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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1869年第二版序言
我的早逝的朋友约瑟夫·魏德迈①，曾打算从1852年1月1日起在纽约出版一个政治周刊。
他曾请求我给这个刊物写政变的历史。
因此，我直到2月中为止每周都在为他撰写题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论文。
这时，魏德迈原来的计划遭到了失败。
作为变通办法，他在1852年春季开始出版名为《革命》的月刊，月刊第一期的内容就是我的《雾月十八日》。
那时这一刊物已有数百份输送到德国，不过没有在真正的书籍市场上出售过。
当我向一个行为极端激进的德国书商建议销售这种刊物时，他带着真正的道义上的恐惧拒绝了这种“不合时宜的要求”。
从上述事实中就可以看出，本书是在形势的直接压迫下写成的，而且其中的历史材料只是截至（1852年）2月止。
现在把它再版发行，一方面是由于书籍市场上的需求，另一方面是由于我那些在德国的朋友们的催促。
在与我这部著作差不多同时出现的、论述同一问题的著作中，值得注意的只有两部：
维克多·雨果的《小拿破仑》和蒲鲁东的《政变》。
①
维克多·雨果只是对政变的负责发动人作了一些尖刻的和机智的痛骂。
事变本身在他笔下被描绘成了晴天的霹雳。
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
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性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而是写成巨人了。
蒲鲁东呢，他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
但是，在他那里关于政变的历史构想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的辩护。
这样，他就陷入了我们的那些所谓客观历史编纂学家所犯的错误。
相反，我则是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现在如果对本书加以修改，就会使它失掉自己的特色。
因此，我只限于改正印错的字，并去掉那些现在已经不再能理解的暗语。
我这部著作的结束语：
“但是，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那么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297顶上倒塌下来”——这句话已经实现了。
沙尔腊斯上校在他论述1815年战役的著作②中，开始了对崇拜拿破仑的攻击。
从那时起，特别是在最近几年中，法国的出版物借助历史研究、批评、讽刺和诙谐等等武器彻底破除了关于拿破仑的奇谈。
在法国境外，这种与传统的民众信仰的断然决裂，这个非同寻常的精神革命，很少有人注意，更不为人所理解。
最后，我希望，我这部著作对于清除那种特别是现今在德国流行的所谓凯撒主义的书生用语，将会有所帮助。
在作这种肤浅的历史对比时，人们忘记了主要的一点，即在古罗马，阶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内部进行，只是在富有的自由民与贫穷的自由民之间进行，而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则不过为这些斗士充当消极的舞台台柱。
人们忘记了西斯蒙第所说的一句名言：
罗马的无产阶级依靠社会过活，现代社会则依靠无产阶级过活①。
由于古代阶级斗争同现代阶级斗争在物质经济条件方面有这样的根本区别，由这种斗争所产生的政治怪物之间的共同点也就不可能比坎特伯雷大主教与最高祭司撒母耳之间的共同点更多。
卡尔·马克思
1869年6月23日于伦敦
载于1869年7月在汉堡出版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6卷第404—406页
恩格斯写的1885年第三版序言
《雾月十八日》在初版问世33年后还需要印行新版，证明这部著作就是在今天还丝毫没有失去自己的价值。
的确，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
紧接着一个事变——这个事变像晴天霹雳一样震惊了整个政治界，有的人出于道义的愤怒大声诅咒它，有的人把它看作是脱离革命险境的办法和对于革命误入迷途的惩罚，但是所有的人对它都只是感到惊异，而没有一个人理解它——紧接着这样一个事变之后，马克思写出一篇简练的讽刺作品，叙述了二月事变112以来法国历史的全部进程的内在联系，揭示了12月2日的奇迹298就是这种联系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而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对政变的主人公除了给予应得的蔑视以外，根本不需要采取别的态度。
这幅图画描绘得如此高明，以致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新的证据，证明这幅图画是多么忠实地反映了实际。
他对活生生的时事有这种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种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像马克思那样深知法国历史。
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
法国在中世纪是封建制度的中心，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是统一的等级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它在大革命中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这种统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
而正在上升的无产阶级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里也以其他各国所没有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不仅特别偏好地研究了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时事的一切细节，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目。
因此，各种事变从来也没有使他感到意外。
此外还有另一个情况。
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重大的历史运动规律。
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它们的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
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这个规律在这里也是马克思用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
在这部著作中，他用这段历史检验了他的这个规律；即使已经过了33年，我们还是不能不说，这个检验获得了辉煌的成果。
弗·恩·
写于1885年原文是德文
载于1885年在汉堡出版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版第21卷第290—291页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
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科西迪那尔代替丹东，路易·勃朗代替罗伯斯比尔，1848—1851年的山岳党代替1793—1795年的山岳党，侄子代替伯父。
在使雾月十八日事变得以再版的种种情况中，也可以看出一幅同样的漫画！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
例如，路德换上了使徒保罗的服装，1789—1814年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服装，而1848年的革命就只知道拙劣地时而模仿1789年，时而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
就像一个刚学会一种新语言的人总是要把它翻译成本国语言一样；只有当他能够不必在心里把新语言翻译成本国语言，当他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来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才算是运用自如。
在观察世界历史上这些召唤亡灵的行动时，立即就会看出它们中间的显著差别。
旧的法国革命时的英雄卡米尔·德穆兰、丹东、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拿破仑，同旧的法国革命时的党派和人民群众一样，都穿着罗马的服装，讲着罗马的语言来实现当代的任务，即解除桎梏和建立现代资产阶级社会。
前几个人粉碎了封建制度的基础，割去了长在这个基础上的封建头脑；另一个人在法国内部创造了一些条件，从而才保证有可能发展自由竞争，经营分成小块的地产，利用解除了桎梏的国内的工业生产力，而他在法国境外则到处根据需要清除各种封建的形式，为的是要给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在欧洲大陆上创造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适当环境。
但是，新的社会形态一形成，远古的巨人连同复活的罗马古董——所有这些布鲁土斯们、格拉古们、普卜利科拉们、护民官们、元老们以及凯撒本人就都消失不见了。
冷静务实的资产阶级社会把萨伊们、库辛们、鲁瓦耶-科拉尔们、本杰明·贡斯当们和基佐们当作自己真正的翻译和代言人；它的真正统帅坐在营业所的办公桌后面，它的政治首领是肥头肥脑的路易十八，资产阶级社会完全埋头于财富的创造与和平竞争，竟忘记了古罗马的幽灵曾经守护过它的摇篮。
但是，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雄行为，需要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间战斗的。
在罗马共和国的高度严格的传统中，资产阶级社会的斗土们找到了理想和艺术形式，找到了他们为了不让自己看见自己的斗争的资产阶级狭隘内容、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自我欺骗。
例如，在100年前，在另一发展阶段上，克伦威尔和英国人民为了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就借用过旧约全书中的语言、热情和幻想，当真正的目的已经达到，当英国社会的资产阶级改造已经实现时，洛克就排挤了哈巴谷。
由此可见，在这些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在想象中夸大某一任务，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
在1848—1851年间，只有旧革命的幽灵在游荡，从改穿了老巴伊的服装的戴黄手套的共和党人马拉斯特起，直到用拿破仑的死人铁面型把自己的鄙陋可厌的面貌掩盖起来的冒险家止。
自以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的前进运动的整个民族，忽然发现自己被拖回到一个早已死亡的时代；而为了不致对倒退产生错觉，于是就使那些早已成为古董的旧的日期、旧的纪年、旧的名称、旧的敕令以及好像早已腐朽的旧宪兵复活起来。
一个民族的感觉，就好像贝德勒姆那里的一个癫狂的英国人的感觉一样，这个英国人设想自己生活在古代法老的时代，他每天悲痛地埋怨繁重的劳役，因为他要在地下监狱般的埃塞俄比亚矿场挖掘金矿，借着系在自己头上的一盏暗淡油灯的灯光，在一些手持长鞭的奴隶监工的监督下劳动；矿洞口站着一群乱哄哄的野蛮兵士，他们既不了解劳役囚人，相互之间也不了解，因为大家讲着不同的语言。
疯癫的英国人叹道：
“我这个生来自由的不列颠人被迫忍受这一切，为的是要替古代法老找金子。
”“为的是要替波拿巴家族还债。
”——法兰西民族叹道。
这个英国人在头脑清醒的时候总不能撇开找金子这种固定观念。
法国人在从事革命的时候总不能摆脱对拿破仑的追念，12月10日的选举就证明了这一点。
由于害怕革命的危险，他们曾经退回去追求埃及的肉锅，1851年十二月二日事件便是对于这一点的回答。
他们所得到的不只是一幅老拿破仑的漫画，他们得到的是漫画化的老拿破仑本身，是在19世纪中叶所应当出现的老拿破仑。
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
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己的任务的。
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
19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
从前是辞藻胜于内容，现在是内容胜于辞藻。
二月革命对于旧社会是一个突然袭击，是一个意外事件，而人民则把这个突然的打击宣布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壮举，认为它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12月2日，二月革命被一个狡猾的赌徒的骗术所葬送，结果，被消灭的不再是君主制度本身，而是一个世纪以来的斗争从君主制度方面夺取来的自由主义的让步。
结果，不是社会本身获得了新的内容，而只是国家回到了最古的形态，回到了宝剑和袈裟的极端原始的统治。
1851年12月的轻率行为报复了1848年2月的勇敢打击。
来得容易去得快。
然而这两个事变之间的时间并不是白过了的。
在1848—1851年期间，法国社会总算获得了教训和经验，而且是以革命的、因而是速成的方式获得的。
这些教训和经验在正常的即所谓按部就班的发展进程中，本来应该在二月革命以前预先获得，如果这次革命不只是一种表面的动荡的话。
看起来仿佛社会现在落到它的出发点后面去了，实际上社会还只是在为自己创造革命所必需的出发点，创造唯一能使现代革命成为真正的革命的形势、关系和条件。
资产阶级革命，例如18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彩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学会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
相反，无产阶级革命，例如19世纪的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它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汲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前面挺立起来；它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
但是，每个平庸的观察家，即使他没有逐步研究过法国事变发展的进程，也不免要预感到，这次革命必将遭受前所未闻的屈辱。
只要听一听民主派先生们当时那种自鸣得意的胜利叫嚣就够了，这些先生们曾经互相祝贺，满以为1852年5月第二个星期日一定会带来良好的结果。
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在他们头脑中成了一种固定观念，成了一个教条，正如在锡利亚309信徒脑子里基督再临和千年王国到来的那个日子一样。
弱者总是靠相信奇迹求得解救，以为只要他能在自己的想象中驱除了敌人就算打败了敌人；他总是对自己的未来，以及自己打算建树，但现在还言之过早的功绩信口吹嘘，因而失去对现实的一切感觉。
这些英雄是想以彼此表示同情和结成团伙，来驳倒关于他们显然庸碌无能的意见，他们收拾起自己的家私，预先拿起自己的桂冠，准备把他们的有名无实的共和国（这些共和国的政府人员已由他们毫不挑剔地在暗中确定了）拿到交易所里去贴现。
12月2日对他们来说犹如晴天霹雳。
人民在意气消沉的时代总是乐意让呼喊者的大喊大叫来压抑自己内心的惊愕，这一次他们也许已经了解到：
鹅的叫声能够拯救卡皮托利诺的那种时代已经过去了。
宪法、国民议会，保皇党、蓝色的和红色的共和党人、非洲的英雄、讲坛的雷鸣声、报刊的闪电、整个著作界、政治声望和学者的名誉、民法和刑法、自由、平等、博爱以及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所有这一切，都好像一片幻影在一个人的咒文面前消失不见了，而这个人连他的敌人也不认为是一个魔法师。
普选权还保持了一刹那，好像仅仅是为了在全世界面前亲笔写下自己的遗嘱，并以人民自己的名义宣布：
“一切现存的东西，都一定要死亡。
”
像法国人那样说他们的民族遭受了偷袭，那是不够的。
一个民族和一个妇女一样，即使有片刻疏忽而让随便一个冒险者能加以奸污，也是不可宽恕的。
这样的言谈并没有揭开这个谜，而只是把它换了一个说法罢了。
还应当说明，为什么一个有3600万人的民族竟会被三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偷袭而毫无抵抗地做了俘虏。
现在我们来把法国革命从1848年2月24日到1851年12月所经过的阶段大致总结一下。
总共有以下三个明显的主要时期：
二月时期；共和国建立时期，或制宪国民议会时期（从1848年5月4日到1849年5月28日）；立宪共和国时期，或立法国民议会时期（从1849年5月28日到1851年12月2日）。
第一个时期，从1848年2月24日到5月4日，即从路易-菲力浦被推翻起到制宪议会开幕之日止（这是本来意义上的二月时期），这个时期可以称为革命的序幕。
这个时期的性质，正式表现于这一时期仓促建立的政府自己宣布自己是临时性的。
在这个时期所采取、试行和发表的一切，都像政府一样，一概宣布自己只是临时性的。
无论什么人和什么机构，都不敢承认自己有权长期存在。
有权真正有所作为。
所有一切准备了或决定了革命的分子——王朝反对派、共和派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小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派工人，都在二月政府中临时取得了位置。
情况只能是这样。
二月事变原先的目标是选举改革，以求扩大有产阶级内部享有政治特权者的范围和推翻金融贵族独占的统治。
但是，当事变已演进到引起实际冲突，当人民已投入街垒斗争，当国民自卫军采取消极的态度，军队不进行认真抵抗而王室已经逃走的时候，成立共和国似乎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每个政党都按自己的观点去解释共和国。
手持武器夺得了共和国的无产阶级，在共和国上面盖上了自己的印记，并把它宣布为社会共和国。
这样就表露出了现代革命的总的内容，这个内容和在当时的情况与条件下、在群众已达到的教育水平上用现成材料所能立刻直接实现的一切都是极为矛盾的。
另一方面，其余一切曾经促进二月革命取得胜利的分子，都因在政府里获得最好的位置而心满意足了。
正因为如此，任何其他时期都没有当时那样错综复杂：
浮夸的空话同实际上的犹豫不决和束手无策相混杂，热烈谋求革新的努力同墨守成规的顽固积习相混杂，整个社会表面上的协调同社会各个成分的严重的彼此背离相混杂。
当巴黎无产阶级还陶醉于为它开辟的伟大前途并且认真地埋头讨论各种社会问题时，旧的社会力量却在集结，联合，醒悟，并获得了国内群众的意外支持，即获得了那些在七月王朝这个障碍物被推翻后立刻跃上政治舞台的农民和小资产者的意外支持。
第二个时期，从1848年5月4日到1849年5月底，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创立、奠定的时期。
紧跟在二月事变之后，不仅王朝反对派被共和派弄得惊慌失措，共和派被社会主义者弄得惊慌失措，而且全法国都被巴黎弄得惊慌失措了。
由国民选出而于1848年5月4日开幕的国民议会，是代表国民的。
这个议会是对二月事变的奢望所提出的活的抗议，并且要把革命的结果降低到资产阶级的水平。
巴黎无产阶级一下子就看出了这个国民议会的性质，所以他们在国民议会开幕后不几天，即在5月15日，就企图用强力停止其存在，把它解散，将国民中起反动作用的思潮所借以威胁他们的这个机体重新分解为各个构成部分，但是这个企图没有成功。
大家知道，五月十五日事变的结果，不过是使布朗基及其同道者，即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领袖们，在我们所考察的整个周期中退出社会舞台罢了。
继路易一菲力浦的资产阶级君主制之后，只能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说，以前是由资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在国王的招牌下进行统治，今后将由全体资产阶级借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
巴黎无产阶级所提出的要求，是必须终止的狂妄空想。
对制宪国民议会的这个声明，巴黎无产阶级以六月起义作了回答，这是欧洲各国内战史上最大的一次事变。
获得胜利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
站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方面的有金融贵族、工业资产阶级、中间等级、小资产者。
军队、组成别动队的流氓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牧师和农村居民。
而站在巴黎无产阶级方面的却只有它自己。
资产阶级共和国胜利以后，起义者被屠杀的有3000多人，未经审判就被放逐的有15000人。
无产阶级从这次失败后，就退到革命舞台的后合去了。
每当运动好像又进入高潮时，无产阶级就企图再向前推进，可是劲头越来越弱，成效也越来越小。
每当无产阶级上面的某个社会阶层进入革命动荡时，无产阶级就跟它缔结同盟，从而分享了各个政党依次遭受到的全部失败。
但是，这些相继而来的打击，随着力量分摊到全部社会的整个表面，也越来越弱了。
无产阶级在议会和报刊方面的一些比较杰出的领袖，相继被捕判罪，代替他们挂帅的是些愈益模棱两可的人物。
无产阶级中有一部分人醉心于教条的实验，醉心于成立交换银行和工人团体，换句话说，醉心于这样一种运动，即不去利用旧世界自身所具有的一切强大手段来推翻旧世界，却企图躲在社会背后，用私人的办法，在自身的有限的生存条件的范围内实现自身的解放，因此必然是要失败的。
当六月事变中与无产阶级为敌的一切阶级还没有在无产阶级身边倒下的时候，无产阶级大概既不能使本身恢复自己原有的革命的伟大，也不能从重新缔结的联盟中获得新的力量。
但是，无产阶级至少是带着进行过世界历史性的伟大斗争的光荣而失败的；不仅法国，并且整个欧洲都被六月的地震所惊动，而各个上层阶级后来的失败所付的代价却如此便宜，以致得胜的党派只有公然无耻地加以夸张，才可以把这些失败说成是事变。
同时，失败的政党离开无产阶级政党越远，这些失败就越是可耻。
六月起义者的失败，固然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奠基和建立准备和扫清了基地，但同时它也表明，欧洲的问题并不是争论“共和国还是君主国”的问题，而是别的问题。
它揭示出，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里是表示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实行无限制的专制统治。
它表明，在那些阶级构成发达、具有现代生产条件、具有那种通过百年来的工作而使一切传统观念都融化于其中的精神意识的旧文明国家里，共和国一般只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变革形式，而不是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保守形式，例如，像北美合众国那样；在那里，虽然已有阶级存在，但它们还没有固定下来，它们在不断的运动中不断更新自己的组成部分，并且彼此互换着自己的组成部分；在那里，现代的生产资料不仅不和经常的人口过剩现象同时发生，反而弥补了头脑和人手方面的相对缺乏；最后，在那里，应该占有新世界的物质生产的那种狂热而有活力的运动，没有给予人们时间或机会来结束旧的幽灵世界。
在六月的日子里，一切阶级和党派都团结成一个维护秩序的党来反对无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党。
它们从“社会之敌”手里“救出了”社会。
它们选择了旧社会的格言“财产、家庭、宗教、秩序”作为自己的军队的口令，并用“在此标记下你必胜！
”这句话激励反革命十字军征讨。
从这时起，许多曾经团结在这个旗号下反对过六月起义者的政党中的任何政党只要企图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而守住革命战场，它就要被“财产、家庭、宗教、秩序！
”这一口号所战胜。
每当社会的统治者集团范围缩小时，每当比较狭小的利益压倒比较广大的利益时，社会就得救了。
任何最单纯的资产阶级财政改革的要求、任何最平凡的自由主义的要求、任何最表面的共和主义的要求、任何最浅薄的民主主义的要求，都同时被当作“侵害社会的行为”加以惩罚，被当作“社会主义”加以指责。
最后，连那些“宗教和秩序”的最高祭司自己也被踢出他们的皮蒂娅的座椅，半夜里被拖下床，关进囚车，投入监狱或流放；他们的神殿被拆毁，他们的嘴被封住，他们的笔被折断，他们的法律被撕毁，这一切都是为了宗教、财产、家庭和秩序。
一群群酩酊大醉的兵士对那些站在自己阳台上的资产者即秩序的狂信者开枪射击，亵读他们的家庭圣地，炮击他们的房屋以取乐，这一切都是为了财产、家庭、宗教和秩序。
最后，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败类组成为维护秩序的神圣队伍，而主人公克拉普林斯基就以“社会救主”的资格进入了杜伊勒里宫。
现在让我们再接着谈下去。
六月事变以后的制宪国民议会的历史，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统治和瓦解的历史，这个派别是以三色旗的共和党人、纯粹的共和党人、政治的共和党人、形式的共和党人等等称呼闻名的。
这个派别在路易-菲力浦的资产阶级君主制度下是官方的共和主义反对派，因而是当时政界中一个公认的构成部分。
议院中有它的代表，在报界它也有相当大的势力。
它在巴黎的机关报《国民报》，和《辩论日报》一样，算是受人尊敬的。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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