在两派纷争的情况下，皇帝的意见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史称宋神宗“笃意经学，深悯贡举之弊，且以西北人材多不在选，遂议更法。
”（《宋史•选举志一》）可见皇帝的天平向北方经术倾斜了。
王安石与神宗皇帝君臣之间可谓千古一遇，他要靠皇帝的支持推行他的政治改革。
因此，他虽为南方人，但在科举改革的争论中却倾向于经术的意见：
“古之取士俱本于学，请兴建学校以复古。
其明经、诸科欲行废罢，取明经人数增进士额。
”此说颇能照顾到各方的意见，对经术与文学之争，南方与北方之争，颇有调停之功，又顾及到了皇帝的意见。
在北宋的选举论争中，作为文学之士的苏轼自然倾向于南方的诗赋，他认为：
自文章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论策均为无用。
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
近世文章华丽，无如杨亿。
使亿尚在，则忠清鲠亮之士也。
通经学古，无如孙复、石介。
使复、介尚在，则迂阔诞谩之士也。
矧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
（《文献通考·选举考四》）
苏轼此论可谓通达，认为朝廷无论采用什么办法取士，都有弊端，没有必要改来换去，其目的依然是主张诗赋取士。
然而王安石又有他的看法：
今人材乏少，且其学术不一，异论纷然，不能一道德故也。
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
若谓此科尝多得人，自缘仕进别无他路，其间不容无贤；若谓科法已善，则未也。
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科法败坏人材，致不如古。
（《宋史•选举一》）
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认为诗赋无用，更重要的是他想借助科举改革来“一道德”，选拔出通晓事务的人才，为他推行的政治改革服务。
宋代关于科举中诗赋的废立问题与当时的党争有着某种联系，但又不能一概而论。
作为新党的王安石希望通过科举改革，造就既有经术又有实干能力的人材，为自己主导的政治改革准备力量。
他所提倡的《三经新义》，即指《诗经》、《尚书》和《周礼》三种经书，是别有一番用心的。
《诗》、《书》是中国古代社会涵养性情的传统典籍，可以说是每个士人必读之书，观《汉书》与《后汉书》即可明白。
而《周礼》则是政教之书，古人认为此乃“周公致太平之迹”（刘歆《序周礼废兴》引马融《传》语），古代政治家多援以改革政体，王莽的改革是如此，王安石也是如此。
这就是王安石选中这三种典籍的原因。
司马光作为旧党也不赞成以诗赋取士的政策，他认为“神宗罢赋诗及诸科，专用经义论策，此乃复先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
”但他反对王安石的《三经新义》，认为“不当以一家私学，欲盖掩先儒，令天下学官讲解，及科场程式，同己者取，异己者黜。
”（《文献通考·选举四》）
宋代科举考试的科目随着各派政治势力的消长而变化，辞赋与经义的分分合合，充分表现了两种主张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其影响则由朝廷蔓延全国，“崇宁以来，士子各循其党。
习经义者则诋元祐之非；尚辞赋者则诮新经之失。
互相排斥，群论纷纷。
”（《宋史•选举三》）
２、王安石的科举改革
可以说从唐代开始，宋代尤其明显，就有一种观念，认为经术实用，诗赋浮华。
因此，以经术为考试科目就会使人走向实学，而以诗赋为考试科目就会使人走向浮华。
王安石的科举改革就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进行的。
王安石与神宗的君臣遇合，实属千载难逢。
科举改革正是其政治改革的一部分，他希望借助科举改革造就一批政治合格，不尚浮华的实用人才，从而使改革得以顺利推行。
因此，他改革后的科举科目非常重视通经致用，除了三经之外，他还极为重视《孟子》，视之为其政治哲学，与《论语》一起作为兼经，列入考试内容，诗赋虽被罢黜，但文采却得到重视。
熙宁四年，定贡举新制：
罢诗赋、帖经、墨义，士各占治《易》、《诗》、《书》、《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
每试四场，初大经，次兼经，大义凡十道（后改《论语》《孟子》义各三道），次论一首，次策三道，礼部试即增二道。
中书撰大义式颁行。
试义者须通经、有文采乃为中格，不但如明经墨义粗解章句而已。
（《宋史·选举一》）
这次科举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废除了诗赋、帖经、墨义诸科，诸经专考大义。
而大义如何考呢？
“中书撰大义式颁行。
试义者须通经、有文采乃为中格，不但如明经墨义粗解章句而已。
”王安石科举改革对后来八股文的出现影响最大的就是以经义取代诗赋，同时命人撰写大义式，把文采引入经义的考试当中。
大义式的颁行，对经义，也就是明代八股文的出现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就是在经学的考试中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仅仅默写经文及注疏了，而是要有自己的主观发挥，还要有文采。
明代丘濬在《大学衍义补》卷九中对此评论云：
“此后世经义之始。
前此所谓明经者，试其墨书帖义，但取其记诵而已，未尝考其义理，求其文采也。
”清人胡鸣玉论八股文的缘起说：
“今之八股文，或谓始于王荆公，或谓始于明太祖，皆非也。
案，宋史熙宁四年，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命中书撰大义式颁行。
所谓经大义，即今时文之祖也。
” [3]丘、胡二氏视大义式为八股之初祖，是有充分理由的。
大义式的出现也并不是王安石的突发奇想，其实早在庆历年间，富弼、范仲淹等人要求改革科举，问以大义。
欧阳修也有类似建议：
“夫上之所好，下之所趋也。
今先策论，则文辞者留心于治乱矣；简其程式，则闳博者得以驰骋矣；问以大义，则执经者不专于记诵矣。
” [4]皇祐五年，朝廷下诏，首次将大义列入诸科的必试内容：
“能以本经注疏对而加以文辞润色发明之者为上，或不指明义理，但引注疏备者次之，并为通明；若引注疏及六分者为粗；其不识本义或连引他经而文章乖戾章句断绝者为否。
” [5]
所谓大义式，尚无确凿的文字材料传世。
有学者认为清代康熙年间编修俞长城编选的《一百二十名家制义》所录王安石经义即为大义式。
按，俞长城所选文章在王安石集中可查的有五篇，属“论议”类，是否属于当时的大义式尚有疑问。
而真正的大义式，可以间接的从其他方面获得，如张庭坚的经义就是最为接近的材料。
张氏为元祐间进士，当时距大义式的颁行仅二十年左右，因此他的经义《自靖人自献于先王》可能与大义式相去不远。
这篇文章一般被认为是制义之源。
观其文章，虽没有整齐严谨的排比对偶，但已有了破题、承题、官题、原题等格式。
而破题、承题等格式在唐代的诗赋考试中即已形成，而对题目内容的疏解，在以经学为内容的策问中也早已出现。
因此可以想象当时制定大义式，必然会参考以往的考试文体，如策问及唐代的试帖、律赋等，这是符合情理的推测。
３、北宋经学的新变化
宋代经学的发展对经义的影响，历来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其实如果没有经学本身的变化，经义的出现也就失去了前提。
对于宋代经学的演变，王应麟有一段话总结得很好，他说：
“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
《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
古之讲经者执卷而口说，未尝有讲义也。
元丰间陆农师在经筵，始进讲义。
自时厥后，上而经筵，下而学校，皆为支离曼衍之词。
” [6]按，《七经小传》是刘敞作，《三经新义》是王安石作。
这说明经学到庆历间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即尚新奇，不重故训；讲义的出现标志着可以在经注中作文了。
甚至连王安石的政敌们在经学上也有类似的倾向，如伊川《易传》专明义理，东坡《书传》横生议论。
对于经学的这种变化，司马光议论说：
“新进后生，未知臧否，口传耳剽，翕然成风，至有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
” [7]温公此札子是在熙宁二年上奏的，即王安石科举改革之前，当时经学已是如此。
小程先生更是把自己和兄长大程先生当作圣贤之道的代言人，宣称此“道”自孟子以下不复传，这等于否定了汉唐以来的经学传统。
[8]这说明大胆怀疑，大胆议论，已成为庆历以后经学的主流，以致到后来甚至有像朱熹、王柏那样增删经文的举动。
不明白经学在庆历以后的变化，就很难明白科举考试中经义的出现。
试想，如果没有这样的变化，仍然像唐代那样恪守官方注疏，不容许自己发挥，经义恐怕还只能是墨义，只能是默写原有的注疏吧。
宋代经典注疏这一文体的衍变，对经义的出现也有一定的影响。
朱熹尝云：
“今人解书，且图要作文，又加辨说，百般生疑。
故其文虽可读，而经意殊远。
程子《易传》亦成作文，说了又说。
故今人观者更不看本经，只读传，亦非所以使人思也。
” [9]那就让我们看看程子是如何作文解经的。
《周易》乾卦中“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程颐解曰：
“田，地上也。
其德已著，以圣人言之，舜之田渔时也。
利见大德之君，以行其道；君亦利见大德之臣，以共成其功；天下利见大德之人，以被其泽。
大德之君，九五也，乾坤纯体，不分刚柔，而以同德相应。
”（《伊川易传》卷一）确实如朱熹所言，是在作文而不只是解经。
其实，朱子本人的《四书集注》也有不少地方像作文的。
如《论语·子罕》：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朱注云：
“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
然其可指而易见者，莫如川流。
故于此发以示人，欲学者时时省察，而无毫发之间断也。
” [10]明代商辂参加乡试，其《子在川上曰一节》文的起讲便直抄此段，竟得高中解元。
从本质上讲，经义也就是传注，解释经文的意义。
汉唐旧注往往只是释词正音，对经文不作发挥。
至宋代经学传统大变，学者好逞私智，故说了又说，惟恐人家不解。
只有这样，才算是作文，才促成经义这种文体的产生。
４、古文运动
欧阳修倡导的宋代古文运动，延续韩柳古文运动的精神，对韩愈的道统观进行了传播，使之成为宋代儒学的基本预设之一。
余英时对此评论说“从现代的观点说，古文运动属于文学史，改革运动属于政治史，道学则属于哲学史……但是深一层观察，这三者之间却贯穿着一条主线，即儒家要求重建一个合理的人间秩序。
”余英时还认为古文运动诸人强调的是“外王”，而对“内圣”领域缺乏兴趣，而王安石则是由“外王”向“外王”与“内圣”并重转折的关键人物。
[11]因此，无论是欧阳修的主持科举，还是王安石的科举改革，都要借重古文来造就新人，于是古文就逐渐深入到科举考试之中，成为与诗赋分庭抗礼的势力，其在科举考试中的代表课目就是经义策论，这自是古文的擅场。
由此可见，古文运动本来就有相辅相成的两翼，一在于思想的更始，一在于文体的革新。
这种文体的革新对此后的科举考试文体的变革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唐代至宋初社会上流行的是典雅整饬的骈俪文，古文运动就是在反抗这种“时文”的垄断中产生的，其结果就是最终使社会流行的语体由骈偶逐渐走向散体。
然而，在南宋以后，以经义和策论为主的科举文体在散体的基础上又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时文”，其特点就是于散体中兼有骈偶；而明代的八股文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重复了宋代经义的历史，在成化之前也是有散有骈，初无定制，但在成化以后也逐渐在散文的基础上形成了比较严整的八股格式，这是明清时期的“时文”。
古文在反对“时文”的同时，却也催生了新的“时文”。
因此，无论是南宋的“时文”还是明清的“时文”都与古文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后人追溯八股文的源流，念念不忘古文的贡献，自是题中应有之义。
5、赋的潜在影响
应当关注的是，王安石倡导的科举改革，虽然名义上是罢明经而取进士，而从实质上讲却刚好相反。
因为明经尚经学，北方所重；进士重诗赋，南方偏爱。
诗赋既罢，进士一科已经名存实亡了，进士亦不复原来的进士了。
这样一来，南方文学之士势必不满。
但是，王安石也做了调停，就是重经学的同时也兼顾文采。
这一点非常重要，它可以说为诗赋进入经义提供了前提。
赋的发展对经义的出现也有着潜在的影响。
在科举考试诸文体中，策问是明显的问答形式，而八股文则是隐蔽的问答体。
虽然通篇都是散文，但中间股对部分似散实整，而首尾则纯然是散文。
就这一点而言与赋体最为接近。
李薦《师友谈记》载秦观谈赋的言论说：
“少游言凡小赋如人之元首，而破题二句乃其眉，惟贵气貌有以动人，故先择事之至精至当者用之，使观之便知妙用；然后第二韵探原题意之所从来，须便用议论；第三韵方立议论，明其旨趣；第四韵结断其说，以明题意思全备；第五韵或引事或反说；第七韵反说或要终立义；第八韵卒章，尤要好意思尔。
” [12]这一段谈的是律赋的情况，从破题、原题、议论、正说反说到卒章，结构已相当完整，与后来的八股文确有类似之处。
三、南宋科举的发展
探究八股文的渊源，南宋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
首先是四书的成立，为八股文提供了题目资源和作文的思想标准；再次是经义和论等文体更一步走向程式化，为八股文的出现提供了技法的支持。
１、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问世
在朱熹之前，宋代科举考试内容已经兼有四书的内容了，只不过尚未有四书之名罢了。
以论孟学庸并举，以四书开示学者，始于二程和张载，结集四书并独立成为一门学问，则始于朱熹。
《四书》的产生除开经学自身的原因外，还与宋代文章学的发达有关。
朱熹四书顺序的排列，《大学》在先，《论语》、《孟子》居中，《中庸》殿后，是有其用意的。
如朱熹论《中庸》曰：
“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
”《中庸》如此，整个《四书》的排列也是如此，其中隐含着一个逻辑关系，即从总论到分论，再到合论，从一般到具体，再从具体到一般的过程。
再如程朱把《大学》中的“在亲民”改作“在新民”就是根据文章的前后照应来进行的，因为有一段分别引述《盘铭》、《汤诰》、《诗经》中诸多关于“新”的句子，只有把前边的“亲”改为“新”才能与后面的引文相照应。
而所谓起伏、开合、照应等等，朱熹同时代的吕祖谦《古文关键》也多以此为后学说法。
这种文章学的进步，对经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以《大学》为例，其本是《礼记》中的一篇，郑玄曾为之作注，但到了宋儒程朱那里就认为这里存在缺文错简。
于是从新排定次序，别为三纲目，八条目，分传释文，略具方法论的意义。
四书作为一个整体被引入科举考试之中，最早的提议者就是朱熹本人。
本来朱熹对以诗赋取士也深致不满，他主张应分年以诸经子史时务取士，“诸经皆兼《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义一道，论则分诸子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
……又使治经者必守家法，答义者必贯通经文，条举众说而断以己意，有司命题必依章句，如是则士无不通之经，无不通之史，而皆可用于世矣。
”（《文献通考•选举五》）朱熹的这个建议对后世影响是巨大的，特别是“诸经皆兼《大学》、《论语》、《中庸》、《孟子》”，“有司命题必依章句”两项主张在元代已得到落实，这对八股文的产生有着重要的影响，因为八股文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从四书中出题，而命题者及答题者都必须遵守章句注疏。
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九云：
“朱熹之议虽未上闻而天下莫不称颂，以为后世贡举之法未有过焉者也……本朝试士之制，虽不尽用朱氏分年之议，然士各专一经，经必兼四书，一惟主于濂洛关闽之说以端其本，又必使之兼明子史百家之言、古今政务之要，而以论策试之，考其识见，本末兼该，文质得中，虽不尽如朱氏之说，实得朱氏之意于数百年之后矣。
” [13]
四书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思想文化的典范出现了重大的转移。
如果要比拟的话，五经相当于基督教中的旧约，而四书则是新约。
程朱代表新儒家的立场，宋代的士大夫普遍发展出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治人必先修己，这就是《四书》兴起的历史背景。
[14]单从科举的角度考虑，《四书》的成立为八股文的出现提供了题目资源和思想标准。
自元仁宗于1313年发布诏书，以四书为科举考试的主课，以朱注为官方解释，明清两代沿用，直至1905年科举废除，此一取士制度，历六百年而不变。
２、论和经义的进一步程式化
论和经义的进一步格式化是南宋科举考试的一个显著变化，也是八股文源流史上的一个关键步骤。
论在唐代就是科举考试中一项科目了，如韩愈集中就收有《颜子不贰过论》一文，即其省试之作。
然而，论作为一种阐发义理的文体在宋代科举考试中出现与宋代的文化倾向更相一致。
从韩愈之作到南宋的科场之论，论体逐渐向程式化演变。
南宋魏天应编《论学绳尺》一书皆是当时场屋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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