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课堂讲义华佗无奈小虫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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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课堂讲义华佗无奈小虫何

《三国志》课堂讲义,华佗无奈小虫何

一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发表了两首七律诗《送瘟神》，“华佗无奈小虫何”是其中的一句，这一句讲的是当年流行血吸虫病的厉害，似乎起华佗于地下，也对它无奈。

我从小念这些诗，每到这一句就会卡壳，因为华佗是家喻户晓的神医，神医怎么还能有治不了的病？

后来，我还知道称华佗为神医、为我们传统医学的老祖宗，已经有起码一千多年的历史，神医的光环加在他头上，并不始于今日。

我这里举一个例子，是在唐代学医的人必须要读的《经方小品》中，有这么一段说明传统医学起源的话：

“神农使于草石，黄帝施于针灸，扁鹊彻见脏腑，华佗刳割肠胃，所为各异，而治病则同。

”这里面，神农、黄帝都是古史传说中的人物。

扁鹊起初是传说中轩辕时代的良医，不过，司马迁《史记》写到过一个名叫秦越人的春秋时代医生，行医时也会用“扁鹊”这个名字，大概是要借力于扁鹊的神性吧。

在山东曲阜收藏的东汉画像砖上，也还可以看到一个扁鹊施针图，那上面的扁鹊就是人首鸟身、半神半人的模样。

这样算下来，只有华佗，是见诸史籍的实实在在的一个人。

华佗画像华佗是东汉时代的人，最早把他的事迹记录下来的，有人说是与他弟子相熟的一个人，这人写过一篇《华佗别传》，这篇别传，迄今仍有一部分保留在《三国志》的裴松之注以及《后汉书》李贤等人的注里。

而在相隔了半个多世纪以后，陈寿（233-297）撰写《三国志》，把他正式地写进《魏书》的《方技传》里，于是，便有了现存第一篇完整的华佗传记。

在《魏书.方技传》中，陈寿一共写有五个人的传，一个是华佗，另外四个人分别是知声乐的杜夔、懂相术的朱建平、会占梦的周宣和善卜筮的管辂。

这五位，按照现代的学科划分，勉勉强强可归入科技类，陈寿说他们都掌握有“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绝技”。

比陈寿更早的一位史学家班固在他的《汉书.艺文志》里，解释“方技”为“生生之具”，即与人的生命相关。

由此也可知，把华佗当医学家、科学家，不光是现代人，也是他同时代人的看法。

华佗，一名旉（fu），字元化。

祖籍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与曹操同乡，游学、行医的范围，则在离家乡不远的徐州（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

他年轻的时候，对自己的医术就颇自负，因此，拒绝过沛相陈珪的举孝廉，也拒绝过太尉黄琬的招辟，一心一意只靠自己的医术吃饭。

这些经历，在陈寿的《华佗传》里都写得清清楚楚。

《华佗传》还写到华佗“兼通数经”，这个“经”，当然指的是儒家经典。

但问题也就来了。

我的问题是，读完整个传记，就是不见一个字提到华佗的医术所从何来？

要说是因为像《三国志》这样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史书，从来就没有交代一个医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之来源的惯例，好像也不是。

在司马迁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里，就既写有长桑君传禁方给扁鹊，也写有仓公随阳庆学医学了三年，而在《华佗传》本身，也写有华佗的两名弟子吴普、樊阿如何如何“从佗学”，由此可见，并不是陈寿有意要略过师承关系这一节。

那么，华佗的老师是谁呢？

这位神医又何以能够凭空出世？

在稍后的医学史谱系中，倒是有华佗继承扁鹊（秦越人）的说法，比如唐代的王勃为《黄帝八十一难经》作序，就提到该经是由歧伯传黄帝，黄帝传伊尹，而后到秦越人，再“历九师以授华佗”的。

在这个系谱里面，华佗是扁鹊的几百年后的隔代传人，但这还是没能解决他的直接导师是谁的问题。

陈寿在这个问题上的语焉不详、留下疑点，给人以无限遐想的空间。

助成后人无限遐想的，还有陈寿写到只要让病人喝下麻沸散，华佗便能够实施手术的情节，这一情节，让熟悉现代外科手术规程的人尤其有匪夷所思之感。

因此，在一九一七年出版的《外科医镜》这部书里，有一篇谌耀斋写的序，序里面就谈到华佗的医术可能“得自西方”。

他有什么依据呢？

依据是，华佗生活在汉献帝时代，碰巧的是，欧洲的解剖学鼻祖、希腊人加林（Galen，又译作盖伦）就在汉献帝三年去世，而加林到世界上最早的解剖学馆即埃及的亚历山大去学习解剖，还是在汉献帝之前的顺帝时期。

换句话说，在华佗行医的年代，加林已从亚历山大学到了解剖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所以，尽管没有确切资料说明华佗做手术的本领是从哪儿学到的，但加林和华佗曾经处于同一时空，这一点，不能理解为简单的巧合，华佗“若非西学灌输，焉能具此绝技”？

一九三○年，陈寅恪发表《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的论文，在这篇论文里，他又补充说：

陈寿写华佗为曹操所杀，这一结局，应该是取材于“医暴君病，几为所杀，赖佛成神，仅而得免”的印度故事。

到了一九三五年，夏以煌再发表一篇《华佗医术传自外国考》，进一步确认华佗的医术是自西而来，经过了从埃及到印度、从印度到中国、再到华佗之手的路线。

他说，华佗的“佗”可写为佛陀的“陀”，“旉”与佛陀的“佛”谐声，华佗的两个弟子吴普和樊阿，名字又与释迦牟尼的两个徒弟普贤菩萨和阿难菩萨谐声，而华佗编创的五禽戏来自达摩的少林拳术，华佗使用的麻沸散也就是印度大麻，所有这一切，点点滴滴，都表示“华佗医术之受印度人熏陶”，并非不可能的事情。

需要说明的是，持有华佗医术是从西方传来的观点的人，他们的出发点，大多是不赞成把传统的中国医学看成“国粹”，因此谈到这位传统医学的老祖宗，他们更乐于把他塑造成一个完全不排斥西方医学的开通、开明的形象。

若从纯粹的学术立场去看，他们的说法，仍然存在着很大的漏洞，想象大于事实，所以今天讲医学史的人，基本上都不接受这一论点。

台湾有一位年轻的医学史研究者李建民就针对陈寅恪提出不同意见，说：

第一，曹操本嗜杀之人；第二，在敦煌的唐写本《搜神记》里，写有黄帝时代“善好良医，能廻丧车，起死人”的俞附的故事，俞附之后有扁鹊，扁鹊之后，便是“汉末，开肠，洗五藏，劈脑出虫，乃为魏武帝所杀”的华佗，这说明俞附已能断肠破腹，而华佗的医术当然源于华夏，根本没必要去“比附印度神医故事”。

据范晔《后汉书·华佗传》而作的华佗五禽戏图二司马迁说扁鹊吃了长桑君给他的神药，便有穿墙视人的神功，看到人五脏的症结，可是华佗好像不曾得到神人的指点，他又怎么能证明自己医术超群？

陈寿在《华佗传》里，因此一开头就交待了两点：

第一，是华佗自己的身体非常健康，“时人以为年且百岁，而貌有壮容。

”范晔根据陈寿的《华佗传》，后来在《后汉书》里也写有一篇《华佗传》，在这里还特别加上一句：

“时人以为仙。

”长寿而不留岁月的痕迹，貌如神仙，显然是为医的一块“硬招牌”；第二，是华佗给人治病，能“汤药攻其内，针灸攻其外”，功夫全面，手法利索，也有效果。

本草和针灸是传统医学的两块基石，按照陈寿的描述，华佗都占全了。

陈寿讲华佗用药很灵，配方有准头，病人服他的汤剂，往往药到病除。

这一条，从他的弟子吴普著有《本草》一书，也可以想象得到。

陈寿说华佗的针灸技术也很好，穴位拿捏得一丝不差，取穴少，不留针，灸不过七八壮（一灼为一壮），针不过一二处。

他还形容华佗扎针前都会与病人作沟通，告诉病人：

“当引某许，若至，语人。

”写得相当传神。

据说这是有益于行气的一种方法，到今天都还在用。

华佗的时代，针灸已十分流行，我们在河北满城的汉墓里，可以看到西汉时的金银针，我们还可以看到四川绵阳出土的汉代针灸木人。

当陈寿撰写《三国志》的时代，中国也确实有了第一部专门讲针灸的书，就是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这书还一直传到朝鲜、日本。

在后世所传有关针灸的书里，又有一些是托名华佗的，如《华佗观形察色并三部脉经》、《华佗枕中刺灸经》等。

假如碰上针药所不能及的“结积在内”的病，需要动刀子“刳割”，陈寿说，华佗便会让病人“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

病若在肠中，便断肠湔洗，缝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

陈寿写这一段，步骤清楚，如在目前，然而就像前面已经讲到的，它恰恰引起了很多人的质疑。

因为按照现代人的经验，做一个较大型的外科手术，首先不可缺少的就是麻药，而华佗制作的麻沸散，它的成分是什么，并不清楚。

后人因此而有种种猜测，有说是押不芦草，有说是曼陀罗或通仙散，清人所编《华佗神医秘传》还说是羊踯躅、茉莉花根、当归、菖蒲的合成，现在人也有推测为乌头、附子、椒之类，众说纷纭，却终难认定。

范晔的《华佗传》又提到麻沸散要“以酒服”，那么到底是酒使人麻痹无知觉而发生止痛的作用，还是麻沸散本身有麻醉的功效，也不明不白。

另外，术后的缝合也是一大问题，华佗用的是什么材料？

是桑皮细线，拿热的鸡血涂在上面吗？

还有术后消毒，“膏摩”的膏指什么？

是不是虎骨膏？

仔细一追究，在这些大关节上，还都有难解之谜。

一般人都知道华佗曾为关公刮骨疗毒，这是《三国演义》讲的故事，这一故事在《三国志·关羽传》里，原来写的是：

“羽尝为流矢所中，贯其左臂，后创虽愈，每至阴雨，骨常疼痛，医曰：

‘矢镞有毒，毒入于骨，当破臂作创，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

’羽便伸臂令医劈之。

时羽适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离，盈于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

”事情发生在建安二十四年，此时距离华佗之死，已有十多年，为关公刮骨的医生，自然不可能是华佗，最多是华佗的弟子。

又有人说华佗为司马师做过眼睛手术，这也是一个传说，从《晋书·景帝纪》“初，帝目有瘤疾，使医割之”的记载而来，加进了很多想象，因为司马师出生时，华佗实际上已不在世，因此它也同样是不可靠的。

除了外科手术这一条，现代人有所质疑，在有关华佗高超医术的记录和传闻中，其他的都如陈寿所写，的确令人赞佩。

所以说神医的名望，在陈寿看来，并非神授，而是靠着华佗自身的健康，靠他所掌握的本草、针灸、手术这一整套诊疗手段及其疗效，是在这两方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三陈寿讲华佗的医术高明，并不停留在泛泛而论或者是抽象概括上，最重要的是他记录有很多医案，这些医案，在《华佗传》里面占据了绝大部分的篇幅，那里面一一记载着华佗接待过的病人，他们的姓名、职业、病因、病性、诊断、治疗和愈后等等，就像司马迁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里曾经写下好多扁鹊、仓公的医案一样。

看陈寿写下的这些医案，不得不说华佗是一位全科医生，内外妇儿、方剂诊疗、针灸手术，面面俱到，无所不包。

为了叙述的方便，我把这些医案作了初步的整理，简单归纳为：

1.产科二例：

（1）甘陵相夫人怀孕到六个月，忽然肚疼，华佗为她把脉，发现胎死腹中。

他说根据胎儿在腹中的位置，还可以知道是男是女，男左女右。

有人摸到“在左”。

夫人吃药打胎，生下死婴，果然是男。

（2）李将军的妻子病重，经华佗诊断，原来是胎死腹中。

李将军不信，说妻子难产不假，可孩子已经生下来了。

华佗告诉他：

夫人怀的是双胞胎，大儿出生时，夫人大出血，大家忙着救人，没注意到还有小儿没出来，不曾助产，致使胎死腹中。

华佗给开了药、扎了针，夫人便产下一个死男婴，手足完备。

2.儿科一例：

陈叔山有一个两岁的小儿生病，每次痢疾都会哭闹，人也瘦弱不堪。

去问华佗，华佗说：

母亲怀他时，他靠着母亲体内的阳气长大，母亲哺乳时，他又受了母亲的寒气，所以老是不好。

华佗给开了治痢疾的女菀丸，十天后便治好了小孩的病。

3.内外科，分两类：

A.经诊断而判定死期的，共六例：

（1）县吏尹世患病，说是四肢乏力，口干，小便不畅，怕听到人的声音。

华佗叫他回家吃热食，出汗呢，表示没事，不出汗，三天后会死。

县吏照办而不出汗，华佗说：

这说明你脏气已绝，将要涕泣而死。

果如其言。

（2）严昕与一众人来看华佗，华佗问严昕哪里不舒服，严昕自己还没感觉。

华佗就警告他：

你脸上挂着急病的相，千万不要多饮酒。

这群人返回途中，严昕突然头晕目眩跌下车来，结果车刚到家，人就死了。

（3）督邮顿子献大病初愈，请华佗把脉，华佗嘱咐他：

体虚不堪多劳，行房事必死，死而吐舌数寸。

督邮的妻子赶了一百多里地来探望，晚上两人忍不住在一起，这位丈夫便在三天后发了病。

（4）军吏梅平生病回家，路上遇见华佗，华佗对他说：

你要是早遇到我就好了，现在你的病已无法医治，不如速速归家，还来得及与亲人见面，离死期只有五天。

结果被华佗言中。

（5）华佗去为督邮徐毅看病，徐毅说：

昨天让医曹吏扎针，扎完后便咳个不停，人疲倦不堪，却睡不着。

华佗告诉他：

是扎错了穴位，恐怕你会一天比一天饭量减少，五天后就是死期。

结果也应验了。

（6）有一士大夫身体不佳，经华佗诊断，已是病重，需要剖腹，可是华佗又认为他的寿命大概只有十年，十年内病不至于死，所以不如忍一忍，等待自然死亡，也好免受一刀。

但这士大夫不愿忍耐，硬还是让华佗为他做了手术。

病是暂时治好了，不过十年后，仍是一死。

B.经过诊断、治疗而最终痊愈的，共四例：

（1）府吏儿（倪）寻、李延住在一起，得同样的病，都是头痛发热的伤寒，一样难受，华佗却说儿寻需要通导，李延需要发汗，因为一个“内实”，一个“外实”，所以治疗方案不同。

两人拿了不同的药回去，第二天便都痊愈。

（2）华佗在路上看见一个人咽喉堵塞，咽不下东西，就叫他到路边卖面食的店家，去买三升醋泡蒜茸喝下去，这人喝完后，吐出一条蛇形的寄生虫（蛔虫），拿着去找华佗。

华佗的小儿子看见他挂在车旁的东西，认得是父亲的病人。

病人跟随着到了华佗的家，一看，墙上所挂同样的小蛇，已有大概十来条。

（3）彭城夫人夜间在厕所被一种叫做虿的毒蝎子蜇了手，痛得大呼小叫。

华佗让她把手浸泡在温热的汤药里，到天亮就好了。

（4）广陵太守陈登脸红胸闷，吃不下饭，华佗给他把脉，发现他生鲜食物吃得太多，寄生虫在体内引起腑脏溃疡，于是便给他开了二升药，让喝下去，结果吐出三升多寄生虫，还有好多鱼脍，病也因此好了。

但是华佗又预言，三年后此病还将发作。

果不其然，陈登再发病时，正好华佗不在，就死了。

4.精神科一例：

有一个郡守病了，华佗认为只要把他激怒，使他大发雷霆，病自然会好，便收了钱而不加治疗，还留下一封骂人的信，不辞而别。

郡守气急败坏，派人去追杀华佗，郡守的儿子当然了解内情，按下不让去追，郡守暴怒之下，吐黑血数升，病也痊愈。

证明华佗虽以行医为业，但骨子里却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士人，有一颗士人般远大的心。

同时，这种士人的情怀，也使华佗在行医过程中，始终没有放弃自由的信念、独立的人格。

司马迁写到扁鹊之死，说是由于“秦太医令李醢自知伎不如扁鹊”，便派了人去刺杀扁鹊。

他还写到仓公曾经被判刑，递解长安，最后是小女儿缇萦“入身为官婢”，才救了父亲。

太史公因此感慨道：

“女无美恶，居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疑。

故扁鹊以其伎见殃，仓公乃匿迹自隐而当刑。

缇萦通尺牍，父得以后宁。

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岂谓扁鹊等邪？

若仓公者，可谓近之矣。

”意思是扁鹊、仓公都技艺超群，而按照老子“美好的都是不祥的”理论，技艺超群便是祸端。

如果依照司马迁的判断，那么华佗的死，一定也是由于他怀揣绝技，而令曹操产生一种无法控制的恐惧。

陈寿说，司马迁过去替扁鹊、仓公写传记，是为了“广异闻而表奇事也”，他仿照着也写了一篇《华佗传》，因此对于华佗的死，很难说他不曾受到过司马迁的启发。

可以拿来作对照的，是范晔的《华佗传》。

范晔写到曹操杀华佗这一段，不仅删掉了很多精彩的对话，只剩下一些平铺直叙，又还插进如华佗“为人性恶，难得意”之类的评语，似乎华佗生性难以合作，进一步推论的话，连他的被杀，也好像要算是咎由自取。

这样的叙述，与陈寿的《华佗传》相比，不知少了多少对于传主的同情与敬意。

《三国志》成书之始，便得到过“文艳不若（司马）相如，而质直过之”的评价，所谓“质直”，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史家的质朴和正直呢？

华佗与曹操，一个是医生，一个是病人，依照我们普通人的常识，应该是医生掌握着病人的生死。

然而，如果医生而有士人的情结，病人却是专制的君主，那么，谁又会变成谁的命运的最终主宰呢？

我想，不要说“华佗无奈小虫何”，华佗当然也无奈曹操何，因为他自己的命运，实际上是被攥在曹操手心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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