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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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
2012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一．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
时代：
新石器时代
发掘单位：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发掘领队：
王炜林
简介
杨官寨遗址位于高陵县姬家乡杨官寨村四组东侧泾河左岸的一级阶地上，面积约80余万平方米。
2004年以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其进行了长达4年多的考古发掘，发掘面积逾17278平方米，发现各类房址49座、灰坑896个、壕沟9条、陶窑26个、瓮棺葬32个、墓葬45座、水井5口，出土各类可复原的器物7000余件。
在南发掘区发现了成排分布的半坡四期文化的14座房址和陶窑。
房址基本是平面呈“吕”字形的前后室结构，前室一般是地面式，后室则为窑洞式，是目前所知关中地区最早的窑洞式建筑群。
在房址和陶窑附近的灰坑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陶坯残片和疑似制陶用的轮盘等。
在北发掘区发现了仰韶文化庙底沟文化时期的聚落环壕。
经初步钻探，环壕内面积24.5万平方米。
在环壕西部发现门址一处。
在其两侧的壕沟堆积中出土了大量陶、骨及石质器物，大多成层分布，保存基本完好。
众多的出土器物中，镂空人面覆盆形器、动物纹彩陶盆、涂朱砂的人面塑残陶器等均为国内同时期遗址中所罕见。
从目前的发掘资料看，遗址南部为仰韶文化半坡四期文化居民聚居区，而北部则是庙底沟文化的聚居区。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东北段环壕内侧接近沟边的位置还发现有疑似墙基的遗存，由此考虑，该聚落很有可能是一座庙底沟文化的城址。
规模
杨官寨遗址位于高陵县姬家乡杨官寨村四组东侧泾河左岸的一级阶地上，海拔约498米。
遗址北临雷村，东接徐午村，南距泾河约1公里，面积80余万平方米。
泾渭两大河流在遗址东约4公里处汇合形成泾渭三角洲。
4年来，针对杨官寨遗址的发掘面积已达16485平方米，发现各类房址49座、灰坑896个、壕沟9条、陶窑26个、瓮棺葬33个、墓葬45座、水井5口，出土各类可复原的器物7000余件。
发掘区以产业园北区的东西二路为界分为南北两区：
南区发掘面积约5615平方米，发现各类房址23座，仰韶时期灰坑496个、陶窑10个、瓮棺葬8个以及汉、唐、明、清时期的墓葬31座、水井5口。
出土陶器5273件、石器353件、骨器303件、蚌器16件。
该区的史前堆积主要是庙底沟文化遗存和半坡四期文化遗存。
其中，最重要的收获是在发掘区南端一东西走向的断崖上发现了成排分布的半坡四期文化的房址和陶窑。
房址共发现17座，基本是平面呈“吕”字形的前后室结构，前室一般是地面式，后室则为窑洞式，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窑洞式建筑群。
在房址和窑址附近的H402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仅尖底瓶可复原的就达18件，此外还出土了大量的陶胚残片和一件可能是用来制作陶器的工具——轮盘，说明这些由成排的房子、陶窑及储藏陶器的窖穴等遗迹构成的区域可能是当时的作坊区。
考古挖掘
2007年~2008年，考古工作者对长庆集团、万方汽车配件公司等项目的建设用地范围即杨官寨遗址北区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截至目前，发掘总面积已达10870平方米，其堆积主要为庙底沟文化遗存。
共发掘仰韶时代各类房址26座、灰坑334个、陶窑16个、瓮棺葬24个及一些其他遗迹。
其中，最重要的收获是庙底沟时期聚落环壕的发现。
经初步钻探，环壕平面形状大致呈梯形，基本为南北向布局，周长约1945米，壕内面积24.5万平方米，壕宽约6米~9米、最宽处约13米，深2米~3米。
环壕西部发现门址一处，宽2.7米左右，在门道两侧的壕沟堆积内（原编号分别是H776和G8-2）出土了大量陶、骨及石质文物，器物大多成层分布，保存基本完好。
其中，镂空人面覆盆形器、动物纹彩陶盆、涂朱砂的人面塑残陶器等均为国内同时期遗址中十分罕见的珍贵文物。
为了验证钻探资料、进一步了解环壕特征，对聚落西门址、环壕的东北角、西南角等部位均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其中在西南角环壕（即G8-4）中发现的巨型陶祖引人注目。
目前，这些区域的考古工作还在进行中。
考古发现
第一，基本搞清楚了该遗址不同时期聚落的布局。
遗址北高南低，大致以南北二路，也就是庙底沟时期聚落的南环壕为界，南部多为半坡四期文化居民聚居区，而北部则是庙底沟文化的聚居区。
第二，大量半坡四期文化遗存的发现，丰富了关中中部地区特别是泾渭两大河流交汇地带该文化的内涵，尤其是遗址南部由成排分布的房址、陶窑及储藏窖穴等组成的制陶作坊的发现，表明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比较明显的分工，一部分家庭专门从事陶器的制造，专门储藏陶器的窖穴的发现说明财产私有观念的出现和强化，通过聚落形态得到了表现。
这些均对认识当时的社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遗址北部发现的庙底沟时期环壕聚落，无疑是今年考古工作最大的亮点。
首先，杨官寨遗址的发现使学术界聚讼已久的庙底沟文化聚落问题可望得到解决。
就现有资料看，该遗址是目前所知庙底沟时期唯一一个发现有完整环壕的聚落遗址，加上其相对完好的保存状况等，均使它成为探索庙底沟文化聚落布局与社会结构等问题的最重要资料线索。
其次，就该聚落本身而言，环壕周长达1945米，壕内面积（含壕沟）245790平方米，如此巨大的庙底沟时期环壕聚落遗址在全国实属罕见。
据初步调查，在杨官寨遗址周围的泾、渭两河交汇地带，分布有韩村、上马渡、马南、渭桥村等仰韶时期遗址，但规模均小于杨官寨遗址，结合杨官寨特殊的地理位置等，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遗址也许就是关中庙底沟文化的中心聚落。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东北段环壕内侧接近沟边的位置还发现有疑似墙基的遗存，由此考虑，该聚落很有可能是一座庙底沟文化的城址。
当然，这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古工作去验证。
杨官寨的考古工作目前所显示的只是该遗址丰厚内涵的冰山一角。
如此巨大的环壕由谁来组织规划和修建？
环壕挖出的近11万立方米的土堆在了什么地方？
环壕护卫的是什么样的聚落？
其中的成员是怎样的社会组织形式？
他们的墓地在哪里？
为什么要将那么多完好的器物有计划地堆放在西门门道两侧的环壕中等等，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这些谜团将会被逐渐揭开。
专家点评
仰韶文化时期的环壕，目前发现比较完整的是在陕西临潼姜寨遗址。
姜寨的环壕属半坡期，比庙底沟期早一个时期，但规模小得多，只有1万多平方米。
庙底沟期过去没有发现过较完整的环壕，河南灵宝西坡遗址是在东西两条大冲沟之间，人工的壕沟只有南北两条，构不成完全意义上的环壕。
而杨官寨遗址环壕内聚落的面积就有24万多平方米，明显是一个中心聚落，下一步就该出现城址了。
所以它在聚落演变的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在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此外杨官寨遗址的西南部还发现有重要的仰韶晚期遗存，那里紧靠断崖有一排共14座房址，差不多每座房址旁边都有一座陶窑。
显然这是一个制作陶器的作坊，这样大规模的陶器作坊在仰韶文化时期是十分少见的。
陶窑旁边的一个窖穴内存放有两套共十几个完整的小口尖底瓶，应是放置陶器的库房所在，亦是仰韶文化中首次发现。
所以，杨官寨遗址对于研究仰韶文化的发展和仰韶文化的社会发展阶段，乃至文明起源的研究都非常重要。
二．临潭磨沟齐家文化墓地
时代：
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时期
发掘单位：
甘肃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
发掘领队：
毛瑞林
简介：
甘肃临潭磨沟齐家墓地位于临潭县王旗乡磨沟村西北。
遗址面积约40万平方米，遗址范围内发现有仰韶中晚期、马家窑、齐家和寺洼文化遗存。
其中齐家文化墓葬区约8000平方米，2008年发掘面积约1700平方米，共清理齐家文化墓葬346座。
以土葬为主，也有少数火葬墓。
已发掘清理的墓葬共计16排，排列整齐，东西成列，但也存在略呈弧形排列或错位现象。
墓葬方向基本为西北方向。
墓葬结构可分竖穴土坑和竖穴偏洞室两大类，其中以竖穴偏洞室墓数量居多，约占70％左右，竖穴偏洞墓又以单偏室居多，也有部分双偏室或多偏室墓。
单偏室以左偏室居多，有少数为右偏室。
双偏室墓数量相对较少，还有少量上下偏室、内外偏室者，个别偏室口发现有木板封门痕迹；埋葬方式以多人合葬为主，单人葬较少。
合葬墓少则2-3人，多则10余人，成人、儿童皆有。
根据入骨出土状况来看，合葬墓中合葬有一次葬和多人多次葬，有些墓葬发现人骨被扰动现象，系在多人多次埋葬时人骨被随意聚拢成堆或部分移位。
原因是继续埋入死者时偏室空间不足，便将先期埋入的人骨聚拢或向内推挤以腾出足够的空间。
多数竖穴墓道设有头龛或脚龛、侧龛，多为一龛，极少同时拥有头龛和脚龛、或拥有上下两个头龛者，龛内放置随葬陶器，有些墓葬还有以侧龛埋葬死者的现象。
少数墓葬还存在殉人、殉牲现象。
殉人1-4人不等，一般置于墓道之中，或在墓道底部再挖一浅坑埋人，然后填平踩实；或直接置于墓道底部。
多人者或直接相互叠压，或分数层埋葬。
墓道人骨的头向或与墓葬方向一致，或者相反，且多俯身或屈肢葬，其中侧身屈肢有双手掩面者，似为活埋所致。
也有少数人骨放置较为规整。
殉牲仅个别墓葬发现，有完整的狗、羊等动物。
有些墓葬的墓道填土中发现有牛角或羊下颔骨等，以及一些完整或被打碎的陶器，可能与埋葬过程中的祭奠活动有关。
墓地共出土陶器、石器、骨器、铜器等随葬品2600余件。
齐家文化之后出现了寺洼文化，寺洼文化时期与中原地区商和西周相同时，因为齐家文化与寺洼文化之间有几百年的间隔，对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寺洼文化的源头、齐家文化的去向迄今为止还没确认。
此墓地的齐家文化时期比人们以前看到的齐家文化时期相对要晚些，一些文化的特征表现出寺洼文化的特点，为了解齐家文化的去向，探索寺洼文化的渊源与发展过程提供了重要线索。
专家点评：
陈旗磨沟墓地共发现300多座齐家文化的墓葬，分成两区，排列非常整齐。
这么大规模的齐家文化墓地，是第一次发现。
最重要的是，该墓地内发现有多种埋葬方式。
其中比例最高的是竖穴偏洞室墓，葬俗奇特。
偏洞内有单人葬，也有合葬和叠压埋葬，一座墓内往往多次埋葬，墓道里还有殉人。
这种埋葬方式是第一次发现。
除此之外，还第一次在齐家文化的墓葬中发现了火葬。
这些多样的葬俗，为研究齐家文化的埋葬习俗和社会性质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崭新资料。
磨沟墓地还是齐家文化中出土青铜器最多的基地，并首次发现了工艺先进的金器。
此外，属于齐家文化晚期的墓葬中，有的陶罐与寺洼文化同类器物十分接近，明显有向寺洼文化转变的迹象。
这就把齐家文化和寺洼文化的关系，第一次明确地联系起来，并肯定地表明寺洼文化是齐家文化的去向之一。
一次发掘能有这么多重要的发现，十分难得。
三．山东寿光双王城盐业遗址群
简介
2008年12月11日，来自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及山东的考古专家在距今3000多年的商代制盐作坊遗址考察论证。
2008年4月，山东省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中国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山东段寿光市双王城水库建设工地，进行了大面积盐业考古发掘，发现商周时期的盐业古遗迹30多处，目前（2009年4月10日）已完成发掘面积4000平方米，出土了商代至西周时期的两处制盐作坊遗址及数十件制盐工具盔形器物，同时还发掘出土多个卤水坑井、蒸发池、蓄水坑及两个煮盐用的大型灶台。
中国盐业考古专家、北京大学教授李水诚说，在大范围内发现如此密集的与制盐有关的古代制盐作坊遗址时间之早、规模之大在我国盐业考古史上尚属首次。
“双王城盐业考古发现是一次重大的发现，双王城是一处完整体现古代制盐业风貌的遗址。
”在日前（2009年4月）召开的山东寿光双王城水库盐业考古发掘成果论证暨新闻发布会上，山东省文化厅副厅长谢治秀对外宣布。
山东省博物馆落成之后，新馆里面将有一个中国古代的盐业博物馆，来充分展示这次考古发现。
自战国以来，盐铁就为各朝各代所重视。
从古至今在国家稳定、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都占据着重要地位的制盐业在古代是何种风貌？
古人是如何制盐的？
山东寿光双王城水库盐业遗址考古发掘为我们揭开了商代制盐业的神秘面纱。
高密度制盐
双王城一带属于古巨淀湖东北边缘，古代曾称霜王城，也称盐城。
遗址群面积达30平方公里，共发现古遗址83处。
其中，龙山文化时期遗址2处，商代至西周初期76处，东周时期3处,汉及宋元时期4处。
经反复讨论、论证，专家一致认为在山东寿光双王城水库周围30平方公里范围内发现的80余处文物点出土的遗物绝大部分为盔形陶器，时代大多为商周时期，这些文物点是与古代盐业有关的。
在这么大范围内发现如此密集的与制盐有关的古代遗址，在我国考古史上尚属首次。
同时，双王城遗址发掘发现了商代晚期遗存，说明该地区至少在商代就是重要的制盐地点，这为研究中国古代制盐业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巨大的规模、先进的技术、较好的保存，“我们可以断定，这是渤海南岸商周时期规模最大的制盐业遗址群，也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发现的商周时期最大的制盐业遗址群。
”谢治秀说。
创下三宗“最”
记者在山东寿光双王城遗址看到了大量古代制盐的遗迹，包括保留完整的制盐作坊、蒸发池、盐井、盔形器等。
“双王城水库盐业遗址群的发现可以说是抓住了中国盐业生产的‘牛鼻子’。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张学海向记者说。
这次调查又新发现遗址30余处，截至目前，双王城水库30平方公里的遗址面积上已发现盐业遗址87处。
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盐业问题专家李水诚告诉记者，双王城水库制盐遗址群面积之广、规模之大、数量之多、分布之密集、保存之完好，在全国非常罕见。
“可以说，这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商周时期最大的制盐遗址，并且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
”
通过研究目前已清理出的不同时期坑池约10个，专家们分析，这些分沉淀池和蒸发池两种。
沉淀池主要作用为净化卤水，蒸发池主要作用为提高卤水浓度。
沉淀池、蒸发池均是目前国内首次发现。
它们的出现，说明商代人们已了解渤海南岸地区春夏之交降水量少、干燥多风、蒸发量大的特点，并懂得充分利用日晒、风力等自然力来提高卤水的盐度，这是后来晒盐工艺的雏形。
这也是中国古代盐业官营制度的雏形。
考古人员认为，当地规模巨大的制盐设施，如盐井、盐池群、盐灶的发现，再加上在双王城一带发现的多处规模大、密集分布的商周盐业遗址群，说明商周时期这里的制盐工业已有统一组织和管理，是国家控制下的盐业生产（官产）基地，比文献记载的东周时期齐国盐业官营制度早数百年。
未解之谜
尽管山东寿光双王城水库盐业遗址的发掘成果和考古地位得到了专家们的一致认可，但部分专家在查看、研究过发掘现场和出土器物之后，也提出了一些需要论证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制盐作坊遗址发掘现场，围绕着盐灶考古专家清理出了两排“柱洞”，每个“柱洞”直径二三十厘米、高二三十厘米。
对此，部分考古工作人员认为，这是搭建制盐工人休息住宿的工棚时所打的柱洞，但还缺乏有力的证据，“柱洞”的用途究竟是什么呢？
“这还需要进一步的发掘和研究。
”山东省文化厅副厅长、文物局局长谢治秀说。
山东省文物局副局长、研究员王永波还针对该制盐作坊的用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如果是煮盐的话，就那么几个小盐灶，效率是极低的。
从遗迹来看，当时的设施不具备大规模煮盐的条件。
可能从事的是盐化工制造。
”王永波说。
遗址保护
专家们在肯定考古取得重要成果的同时，还对双王城盐业遗址以后的考古发掘工作提出一些建议和意见。
比如，今后还需要加强多学科协作，探索遗址中尚待解决的问题；鉴于该地区在中国盐业发展史的重要地位，专家们建议设立鲁北盐业考古研究专项课题；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双王城水库周围盐业遗址的保护工作。
山东省南水北调工程建设管理局高级工程师王金建告诉记者:
“由于原规划区存有重要遗址，所以我们对库址进行了调整，尽可能避开遗址。
”他说，“如果库址调整后再次发现大型遗址，我们会再次修改方案进行避让。
如果实在避让不开，我们将从工程款中出资进行考古发掘。
”
另据记者了解，为做好双王城水库周围盐业遗址群的保护工作，山东省文化厅委派业务单位制定了详细的保护方案，山东省南水北调工程建设管理局也根据文物分布情况，对库区进行了调整，将水库原设计面积由17平方公里调整为12平方公里,影响到的遗址由30处减少到12处。
“目前，已有美国、法国等国家的考古学者与我们联系，希望在双王城周围进行盐业考古的合作研究。
”谢治秀说，同时，该地区盐业考古研究被列为国家文物局“指南针计划”专项试点研究——“早期盐业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的子课题、教育部重大项目——“鲁北沿海地区先秦盐业考古研究”课题，以及山东省社科重点课题。
相信随着双王城水库盐业考古的不断深入，将有更多的学术成果显现在世人面前。
四．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
时代：
商周时期
发掘单位：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发掘领队：
徐天进
简介
周公庙遗址位于岐山县凤凰山南麓，面积达10平方公里，是一处规模宏大、内涵丰富的大型商周时代遗址。
考古工作者在对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进行发掘时，出土了大量甲骨，其中11片上带有文字，这是继2004年之后再次在周公庙遗址区发现甲骨文字。
迄今为止该遗址共发现甲骨文523个。
岐山县位于陕西省西部的宝鸡市，因地处岐山（今箭括岭）得名，是西周王朝的发祥地，从周太王迁岐至周平王东迁的400多年间，岐邑（也称宗州）是周朝的都城所在。
都城东迁后，西周王朝的宗庙仍在岐山，仍然是王室进行祭祀及一些重大政治活动的场所。
岐山周公庙遗址有“西周殷墟”之称，面积约8万平方米，是目前所知最高等级的大型西周墓地。
在这一大型墓地外围，专家发现了长达1500余米的西周城墙，这在西周考古史、中国建筑史等方面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历时多年的发掘，周公庙考古迄今为止已经发现了7处近千座先周、西周时期不同等级的墓葬，考古专家大致探明了遗址的规模和布局。
在去年出土的甲骨文中，发现了“王季”、“文王”等周王称谓，还有“毕公”、“叔郑”、“周公”、“召公”等重要历史人物以及数字卦辞等内容。
其中“王季”是首次发现，“王季”为文王的父亲季历，对进一步完善西周诸王年表有重要意义。
规模
周公庙遗址位于岐山县凤凰山南麓，面积达10平方公里，是一处规模宏大、内涵丰富的大型商周时代遗址。
考古工作者在对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进行发掘时，出土了大量甲骨，其中11片上带有文字，这是继2004年之后再次在周公庙遗址区发现甲骨文字。
迄今为止该遗址共发现甲骨文523个。
岐山县位于陕西省西部的宝鸡市，因地处岐山（今箭括岭）得名，是西周王朝的发祥地，从周太王迁岐至周平王东迁的400多年间，岐邑（也称宗州）是周朝的都城所在。
都城东迁后，西周王朝的宗庙仍在岐山，仍然是王室进行祭祀及一些重大政治活动的场所。
岐山周公庙遗址有“西周殷墟”之称，面积约8万平方米，是目前所知最高等级的大型西周墓地。
在这一大型墓地外围，专家发现了长达1500余米的西周城墙，这在西周考古史、中国建筑史等方面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历时多年的发掘，周公庙考古迄今为止已经发现了7处近千座先周、西周时期不同等级的墓葬，考古专家大致探明了遗址的规模和布局。
在去年出土的甲骨文中，发现了“王季”、“文王”等周王称谓，还有“毕公”、“叔郑”、“周公”、“召公”等重要历史人物以及数字卦辞等内容。
其中“王季”是首次发现，“王季”为文王的父亲季历，对进一步完善西周诸王年表有重要意义。
考古发现
考古工作者在对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进行发掘时，出土了大量甲骨，其中十一片上带有文字，这是继二00四年之后再次在周公庙遗址区发现甲骨文字。
迄今为止该遗址共发现甲骨文五百二十三个。
岐山县位于陕西省西部的宝鸡市，因地处岐山（今箭括岭）得名，是西周王朝的发祥地，从周太王迁岐至周平王东迁的四百多年间，岐邑（也称宗州）是周朝的都城所在。
都城东迁后，西周王朝的宗庙仍在岐山，仍然是王室进行祭祀及一些重大政治活动的场所。
周公庙遗址位于岐山县凤凰山南麓，面积达十平方公里，是一处规模宏大、内涵丰富的大型商周时代遗址。
此次发现甲骨的地点在岐山周公庙遗址的西半部，距离二00四年庙王甲骨出土地不远，是考古人员在三座灰坑和一座墓葬填土内发现的。
目前，已出土了近百片卜骨与卜甲残片，其中上面有文字的十一片，可供辨识的文字有二十八个，有关专家正在对这些文字进行研究考证。
从与甲骨同时出土的陶器判断，这些甲骨的年代应当属于商周时期，最晚也属于西周早期。
这是在周公庙遗址区内第四个地点发现甲骨文。
到目前为止，周公庙遗址共发现甲骨文五百二十三个，为下一步研究整个周公庙遗址的性质，包括聚落内部的社会结构，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考古学家最近对陕西省岐山县周公庙遗址出土的7000多片西周甲骨进行辨认分析，在其中发现的文字已经超过2200个，是全国8处发现周代甲骨文遗址地点中最多的。
周公庙考古队去年对周公庙门前一处大面积灰土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卜甲共计7000多片，有刻辞的甲骨688片。
考古队组织技术人员对这些卜甲进行了认真的清理、缀合、照相、拼对，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并聘请国内著名古文字专家前来帮助辨认。
最终发现的甲骨文文字已经超过2200个，可以辨识的甲骨文有1600余字。
在可辨识的1600多字中，首次推断发现了周文王父亲的名字。
这些甲骨文中有“王季”“文王”“王”等周王称谓，其中“王季”是首次发现，据推断这个名字就是指文王的父亲季历。
这批甲骨文上还有“周公”、“叔郑”、“毕公”、“召公”等重要历史人物以及数字卦辞等内容。
周公庙大量甲骨文的揭秘，为明确周公庙遗址的性质和甲骨文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尤其是首次发现周文王的父亲“季历”名字，对进一步完善西周诸王年表有重要意义。
历史解读
北京大学教授徐天进在周公庙附近进行田野考古调查时，发现了两片有刻辞的西周卜甲，经辨识共有55字。
这个重大发现立即引起学术界和国家文物局的高度关注。
后来，由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组成了周公庙考古队，对这一带进行了大面积的考古钻探和抢救性发掘。
在前期的考古发掘中，共清理3座西周时期的卜甲坑。
考古专家们对出土的甲骨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将760多片卜甲拼对缀合为500多片，经拼对缀合后发现有刻辞者99片，可辨识的文字达到495字。
刻辞内容多与军事、祭祀有关，出现最多的人名为“周公”。
地名中以“周”与“新邑”最为常见。
这些发现，为研究当时的卜甲整治、刻辞文例提供了直接文字资料，也为判定周公庙遗址的历史年代提供了文字证据。
有“中国商周考古第一人”之称的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邹衡教授说，周公庙甲骨文的大量出土，就其学术意义而言，堪与上世纪河南殷墟遗址的发现相比肩。
周公庙考古队在以往考古的基础上，对周公庙门前一处大面积灰土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卜甲共计7000多片，有刻辞的甲骨688片，有甲骨文1600余字。
考古队组织技术人员对这些卜甲进行了详细的清理、拼对、缀合、照相，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并聘请国内著名古文字专家前来帮助辨认。
在可辨识的1600多字中有“王季”、“文王”、“王”等周王称谓。
其中“王季”是首次发现。
据文献记载，“王季”就是周太王古公亶父的少子、文王的父亲季历。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周公庙考古队队长王占魁说：
“周文王出生的时候据说有祥瑞，于是文王的爷爷古公亶父就决定不能把位子交给老大，也没有交给老二，而是交给了最小的儿子、也就是文王的父亲季历，以便通过他把王位顺利地传给周文王。
”据文献记载，季历接位后，师承古公遗道，又与商贵族任氏通婚，积极吸收商文化，加强政治联系，并对周围戎狄部落大动干戈，不断扩张军事实力，成为西方诸侯之长。
后因权重遭忌，为商王文丁所杀。
根据专家的解读，这批甲骨文上还有“毕公”、“叔郑”、“周公”、“召公”等重要历史人物以及数字卦辞等内容。
专家们认为，从卜甲文字来看，此次发现卜甲的占卜主体应是在世的王及周公。
同时，周公庙大量甲骨文的出土揭秘，也为明确周公庙遗址的性质奠定了重要基础，尤其是周文王的父亲“季历”的名字被首次发现，以及周初王朝的一些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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