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亭乡镇学校改制之痛doc.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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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亭乡镇学校改制之痛doc

了一个措施:

凡以前签过合同但未回来缴钱的教师一律落聘,合同也未签的则以自动离职论处。

但此举好像作用不大,“学校的老师还是陆陆续续地往外走,现在学校里原来的教师剩下不到一半了。

”他的神情有点沮丧。

 

庙里没了“高僧”,“香客”自是另拜山门,师资水平所决定的教学质量就像炸弹落在了堤坝上,学生开始潮水似的转学。

对家庭条件还可以,家长期望值又较高的学生来说,那些离家不算远、收费不太高的私立学校成了他们最终的流入地。

 

“改制”者:

“与其让学生流失到外地就学,不如我们自己办私立学校!

 

1999年,山亭区第一所纯粹的私立学校——育才中学正式挂牌,学校从校长到教师都是从全区招聘而来。

虽然同公办中学相比,育才中学每学期多收500元培养费,但较高的师资水平,严格的教学管理还是使家长蜂拥而至。

“与其让学生流失到外地就学,不如我们自己办私立学校!

”很多乡镇中学“穷则思变”,开始纷纷效仿,于是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各类“私立”学校便适时、应运而生,犹如雨后春笋一般。

 

水泉中学在2001年的时候,还有1000多名学生,因受私立学校冲击,到2002年就只剩下600多家里穷、成绩差、路途近的学生还在那儿接受义务教育。

校方于是就在校外单设了2个私立班,共129个学生,每学年多收200元培养费。

从原学校派最好的教师过去以保证教学质量,住宿条件也比原校要好一些。

后来干脆就在校外办了一所分校,当分校所在地被果品批发市场占领后,他们只好又折回本校,把实验楼一分为二:

一边是私立教育区,另一边是公立教育区。

在私立教育区任教的教师不但照发1995年工资的70%,还按课时、绩效工资、学生服务等多领330多元。

 

与水泉中学的做法相似,冯卯乡中学先在原中学开了一个私立班,壮大后就办了一所龙腾中学。

在政府的支持下,徐庄乡中学的几名教师在校外重新建楼,办起了英达私立学校,条件是必须聘用本乡中学的教师,乡政府则逐年递减发放这些教师的工资,3年后学校就与政府彻底脱钩变成纯私立学校。

 

与这几个乡镇先办班后办校的方式不同,半湖乡的中学走了一条全盘“改制”的道路。

 

2002年,经与地方政府协商,徐庄英达私立学校的创办人以20万元把半湖乡中学整体租赁下来,租期为20年。

该学校学生除了每年多缴150元培养费外,其他书本费等和别的乡镇公办学校一样。

学校必须留下原学校的大部分教师,并解决他们的工资问题。

按照双方协定,对改制后的学校,第一年乡政府发放原工资的一半——区里1995年老工资标准的70%中的50%,到第二年就只发其中的30%,第三年就改为全部由学校自主解决。

 

记者遇到一位从外乡镇应聘到该校的教师,在问及当月的工资收入情况时,她脸上一副很知足的神情:

“原工资的50%是150元,加上学校发的工资300元,以及主科补助240(副科补助则为160元),比在原学校时全年领不到3000元强多了。

 

当记者询问此做法是否可取时,她挠了挠头:

“我能胜任工作挣到钱就可以了,对可取不可取没想过,学校走到哪一步是领导决策的问题。

”但她认为,全区乡镇学校不会都这么干的,毕竟还得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比半湖乡中学的“改制”更干净利索的,非山亭镇32中莫属。

 

山亭镇本有2所公办学校——32中和45中,都存在着工资拖欠严重、学校管理混乱的情况,教学成绩之差自不必说。

2001年,当地商人杨运栋经过与山亭镇行政、教育部门协商,用80万元把32中整体租赁下来,租期为50年。

学校原80位教师择优聘用,其余40位教学能力较差的教师一次性分流到45中,45中则担当起全镇的义务教育普及任务。

 

现32中董事长杨运栋介绍说,他接过学校后,又从其他地方招聘了20多位优秀教师充实到教学一线,还投入了400多万元盖起了餐厅、宿舍楼等,彻底改变了原校办学条件较差的状况。

自接收之日起,杨运栋就开始负担所有教师的全部工资,待50年租赁期满后,他对学校的投入将通过资产评估,由镇里一次性补回。

在职称评定、教师档案、教学管理方面,镇里则把32中和普通公办学校一样对待,并提供社会环境等各方面的优惠和支持。

 

由于该校收费介于纯私立和公立学校之间——全年800多元培养费,比真正的私立学校每年超出1000元的培养费用相去甚远,这种针对一般家庭的定位使该校获得了充足的生源。

 

“而且我校教师平均月收入900元左右,从不拖欠,大家的干劲都很足。

现在无论是升学率还是考试、竞赛的成绩,32中都跻身全区前三名。

”杨运栋语气里充满了自豪。

 

据说由于生源不足等原因,山亭区职业中专曾一度濒临崩溃的边缘。

但学校顺应潮流,及时调整,利用其校舍和师资优势,又从全区招聘了一部分教师,也办起了一所学校——私立翼云中学,竟也红红火火,成为山亭教育的一支有生力量。

 

反对租赁者:

“啥租赁?

就是卖!

老百姓花钱盖的学校,他能卖成了?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无论是留在“改制”学校的教师,还是应聘到“私立”学校的教师都面带喜色,谈笑风生,毕竟每月近千元的稳定收入,在这个曾经因贫困而著称的山区不是一个小数目。

但也并不是所有的教师都支持这种做法。

 

在桑村镇31中采访时,记者在该校门口遇到一位补鞋的老人,提起31中的租赁“改制”,他就气不打一处来:

“租赁,啥租赁?

就是卖!

能让他卖成了?

听说是教育局和校长合计着要卖,区政府、镇政府都不知情。

学校教师夜里偷偷给大队打了电话,大队才知道这事,说学校谁都不能卖!

这是群众卖粮食集资一滴血一滴汗建起来的,能叫你说卖就卖了。

 

原来31中的学校地基以前是学校驻地桑村大队的晒粮场,现在该大队的老百姓还每人多交3分地的公粮,承担着学校新操场的公粮负担,驻地村民对学校此举意见很大。

 

“改成私立学校,孩子到哪儿上学去,再说还不得多缴钱!

”旁边一修自行车的妇女也是忿忿不平。

“学校教师意见更大,大家都担心,学校改制归私人后,不但工资不一定能按时发放,而且一定会有教师下岗。

”一个知情者模样的年轻人插嘴说:

“私立学校工作量都很大,他们该用5人的只用3个人,以便少开工资。

 

1956年建校的31中是山亭区的区直属中学,因学校教师的工资由区财政统一发放,他们的工资均超出乡镇中学教师的2倍还多,而且不存在拖欠现象。

觉得不如在公有体制下感到心里踏实的教师曾在2002年5月集体到省里告状,反对31中“改制”,于是学校最终没能“卖”成。

 

但记者向学校领导核实相关情况时,被他们以各种理由拒绝。

 

离开学校时,记者在校内意外地发现了一座“校舍改造纪念碑”,上面镌刻着如下字样:

 

“……校舍年久失修,设备简陋……1990年以来,集社会各界之力,筹资百万元以改造校舍、增添设备,物换景移校貌巨变,故立碑以永昭党和政府重教兴学之功德,社会仁人鼎立助教之义举,全校师生艰苦创业之精神……”字迹已有些依稀难辨。

 

忧心教育者:

“如此一来,我们的义务教育问题就大了,‘普九’也会前功尽弃。

 

山亭区位于山东沂蒙山区南部,区内重峦叠嶂,可耕地面积很小,曾于1987年被定为全国重点扶贫区县,后虽摘下这顶贫困“帽子”,但大部分百姓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好转。

上世纪末,一些区直企业及乡镇企业随着经济滑坡纷纷破产改制,90%的乡镇发不出工资。

 

在汽车站等车时,记者遇到一位乡政府的干部,谈起山亭区各乡镇的经济境况,他也是有话要说:

“1994年我所在的乡政府里才30多人,但几年后就出现了大批农民合同制人员,政府编制一下涨到了80多人,都拿着国家工资等着转正。

再加上教育、卫生等部门,八、九千人的小乡镇,又没有任何财政收入,却相当于十多个老百姓负担着一个国家工作人员的工资!

”他有点激动起来,点烟的手哆嗦了一下:

“山亭区本来就穷,同样的科级干部,从山亭区调到市中区,工资正好涨1倍。

像我们乡镇,机关干部3~5个月领不着工资是很正常的事情,更何况从乡镇财政中拿大头的教师。

 

但他同时承认,作为机关干部,虽然经常没有工资可领,但隔三差五地不花钱吃饭还是不成问题的,而且总有办法使自己手头宽绰一些。

但教师除了干巴巴地从学校领工资,没有任何外来收入,只能瞪着眼盯着乡镇财政发钱。

“工资要是发就有了,要是不发就没有了。

教师至多给学生发一节课的牢骚,应付应付教学。

说实话,年轻教师工作几年连成家的钱都攒不出来,还不如街上贩青菜、卖糖葫芦的。

 

在如此的经济状况下,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有的乡镇采取种种办法,把占主要财政支出的学校租赁了出去。

此举确是既摆脱了教师工资所带来的巨大财政压力,又有了租金收益,可谓一举两得,也难怪各地纷纷效仿。

 

“可如此一来,我们的义务教育问题就大了,‘普九’也会前功尽弃。

”一位退休的老教师忧心忡忡,“首先会造成两极分化:

有能耐的家长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没办法的就只好认命回家。

就算学生都到私立学校去,教师都是两个人干着三四个人的工作,又怎能全都照顾得过来?

 

但让记者感觉问题比较严重的,则是很多家长对如此“改制”的反应。

记者在一乡镇街头采访一位小商店女老板时,她就对学校“改制”与否显得很无所谓:

“改就改呗!

反正家长由学校当家,学校让到哪儿上学就到哪儿去上!

”她觉得改为“私立”后,学校可能会要求得更严格,只要孩子能提高成绩,多缴一部分钱没什么问题。

 

而对于那些家庭条件较差的家长,他们首先关注的就是私立学校的培养费——那是一道他们难以逾越的“坎”。

一位正在山地里劳作的农民就曾无奈地对记者说:

“收钱最少的私立学校,每年也得800元培养费。

”他在记者面前晃动着用手指比划成的“八”字:

“800元,我们十几亩山区小麦的全年收成!

”而当记者到几个公办乡镇学校,随机了解一些成绩一般的学生对辍学的看法时,他们竟又都和张超有着一样的心态:

“别人上学我就上,别人不上我也就不上了。

”很明显,只要到一个合适的时候,他们就会很自然地辍学。

 

另外一个不可掩盖的事实是,很多乡镇中学都是“普九”期间百姓集资建起的新楼,迄今都还未还清贷款。

如果现在忽然变成了“私立”学校,对于那些捐出血汗钱本该享受义务教育的百姓来说,公平何在?

所欠的那些上百万元的贷款,又该由谁来偿还呢?

还会落在百姓头上吗?

 

中国教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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