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老中医周仲瑛临床经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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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老中医周仲瑛临床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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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仲瑛
学验俱丰的内科急难症大家周仲瑛
过伟峰 周 宁 整理
编者按 周仲瑛教授出身于中医世家，幼承庭训，并经上海中国医学
院的系统学习，中医药学理论功底十分深厚。
数十年来，在中医药医
疗、教学、科研战线上辛勤耕耘，成就卓著，是享誉国内外的著名中医
学家。
他在中医内科，尤其是在疑难急症和心肺疾病方面进行了长期
的潜心研究，具有深厚的造诣。
他在临床实践基础上坚持从事心、肺、
肝、肾等多系统病种的科研工作，近１０余年来，曾主持２２项国家级、
部级、省级中医药课题的研究，获得丰硕成果，受到多次奖励。
他创研
新药１６种，用于所治内科急难症，明显提高了临床疗效，取得显著的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中医药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本文比
较全面地介绍了周氏学术思想的精华，既继承了前人的理论成就，又反映出经过自己的钻研思
考，从而发展创新中医传统理论所取得的独到的新成果。
“学术精华”中介绍的“审证求机论”
等六“论”，每“论”均独立成篇，对所讨论的问题，密切结合临床实际，分析鞭辟入里，论证逻辑
严密，言简意赅。
“临证特色”具体介绍了周氏对多种疾病的治疗经验，理论与临床密切结合，
条分缕析，处处反映出他临证时匠心独运，疗效独特。
所选名案四则及医论医话八篇均言之有
据、言之成理。
经验方共五首，均为周氏数十年经验总结而成，临床屡试不爽。
总之，细读本
文，我们不仅能学到很多具体的经验和知识，更会受到周氏治学态度和方法的深刻启迪。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邓小平
周仲瑛，男，１９２８年生，汉族，江苏如东县人。
家世业医，幼承庭训，随父周筱斋教授学习
中医，曾就读于上海中国医学院（中医师进修班），１９４７年毕业后，悬壶桑梓。
１９５５年入南京中
医进修学校（南京中医学院前身）进修，次年毕业，留附属医院工作，历任住院医师、主治医师、
讲师、副教授、副主任医师、内科教研室主任、副院长等职。
１９８３年～１９９１年任南京中医学院
（现南京中医药大学）院长、兼任中医系主任。
现任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省级中医内科
急难症重点学科带头人，曾任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周仲瑛教授为全国著名中医药专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中医）成员，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中医药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委科技委医药卫生学科组组员，中国中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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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常务理事，卫生部药品审评委员会委员，国家中药品种保护委员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医杂志》编委及特约编审，江苏省教委学位委员会委员，江苏省中医学
会副会长暨急症研究会主任，江苏省药品审评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高校职称评审委员会委
员，江苏省科委科技进步奖评审委员会委员，江苏省中医药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苏
中医》编委会常委等，是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１９９０年荣获全国高等学校先进科技工
作者称号，１９９１年获全国优秀研究生教师称号，１９９３年省教委评为优秀学科带头人。
天津中
医学院、新加坡中医学院、美国波士顿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多次被国外选入《世界名人录》。
周氏长期从事中医内科医疗、教学、科研工作，尤其在疑难急症和心肺疾病方面有深厚的
研究和造诣。
在临床实践基础上，坚持科研工作，以应用研究为主，后从事心、肺、肝、肾等多
系统病种的临床研究。
近１０余年来主持国家级、部级、省级课题２２项，其中国家级课题４项、
部级课题４项。
目前已完成１４项，获省级以上奖８项，如“中医药治疗流行性出血热的临床和
实验研究”１９８８年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医药治疗病毒性高热的临
床和实验研究”１９９４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
共创研新药１６种，用于所治急难症，明显
提高了疗效，部分成果已转向新药研制，转让给药厂４种，取得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在科研工作中以中医理论为指导，临床实践为依据，在大量临床实践经验中找出病证的病
理特点、诊治规律，进行辨证立法，制方选药，作为课题研究设计的基础。
认为辨证和辨病相结
合不仅是提高疗效的关键，还是中医科研必须重视的思路和方法。
在学术上不偏执一家之说，
善于综合应用各家之长，从应用中求发展，通过实践提出新的论点和治法。
如认为流行性出血
热主要表现为卫气营血的传变经过，并见三焦、六经形证，因此他既综合温病、伤寒等各家学
说，针对出血热各个病期的病理特点，制订相应的治法和方药，并通过实践提出其“病理中心在
气营”的新论点。
创研具有清气凉营作用的新药，使疗效得到显著的提高；对某些感染性高热
重症有卫气营血传变者，主张到气就可气营两清，阻断病情发展，邪热入里者应早予通利，从而
明显提高了病毒性高热重症的疗效；对厥脱证（休克）的研究提出“气滞血瘀、正虚欲脱”为其基
本病理特点，从而首创气血同治，行气活血与扶正固脱合法，其创制的辨证系列注射剂，已列为
国家新药开发项目；对急性肾功能衰竭的研究提出“三毒”（热毒、血毒、水毒）学说，认为“瘀热
水结、阴津耗伤”是其病机、病证特点，确立泻下通瘀、滋阴生津治法，研制成泻下通瘀合剂，疗
效明显高于西药对照组。
在科研中重视应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较为系统的实验研究，阐明其
理论实质及药物的作用机理，从而对中医理论有所创新和发展，也有助于提高中医药学术水平
和临床应急能力。
周氏从事临床医疗工作４８年，理论、经验两臻丰富。
临证对许多重危患者及疑难病证的
治疗，常能取得显著的疗效，故声名远播，饮誉海内外。
对许多传统中医理论的应用，也有进一
步的创新和发展。
能熟练应用中医理论指导实践，发挥辨证论治体系的优势，提出“审证求机
论”、“病理因素———第二病因说”。
认为辨证应首重病机，病机为理论联系实际的纽带、通往论
治的桥梁，病机词汇则是表达所得印象的理论核心，既有高度的概括性，又是进一步演绎分析
的基础。
若证候交叉复合，病机错杂多端者，则采用不同词汇组合表达，并体现其内在因果联
系。
辨证既求规范，使理、法、方、药相互对应，又能知常达变，从理论上扩大思路，多途径寻求
治法。
重视复合立法、复合组方，但繁而不杂，如苦辛通降治胃痞、酸甘复法养胃阴等。
既讲究
虚实补泻、标本缓急，又重视其相互联系。
如治疗肿瘤，既重视对瘤体本身的治疗，即杀灭或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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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肿瘤细胞，又加强对整体正气的扶助；既注意肿瘤在发病机理上的共性，又寻求不同部位肿
瘤的特殊性而采用特异性治疗措施；既遵循辨证论治原则，总结中医防治肿瘤的基本规律，制
定诊治常规，又重视辨病治疗，制定有效专方专药，提高疗效。
用方善于变通，精于识辨类方的
异同，选药从同类药的共性中寻求个性，讲究配伍关系。
治病特别重视气血，强调痰瘀。
如对
高血压病、厥脱（休克）的研究，强调从气血立论，从调血和血立法；对出血热、乙型肝炎的治疗
常从瘀热着眼，并首创“瘀热型血证”这一特殊证型，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对高脂血证、动脉粥
样硬化、类风湿性关节炎则以痰瘀痹阻作为论治依据。
对慢性脾胃疾病，则认为病理上每易虚
实相兼、寒热错杂，常以温清通补复合应用。
周氏很重视学科建设，对学科体系的发展和创新，发挥了先导作用，创建了内科学总论、辨
证施治纲要，确立以脏腑为辨证的核心、内科疾病系统分类的基础，为临床专业化的发展开辟
了途径。
特别是为拓宽学科领域和内涵，开辟疑难病证的研究，创建新兴的中医内科急症学做
了大量的开拓奠基工作。
先后编写内科教材、教参等著作２２种，其中主编、副主编１３本，如
《中医内科学》的全国统编、函授教材，《中医学概论》（修订本）等均有较大的影响，公开发表学
术论文９０余篇。
曾５次出国讲学，足迹遍及日本、英国、意大利等国家，深受学员好评，为中医
走向世界，加强传统文化的国际交流作出了贡献。
学术精华
一、审证求机论
治病求本是临床医学的最高境界，求本不是针对表象，缓解痛苦，而是针对病因、病机，予
以根除。
求因论治是中、西医诊治疾病的常识，而在中医学这一独特理论体系中，则有更深的
含义，确切地说，是审证求“机”，辨证论治。
抓住了病机，就抓住了病变实质，治疗也有了更强
的针对性，“求机”的过程，就是辨证的过程，如何求机，周氏认为必须从临床实际出发，通过对
临床现象的分析，总结、推理，判断病理本质。
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经验和体会。
（一）求发病原因
所谓发病原因，就是破坏人体生理动态平衡，导致疾病发生的各种原因和条件，它包括六
淫、疫疠、七情、饮食、劳倦等。
中医病因学的最大特点是辨证求因，即不仅用直接观察的方法
来认识病因，更重要的是以疾病的临床表现为依据，通过分析疾病的症状、体征来推求病因，为
治疗用药提供依据。
因而中医学的病因，实际上寓有病机的含义。
如六淫致病学，传统理论一般将六淫病邪归属于外因，认为是自然界的六种非时之气。
周
氏则强调，对六淫的认识不能单纯看作是外界不正之气，而应从病机上着眼，理解为各种外因
和内因作用于人体后产生的一种病理反应，即“内生六淫”。
从而把病因和病机、个体差异、地
域时限等统一起来，这对认识六淫发病的特点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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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同一疾病，同一致病微生物，可能由于年龄、气候、季节、地域、个体之差，而表现为性
质迥然不同的六淫邪气。
如同是流行性出血热，江苏地区多为阳热亢盛的温热性证候，而江西
地区则常见湿热性证候，东北地区气候寒冷凛冽，则多呈伤寒型表现。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
于个体差异，机体对六淫病邪的反应性各不相同，从而表现为不同的病理属性。
凡属青壮年，
阳气旺盛，六淫易从热化，一般均见阳热亢盛表现；而年老体衰，特别是素体阳虚之体，多表现
为少阴病候，乃寒疫直中，不从热化使然。
由于内生六淫是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病理属性，因而可以应用取类比象的
方法，确定病理属性的六淫类别，以指导某些内伤杂病的治疗。
例如对中风病因的认识，历经
了由外风到内风的过程，但否定了外风所致的中风，并不等于治外风药不可用以治疗中风。
临
床上治疗中风有偏瘫、震颤等肢体经络见症者，常用防风、秦艽、全蝎、僵蚕、地龙等治外风药，
每获良效。
又如治内伤头痛，常配合运用藁本、蔓荆子等治外风药，也有意想不到的效果，这表
明外风、内风俱属疾病的病理反应，其病机实质是一致的。
（二）求病理因素
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由于脏腑功能失调，而变生的病邪，进一步作用于人体，成为影响疾病
发展的重要中间环节，谓之病理因素，现代称之为“第二病因”，以区别于导致疾病发生的“第一
病因”。
病理因素大致包括痰、浊、水饮、湿、瘀、火、毒等，其产生及致病均有一定的规律可循，
临床当灵活审察病理因素的来龙去脉，即从何而生，有何发展趋势，有何危害，如何防治，这对
认识疾病的性质，抓住主要矛盾，阻断和控制病情的发展有重要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审证求机的核心即是求其病理因素。
因为许多疾病发生以后，在众多
的证候群中，往往已找不到“第一病因”的依据，疾病的病机实质由病理因素所决定。
如风温肺
热，初起如表现为恶寒、发热、无汗、脉浮紧，审证求因，是感受风寒病邪。
但由于病邪易于化热
的特点，以及体质因素，如素体阳气偏亢，用药不当，过于辛热发散等原因，使风寒之邪迅即热
化，导致肺热内盛，肺气不利，津凝成痰，痰热阻肺，而表现为以咳嗽、胸痛，咯吐黄浓痰为主症，
此时已突出了“痰热”的特性，第一病因“风寒”虽说是转化成为“痰热”的条件，但实际上可以理
解为风温肺热病以“痰热”为其主要病理因素。
另一方面，临床上如特定病因的证据不足，也可
依据病位、病理因素的发病特点，进行推理定性。
水、饮、湿、痰、浊同属阴类，互相派生。
水邪
流动，易于泛溢肌肤而为水肿；饮留于内，多在脏腑组织之间，如悬饮、支饮；湿邪粘滞，常病在
脘腹下肢；痰则随气上下，无处不到；浊邪氤氲，常犯脑腑清窍。
瘀血则易闭阻经隧脉络，影响
肢体功能。
风则走窜，动摇不定。
毒之为病，不论外感还是内生之毒，每有起病急，病情重，痼
结难愈，后果严重的特点。
临床上病理因素很少孤立存在，而多错杂为病。
如胃脘痛常见湿（痰）热互结；毒邪多与它
邪兼夹，如火毒、瘀毒、水毒、湿毒等，如慢性乙型肝炎常因湿热瘀毒交结为患，而流行性出血热
少尿期则常见热毒、瘀毒、水毒三毒错杂并见。
因此，必须注意抓住主要矛盾方面，如痰瘀相兼
者，应分析是因痰致瘀，还是因瘀停痰，探求其形成原因，权衡其孰轻孰重，以明确治痰治瘀的
缓急、主次，或是通过间接地调整脏腑功能，如运脾化湿，绝其生痰之源，通过治痰之本、治瘀之
因而消除病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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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求脏腑病机
临床在确定病理因素后，当进而分析病理变化，从气血病机和脏腑病机联系考虑。
气血病
机之虚证较为单纯，无非气虚、血虚或气血两虚；实证多为气滞气逆，导致血郁血瘀，升降出入
乱其常道，影响脏腑功能活动。
同为气滞，治法有疏泄、柔养、辛通的不同；同为气逆，治法有潜
镇、泄降、酸收、甘缓诸法，须分清原委，选择应用。
脏腑病机是辨证的核心，必须熟练掌握，准确运用。
尤其应该弄清常用脏腑病机的基本概
念和类证鉴别。
如肾病病机中的肾气不固与肾不纳气，肾阳不振与肾虚水泛，肾阴亏虚与肾精
不足、水亏火旺或相火偏旺等概念的鉴别，弄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及转化规律，治疗也就有了更
强的针对性。
认识脏腑病机一般应从脏腑的生理功能和特性入手，结合脏腑相关理论。
如肺主呼吸，肃
肺勿忘宣肺；心主血脉，养心还当行血；脾主运化，补脾宜加运化；肝喜柔，体阴而用阳，清肝勿
忘柔养；肾司封藏而主水，有补还要有泄。
具体而言，治肺宜宣肃结合，如治疗呼吸系统感染，
一般好用清肺肃降化痰药，但若结合宣畅肺气以开壅塞，用麻黄、杏仁等宣肺药配石膏、黄芩、
桑白皮、葶苈子等肃肺清热之品，其效常优于徒事清化。
又如治疗脾胃气虚之消化系统疾病，
在使用党参、黄芪、白术等甘温益气药同时，配伍陈皮、砂仁等运化之品，则补而不壅。
心主血，赖心气以推动，以通为贵，故心病多因气、血、阴、阳亏虚，导致气滞、血瘀、停痰、留
饮、生火诸变，既可诸虚互见，也可诸实并呈，且每见本虚标实错杂。
治应通补兼施，补中寓泻；
或以通为补，以冀心宁神安，如益气活血化瘀、滋阴降火、温阳化饮、行气化痰等。
由于心为五
脏六腑之大主，故尤应从内脏整体相关全面考虑。
偏实者重在心肝、心肺，如心肝郁火，心肺痰
瘀闭阻；偏虚者重在心脾、心肾，如心脾气血两虚，心肾阳虚等，均为常见。
肝为刚脏，主疏泄，体阴而用阳，治疗宜疏泄、柔养并举。
如治肝郁气滞之胁痛，每以醋柴
胡、制香附等疏利药与白芍、杞子等柔肝药合用。
一般而言，肝气郁结，气机不利者以胁肋胀
满、疼痛、情怀抑郁为主，治宜疏利；肝气横逆，上冒头窍或旁走四肢者，宜结合柔养或敛肝。
传
统的“肝无补法”乃指温补而言，这是因为肝为刚脏，甘温补气易于助火。
而对真正的寒凝肝
脉，或肝脏阳气虚衰者，则又宜温肝散寒，或温养肝肾，或温肝暖胃。
临证若见慢性肝炎、胆囊
炎、胆结石患者，表现为肝区冷痛、喜暖喜按，面部晦黯，腰酸腿软，舌质淡胖，脉细者，应大胆应
用温肝之品，如肉桂、细辛、吴茱萸、仙灵脾、苁蓉等，每获良效。
传统所言“肾无泻法”，是针对肾为先天之本，肾藏精，为水火之宅，寓元阴元阳而言。
但肾
又主水，肾病既可表现为本虚，也可能由于水液代谢失常而致水潴、湿停、热郁、瘀阻，并常因虚
致实，而为本虚标实，甚至在疾病的某一阶段表现为肾实证。
因此，治肾既强调补，还要重视
泻，并须根据邪实的特征，辨证分别应用清湿热、利水邪、泻相火、祛瘀血等泻肾法，或和补肾法
配合使用。
同时还当注意水湿、湿浊、湿热、瘀血之间的相互影响及转化为患。
（四）知常达变
审证求机，是中医辨证的基本要求，而在审证求机中做到知常达变，则是临床辨证的更高
境界。
要获得良好的疗效，就必须知常达变，通过深化理论，准确理解应用，才能开拓思路，启
发思维。
公式化的、封闭的思维模式是难以体现辨证论治的灵活性的，也是难以取得良好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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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中医证候规范化，是中医自身发展及中医走向现代化的客观需要，但应充分考虑到中医理
论实践性强，中医辨证灵活性大的特点，在临床实际中不断总结、充实和完善，切忌生搬硬套。
如《伤寒论》中柴胡证条有“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的论述，提出我们在临证中有时必须抓住
个别有代表性的主症，如症状、体征、舌苔、脉象等来确定疾病的性质，这便是知常，也是诊病所
必须要有的法，这个法就是中医的基本理论和治病的法规。
在临床具体运用时，除遵法以外，有时更需要的是“圆机活法”，常中求变，这样才能真正掌
握中医辨证学的实质和灵魂。
因此，临床上求变比知常更为重要，它要求我们善于从疾病的多
变中考虑问题。
首先，证候、病机有一定的自身发生发展规律，这是常中有变，如慢性肝炎的
湿热瘀毒证，可在发展过程中转化为肝脾两虚，进而肝肾亏虚；又如休克的热厥气脱证，可以转
化为气阴耗脱，进而阳气暴脱。
其次，是变中有常，如对出血病人，用祛瘀止血法治疗是变中之
常，而用祛瘀破血止血法，则是变中之变。
了解了这些变证变治，有助于多途径寻求治法。
二、辨证五性论
辨证就是辨析、识别证候，是中医学独特的诊病方法，是在全面而有重点的搜集四诊素材
的基础上，运用中医理论，进行分析、推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综合判断，而得出的
证候诊断。
辨证的内容，周氏认为应包括辨病因、病位、病理因素（第二病因）、脏腑病机、八纲
属性、标本缓急、证（病）势转归和预后等。
他对辨证与辨病的关系以及如何掌握证的特异性方
面具有独到的见解。
（一）辨证与辨病
辨证和辨病是两种不同的认识疾病的方法和过程，辨病也揭示疾病的根本矛盾，有利于认
识病的特异性，掌握病变发生发展的特殊规律。
辨证揭示疾病阶段性的主要矛盾，把握疾病的
重点的关键，加强治疗的针对性。
如中医辨证同属阴虚火旺证，治疗原则为滋阴降火，但在不
同的病，各有其特殊性，选方用药也有差异。
如见于肺痨，用秦艽鳖甲散；见于失眠，用黄连阿
胶汤；见于遗精，用知柏地黄丸；见于心悸，用天王补心丹；见于汗证，用当归六黄汤；见于郁证，
用滋水清肝饮。
此外，辨病还有助于治疗没有症状的疾病，能对所谓的“潜证”，从病的基本辨治原则采取
对应措施，避免了辨证的局限性。
同时对辨病不能单纯理解成辨西医的病。
中医的病名内容很多，有些至今仍有特殊意义。
如中风病，表明它有肝阳亢盛，阳极生风，入中脏腑，外客肢体经络的病理变化，为使用熄风潜
阳、祛风和络法提供了依据。
对现代医学病名的认识，则必须以临床表现和病机为依据，切忌
“对号入座”。
如西医的“糖尿病”若患者无“三多一少”的临床表现，则不等于中医的“消渴”。
而中医的消渴，也绝不仅含糖尿病。
又如本属风寒咳嗽，因西医诊断为肺炎而用麻杏石甘汤加
黄芩、鱼腥草等苦寒清热药，无疑为方证不符。
（二）证的五性
由于任何一个病证虽有其基本规律，但可因体质、年龄、性别、发病季节、地域、病的先后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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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等表现一定的差异。
同时病与病之间可以错杂并见，新病与宿疾亦可重叠，从而形成了证的
复杂性和特异性。
因此，在辨证的具体应用时，周氏特别强调灵活掌握。
具体而言，即是抓住
证的“五性”。
１证的特异性：
证的特异性是指证候的独特主症和特异性体征，即“但见一证便是，不必
悉具”之谓，这对临床辨证有重要的意义。
如见五更泄泻或下利清谷，结合有关兼证可辨为肾
阳不振。
证与证都是互有区别的，每一个证的概念有其特殊的内涵。
但从组成证的各种症状
和体征看，并非均带有特异性，其中不少表现既可出现在本证，也可出现在它证。
如外感“少阳
证”，须具备“口苦、咽干、目眩、往来寒热、胸胁苦满……脉弦细”等症状，其中“往来寒热”为证
的特异性，其特异性价值明显高于其他，临床即使有口苦、咽干、目眩、脉弦等多数症状亦不能
轻易断为少阳证。
在抓证候特异性的同时，还要排除相反的有矛盾的症状和体征，除去对辨证
无决定意义的兼症。
就特异性症状、体征而言，其特异程度也有高低之分，数量有多寡之别。
临床实际所得之“证”也就存在特异性程度的差别。
如“痰热蕴肺证”，痰黄稠为特异性表现，如
系患者主诉兼医者望诊所得，只此一端，即基本可构成本证，其它“咳嗽、气粗、苔黄腻、脉滑数”
等症若单一出现则不能轻断属该证。
周氏曾治一例肝癌患者，肝脏肿大，腹水明显、肝功异常，
诸症纷呈，但仅抓住舌质光红无苔、口干少津这一特异现象，重用养阴的生地、天冬、麦冬、鳖甲
等甘寒、咸寒药，伍以清热解毒、凉血化瘀之品，水消胀缓。
据证化裁，前后服药两年，肝功正
常，至今仍然健在。
而对于特异性程度较低的证，则不能轻许，治疗也不可孟浪。
２可变性：
在疾病发展过程中，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变化的，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一证可以转化或传变为另一证。
证具有时相性，但相比而言，较西医诊断的时相概念要强得
多，在急性病中，甚者旦夕可变。
如流行性出血热在发病初期一、二天内即可由卫气同病转化
为气营两燔甚至营血分证。
即令慢性病，随着患者的体质内环境、治疗等外在条件的不同，也
常错综演化。
周氏认为，掌握证势、病势，对证的可变性是可以预见的。
所谓“证势”，即指一种
证向另一种证或若干种证转化的一般趋势。
如肝气郁结可化火、生痰，故气郁证每多转化为气
火证、痰气郁结证等；痰湿蕴肺型的慢性年老咳嗽患者，久咳可致脾肺两伤，甚则病延及肾，阳
气渐衰，津液失于输布，痰湿转从寒化，表现为“寒饮伏肺”的痰饮。
在外感热病中，卫分证可向
气分证传变，气分证又可向营分证、血分证传变等等。
因此，必须把握跨界性证，如卫气同病、
阴损及阳等。
由于“证势”在很多情况下尚不足以把握疾病转化，必须兼顾“病势”。
所谓“病势”，是“证
势”的特殊规律，即指某些疾病，证的转化有自己的特殊趋势。
如痹证，日久可致气血不足，肝
肾亏虚；或津凝为痰、络脉痹阻，以致痰瘀交阻于骨节之间，导致骨节畸形肿痛，屈伸不利。
又
如肺阴不足证，在肺痨病往往出现在初期，而在风温病则多见于恢复期。
结合现代医学辨病知
识而论，同样是温病，如是乙脑，每从“气分证”转变为“热陷心营”证，“血分证”较少见；若系“流
行性出血热”，则“气分证”每易转变至血分，而“热陷心营证”并不常见，故治疗流行性出血热，
抓住气营两燔的特点，治用清气凉营解毒法，常可获得显著疗效。
３交叉性：
即互相有联系的两种以上证候交叉并见。
内科疑难杂病证情复杂，一般均表
现有证的交叉，如内伤脾胃病之中虚湿阻与肝木乘克多互为因素。
证的交叉形式多样，从八纲
辨证而言，如气血两亏、寒热互结、表里同病、阴损及阳；在脏腑病位方面，如肺肾阴虚、肺脾气
虚、心肾阳虚、肝肾阴虚等；在病理因素方面，如气滞血瘀、湿热内蕴、痰瘀交阻等。
其辨析要点
第四卷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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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方面，即从症状上认清主次，从病机上把握因果关系，以确定证与证之间的轻重缓急，明
确治疗的先后主次。
如气血两亏，若源于气虚不能生血，症状上又突出身倦乏力、少气懒言，汗
出较多，则以气虚为主，治疗也重在益气，令气旺生血。
对某些夹杂性证候，还可以脏腑的资生
关系来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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