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高》杜甫独立唐诗的顶峰精选文档.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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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高》杜甫独立唐诗的顶峰精选文档

《登高》──杜甫独立唐诗的顶峰

语文课本中的文章都是精选的比较优秀的文章,还有不少名家名篇。

如果有选择循序渐进地让学生背诵一些优秀篇目、精彩段落,对提高学生的水平会大有裨益。

现在,不少语文教师在分析课文时,把文章解体的支离破碎,总在文章的技巧方面下功夫。

结果教师费劲,学生头疼。

分析完之后,学生收效甚微,没过几天便忘的一干二净。

造成这种事倍功半的尴尬局面的关键就是对文章读的不熟。

常言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如果有目的、有计划地引导学生反复阅读课文,或细读、默读、跳读,或听读、范读、轮读、分角色朗读,学生便可以在读中自然领悟文章的思想内容和写作技巧,可以在读中自然加强语感,增强语言的感受力。

久而久之,这种思想内容、写作技巧和语感就会自然渗透到学生的语言意识之中,就会在写作中自觉不自觉地加以运用、创造和发展。

　　《登高》是杜甫晚年在夔州时所作，是他七律诗的代表作，有人称之为“古今七言律诗之冠”;“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被称为唐诗压轴之句。

故应该单独上一节课。

重点抓住“悲情”即可达到教学要求。

其实,任何一门学科都离不开死记硬背,关键是记忆有技巧,“死记”之后会“活用”。

不记住那些基础知识,怎么会向高层次进军?

尤其是语文学科涉猎的范围很广,要真正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单靠分析文章的写作技巧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基础知识抓起,每天挤一点时间让学生“死记”名篇佳句、名言警句,以及丰富的词语、新颖的材料等。

这样,就会在有限的时间、空间里给学生的脑海里注入无限的内容。

日积月累,积少成多,从而收到水滴石穿,绳锯木断的功效。

一、在写景中深沉地抒发情怀

死记硬背是一种传统的教学方式,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

但随着素质教育的开展,死记硬背被作为一种僵化的、阻碍学生能力发展的教学方式,渐渐为人们所摒弃;而另一方面,老师们又为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煞费苦心。

其实,只要应用得当,“死记硬背”与提高学生素质并不矛盾。

相反,它恰是提高学生语文水平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1、景──秋景（春女思，秋士悲）夔州秋天的典型特征。

2、情──悲凉（注意引导与悲伤的细微区别）。

诗前四句写登高所见，写夔州特定环境，画面惨淡，气氛悲凉。

诗人仰望茫无边际、萧萧而下的木叶，俯视奔流不息、滚滚而来的江水，在写景中深沉地抒发情怀。

萧涤非先生在他的《杜甫研究》中，曾作了这样的阐释：

他乡作客，一可悲;经常作客，二可悲;万里作客，三可悲;又当萧瑟的秋天，四可悲;当此重九佳节，没有任何饮酒等乐事，只是去登台，五可悲;亲朋凋谢，孤零零的独自去登，六可悲;身体健旺也还罢了，却又是扶病去登，七可悲;而这病又是经常性的多种多样的，八可悲;光阴可贵，人生不过百年，如今年过半百，只落得这般光景，九可悲。

〖附〗

“语不惊人死不休”。

万──离国别家，漂泊路途之远

常──流浪他乡的时间之久。

24岁赴洛阳赶考，未能及第;35岁到长安求取官职，滞留10年，一再碰壁;43岁获得卑微官职，却又已是安史之乱的前夕，被困长安;逃离长安，追随肃宗，因为直言又被厌弃;48岁弃官，11年漂泊直到死在漂泊在湘江的一条破船之上无人所知。

多──感叹年老多病，精神疲惫不堪。

独──形单影只，万分凄凉。

停──愁闷无法宣泄的愁苦情状。

二、集大成者的诗圣──再命名的压力

（幻灯展示，对比几首诗歌：

《登幽州台歌》《登鹳雀楼》）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被称为唐诗压轴之句。

再命名的压力，在某一程度上，也即题材的压力。

举《登高》的题材为例，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一出，诗歌的疆土便被他夺去一大片。

这里，题材也是有传统的，也经过漫长的积累。

陈子昂以强大的力量夺取以往的积累，建立牢固的形象，构成巨大的压力。

王之涣带着《登鹳雀楼》来抢占地盘，构成另一个压力。

陈子昂的主题被时间笼罩，并且是悲观的（独怆然而涕下）;王之涣的主题被空间笼罩，并且是乐观的（更上一层楼）。

杜甫挟着《登高》和《登岳阳楼》，以更强大的力量和恣态，使“登高”题材形成定局。

他既包揽了陈子昂的时间和王之涣的空间，又注入个人身世和家国情怀。

时与空，历史与现实互相交错和浸透。

陈子昂和王之涣用的都是单镜头，一个静止的远景。

杜甫则用上远景、近景、特写镜头，并且不断移动转换，使得两首诗都写得丰富而复杂。

命名的压力，是横的压力。

还有一种纵的压力，也即一个个前辈诗人挟着他们各自的横的压力，对后辈诗人构成的层层叠叠的纵的压力。

仅就杜甫的前辈而言，屈原集他以前的传统于一身，成为第一位大诗人;陶潜集他之前的传统于一身，成为另一位大诗人。

而陶潜之所以还有机会，是因为他与屈原完全不一样：

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强烈，一个淡定;王维是第三个大诗人，他之所以还有机会，是因为他发展了山水诗;李白是第四个大诗人，他之所以还有机会，是因为他跟屈、陶、王都不一样：

他是天才。

接着杜甫出现了，他的机会建立在他之前的诗人的机会上：

他是集大成者。

集大成者出现之后，诗人开始变小，他们开始做那位集大成者在某个方面做得不够，或已做够但他们仍可以做得更多的事情：

白居易之所以还有机会，是因为他往“白”里写;李贺和李商隐之所以还有机会，是因为他们往晦涩里写。

当一切题材被写尽了，大诗人也出尽了，诗歌便开始枯竭，由词来接棒。

苏东坡之所以还有机会，是因为他已不完全是大诗人：

他是集诗、词、散文于一身的大作家。

写作出现质的变化。

这位大作家之后的作家，又开始变小。

至元明清，诗衰竭，词也开始衰竭，诗人变成打杂。

戏曲、散文尤其是小说大盛，更重要的是小说使用新的语言：

白话文。

白话文运动则正式宣告古典汉语写作终结，因为它已衰竭。

这不是一厢情愿的运动，而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证据是：

白话文不是临时发明出来的，而是孕育在古典汉语衰竭的母体中。

那么，我们如何知道某个人是集大成者?

难道他之后，例如杜甫之后，不会出现另一个更大的集大成者吗?

答案是：

如果这位诗人代表了整个民族精神，他就是集大成者。

杜甫代表了中国民族精神。

我们不能说屈原、陶潜、王维、李白、白居易、苏东坡等人代表中国民族精神，他们都只代表了中国民族精神的某一方面。

集大成者的伟大，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甚至经过一段漫长时间才会被发现的，因为民族精神是一种很庞大的氛围，整个民族精神不一定可以在一个时代中全部被看到。

生活在太平盛世的读者，不大可能完全理解杜甫，只有经过艰难时世，尤其是战争和丧乱，才会更充分地理解杜甫。

杜甫的伟大，是通过历代的无数灾难来证明的。

而李白的伟大，是任何时代的人一看就看得到的。

从读者的角度也可证实这点。

一个读者在十七岁读李白，跟在七十岁读李白，基本上不会有什么不同。

但一个读者在十七岁读杜甫，跟在三十七岁读杜甫，可能就已有天壤之别。

顺便一提，中国读者历来有“李杜之争”，杜甫的时代，就看不到杜甫的伟大。

或许我们可以把李白称为“伟”，把杜甫称为“大”：

伟代表高，大代表宽。

李白是塔，杜甫是平原，当我们在那座塔的一定距离内，例如十米至一公里，我们会被那座塔所吸引，而看不到这一范围内的平原或看到但不当一回事。

当我们与那座塔的距离越来越远，例如五公里、十公里，则我们将越来越被平原的气势所吸引。

〖附〗

文人的登高冲动

一、猎豹冻死在山坡上

一头猎豹冻死在终年积雪的高海拔山坡上。

那里没有树，没有草，也没有可以捕食的小动物，除了白皑皑的积雪之外，什么都没有。

那么，它跑到那么高的地方干什么呢?

作家海明威问道。

这是一个谜，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人们猜测动物也会有登高放眼的冲动，但找不到根据。

有人好奇地去问登山家：

“那么危险，又那么艰难，你们为什么偏要去爬?

”登山家想了一下，回答说，“因为它在那里啊。

”

这种宗教信徒式的回答让人感到意外。

在观察传统文人的生活习性的时候，我注意到，文人比任何人都渴望高处。

大多数文人都嗜好登高，而且登高必赋，或多或少都留有吟咏登高的诗篇。

寻找高点，仿佛是这个族群普遍存在的一份心理偏执。

我把这种习性称为猎豹冲动。

他们寻找的高点，当然不限于山峰，可以是山巅，也可以是城楼、古塔、高阁、祭坛、石矶等任何地方，甚至驿舍楼台凭栏而望，也构成一种登高。

只要能够取一个俯瞰的视点，可以纵情眺望天地，那么，不管攀登过程多么艰难，他们都要想尽办法去一登为快，满足诗人所说的那份“登临意”。

孔子就是非常喜欢登高的人。

他曾经登上一座高山，举目眺望，感慨地对弟子说，唉呀，鲁国原来这么小!

然后他又登上了巍峨的泰山。

站在泰山顶上，喟然叹息道：

原来天下也这么小啊。

还有一次，他带着弟子子路、子贡和颜渊登临景山，到了山顶后，他问弟子说：

“君子登高必赋，小子们都有什么想法?

”然后就展开了一场自由讨论。

上古的时候，登高能赋是一项重要的外交素质，只有登高能赋才能做诸侯手下的大夫。

大夫有九项必备的能力，其中第五条就是要登高能赋。

孔子最著名的一句慨叹，就是站在山川高处这样赋出来的。

他站在河边的危崖峭壁上，望着滔滔的流水长叹道：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

我强烈地意识到这不是普通的登山，而是一种精神的朝觐，是一种变相的文化仪式。

因为，它总是在强调最终的精神活动，而不是体力的冒险;它只在意到达山顶之后的看什么、想什么、说什么，根本不在乎登山过程本身的艰苦和乐趣。

所以它不是体育运动，不是现代登山家的极限挑战。

读过一点唐诗的人，都会背诵“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

杜甫《望岳》诗里面的名句。

“会当”是发誓定要去做的意思。

总有一天自己要去凌越那个颠峰，把群山都踩在脚下。

这可不是普通的抒情诗，读者。

你应该能从中嗅出猎豹的气息和激情来。

这就是封建社会鼎盛时期文人最典型的猎豹冲动。

我意识到了，我意识到这是一份宣言，是一个知识群体试图君临整个社会和山川宇宙的陈情表白。

诗人就是那只渴望冰峰的猎豹啊，永远心在高处。

集体无意识也好，个人无意识也好，无论你相信不相信这种解读，我都这么认为。

我听到了自己心弦有声。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争相跑到那么高的地方去呢?

这里面，已经不仅仅是人类的天性了，还有更深的文人天性。

这使得天下所有的海明威都感到纳闷。

二、时间被击退了

追问这种对高点的渴望，我想，应该与自由有关。

人类没有翅膀，但是人类很早就渴望能够象鸟儿一样飞起来。

许多民族都有关于人能够飞翔的神话传说，反映了这种古老的梦想由来已久。

在东方，古老的《山海经》中，记载着许多长着翅膀的半人半鸟怪物，生活在叫做羽民国、讙头国、毕方鸟国等等地方。

道家把修炼成正果想象成羽化登仙，也反映了同样的渴望。

突然有一天，人从自己的肉体躯壳中蝉蜕了出来，长出了可以飞天的翅膀，升到天上做长生不老的神仙去了。

这样的宗教确实有诱惑力，它抓住了芸芸众生也有飞翔冲动的心理弱点。

在神话和宗教之外，民间人体飞翔的尝试就更多了，数说起来足以让我们悲喜交加，心生感慨。

早在两千年前的汉代，就曾经有人在身上绑缚羽毛，做成巨大的翅膀，然后从高台上纵身跳下。

据说竟然还滑翔了几百步远。

在西方，这样的尝试更是不绝如缕。

直到十九世纪末出现李林塔尔，二十世纪初出现莱特兄弟。

我敢肯定，出于对自由的渴望，文人比任何人都更想拥有飞翔的翅膀。

证据是，文人在他们的作品中，常常把自己形容为飞鸟，说自己是大鹏，是鸾凤，是孤鹤，是惊鸿，是鵷鶵，是苍鹰。

庄子曾经想象自己象一只巨大的神鸟，展开云一样的翅膀，在高空俯瞰人间城郭。

李白说自己“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杜甫把自己当作矫健的雄鹰，梦想“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

”东坡先生则把自己比喻为惊鸿，总是想乘风归去，却又无比眷恋人间。

都是同一种奢求，对自由的奢求。

这应该被看作是另一种形式的猎豹冲动。

登高是对飞翔的模拟，高处让他们可以完整地把握这个世界，审视这个世界，可以用垂怜的眼光抚摸芸芸众生，可以发现原来众人皆醉而我独醒。

多么可怜的世人啊，生活在浑浑噩噩之中，竟然什么都不知道。

他们可以这样叹息说。

一个借助于大视野而产生的精神自我放大过程，就这样完成了。

一次模拟飞翔的仙人探访，就这样完成了。

假如我没有猜错的话，文人是在用另一种方式，把自己变成得道的仙人，从而取得怜悯这个世界的权利。

你可以怀疑这样的猜测，但是别停下来。

因为在我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