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司法中的政党.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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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司法中的政党

中国司法中的政党

关于《中国司法中的政党》，是我们特意为大家整理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毛泽东[①]

　　一、问题的界定和意义

　　《耶鲁法学杂志》2005年春季号刊登了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弗兰克·阿帕汉（FrankUpham）的一个长达44页的书评，[②]评论我的《送法下乡》。

[③]在认真理解并给与了高度评价的同时，阿帕汉教授对他认为的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

批评主要有两点，一是“不加批评地接受了单线进化版的现代化理论”;[④]但“最大的问题”则是在书中“看不见政治和政治权力”，[⑤]仔细读来其实是批评我没有展示并辨析中国共产党对法院工作的干预和影响，法院在涉及党的或有党的背景的机构、人员的案件中具体行动，以及基层法院在社会冲突中的一般角色等等。

　　坦白地说，我的著作屡屡揭示了当代中国政治，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对司法的影响，包括党组织对某些案件的干预。

特别显著的是第一编，我分别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制度层面讨论了政治，包括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改革政策对司法制度的各类影响。

第一章“为什么送法下乡”，通过一个案例，把司法制度在中国基层社会延伸视为民族国家的权力向下延伸;第二章“法院行政管理制度”分析了法院内的行政管理和组织结构如何干预了司法的运作;第三章“审判委员会制度”则分析了这一制度的诸多功能，其中包括了各种政治的功能，防止腐败、统一法律适用、有限度地抵制包括地方党委在内的各种地方政治的不恰当的干预和影响，以及运用法院的社会关系在一定限度内克服因其他制度的缺失而带来的司法判决的执行难等等。

在其他各章，例如第七章有关一个通奸/强奸案的分析，第十章中有关“复转军人进法院”的分析，以及最后关于社会调查中的权力流变，也都有大量的有关司法与政治的分析。

我的这些分析肯定还不够全面、不够深入;我也没有事先征求阿帕汉教授或其他外国教授关心哪些“政治”问题，即使征求了，也不可能在一本书中满足他们的各种甚至可能是相互冲突的预期;此外，在西方学术语境中，“政治”这个范畴涵盖面太广，而主要面对中国读者，作者是有而且应当有特权的，有所不为，方能有所为，我的标准是，这些“政治”对于本书的基本命题是否重要、是否有学理的意义。

有鉴于这些考量和自身的学术能力，本书对政治问题的关注和分析未能达到阿帕汉教授的预期是必然的，但若是说此书中“看不见政治和政治权力”却至少是言过其实的。

　　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如何声称，其实每个比较清醒的写者写作时心中都会有一个明确的或未言明的预期读者群，并且这个读者群一定会制约他的写作和表达。

没有为了全民的写作，也没有完全私人的写作。

即使是最个体化、个性化的写作，只要作者还是打算让人看，这就是一个社会行动。

哪怕是足不出户，写作过程也始终是一个社会互动的过程。

只是当作者全力顾及他或她自己心目中的读者群时，有时就很难兼顾那些未注册的读者;他或她的写作一定会省略相当数量对于预期读者完全没有必要的背景知识。

这两个读者群有时也许会重叠;但更多时候两者之间文化背景跨度或差异很大，这时作者就会遇到学术交流上的“麻烦”。

这不是说未注册的读者就不可以质疑了。

完全可以，因为作品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只是这时对作品的批评已经与作者无关，而只与批评者自己有关。

鉴于《送法下乡》主要是针对中国读者的。

而阿帕汉是一位我未曾有幸谋面的美国法学院教授;他之前的研究领域————与该书相关的————主要是日本;他曾访问过中国数日，却不曾对中国社会有过第一手的研究;甚至，在书评中，他也没有提出任何其他有意义的同类经验研究，细致入微地展示中国基层司法制度运作中的“政治”，而更多是展开了他的合理想象和推论。

[⑥]显然，他与我的预期读者背景文化差距很大。

　　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对阿帕汉的批评做出某种程度的回应，主要理由不是阿帕汉教授对我的著作有任何新的洞察或对中国的法律研究有什么贡献，而是他的一些方法论错误在当代西方的诸多中国观察家中非常典型，并且在中国也很有影响;而这些错误暴露了一种深厚的意识形态偏见，这种偏见是西方的法律自治和法治理念的“道德权威性”的核心。

换言之，正是这样一些类似的错误对过去一些年来中国法学研究的影响促使我撰写了这篇论文。

　　是论文，而不只是对阿帕汉教授之批评的一个回应，因为本文是我对中国司法制度长期思考的一个问题的比较系统的表述，回应阿帕汉的书评不过是得以表达这一思考的一个契机。

我想真正回答的是当代中国（仍然是中国!

）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司法制度时经常遇到却常常不得不回避的一个真正困惑：

中国政治是否造成了当代中国司法的“异端”?

本文试图表明，中国政治确实塑造了中国司法，但中国司法并不是一个异端。

而正是这一点，才是推动我撰写此文的真正强劲动力。

　　二、区分有必要吗?

　　尽管阿帕汉批评我的著作“看不见政治和政治力量”;但他同时也承认，至少是隐含地，我在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分析了各种社会因素，包括政党、行政以及其他，对中国基层司法运行的影响。

从逻辑上看，这两个命题不能同时成立。

那么阿帕汉仅仅是思考不周延吗?

仔细阅读，我发现，阿帕汉真正批评的是，作者没有用专门且比较系统地分析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基层司法运作中的影响，特别是对司法的干预。

阿帕汉的这一批评确实不错。

但这一批评隐含着一系列前提假定。

第一，在中国当代社会中，有一种比较纯粹的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影响;第二，可以构建一种政党不影响或干预司法的标准状况，理想的或常规的;以及第三，研究者可以独立地考察和测度这种影响。

　　这三个假定都是不现实的。

第一个假定对理解当代中国司法最为基本，因此，我将在本节集中反驳了第一点。

而在下一节将集中讨论后两个假定。

　　在我看来，并且许多中外学者都已经或明或暗地正确指出的，1949年后中国，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支配力是无所不在的，渗透在社会的方方面面。

尽管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用过国民党政府当年经常使用的“党国”一词，但实际上继承了孙中山首倡并且国民党也一直追求的“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党放国上”的政治传统，[⑦]甚至，若是就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意识形态对国家机器和社会的影响而言，其程度远远超过了当年的国民党。

[⑧]

　　在国民党执政大陆时期，山西、新疆、云、贵、川等省都是由地方实力派人物实际掌控的，东北地区也曾一度为张作霖父子掌控;国民党从来就没有真正完全统一中国，而只有象征性的统一。

[⑨]在政党问题上，也基本如此。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不论当时的国民政府是否承认，共产党自1927年之后一直占据着相当的土地，并得到了相当数量的民众的支持;此外，也还有其他一些较小的政党。

第三，即使在国民政府之内，甚至国民党内部，也还有一批比较独立的并且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学者或技术官僚。

[⑩]第四，由于中国社会转型，国民党力量的社会控制力不足，传统的皇权与绅权的社会治理模式事实上还在一定程度上延续。

[11]因此，正如黄仁宇所判断的，在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的20多年间，仅仅建立了一个上层架构，[12]它其实没有，而且也无法将它的意志、政策贯彻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和社会的最底层，没有实现它所追求的改造社会的目标。

[13]

　　在司法上，国民党很早就开始强调司法要“党化”，之后也陆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4]也有证据表明国民党政府至少对某些案件有很强的直接控制力。

[15]但是，强调“党化”本身就表明国民党对司法的控制和影响还不是全面的。

由于这一现实，在某种意义上，也许还有可能将国民党的与其他政治的甚至政府的影响区分开来，尽管已经很难了。

　　在1949年之后的一段时期内，这种区分则几乎完全不可能了。

不可能不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微薄，而是太强了。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为一个政治、经济、文化高度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只是台湾当时为国民党政府控制;大陆地区已经不存在强有力的地方实力派，尽管还有某些地方势力。

第二，尽管存在着其他民主党派，但所有其他合法政党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即使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民主党派的政治活动空间扩大了，但依据现行中国宪法，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16]中国共产党通过包括各种正式————例如政治协商会议————和非正式的————同党外人士的不定期会议————制度听取并选择性地接纳其他党派的一些政策建言。

甚至许多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本人就是共产党人;目前至少————就我所知————民盟、九三学社、致公党和台盟的领导人同时也是共产党人。

第三，所有的社会精英，无论在政府内还是在大学、商界、主要的社团组织，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其中甚至包括了许多激烈的、被西方社会认为是持不同政见人士。

其他一些精英可能不是共产党员，也大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并且其中多数人可以说是坚定的共产党人。

[17]在这个意义上，尽管中国共产党一直宣称自身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或“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18]但即使在“三个代表”提出之前很久，它也一直强调自己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其追求代表的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19]因此在另一个意义上是一个“国民”党。

它的政治纲领，尽管有过各种“左”或“右”的错误，其中也包括“***”这样的严重错误，但一般说来，大致获得了当时社会诸多或主要政治力量的支持。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以及它的严密组织结构，它在社会各个层面和方面的影响可以说无所不在。

在当代中国，它决定着中国社会、政府的方向。

你看不出有什么独立在国家政治之外的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也不存在不受共产党影响的独立的政府政策，甚至不存在其他真正有影响力的、西方学者常常虚构出来的军方政策。

在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共产党不仅是领导当代中国各方面事业的核心力量，而且是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力量的一个组织、动员、整合和表达机制。

在当代中国，几乎所有的政治力量或者是被整合了，或者————在“***”时期的“地、富、反、坏、右”————就是得不到政治表达的。

但是，随着近20多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随着“三个代表”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中国共产党越来越追求成为一个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执政党，日益强调其执政能力。

[21]

　　因此，在中国党、政官员的身份区别其实并不那么重要。

例如，在中国各行政层级，所有的行政首长都不但是中共党员，而且往往是本行政层级党委的第二领导。

各行政层级的行政副职中一般都只有一位非中共党员的副职。

党的干部与行政干部都可以互相转任。

许多省长往往会担任省委书记，许多省委书记也往往担任过省长或其他行政职务。

这种格局是从中央到基层普遍分享的。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今天，都很少有专管或只管过党务的干部能够进入各层级政治决策的核心和高层。

　　在广义的政府各个分支，在狭义政府的诸多职能部门，情况也大致如此。

例如各级人大的主任、政协主席，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的首长往往也是本单位的中共党组书记。

无论是在历史上和今天，都只有少数职能部门的党组书记是由行政副职担任的。

[22]

　　行使司法权的部门也几乎没有例外。

1949年后的历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除了第一任最高法院院长是民主党派人士沈钧儒外，其他人均曾在中国共产党内以及政府机关担任过各种高级职务，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任职后，他们一般也同时担任本单位的党组书记。

这种状况持续至今。

当然，如今，各级法院、检察院内一般都有一位民主党派人士（有些也仍然可能同时是中共党员）担任副职，但这些人士往往是由同级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选任的，至少是中国共产党可以信任的;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上，他/她们往往会参加本级法院或检察院的中共党组扩大会议。

　　在这种体制下，当我们考察司法制度及其运作之际，不仅难以区分什么是社会的干预、行政的干预或党的干预，最重要的是没有必要做这种区分。

若硬要做这种区分，那实际上就是按照西方政制模式在对中国司法制度进行“削足适履”，是一种“刻舟求剑”的做法。

这样的“研究”，不仅没有意义，相反可能会混淆或模糊中国司法中真正存在的问题，并可能导致错误的解决方案。

请记住奥卡姆的剃刀。

在我看来，在研究中国基层司法制度之际，更重要的是具体地发现、考察和研究无论是来自何方的对司法的影响及其实际利弊，以及法院、检察院为了更好履行其司法职能应如何予以制度的调整和完善。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在当代中国共产党是自上而下地制度化存在着，并且由于中国现代的社会革命，因此确有不少党的建制乃至党的领导人直接间接地影响或干预有时甚至是操纵了司法。

对于这种干预，首先不能，也不应简单将之都视为不正当的影响和干预。

无疑，中国现代社会变革中中国共产党曾经对司法有各种错误的影响和干预，中国共产党的政策错误曾导致了一些灾难性后果;但即使是在激烈的“***”时期，也有不少党的组织或党的领导人通过各种渠道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防止了、减弱了各种社会革命和运动中的激烈和偏颇，包括在司法上的。

尽管如今国内外有许多人更多把当代中国社会的问题都归结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但若是放开来看，很难设想，若是没有近代的中国革命，中国目前的社会和司法状况就一定会比现状更好一些?

!

我不打算就此展开讨论，因为这不仅涉及到如何看到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的必要性和正当性的问题，只能“道不同不相为谋”，而且从方法论上看，这还涉及到一个反事实假设的问题。

这只能留待后人评说。

但是，只要认为近代中国革命从总体上看不可避免，并且对中国从总体说来是一个改善（我就是这么认为的，并且将在后面对此有所辩论）那么，就只能从总体上接受中国共产党对现代中国司法的塑造。

有许多时候，我们无法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

　　但我并不打算用这种总体判断来遮蔽对一些更为具体的党对司法之影响和干预的分析讨论。

在今天，尽管中国共产党已经接受了“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司法独立也写进了宪法，仍然存在着党组织或个人对司法的各种影响和干预。

但是第一，尽管有些干预者是党员领导干部，甚至可能打着地方党组织的旗号，但并不意味着此人的干预就代表了党的或其所在党组织的干预。

相反，这些干预常常是违背党的方针政策，违反党的纪律的。

一位担任县委书记的人若出面干预某个案件的处理，有可能是完全出于他/她本人的私利，因此是违法的;或是为了地方利益，因此是不恰当的。

对于这类干预，法院或检察院从法律上和党纪上都有理由，而且可以拒绝这种干预。

事实上，在一些案件中，也确实有法院或检察院抵制过这样的干预，尽管未必总是成功。

[23]第二，有许多案件看起来似乎党以某种方式干预了，例如，对某些社会热点问题处理做了批示;但其实完全有可能即使没有党的这一批示，相关司法部门也会依据法律获得大致相同的结果。

这时，某些看似党的干预，往往只是党的一种必要政治策略，只是为了回应民众的呼声，以增强自己的合法性和代表性;抽象地看，这种干预其实是在履行政党在当代中国社会的特殊政治整合和表达功能。

　　无法区分党的干预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来自行政部门的干预其实仍然可能直接或间接来自党的决定或党的政策规定。

为了吸引外商投资，一些地方党委和地方政府或政府部门既有可能直接指示法院在处理某案件上照顾某个外商，也有可能通过各地地方人大或主管部门制定一般性的地方法规或政策规定来要求法院围绕中共中央或各级党委的中心工作来予以落实。

这些干预，无论形式如何，其实都渗透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或地方党委的政治判断和决策。

并不能因为这些“干预”是来自政府甚至“人大”，就不再是来自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