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宏义北宋神哲朝宋丽海上交通与文化交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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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宏义北宋神哲朝宋丽海上交通与文化交往

义天入宋求法：

北宋神哲朝宋丽海上交通与文化交流

华东师范大学顾宏义

【内容摘要】宋神宗末、哲宗初高丽僧统义天入宋求法活动，是为宋、丽间文化交流的标志性事件。

本文主要依据义天《大觉国师文集》所载，以探讨北宋神、哲两朝宋、高丽之间的海上交通情况，海商在宋、丽交往间的作用，以及围绕义天入宋求法而开展的佛教、文化交流等，并对义天与宋朝僧人、官员交游其情况进行了考证。

【关键词】宋朝高丽义天文化交流

北宋时期，宋与高丽的政治、文化交往密切，至宋神宗初年，出于抗衡北方辽朝的考虑，着力招徕位于辽国侧后的高丽人，于是此前中断朝贡达四十馀年的高丽使人恢复来宋，而此时航海技术的进步，使宋、丽间海上往来频繁，故而带动了两国间的文化交流迅速发展。

其中高丽僧统义天于宋神宗末、哲宗初入宋求法活动，即成为宋、丽间文化交流的标志性事件。

义天有诗文集传世，名《大觉国师文集》（包括《外集》），其中有诗文百馀篇，乃属义天与宋朝天子、官员和僧人的往来诗文，成为研究宋、丽间海上交通及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史料。

故本文拟主要依据《高丽大觉国师文集》，并参考其他相关文献，对北宋神、哲两朝宋、高丽之间的海上交通情况，海商在宋、丽交往间的作用，以及围绕义天入宋求法而开展的佛教、文化交流活动等作一探索，以求正于方家。

一高丽僧统义天入宋求法

义天（1055－1101）为高丽国文宗第四子，高丽宣宗之弟，俗姓王，名煦，字义天，后因“避宋哲宗讳，以字行”。

因高丽风俗“崇尚释教”，家家有人出家以祈福，“虽王子弟亦常一人为僧”。

故义天少年出家为僧，居灵通寺修行。

义天“性聪慧嗜学，始业《华严》，便通五教；旁涉儒术，莫不精识，号祐世僧统”。

因其“才行俱优，名重辽、宋”，故卒后追赠“大觉国师”之号。

宋神宗时宋、高丽恢复外交交往后，两国间人员往返增多，互通消息较前便捷。

故当时宋浙江高僧“晋水净源法师，以慧行为学者师”，义天闻知，便“托舶商致书以修礼”。

净源知义天“非常人，即复书相招”，使本“有志如宋问道”的义天“欲往滋甚”，但数请于国王而不获准。

为此，义天于宋元丰八年（1085）四月庚午夜，“率弟子寿介，微服至贞州，寓商客船发”。

高丽宣宗闻讯，即“遣官僚与弟子乐真、慧宣、道邻从之”。

五月甲午至宋密州上岸。

宋知密州“迎劳，即附表具陈所以来朝之意”。

一般皆以为义天“潜行”、不请而入宋求法，但从宋方史料来看，宋廷其实是事先即知义天将欲西来入宋的。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三记载：

（元丰七年二月）丙戌，诏：

“高丽王子僧统从其徒三十人来游学，非入贡也。

其令礼部别定傧劳之仪。

”吏部乞于四选补算学博士阙，从之。

（原注：

《御集》二事今附此。

明州奏：

“高丽国发礼部侍郎崔思贤前去告哀，及有国王子僧统大师领僧约三十来人，欲同告哀使来本朝作功德。

本州未有高丽告哀使及王子僧统到州迎送馆设等仪式，安泊差人引伴、沿路驿程供给并未有定式。

”御批：

“宜令本州通判引伴赴阙，其待遇礼数，专下马珫依仿王子赴阙已定式，令从僧俗权宜裁定，一面施行讫奏。

即不得稍有削薄，亏损朝廷待遇恩意。

……仍从急递中指挥，更不送门下省。

其僧统左右得亲近者三两人，比附上节例施行。

”元丰七年二月十七日下。

奉国军奏：

“入高丽国温式船回到定海县，称新国王亦是身亡，见今国主是前国王第三子，及称欲遣僧来作功德，呼为‘僧统’。

”御批：

“除迎候王子僧统自从别降朝旨外，余并依常使例，惟不用花乐。

仍仰转牒缘路州军准此。

”元丰七年二月十七日下。

）

同年五月己酉，宋帝又诏：

“高丽人赍王子僧统书及金银遗秀州僧净源，源有答书，即明州移牒报之。

”而义天亦于《请入大宋求法表》中言：

其“于去年八月，得大宋两浙华严阇梨净源法师书一道，其书云：

‘因风而来，口授心传。

’……今与双溪寺大师昙真等缁素共一十一人同约，欲随商客船发行，不敢专擅”。

但结果因高丽宣宗反对而未能成行，直至元丰八年四月方不告“潜行”，故《高丽史节要》卷六径称“释煦逃入宋”。

又据义天抵宋之初所上宋帝《谢差引伴表》“承密谕而潜投商舶，越大洋而始践雄疆”云云，推知宋廷不但预知高丽僧统义天将入宋，且于暗中促成义天成行。

也正因为如此，且预定有接待礼仪，故得知义天已抵密州，宋廷即遣主客员外郎苏注为引伴使，去密州接义天入京。

入京以后，又命中书舍人范百禄为馆伴，负责在京接待。

数日后，宋帝于垂拱殿召见义天，“待以客礼，宠数渥缛”。

义天自启程之宋，“始自密至京，以及吴越”，参问佛法，至次年中归国，“往来凡十有四月，所至名山胜境，诸有圣迹，无不瞻礼。

所遇高僧五十馀人，亦皆咨问法要”。

其在宋境内行踪，据《文集》、《外集》以及《长编》等文献记载，大体如下：

义天一行于元丰八年五月十二日（甲午）至宋密州板桥镇（今山东胶州），宋知密州范锷“迎劳”。

宋廷遣主客员外郎苏注为“引伴使”，于五月二十一日令“赴阙”。

义天《谢赐海州御斋表》言“今月七日，中使”至云云。

是其当乘船自板桥镇南下，于六月七日前后抵达海州（今江苏连云港）。

然后登陆西行，约月底抵南京（今河南商丘），义天《谢赐南京御斋表》有“今月初一日，中使至南京”云云可证。

七月六日，义天抵达宋京开封（今属河南），住启圣院，以中书舍人范百禄“馆伴”。

二十一日（癸丑），宋哲宗见义天等于垂拱殿，义天“进佛像经文”，宋哲宗“赐物有差”，并赐宴于启圣院，差中书舍人钱勰“押伴”。

此后，义天在京城“遍参名德”，“闻有一法持式行者，无不遍致咨问”，“阅月，上章请往杭州（今属浙江）华严座主净源讲下受业”，宋廷允之，并命主客员外郎杨杰为送伴使，陪同义天“出京师，沿汴达淮泗”，南下杭州。

途经润州（今江苏镇江）金山，访问佛印了元禅师参法。

抵杭州后，从净源法师求学数月。

元祐元年（1086年）初，因高丽宣宗上表宋廷，请遣义天归国，故义天自浙北返，于闰二月十三日入汴京，住同文馆，试中书舍人满中行“馆伴”。

二十一日（己酉），义天“已下十人朝见”。

五日后“朝辞”，宋哲宗“赐衣著一千匹，银器一千两”。

三月二日，义天离京南下，杨杰仍为送伴使。

途径秀州（今浙江嘉兴），出金修葺真如寺楞严疏主塔亭。

四月，义天再至杭州，辞别净源法师，前往天台山巡礼智者大师，“誓传教于东土”。

至明州（今浙江宁波），访育王广利寺。

然后于此登船下海东行，于六月间回至高丽国。

对于义天在宋境之行程，南宋时人多已不详。

如王十朋《东坡诗集注》卷一五《送杨杰并序》注云：

“元祐二年，高丽僧统义天航海问道，至明州。

……上疏乞遍历丛林，问法受道，有诏朝奉郎杨杰次公馆伴，所至吴中诸刹，皆迎饯如王臣礼。

”所记恰与义天的实际行程相反。

其后《嘉定镇江志》卷二二《杂录》、《宝庆四明志》卷六《市舶》所记义天之事，大抵取自王十朋所云。

而宋、元间佛教史籍如宋释惠洪《禅林僧宝传》卷二九《云居佛印元禅师》、释志盘《佛祖统纪》卷一四，元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一九《云居佛印了元禅师》、释觉岸《释氏稽古略》卷四等亦皆云义天航海至明州登岸，同误。

二宋、丽海上交通与海商在宋、丽文化交往中的作用

北宋时期，因契丹（辽）立国北方，使往来宋、丽之间必须依靠海船交通。

宋去高丽的港口主要为山东登州、密州与浙江明州。

北宋前期多在山东登州，宋神宗以后，因高丽来使欲远避辽人，且高丽使臣便于运河通行之利，所以多往还于明州。

由于海道“弥漫汪洋，洲屿险阻，遇黑风，舟触礁辄败”；而“舟南北行，遇顺风则历险如夷，至不数日”。

因此，往来于宋、丽间的使船多有倾覆者，据《宋史·高丽传》载，北宋前期如：

建隆四年（963）九月，“遣使时赞等来贡，涉海，值大风，船破，溺死者七十余人，赞仅免”；淳化四年（993），宋使臣自高丽回国，高丽国王“遣使元证衍送之，证衍至安香浦口，值风损船，溺所赍物”；天禧三年（1019）九月，“高丽进奉使礼宾卿崔元信至秦王水口，遭风覆舟，漂失贡物”。

至宋神宗以后，因当时造船航海技术的进步，使宋、丽间人员往来更为安全，故少见往来海上使臣覆舟之记载。

此对宋、丽间的文化交流开展甚有影响。

史载，去高丽舟船一般于夏季中自明州入海，以利用西南季风，而自高丽还者则多选于十一月，以利用东北季风。

如宋徽宗宣和年间奉使高丽的徐兢一行，其“去日以南风，归日以北风。

初发明州，以其年五月二十八日放洋，得顺风，至六月六日即达（高丽）群山岛。

及回程，以七月十三日发顺天馆”，然因遇风暴停泊，直至八月二十七日始抵达明州定海县（今浙江镇海），“凡海道四十二日云”。

《宋史·高丽传》亦云“自明州定海遇便风，三日入洋，又五日抵墨山，入其境”，再行“七日至礼成江”，“又三日抵岸”。

当然此为宋朝使臣所乘、称之为“神舟”的大海船渡海所需时日，而船体小于“神舟”的商船，其航海往来所费时日应稍多。

如上所述，义天入宋，于宋元丰八年四月庚午（七日）夜自高丽贞州“寓商客船发”，五月甲午（十二日）至宋密州板桥镇上岸。

自山东至高丽之航路要短于自浙江明州至高丽者，而义天却历时三十五日，此固然与季风不顺有关，同时亦与商船航速较慢相关。

但相对此前，其航海需时已减少颇多，从而使宋、丽间的人员和物资运送更为便捷，海上贸易活动亦更趋活跃。

同时，从文献记载上看，这些海商还往往充当宋、丽政府交往的信使。

如《宋史·罗拯传》称罗拯任福建转运使时，“泉商黄谨（亦写作“黄慎”、“黄真”）往高丽，馆之礼宾省”。

而《高丽传》云“熙宁二年（1069），其国（高丽）礼宾省移牒福建转运使罗拯云：

‘本朝商人黄真、洪万来称，运使奉密旨，令招接通好。

奉国王旨意，形于部述。

……今以公状附真、万西还，俟得报音，即备礼朝贡。

’”又如《长编》卷二六一熙宁八年三月，“江淮发运司罗拯言：

泉州商人傅旋持高丽礼宾省帖，乞借乐艺等人”。

因此，在宋、丽间文化交流中，频繁往来于两岸的海商发挥着甚为重要且无可替代的作用。

此亦可从义天《文集》及《外集》之相关记载得以充分揭示。

首先，高丽入宋求法僧与宋僧去高丽游历者，皆乘坐宋商贾海船往来，即义天入宋及回高丽亦如此。

其次，义天在入宋以前，以及还国之后，其与宋地高僧的书信往来及其佛籍等物品传送，基本通过海商帮忙。

所谓宋、丽两地“天池杳隔，书问难通，空负翘诚，但相望于道义耳。

忽海商至，承书翰。

玩味之际，得若面会”是也。

又《文集》卷一○《上净源法师书第四》有“泉商继至，再奉手教”之语，卷一一《答大宋元炤律师书》云“近有海客将到《禅宗解谤书》一卷”可证。

据义天《文集》及《外集》所载当时为义天与宋僧等传送信函、物品的宋海商之能知姓名者有：

李元积，宋都纲（亦称纲首，船长兼货主）。

《文集》卷一○《上净源法师书第一》：

“洎去年八月十五日，都纲李元积至，得捧二月书教一通，并手撰花（华）严、普贤《行愿忏仪》……等八本，共盛一箧者”。

《外集》卷二《大宋沙门净源书第二》：

“正月十有九日，都纲李元积至，得去年九月书。

……所惠《华严孔目内章》暨《贞元新译经疏》等凡四十六册。

”同上卷五《大宋沙门辩真书第二》：

“李纲首回，承惠及”诸佛经注疏多册，又“今附去《天台教图》二本、《白伞盖咒图子》一本、诗一册、小茶一百片，请检至。

此中《集解法华文字》二十册，已重写未办，待后信附去。

……今因李纲首二十郎去次，谨奉启布闻”。

此李纲首当即李元积。

徐都纲，宋泉州商人。

《文集》卷一一《上大宋净源法师书第一》：

“今秋徐都纲等船来，再辱手教。

……所有新注《正（贞）元华严经》，某伫望多年，此者幸叨赐及。

”《外集》卷三《大宋沙门净源书第四》：

“向者徐都纲回，领书并银合盛茶、水精珠三颗。

”案《高丽史》卷一○《宣宗世家》载高丽宣宗四年（宋元祐二年，1087）三月，“宋商徐戬等来献《新注华严经》板”。

又据苏轼《论高丽进奉状》云：

元祐四年十一月，泉州百姓徐戬“擅于海舶内载到高丽僧统义天手下侍者僧寿介、继常、颖流、院子金保、裴善等五人”，称“赍义天祭文，来祭奠杭州僧源阇黎”。

苏轼又称徐戬为“福建狡商，专擅交通高丽，引惹牟利”。

且“访闻徐戬，先受高丽钱物，于杭州雕造夹注《华严经》，费用浩汗，印板既成，公然于海舶载去交纳，却受本国厚赏”。

此徐戬当即《文集》、《外集》中所言之徐都纲。

洪保，宋纲首。

《外集》卷二《大宋沙门净源书第一》：

“纲首洪保至，辱惠书勤勤，并以先大王遗赐见及。

”其《大宋沙门净源书第四》：

“今春二月内，都纲洪保来，得书三通。

”卷三《大宋沙门净源书第三》：

“去年杨主客自四明回，并大将洪保至，领吾子书二通。

”卷八《大宋沙门希仲状第二》：

“初二日，晋仁回，跪领书一通。

窃审高丽国王暨法门僧统令礼宾省发牒至明州，请差人与纲首洪保，送金、银、信等至，仍进呈朝廷”。

又《文集》卷一一《与大宋净因法师书第二》：

“来书所须疏钞等，今先以《起信古疏》、《摩诃释论》封裹，附与洪大将去。

”此洪大或指洪保。

陈寿，宋都纲。

《外集》卷七《大宋沙门行端书第一》：

“去载，陈寿都纲舟还，伏蒙宠赐锡铜盘四枚、人参二斤、铜盂二筒。

”

郭都纲，宋商。

《外集》卷七《大宋沙门法邻书》：

“陈二郎到山，捧出手书，备详尊旨。

续于明州城下，见郭都纲，又究叙贤国风化，宛在心目。

”其名不详。

林宁，宋商。

义天入宋，即“潜与弟子二人，随宋商林宁船而去”。

据《高丽史》卷八《文宗世家二》，高丽文宗十七年（宋治平二年，1065）十月，“宋商林宁、黄文景来献方物”。

又林宁于文宗十八年八月、二十二年七月和二十九年六月三度抵达高丽。

据上可知，宋海商为宋、丽高僧所传输的物品，除佛教法物和宋、丽两地土仪外，主要为佛教典籍，且种类、卷帙繁多。

此外，据苏轼元祐五年八月《乞禁商旅过外国状》云：

“为徐戩不合专擅为高丽国雕造经板二千九百馀片，公然载往彼国，却受酬答银三千两，公私并不知觉。

”又前引苏轼《论高丽进奉状》云：

徐戬乃是“先受高丽钱物，于杭州雕造夹注《华严经》”，至“印板既成”，便“海舶载去交纳，却受本国厚赏”。

即作为宋海商，徐戬因为杭州为北宋境内刻书技术最善之地，故受高丽人委托，于杭州雕刻佛经经板近三千片，运往高丽。

可见那些海商不仅在宋、丽间传送信函、物品，且时常主动活动以沟通宋、丽间的交往，如徐戬所为虽是为谋得高丽“厚赏”，但在实际上却颇有利于宋、丽佛教、文化的交流。

另外从《文集》、《外集》相关记载分析，当时义天委托宋人在宋境内雕造的佛教经典，并不仅限于此夹注《华严经》一书。

此颇可为研究佛经版本以及高丽印刷史者之注意。

三义天与宋僧交游考

高丽僧统义天在入宋之前，即已与宋僧有书信往来，而航海入宋求法期间，“所遇高僧五十馀人，亦皆咨问法要”，至其回高丽以后，仍然与宋僧保持频繁的书信联系。

今主要据《文集》及《外集》所载，对义天所交游的宋僧作一考辨。

1、华严宗僧人。

华严宗，因其实际创始人法藏号贤首，亦称贤首宗。

义天因宗华严，故在宋期间，所交游者以华严宗僧人为多。

有诚：

华严宗高僧。

义天觐见宋哲宗后，即上表请“承师受业”，而此前宋廷“闻僧统之来，诏两街预选高才硕学堪为师范者”，两街推荐华严有诚法师。

至此义天遂见有诚参问佛法。

据《佛祖历代通载》卷九，有诚“住东京觉严寺，讲《华严经》，历席既久，学者依以扬声。

其为人，纯至少缘饰，高行远识，近世讲人，莫有居其右者”。

义天拜见有诚，“以弟子之礼致谒”，“是日往返问答，贤首、天台判教同异，及两宗幽眇之义，曲尽其说”。

于是为人“纯至少缘饰”的有诚上表举净源“自代”，得宋帝允准。

今《外集》卷一载有诚《答辞》三首，即义天拜谒诚时，有诚之答辞，于赞扬义天求法之诚之馀，交流佛学尤其是华严精义；卷三载有诚《书》二首，言及义天赠送有诚佛经及刊印经书事；卷一○载有诚《诗》一首。

净源（1011－1088）：

华严宗高僧，俗姓杨，字伯长。

先世泉州晋水（今福建晋江）人，故世称“晋水净源”。

其初从五台承迁学《华严经》，继从横海明覃，后归江南，师事长水子璇学《楞严经》、《圆觉经》及《大乘起信论》，“尽得华严奥旨”。

华严宗经唐“会昌法难”，经论散佚，而趋衰微。

宋初，长水子璇起而兴复，以贤首宗旨作《楞严经疏》十卷行于世。

净源继其后，四方宿学推誉为“义龙”，“声誉籍甚”。

先后住持苏州报恩寺、杭州祥符寺及秀州青镇密印寺、华亭（今上海松江）普照寺等，盛弘华严宗。

元祐三年十一月示寂。

《佛祖历代通载》卷九、《补续高僧传》有传。

义天于入宋前，即与净源有书信往来。

据《灵通寺大觉国师碑》，当时净源在秀州，“以慧行为学者师”，声名闻于高丽，义天心常慕之，故“托舶贾致书以修礼”，而净源亦“复书相招”。

义天《请入宋求法表》中即节录有“大宋两浙华严阇黎净源法师书一道”。

待觐见宋哲宗后，义天即上章称其“向者于故国偶得两浙净源讲主，开释贤首祖教文字，披而有感，阅以忘疲”，故请往从之“以偿素志，诏从之”。

元祐元年初，义天至杭州祥符寺拜谒净源。

“于是诚投道应，如芥就针，有问有答，尽其春容。

源公（净源）因知州蒲公宗孟之请，入南山慧因院开讲周译经。

僧统施钱营斋，以延学徒甚众”。

时净源欲于慧因院置贤首教藏，义天“亦舍银，置教藏七千五百馀卷”。

时宋廷诏义天“赴京”，义天便请净源“同舟，讲学不辍”。

四月，义天出京南来，再至慧因院，净源“传道迄，正坐焚香曰：

愿僧统归，广作佛事，传一灯，使百千灯相续而无穷。

遂授手炉、授拂以为信”。

对此，宋馆伴使杨杰作《大宋慧因院净源法师真赞》曰：

“了此一尘，圆融十身；不举一步，遍周诸土。

王子僧来印上乘，炉拂亲传海东去”。

称誉义天已尽得佛法精髓，东归高丽后，定能弘传佛法大事。

《佛祖历代通载》卷九载，北宋时“华严一宗疏钞久矣散坠”，至此“因义天持至咨决，逸而复得”，从此得以复传中土。

有汉地己佚的智严《搜玄记》、《孔目章》，法藏《起信论义记》、《探玄记》，澄观《华严经疏》等。

义天回国后，又遣使者送来金书《华严经》三种译本（晋译本六十卷、唐实叉难陀译本八十卷、唐澄观法师译本四十卷）计一百八十卷，净源特建华严阁安置。

于是宋廷改慧因禅寺为教寺，作为弘布“华严”道场，而世称慧因寺为高丽寺。

今《文集》有义天与净源书、状等十二篇，诗一首。

其中卷一○《上净源法师书第一》中有“乍寝西游之计，但增中辍之咨”之语，当撰于义天入宋之前，而卷一○状（残），卷一一《见大宋净源法师致语》、《上大宋净源法师状》第一和第二两状，卷一七《和大宋源法师》诗，当撰于其在宋期间，其馀皆其回国后所撰。

又《外集》载净源与义天书信等十二篇、诗二首，亦多撰于义天还国以后。

两人书信往复不绝，大多讨论佛籍，推究佛旨。

而卷三净源《书第五》乃净源七十八岁临终前与义天“决别”书，嘱托义天校刊自己所注《华严经》十二卷，使“流之无穷”，并祈望义天“光阐吾宗，佛日光辉”。

据《长编》卷四三五载，元祐四年，义天获知净源示寂，令门人寿介等“附舶来祭”。

希仲：

《外集》卷四录希仲《书》五篇（第一书至第三书缺失），卷八录希仲《状》二首。

其《书第四》言及前次所送义天图三轴，云“往日所游之地，俨在目前”，又云“都经阁缔构宏丽”，是其图当为杭州慧因寺图；其《书第五》言及“谨令僧驰去”，送经书于义天，望得义天“笔削修治”。

又《状第一》有“伏审本讲大法师，远承高丽祐世僧统，特伸师事者”云云，《状第二》言及晋仁自高丽带回义天书信，又高丽国王与义天差人与商人洪保持高丽礼宾省牒至明州，欲向宋廷进呈金银等事。

由上推知其皆当撰于元祐四年前后，希仲当为杭州慧因院僧，净源弟子，时主持修造藏经阁者。

晋仁亦当是宋僧，或即慧因院僧，来往于宋、丽间传递信息与物品。

道璘：

《外集》卷四载道璘《书》一篇（残），言及在慧因寺立义天生祠事，并有“以先师之缘，常希存顾”之语，又有“今每日两讲”，以“奉祝”宋帝、太后和高丽大王、僧统等，故推知其亦为净源弟子，杭州慧因院僧，或续净源住持慧因院。

馀不详。

智生：

事迹不详。

《外集》卷七有传贤首教沙门智生《书》二篇，言及“智生顷者钱塘幸际风仪，获预嘉会，……续蒙朝辞，后于慧因教院违别，迨今有年”，并将自己新解《圆觉经》“附投左右”。

是知智生乃慧因院僧人，净源之徒，与义天相会于慧因院净源座下。

希俊：

事迹不详。

《外集》卷八有希俊《书》一篇，言及将自己著述赠送义天事，并称义天“抠衣”本讲法师座下，又言及“秀州知郡大夫”云云。

是知希俊为秀州一寺院住持，亦为净源门下。

本书信撰于义天在杭州时。

颜显：

事迹不详。

《文集》卷一一著录《与大宋行者颜显书》一篇（书佚，存目）。

据苏轼《论高丽进奉第二状》云：

当元祐三年净源圆寂，“本院行者姓颜人，赍持净源真影舍利，随舶船过海，是致义天复差人祭奠”。

是颜显乃慧因院之行者。

善聪：

华严宗高僧。

今《文集》卷一一载《与大宋善聪法师状》三篇；《外集》卷六载善聪《书》七篇，卷一○载善聪《诗》二首。

据善聪与义天《书第二》言，善聪“八岁出家，十九试经落发，才受具品，便择师从学，几二十年。

末后传大经，观道于姑苏法王门下，讳元智也，始觉有归也”。

其《书第五》云“善聪向者传道中吴”，“何幸忽遇吾知，涉万里之沧溟，求百城之善友，证明圆顿，庆赞流通，匪唯光乎佛乘，亦乃荣于陋室”。

义天与善聪《状第一》亦云其“向者远游京辇，旋届姑苏，岂图边壤之孱姿，忽际圆宗之大士。

参承有幸，获飡教观之风”。

由此知义天乃于途经苏州时拜会善聪，并向其学法。

义天回国后，仍与善聪法师保持联系，并互赠著作，告知两地佛教发展情况等。

慧清：

华严宗僧人，事迹不详。

《外集》卷六善聪《书第六》云“向者学徒慧清华严，忽因寺中逼他知管常住，因而逃于庐山参禅，更不看读教乘。

近因和尚迁化而归，愚遂写长诗，勉伊重新传教，自此回心。

今日州官请住承天寺宝幢教院，亦恐僧统知而生喜，乃华严一宗流布，又于一枝枯而再荣”。

是慧清乃善聪之徒，曾中途去庐山参禅，至元祐三年净源圆寂以后归来，再传华严之教，后住苏州承天寺宝幢教院。

又《文集》卷一七有《寄大宋慧清华严》诗一首；《外集》卷五录慧清《书》二篇，卷一一录慧清《诗》二首。

其中义天赠慧清诗有“欲图法眼长无缺，慎勿轻言教外传”之句，即针对慧清曾参禅而言。

又慧清《书第一》云其“自攀违舟御，契阔音尘，风霜虽涉于两年，魂梦常驰于万里”，可知慧清曾与义天晤面，或即在义天拜访善聪时。

道亨：

事迹不详。

《外集》卷六录道亨《书》三篇，其《书第二》言及“海商至”，捎来义天所赠“诸部教乘，观其文类序引，遂知祖教未残，哲人间出”。

《书第三》又言及“承惠科序，开拓宗要，教义日新，……知吾宗之有补也”，并请义天为自己所著《维摩道微》撰序。

是道亨当属华严宗僧人。

行端：

事迹不详。

《外集》卷七有行端《书》二篇，其《书第一》言及行端“早岁获附舣舟，久寄上国，遂得遭际慈范，瞻礼下风，不唯恩赐稠浓，抑亦教诲严厉”。

是知行端曾入高丽久居，并获教于义天。

此时陈寿都纲带回义天所赠锡铜盘、人参等礼物，故为此信致谢。

又《外集》卷五辩真《书第二》言及“去载端上座附注忏一本去，尘渎座右，辞疏理谬，仍蒙一览”。

此端上座，当即指行端。

可久：

《外集》卷八有可久《书》一篇，言及义天入宋求法情形，并致问候。

当撰于义天离开杭州时。

《补续高僧传》、《释门正统》有传，云其字逸老，俗姓钱，钱塘（今浙江杭州）人。

天圣初得度，习教于净觉。

无出世志，喜为古律诗。

所居西湖祥符院，萧然一室，清介守贫，未尝有忧色。

苏东坡守杭州，曾作诗酬答，呼之“诗老”。

晚年杜门，观练熏修十馀年。

享年八十。

2、禅宗僧人。

宗本（1020－1099）：

禅宗高僧。

字无喆，俗姓管，常州无锡（今属江苏）人。

参池阳天衣义怀禅师，言下契悟。

后居杭州净慈寺。

元丰五年辟汴京“相国寺六十四院为八，禅二律六”，驿召宗本住持慧林寺，“召对称旨”，赐号圆照禅师。

老居苏州灵岩寺，元符二年十二月入灭，年八十。

《佛祖历代通载》有传，云义天“闻师道誉，请以弟子礼见师。

问其所得，以《华严经》对，师曰：

《华严经》三身佛，报身说耶？

化身说耶？

法身说耶？

义天曰：

法身说。

本曰：

法身遍周沙界，当时听众何处蹲立？

义天茫然自失，钦服益加”。

《仙凤寺大觉国师碑》亦云义天于谒见华严有诚后，“诣相国寺，参圆照禅师宗本。

圆照升堂说法，继而说偈云：

谁人万里洪波上，为法忘躯效善财。

想得阎浮应罕有，优昙花向火中开。

”《外集》卷一一载宗本《诗》一首，即宗本为义天升堂说法之偈颂。

佛印（1032－1098）：

禅宗云门宗高僧，俗姓林，讳了元，字觉老，号佛印，江西浮梁人。

历住江州承天，庐山开先、归宗，润州金山、焦山，江西大仰、云居诸寺，“凡四十年间，德化缁素，缙绅之贤者，多与之游”。

元丰五年后住润州（今江苏镇江）金山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