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新政与同盟会16字政纲的论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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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新政与同盟会16字政纲的论文
晚清“新政”与同盟会“16字政纲”的论文
一、晚清新政的政策与措施
清王朝是以革新的姿态跨入20世纪的。
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慈禧太后率光绪皇帝等仓皇出逃。
1900年8月20日，皇帝下诏罪己，1901年1月29日，在西安发布上谕，宣布变法革新。
这篇上谕指明变法革新的三点基本精神：
第一，变法革新的目标是“富强”。
它说：
“近数十年积弊相仍，因循粉饰，以致酿成大衅。
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致富强。
”第二，变法革新的方针是“取外国之长，去中国之短”；“严祛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
”第三，革新的内容包括“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等方面。
这是一种全面的改革。
这篇上谕意味着晚清新政改革的开始。
据对宫廷内幕颇多了解的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中记载：
“孝钦内慚，始特诏天下议改革。
”这次变法革新的发动者当系慈禧太后。
光绪皇帝处于软禁状态，无权过问政治。
响应慈禧关于各大臣条陈改革方案的号召，刘坤一、张之洞首先奏陈江楚会奏三折。
1901年10月2日上谕：
“刘坤一、张之洞会奏整顿中法以行西法各条，其中可行者即著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
各省疆吏亦应一律通筹，切实举行。
”[1]（p4771）
到1905年以前，除改革官制，包括设立督办政务处专司改革工作，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等以外，革新的主要内容是发展新式教育与近代工商业。
先说发展新式教育方面的情况。
1902年1月10日，清廷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责成经理”京师大学堂。
[2]（p4818）2月13日张百熙奏陈京师大学堂规划五款，称：
“五款以豫定办法一条为总立大纲，以购买书籍仪器附设译局二条为讲求实用，以增建学舍一条为全拓规模，而尤以宽筹经费一条为诸事根源。
均乞恩准施行。
”奏入上谕：
“著即认真举办，切实奉行。
朝廷于此事垂意至殷。
”[2]（pp4818-4823）与整顿京师大学堂同时，清廷又令各省开办学堂。
各省态度多不积极，1902年3月11日下令催促，上谕内称：
“该督抚等身膺重寄，目击时艰，当知变法求才实为当今急务，其各懔遵迭次谕旨，妥速筹画，实力奉行，……如再有观望迁延，敷衍塞责，咎有攸归，不能为该督抚等宽（恕）也。
”[2]（p4833）
值得一提的是宗室及旗人官学也一律改设学堂。
1902年2月19日，从翰林院侍读宝熙奏，上谕：
“将宗室觉罗、八旗等官学改设小学堂、中学堂，均归入大学堂办理，庶几扫除积弊，造就通才。
”[2]（pp4825-4827）
1904年1月13日，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奏呈初等小学堂章程、高等小学堂章程、中等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大学堂章程附通儒院章程、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初级师范学堂章程、优级师范学堂章程、任用教员章程、译学馆即方言学堂章程课目、新进士馆（新进士概入学堂肄业）章程、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实业教员讲习所章程、实业学堂通则、各学堂管理通则、学务纲要以及学堂毕业、考试升级、入学考试专章。
上谕：
“著即次第推行。
”[2]（p5125-5129）
新式学堂举办以后，它与旧式科举制度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
1902年12月1日上谕：
“自明年会试为始，凡一甲之授职修撰编修，二三甲之改庶吉士用部属中书者，皆令入京师大学堂分门肄业。
其在堂肄业之一甲进士庶吉士，必须领有卒业文凭始准送翰林院散馆，并将堂课分数，于引见排单内注明，以备酌量录用。
”[2]（p4960）
这个措施并不能理顺两者的关系。
1903年3月13日，袁世凯在奏疏中提出“按年递减”科举取中之名额，“务期科举以渐而尽废，学校栉比而林立”。
奏入，“得旨，政务处会同礼部妥议具奏。
”[2]（pp4998-5000）1904年1月13日，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又联名上奏称：
臣等共同商酌，……吁恳天恩，明降谕旨，布告天下，将科举旧章量为变通，以下届丙午（1906年）科起，每科递减中额三分之一，暂行试办。
……至第三届壬子（1912年）科应减尽时，尚有十年，计其时京外各省开办学堂已过十年以外，人才应已辈出。
奏入，上谕：
“著自丙午科为始，将乡会试中额及各省学额按照所陈逐科递减，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有成效，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
以后均归学堂考取，届时候旨遵行。
”[2]（p5128）
1905年9月20日，从袁世凯、张之洞等奏，上谕：
“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
”[2]（p5392）长达1000多年的科举进士制度结束了。
在办理京师大学堂过程中，派遣出洋留学生的工作也得到推广。
1903年12月21日张百熙奏：
计自开学以来，将及一载。
臣等随时体察，益觉资遣学生出洋之举，万不可缓。
诚以教育初基，必从培养教员入手，而大学堂教习尤当储之于早，以资任用。
……臣等忝膺学务，夙夜焦思，……亟应多派学生分东西洋各国学习专门，以备将来学成回国，可充大学教习，庶几中国办理学堂尚有不待借材，操纵自如之一日。
奏入，“上谕军机大臣等，本日张百熙等奏，选派学生前赴东西洋各国游学一折，师范学生最关紧要，著管学大臣择其心术纯正、学问优长者详细考察，分班派往游学，馀依议。
”[2]（p5113）
再说发展近代工商业方面的情况。
清廷逐渐认识到提倡工商业的重要性。
为扶植工商业，设立商部、制订商律提到了议事日程。
1903年4月22日上谕：
“兹据政务处议复，载振奏请设商部，业经降旨允准。
兹著派载振、袁世凯、伍廷芳先订商律，作为则例，俟商律编成奏定后即行特简大员开办商部。
”[2]（p5013）1903年9月7日，上谕正式设立商部，任命载振为商部尚书。
[2]（p5063）
1903年10月20日，从商部请，颁布“保商”上谕，内称：
中国自互市以来，商务日盛，现在设立商部，正宜极力整顿，相互维持。
惟中国商民，平日与官场隔阂，情谊未能遽孚，而不肖官吏，或且牵制抑勒，甚至报关完税多所需索，商船验放到处留难，遇有词讼，不能速为断结。
……著各直省将军督抚通饬所属文武各官及局卡委员，一律认真恤商，持平办理，办除留难延搁各项积弊，以顺商情而维财政。
倘有不肖官吏，仍前需索留难，著随时严查参办。
[2]（p5091）
1904年1月21日，商部奏呈“商律卷首之商人通则九条暨公司例一百三十一条”，“得旨允许”。
[2]（p5132）1905年1月25日商部奏呈保护商标试办章程二十八条，内称：
“近来东西各国无不重视商标，互为保护，与制造专利之法，相辅而行。
中国开埠通商，垂数十年，而于商人牌号，向无保护章程。
……今臣部综绾商务，业将一切保商之政，次第举办，则保护商标一事，自应参考东西各国成例，明定章程，俾资遵守。
”“得旨：
如所议行”。
[2]（p5280）
工商界人士有了自己的组织——商会。
1904年1月11日，商部奏请“劝谕各业”“创设商会”，并送呈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得旨允行”。
商部在奏疏中说：
夫商会之要义约有二端，一曰剔除内弊，一曰考察外情。
中国商人积习，识见狭小，心志不齐，各怀其私，罔顾大局。
即如丝茶两项为出口货之大宗，往往以散商急思出脱，跌盘争售，而一二殷实巨商，亦为牵累。
其他货物之作伪搀杂，卒至亏本者，难以枚举。
有商会则亟宜声明罚例，儆戒将来。
此则剔除内弊之说也。
中国地大物博，百货殷阗，特制造未精，贩运不广，利权外溢，急待挽回。
即如玻璃、纸张、洋烛、肥皂之类，凡洋货之适于民用者，皆华商力能仿造之货。
如果办理得法，逐渐扩充，不徒自造自用，并可详探各国市情，以广销路。
有商会则必应议设公司，藉图抵制。
此则考察外情之说也。
[2]（p5122）
可见，清廷倡议组织商会，目的也在发展工商业。
对于创设工商业有成就者，清廷还给予奖励。
1904年4月16日，以江苏在籍绅士张謇创设商业公司卓有成效，赏加三品衔，作为商部头等顾问官。
[2]（p5166）
到1905年，清廷新政改革的速度加快，出现了“预备立宪”的议论与举措。
张謇在《啬翁自订年谱》中有一段话说，在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法之前，“铁良、徐世昌辈于宪法亦粗有讨论。
端方入朝召见时又反复言之，载振又为之助，太后意颇觉悟，故有五大臣之命。
”[3]（p867）在日记中，张謇也有类似的记载：
“立宪之机动于铁、徐之入政府，端之入朝，振贝子又助之陈于两宫。
慈圣大悟，乃有五大臣考察政治之命”。
[3]（p564）使慈禧下决心预备立宪的关键是1906年载振出洋考察政治回国后写的一份密奏。
密奏称：
以今日之时势言之，立宪之利有最重要者三端：
一曰皇位永国。
立宪之国君主，神圣不可侵犯，故于行政不负责任，由大臣代负之。
即偶有行政失宜，或议会与之反对，或经议院弹劾，不过政府各大臣辞职，别立一新政府而已。
故相位旦夕可迁，君位万世不改。
大利一。
一曰外患渐轻。
今日外人之侮我，虽由我国势之弱，亦由我政体之殊，故谓为专制，谓为半开化，而不以同等之国相待。
一旦改行宪政，则鄙我者转而敬我，将变其侵略之政策为平和之邦交。
大利二。
一曰内乱可弭。
海滨洋界，会党纵横，甚者倡为革命之说，顾其所以煽惑人心者，则曰政体专务压制，官皆民贼，吏尽贪人，民为鱼肉，无以聊生，故从之者众。
今改行宪政，则世界所称公平正理、文明之极轨，彼虽欲造言，而无词可藉，欲倡乱，而人不肯从，无事缉捕搜拿，自然冰消瓦解。
大利三。
立宪之利如此，及时行之，何嫌何疑？
而或有谓程度不足者，不如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之预备。
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
日本于明治十四年宣布宪政，二十二年始开国会，已然之效，可仿而行也。
[4]（p174）
立宪对清廷有利。
最打动慈禧的该是第一条：
“相位旦夕可迁，君位万世不变”；同时载振在密奏中还提出日本的经验，先宣布预备立宪，定期召开国会，还有缓冲机会。
“君位万世不变”、“内乱可弭”，从这一点说，清廷主张立宪是从自身利益考虑的，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它的确是诚心实行革新。
这种革新又会使中国社会出现一个新的面貌。
从专制而立宪，是向民主政治跨进的一大步。
1906年9月1日，清廷下诏预备立宪，但上谕又说，先做改革官制等项工作，以为立宪的基础，“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
[2]（p5564）立宪的预备期限并未明确规定。
这次改革官制有显著的特点，即体现了三权分立的精神。
奉命总司改革官制的奕劻、孙家鼐、瞿鸿禨于1906年12月7日上奏称：
窃维此次改定官制，既为预备立宪之基，自以所定官制与宪法相近为要义。
按立宪国官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并峙，各有专属，相辅而行，其意美法良，则谕旨所谓廓清积弊，明定责成两言尽之矣。
关于具体的改革方案，奏疏说：
故臣等厘定官制，……首分权以定限。
立法、行政、司法三者，除立法当属议院，今日尚难实行，拟暂设资政院以为预备外，行政之事则专属之内阁各部大臣。
……司法之权则专属之法部，以大理院任审判，而法部监督之，均与行政官相对峙而不为所节制。
此三权分立之梗概也。
[2]（p5577）
自此以后，清廷又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与措施：
成立了资政院以立议会基础；编译各国宪法，以为借镜参考；命各省筹设咨议局并筹备设立各县议事会。
1908年奕劻等奏呈宪法大纲及议院法、选举法要领，并宣布预备立宪期限定为9年，以宣统八年（1916年）为限，实行宪政。
奏章附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其中包括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筹备省咨议局、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第二年举行咨议局选举、颁布资政院章程，举行该院选举等等。
[4]（pp54-67）由于各地立宪派请愿速开国会，实行宪政，清廷于1910年（宣统二年）11月4日宣布于1913年开设议院，即立宪预备期缩短为5年。
二、晚清社会面貌的大变化
上述政策措施使晚清社会面貌发生了大变化。
第一，社会经济得到发展。
1900年以后的10年，中国的近代工业发展很快。
据《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书所说：
在1895-1900年的六年内，已设厂86家，投资合计万元，即平均每年增设新厂家，新增资本平均每年万元。
这是第一次投资设厂热潮所取得的直接经济成果。
……但到1905年后掀起的第二次投资设厂热潮期间，其投资规模和发展速度则更远远超过以往各个时期。
……仅在1905-1908年的四年内，新设厂矿共201家，新增资本每年达万元。
设厂年平均数……超过第一次投资设厂热潮期间的倍；每年平均投资额……超过第一次投资设厂热潮期间的倍。
[5]（p70）
旧中国的统计数字并不是很完整、很准确的。
下面再举《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中的一段说明：
这时期工矿企业的设立，明显地以1900年为界，分前后两个阶段。
在1895-1900年这一阶段，共开设104家，投资万元，平均每年投资额不到400万元，最高一年为570余万元。
其中一半以上是投入纺织工业，以纱厂和丝厂为主。
矿业占第二位，不过这时的矿场还是以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为主（25家中占17家）。
从1905年起，投资规模远超过前一阶段，以后大量增加，到1910年的6年间，共开设厂矿306家，投资万元，比之前一阶段，设厂数和投资额都增加了两倍强；平均每年达1250万元，最高一年近2300万元，这已是不小的投资能力了。
[6]（p645）
这两段分析统计，虽不尽一致，但有一个共同点，即1900年以后投资设厂速度高于1900年以前，而1904年以后到1910年之间，中国的近代工业出现了一个发展高潮。
以长江下游地区为例，从1901年到1910年新办了48家近代企业，遍及南通、无锡、镇江、苏州、常熟、崇明、太仓、江宁、如皋、扬州、泰州、芜湖、池州、休宁、怀宁、杭州、宁波、湖州、硖石等城市。
从行业看，包括机械、电力、面粉、缫丝、纺织染、化工、肥皂、榨油、自来水、火柴等。
[7]（pp31-33）
再以一个城市——天津为例。
1888年张謇与袁世凯绝交分手。
1911年7月，张謇从北京返里，路过天津参观后，却大赞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期间（1901-1907年）的建设事业。
他说：
“十日（1911年8月10日）出京。
至天津观各马路、工厂、罪犯游民工厂、图书馆毕。
袁为总督时，气象自不凡，张南皮外，无抗颜行者。
”[3]（p875）
这些成就无疑是晚清实行的各种扶植工商业政策取得的成果。
或云，20世纪初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是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的结果，其时，中国人民爱国精神大发扬，推动了国货的生产与销售。
反美爱国运动对中国工业发展的确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遇，但是，如果清政府继续采取压制商务，而不是扶植商务的政策，再有利的机遇也将消失！
第二，科举的废除，解除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束缚，促进新式学堂的发展，推动人们思想活跃与文化科学水平的提高。
学堂学生人数增加很快。
据学部总务司编的教育统计图表，1902年在校学生数仅6912人，1907年增加到1024988人，1909年达到1639641人。
出洋留学生人数，长期在每年1-4人上下徘徊，最多是1879年的13人及1880年的12人。
到1904年以后则有很大的增加：
1904年为21人，1906年为60人，1910年达到107人。
[8]（pp589-592）1904年（光绪三十年）清廷允许成立社团以后，知识分子结社之风大盛，其中包括许多政治性社团。
仅就张玉法在《清季的立宪团体》一书中所提到的“气势最大”的政治团体就有：
“预备立宪公会”（上海）、“宪政公会”（湖南）、“宪政预备会”（贵州）、“宪政筹备会”（湖北）、“粤商自治会”（广东）等。
稍后国会请愿期间，还出现“请愿速开国会同志会”、“国会期成会”、“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等社团。
各种学术社团亦陆续出现。
1911年前，仅南京、苏州、常州、镇江、扬州五城市出现的各种学会就有18个。
各地普遍创办了宣传新思想的报刊。
1900-1910年间全国各地创刊的报刊总数达到844种。
[9]（pp442-449）出版地区几乎遍及全国，特别在东南沿海地区，而且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
除国内出版的报刊外，还有大量报刊从海外，主要从日本流传到国内。
新式教育、社团组织、报纸刊物等事业的发展，不仅提高人们的文化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推动人们的思想及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
传统观念动摇，新的思想发展。
1902年浙江乡试，有考生当堂演说自由民主各种思想，环而听者如蜂屯蚁聚，几将堂前栅栏挤倒。
[7]（p52）蒋梦麟生于1895年，晚清新政时期，他是20岁上下的青年。
他在《西潮》一书中生动地描述了当年思想激荡追求新知的情况：
我自从进了绍兴的中西学堂以后，一直在黑暗中摸索。
……现在进了浙江高等学堂，眼前豁然开朗，对一切都可以看得比较真切了。
我开始读英文原版的世界史。
开始时似乎很难了解外国人民的所作所为，正如一个人试图了解群众行动时一样困难。
后来我才慢慢地了解西方文化的发展。
梁启超在东京出版的《新民丛报》是份综合性的刊物，内容从短篇小说到形而上学，无所不包。
其中有基本科学常识、有历史、有政治论著、有自传、有文学作品。
梁氏简洁的文笔深入浅出，能使人了解任何新颖或困难的问题。
当时正需要介绍西方观念到中国，梁氏深入浅出的才能尤其显得重要。
……我就是千千万万受其影响的学生之一。
……他的《新民丛报》是当时每一位渴求新知识的青年的智慧源泉。
在政治上，他主张在清廷主持之下进行立宪维新。
这时候，革命党人也出版了许多刊物，鼓吹孙中山先生的激烈思想。
……浙籍学生在东京也出版了一个定名《浙江潮》的月刊。
这个杂志因为攻击清廷过于激烈，以致与若干类似的杂志同时被邮政当局禁止寄递。
……这些被禁的杂志仍旧不断地从日本流入上海租界。
……同情革命的人以及营求厚利者再从上海把革命书刊走私到其他城市。
蒋梦麟谈到在浙江高等学堂最后半年的思想情况时说：
满脑子矛盾的思想，简直使尚未成熟的心灵无法忍受。
新与旧的冲突，立宪与革命的冲突，常常闹得头脑天旋地转，有时觉得坐立不安，有时又默坐出神。
出神时，会觉得自己忽然上冲汉霄，然后又骤然落地，结果在地上跌得粉碎，立刻被旋风吹散无踪了。
[10]（pp64-76）
可以说，“万马齐喑”的局面改变了，思想界风雷激荡！
第三，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思想的活跃，中国资产阶级主体——绅商的实力与社会地位日益上升。
1904年商部颁布《商会简明章程》后，同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与天津商务公所分别改组为商务总会。
各地商务总会亦陆续建立。
据学者统计，“自1902年到1906年的5年间，全国范围内已成立的商务总会共30所，商务分会共150所。
两会合计，共180所。
其中144所是在商部成立以后发展起来的”。
[5]（140）
商会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主体——绅商有了自己的社会团体，他们已经形成一股社会政治力量。
“在商言商”，已经不可能约束他们的言行。
因许多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上，绅商发表自己的意见，维护自己的利益，进行自己的活动。
若干地区的绅商还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商团。
1907年上海成立南市商团公会，沪道准拨枪支、弹药，商团公会遂发展成为上海工商企业家掌握的一支准武装。
自南市商团公会创立后，上海各行业纷纷组织商团，“至辛亥春已达一千余人，皆各业领袖遴选同业有志之士训练成团，并无游手之徒溷迹其间，故每逢开会及操演莫不整齐严肃，绝无喧哗”。
[11]（p285）
绅商还积极推动“地方自治”。
1905年10月，上海工商界成立了上海县城厢内外总工程局。
它的宗旨是“整顿地方一切之事，助官司之不及，兴民生之大利”。
这个总工程局，“设办事总董5人，内一人为领袖，设议事总董33人，内一人为议长”。
[12]可见，它是以西方政治制度为依据，设议事及办事两大机构的。
这是一个相当完备的地方自治团体。
1909年初，清廷颁发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以后，上海县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改名为上海县城厢内外自治公所。
张謇在南通依靠自己的地位和经济实力推行地方自治。
南通组成的县议会、自治会可以议决地方财政预算、发行地方公债、选派留学生以及决定修桥筑路、开渠治水等事，甚至知县也要向自治机关报告工作。
地方政府的一部分权力被绅商的自治机关取代了。
苏州绅商以街道为区划组成基层自治团体名曰市民公社。
1909年观前大街市民公社成立，发起人是怡和祥洋货店经理、苏州商务总会会董施莹。
其他街区的商人也仿效成立。
社员中，商人占95%以上。
最初市民公社的活动是清洁街道凿井通沟、修理水龙、添补水缸等项，其后扩充到保安工作，又规定：
“其他一切地方公务，宜随时开会议办”。
[13]（pp58-90）
广州商人也成立了粤商自治会。
1905年开始的立宪运动，绅商扮演了重要角色。
1906年12月，张謇等在上海组建预备立宪公会，郑孝胥被推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张元济、夏曾佑、王清穆、雷奋、许鼎霖等皆为会中重要成员。
它成为江浙上海乃至全国推动立宪运动的重要团体。
1910年，立宪派发动速开国会请愿运动，预备立宪公会等15个团体在上海召开欢送第二次请愿代表大会。
苏州商务总会派出的代表、纱缎商杭祖良即席陈词，表示“如临战争，不胜不收”。
到京以后，杭祖良和上海商务总会沈缦云代表全国工商界向清廷递交了一份请速开国会书，猛烈抨击清政府的工商税收政策。
以上从三个方面分析了晚清十年社会面貌的变化。
这些变化可以说明：
慈禧太后下令变法维新发展到预备立宪并不是一篇“具文”，也不是一块“遮羞布”。
怎样认识晚清政权和晚清社会的变化？
也就是说晚清社会的变化是不是一种进步？
晚清社会是不是在不断发展进步之中？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有一个尺度，即社会发展进步的基本标志。
本文认为，这个标志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社会客体、社会主体和社会载体。
就社会客体说，衡量一个社会发展程度的是经济与政治民主化发展程度。
这一点我想分歧是不大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评述资产阶级历史作用时是这样说的：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又说：
“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有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伴随着。
”这种政治上的成就指的当然是民主政治。
社会主体指的是人自身。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是社会的主体。
社会的进步发展当然要包括人自身的进步与发展。
人自身的进步发展包括三个内容，即人的文化科学知识技术水平的提高、人的思想品质伦理道德水平的提高以及健康水平的提高。
社会载体即人们生活的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的改进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在中国古代大禹治水、李冰修筑都江堰、潘季驯“以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水方法都推动了社会载体的进步。
以上三个方面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主要标志。
当然在一个具体的历史阶段，这三个方面的发展并不会是同步的，往往参差不齐。
这三个方面也是历史学家衡量历史人物和政权、政党对社会发展是否作出贡献、贡献多少的标准、尺度。
用这个尺度来衡量晚清社会，我们不能不得出如下结论：
在经济方面，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规模的发展；在政治上，虽然还是专制王朝统治，但资产阶级主体已经形成一股政治力量，民主立宪运动空前澎湃；人们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思想束缚减轻，民主意识有了发展。
因此，我们可以说，晚清是一个正在向前发展的社会，进步程度从总体上看，速度并不缓慢，方面也不狭窄。
推动社会进步的是晚清政府。
赞成并发动革新的政府官员有汉族官员，也有满洲贵族。
满洲贵族中有人反对革新，反对立宪，但并不是所有满洲贵族都反对革新、反对立宪；因此作为一个整体，不能说满族是历史发展的障碍，也不能说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晚清政权是社会发展的障碍。
当时中国资产阶级主体——绅商拥护君主立宪。
绅商支持君主立宪盖由于晚清当局推行“新政”，适应了绅商的利益与需要，给绅商带来了希望。
绅商希望清政府继续推行改革，召开国会，实行立宪政体，使自己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在东南地区，特别在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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