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和汉语文字形态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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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和汉语文字形态学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我们考察文学的模糊性当然离不开研究语言文字，尤其是汉字。
语言文字由三个基本要素构成：
音、形、义。
音即读音，每个字都有一定的读音。
同时以符号的形式记录下来，则形成了文字。
无论是声音还是符号，都要表达一定的意义，这就是义。
全面研究这三者的关系是语言学家的职责，我们研究文学主要是书面的文本，所以我们在这里只论及文字的形与义，侧重点是义，兼及字形，音则阙如。
许慎说：
“依类象形，故谓之文。
”成宗英先生说：
“中国语言以形象为主导。
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六书’就是以象形或取像为主，当然也有象声，都是对客观现象的模仿。
指事也是以形象——符号显示自然关系，模拟自然关系。
会意则是对事态的复杂关系的显示，不是单纯的象形。
转注、假借则是语义的延伸，是象形文字的形象性延伸出去。
语义延伸也代表了形象延伸[1]。
”叶舒宪教授也认为，“汉字本身保留了造字之初的许多集体表象、象征意象和模拟性意象[2]”。
例如，汉字的“山、水、田、鱼、日、月、牛、马”等字最早的写法就是这些事物的简笔画，正如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所述，象形字的来源便是图画字，先民造字者描摹一种物形的时候，当一头巨象的图画完成后，看画的人不约而同地喊出了“象”，于是“象”这个字在中国语言里就成了“形象”、“想象”等语的词根[3]。
汉字的象形，这已是公认的事实。
形与意似乎有了一定的对应性。
那么，汉字的模糊性又体现在哪里呢？
模糊性本是自然语言的一种本质属性，正如著名语言学家耶波生认为：
“模糊是人类自然语言的特点”。
英国学者琼斯也指出：
“我们大家（包括那些追求‘精确’无误的人）在说话和写作时，使用不精确的、含糊的、难以下定义的术语和原则”，这是“必不可少”的[4]。
我国学者伍铁平教授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致力于研究模糊语言，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模糊语言的论文，1999年，他又将自己发表的论文加以充实和修订作为专著《模糊语言学》出版。
语言的模糊性也逐步为学界所接受。
为了论述方便，我们还是先从传统的字词的解释学谈起。
一、文字释义的模糊
（一）文字的多义性而导致意义的模糊性
众所周知，汉字的常用字有三千多个，这里面有相当多的字是同字异体（异体字）；同字异音（是笔画相同的异字）；异字同义（同义字）；同字异义（意义的变化）；同字反义（同体反义）。
同时，由于汉字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其形体不断的演变，其含义也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这就使得汉字的意义具有了丰富性、多义性和不确定性。
我们先说汉字的一字多义。
如“一”字，《辞源》（《警官教育出版社》有9个义项，《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有19个义项。
至于由字组成的词，变化就更多了，如“三”字，《辞源》（同上）有2个义项，但其下的词条却有445条；《辞海》（同上）注为两个字，其一有两个义项，即：
数目、代表多次或多数；其二意为再三。
而由“三”引导的词条多达562个。
下面，我们以“一”为词头的“一贯”来看其意义的不同：
1．释为从不改变或一向如此，如，柳宗元《非国语（上）·大钱》：
“古今之言泉币（钱币）者多矣。
是不可一贯，以其时之升降轻重也。
”此义项沿用至今，如：
这是他的一贯作风。
2．用一个观念（或道理）贯穿着。
如，《论语·里仁》：
“子曰：
‘吾道一以贯之。
”
3．一样，同样。
如，《庄子·德充符》：
“胡不直使彼以死生为一条，以可不可为一贯者，解其桎梏，其可乎？
”意为“你何不使他了解死与生是一样，可和不可也是一样的道理，以解除他精神上的枷锁，岂不更好？
”
一字（或词）的多义不但在汉字，所有的文字都有这一特点，如英语：
“position”一词，就有“位置”、“姿势”、“职位”、“态度”等不同的意思。
德国学者J·Trier提出了语义场理论，他认为“词义”只有在语义场中才有意义。
他的语义场大概相当于我们说的语境。
也就是说，单个的字或词，除了它有多个词典意义外，它还要受到语言环境的影响。
例如动词explode在不同的句子中就有不同的意义：
Thebombhiddeninthetrainexplodedwhenthetrainwaspullingoutofthestation.
Myfatherexplodedwithrageatthenews.
Afterthewar,thepopulationintheseareasexploded.
①句exploded指在一定的容器内，燃烧产生大量的高压气体，并在瞬间释放，这些气体急剧膨胀，产生巨大的声浪。
②句中exploded的典型意义“炸弹爆炸”这个源领域的经验映射到目标领域“人的身体”——感情的容器，激愤对容器产生压力。
③句中“爆炸”的意义从空间拓展到数量域[5]。
一词多义往往导致意义的模糊。
《新民晚报》1995年6月22日社会新闻版的一条新闻的标题是“徐虎身后劳模成行”《咬文嚼字》1996年第7辑登载的符泊的文章对此条新闻质疑，符文以《一词不慎，致人于“死”》为题目，说：
这条新闻“令读者惊愕与惋惜：
”并质问：
“徐虎死了吗？
”符文认为“身后”是“死后”的意思，并引《现代汉语词典》《辞海》对“身后萧条”的释义为据，这两本权威的辞书对此都只有一个义项：
“死后”。
进而断定：
“根据这一词义，标题的意思是：
“徐虎死了，后继有人”。
可是细读新闻，“徐虎并没有死！
”而是标题用词有误。
对此，李迎新在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发表《“身后”并非全是“死”》进行反驳。
在这里我们不想介入这场笔墨官司，只想以此例证一些字词的意义实在太丰富了，太不确定了，太模糊了，以至于我们的颇富学识的记者、学者一时也难识其“庐山真面目”。
这还是出现在新闻这样的实用文体中，如果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就更难辨别了。
（二）同词反义造成的模糊。
文字中还有一些词具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义。
我们把同一个字自身具有的完全相反的意义的字叫做同词反义。
例如汉字的“寿”字，在“人寿年丰”时是指人的身体健康。
而当人们谈到“寿衣”时，它的意思是指“装殓死人的衣服”。
“骄傲”一词，在“骄傲使人落后”中是自满的意思，是一种不正确的态度，但它同时也有“自豪”的意思，如“我们为祖国取得的伟大成就而骄傲”时，这种态度则是正确的。
在英语里也有这种种情况。
以leave为例，它就有“离开”和“留下”两个相反的词义：
1.a. Heabruptlylefttheconferenceroom.
他突然离开了会议室。
1.b. Hiswifeleftbehindhertwolittlegirls.
他妻子死后留下了两个小女孩。
形容词terrific意为“可怕的”，“骇人的”，但在口语中，它又可以作“极好的”解：
1.a. Aterrificearthquaketookplaceherein1906.
1906年此地发生了可怕的地震。
1.b. John:
I’llcomeandgiveyouahandtomorrow.
Mary:
Terrific.
约翰：
明天我来帮你的忙。
玛丽：
好极了。
英语里，同一个短语，也有完全相反的意思。
如“John’smurder”可以理解为“约翰被谋杀”，约翰是受害者；也可以理解为“约翰所犯的谋杀罪”，约翰是凶手。
（三）反义词互训造成的模糊。
所谓反义词互训是指那些在字词的典籍义注解为自己的反义词。
例如“乱”与“治”两个词。
我们先看“治”字。
“治”《辞源》注有7个义项，即：
①治理；管理。
《商君书·更法》：
“治世不一道。
”②旧称地方政府所在地。
③有秩序，安定。
与“乱”相对。
如：
大治；治世。
《孟子·滕文公下》：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
”④研究。
⑤医疗。
⑥惩处；扑灭。
如，治罪，治蝗。
⑦姓[6]。
这里第一义与第三义都是治理、有秩序，意义接近，在第三义而且明确指出，“治”与“乱”相对，是反义词。
我们再看“乱”字。
“乱”《辞源》注有8个义项，即：
①紊乱；无秩序。
②反叛；战乱。
③混杂；混淆。
④迷惑。
⑤淫乱，奸淫。
⑥乐曲的最后一章。
⑦横渡。
⑧治理。
《尔雅·释诂》：
“乱，治也。
”《书·顾命》：
“其能而乱四方。
”蔡沈集传：
“而，如；乱，治也[7]。
”在这里，“乱”字的第八个义项就释为“治”，而且古人言之有据。
这样，典型的反义词在典籍义里却有注为同一意义。
在其它语种里也有一个词汇却有两种完全相反的意思，如：
PublicSchool在英国是指Eton,Harrow等私立学校，而在美国是指由政府出资、免收学费的公立学校。
反义互训的情况在文学作品中和口语中就更多了。
例如，情人之间的打情骂俏：
我恨死你了。
这里的恨就是爱的意思。
反义词互训为文学作品的反讽奠定了语言的基础。
（四）词义的发展和变迁造成意义的模糊。
一个词在长期的运用实践中，它的意义也在不断的丰富、发展和变化。
“旅”字，其意义就在不断的丰富。
据甘露考证[8]：
“旅”在甲骨文里有四义：
①本义为军队，象征旗下聚集众人列队之形。
②引申义，军队建制，商代军队分为左、中、右三师。
《周礼·地官·小司徒》：
“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
”③假借义，借为人名。
④假借为地名。
“旅”在金文中除本义军队和引申义军队建制外，新增了“祭陈”义。
至先秦两汉，又增加了五个意义因子。
①寄居，客处。
《周易·复》“商旅不行。
”②众，众多。
《尔雅·释诂下》“黎、庶、蒸、多、醜、师、旅，众也。
”③《周易》中的一种卦。
④祭祀。
《论语·八佾》“季氏旅于泰山。
”⑤陈列。
《尔雅·释诂上》“矢、雉、引、延、顺、……旅，陈也。
”甘露先生还指出了在“旅”字释义上《汉语大字典》的疏漏，限于篇幅，不引述。
有些字词，在使用中意义发生了变化，如成语中的某些词：
短兵相接（原义兵器，今意为士兵）痛哭流涕（原义眼泪，今义为鼻涕）
引而不发（原义指拉引，今义多指引导、引退）瓦釜雷鸣（原义指陶器，今义指屋瓦）
正因为字词的演变，其意义变得模糊了，以至于一些专家学者也难理解发生歧义。
《济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发表了张传曾《从杜诗训释看“无赖”的词义发展》一文。
张文引杜甫《绝句漫兴九首》的第一首诗的诗句：
“眼见客愁愁不醒，无赖春色到江亭。
即遣花开深造次，便教莺语太丁宁。
”萧涤非先生对这首诗的阐释是：
“客自愁，春自到，无半点相关之意，岂非无赖？
无赖。
本指人说，这里是骂春色”；“不管客愁如何，即遣花开，便教莺语，岂非无赖？
”在这里，萧先生虽未对“无赖”作出解释，但他认为“无赖春色”是“骂春色”。
《唐诗鉴赏辞典》对本诗“无赖”的词义也未作界定，但说它是“围绕‘客愁’来写诗人恼春的心绪。
”《现代汉语词典》注释“无赖”两个义项，一是“刁钻泼辣、不讲道理”，二是“游手好闲，品行不端的人”。
从这两个义项中可以归纳出一个“奸邪义”，上述两家正是从此生发的。
杜甫还有一首七律，《送路六侍御入朝》，后二句是“不分桃花红胜锦，生憎柳絮白于绵。
剑南春色还无赖，触忤愁人到酒边。
”金圣叹以为尾联诗意“犹言我愁如此，而汝春色还要如此触恼也。
”“触恼”也是奸邪义。
明清两代释杜者大多以奸邪义解说“无赖”。
而宋人的解释却大异其趣。
杜甫《绝句漫兴九首》第一首“眼见客愁愁不醒，无赖春色到江亭”，宋人赵次公注云：
“下句言春色既无所倚赖而到江亭矣。
”对“剑南春色还无赖”句赵次公注曰：
“桃花之深红，柳絮之酽白，正是春色放荡无所藉赖者，翻是触忤愁人令到于酒边以散其愁。
”这两种不同的注释哪种正确呢？
张传曾先生考其语源，“无赖”一词，始见于《史记·高祖本纪》刘邦称帝后，曾对其父亲说：
“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
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
”“不能治产业”，是刘太公说刘邦是“无赖”的原由，刘太公认为他靠不住。
将来无所依傍。
这就是“无赖”的本义。
张先生认为，明清两代对杜诗里的“无赖”二字是误解了。
至于“无赖”作小人奸邪解也是有的，但杜诗中六次出现，均不是此义。
以上我们从历时的角度分析了词义解释的不确定，导致了文学作品的误读。
二、文字表意的模糊
前面我们论述的文字释义的模糊属于主体认识论的模糊，而文字表意的模糊则是表现论的模糊。
本文一开始，我们不是论述过汉字是表意文字吗？
诚然，汉字是世界上最典型、最有代表意义的表意文字。
一个象形字就是一幅简笔画。
但表意也是相对的，相对于表意文字，汉字特别是原始古字是表意的。
但即使是画特别是简笔画也有模糊的一面，如心理学测验的那个兔子和鸭子的图，它既像兔子又像鸭子；北京新开放的新的旅游景点——恭王府，园里假山洞里石碑上有一个据说是康熙御书的所谓天下第一福的“福”字，导游向游客介绍，这个字整体上是个福字，但左边的偏旁“ネ”像是一个“子”，又像一个“才”，右边的“亠”与“口”连在一起写得像一“多”字，福字的右下角是一个“田”字，整个福字可以读出“多子”，“多才”，“多田”，这就是“福”字在古代的含义。
中国字与中国画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写意。
也就是说它追求的是在似与不似之间。
所以我们说，汉字总体是表意的，但这种表意又是示意的，模糊的。
表意的模糊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字在本质上是模糊的。
我们说文字总是模糊的，指的是我们所书写东西总是不能完全表达我们的意图。
如：
1．小李在我前面。
这个句子表达的意思就很模糊。
因为“前面”只表示了方位，没有距离，没有范围。
2．咖啡在杯子里。
这个句子有许多不同的推论：
咖啡是煮沸的？
未煮的？
液态的？
固态的？
3．双方在过去的几天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地广泛的会谈，对许多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基本达成了一致。
类似文字在外交新闻中是常见的，它有很强的概括性，同时也具有很大的模糊性，读者从这段文字中能知道何时？
何问题？
如何会谈？
怎样一致？
这些都是语焉不详。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
4．国家在必要时设立特别行政区。
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
这里“必要时”、“按照具体情况”等措词，都表现出十分灵活。
如果把3、4两句划线处都换成表意非常确定的词，说不定就会造成尴尬和不必要的麻烦。
（二）文字是社会行为的产物。
为了论述的方便，在第一部分我们对文字的模糊特征进行了静态的分析与描述。
其实，任何语言文字都是一种社会行为。
这是因为，个人的言语（含文字）都必须是以该语言文字的社会总和为基础的。
这不仅因为语言文字本身是人类社会的产物，而且任何语言文字都只有在社会中进行，同时要遵循语言文字的社会规则，达到一定的社会（个体是社会的成员）目的。
有则笑话，说的是自宋代开始，给孩子的启蒙教育念的一段文字：
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
明代祝枝山在《猥谈》中说：
“丘”是孔子自称，“乙”通“一”，“乙己”犹言“一身”，“八九”相乘为“七十二”数，所以这是孔子“上”给他父亲“大人”的一封家书，应读作：
上大人：
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
意思是说，启禀父亲大人：
儿孔丘，一身所教化不过三千七十多名士子罢了，其中七十二个年轻后生特别优秀，他们贯彻仁爱之道，懂得礼义[9]。
这样解释，只能作一猥谈，一笑了之。
因为如此解释抛开与史实不符不说，也不合当时的语言文字规则的习惯，只能是明代的话本。
文字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互动关系。
文字产生于社会，同时又作用于社会。
试以“非典”一词为例。
2002年底至2003年上半年，中国和世界都经受了一次大的灾难的考验，这是“非典型性肺炎”的袭击。
2002年11月，广东省发现一例不明病例，有人尝试用“非典型肺炎”来称呼。
2003年1月21日，到广东中山市医学调查的专家组确诊，广东发生的这种不明肺炎就是“非典型肺炎”，2月11日，广东省卫生厅公开宣布这种传染性极强致死率高的“不明病毒”引起的疾病就是“非典型肺炎”。
接下来，“非典型肺炎”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在全国蔓延，特别是蔓延到北京时，“非典型肺炎”成为全国、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非典型肺炎”这个词也成了一个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
“非典型肺炎”这个名词太长，人们又按照汉语大多数是双音节词这一特点，约定俗成简化为“非典”。
据调查，最早在新闻中出现“非典型肺炎”一词的日期是2003年2月10日。
2003年4月5日，首次在新闻的正文中出现“非典型肺炎”的简称“非典”（其标题仍用“非典型肺炎”）。
5月5日，含有“非典”字样的文件241个，5月7日达653个。
可见“非典”这个词一问世，它的传播速度有多快[10]。
“非典”一词确切地说是一个社会名词而不是医学名词，有两个方面的论据能够证明。
其一，从医学上说，“非典型肺炎”不是一个新词，医学史料表明，“非典型肺炎”早在1938年就出现在意大利。
汉语中首次出现“非典型肺炎”一词是在1956年的医学著作中（病例发生于1952年2月）。
由于那是医学专门术语，没有进入社会学的范畴，所以没有流传。
其二，“非典”与“萨斯”（SARS）的社会认可。
在“非典型肺炎”传染加剧之际，国际卫生组织（WHO）在3月15日将这一烈性传染病正式命名为“重症急性呼吸综合症”（severe acuterespiratorysyndrome）英文简称SARS，汉译为“萨斯”。
2003年4月23日在媒体上首次使用“萨斯”，但据5月9日对人民网的搜索，当天使用“萨斯”的文件只有3个，而使用“非典”的文件有573个。
当“萨斯”这个洋名与“非典”这个土名相遇时，在现代这个被有些人认为“月亮都是外国的圆”的年代，“萨斯”这个洋名为什么败下阵来呢？
这里还是一个社会原因，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在大敌当前的时候，不会改换名称（改名有可能导致新的恐慌，以为又来了一个大病）。
所以“萨斯”不敌“非典”也不是语言学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
如前所述，文字一旦产生，它能作用于社会。
我们还是以“非典”为例。
“非典”一词，一经被社会所认可，广为使用，在舆论中强化了人们对非典疾病危害性和抗击非典重要性的认识。
“非典”名词的物化，而在全民族形成了一种全民同舟共济的精神，战胜灾难，关爱生命的理念。
甚至还出现了一种抗“非典”经济、抗“非典”文化。
从而在创造了一个中华民族万众一心，抗击病魔的现代“抗非”神话。
其具体表现在，在“非典”出现之前，人们因为工作和生存的压力，人情、亲情都变得淡漠了，对自身健康也忽视了。
“非典”来了，人们才醒悟到，人情无价，生命无价。
我们说的“抗非经济”是指抗击非典不仅仅是对一些行业如餐饮、旅游业带来了负面影响，同时也拉动了医药卫生产业的发展，一些精明的企业，还会利用这一特殊时机，制造商机，如生产专用的或针对性强的消毒厨，消毒冰箱，消毒空调等等。
所谓抗非文化，就是指全国人民，特别是医护人员对抗击非典中表现出来的牺牲精神深深地感动着全国人民。
一些文艺工作者及时地把战斗在抗击非典第一线的医护人员的伟大的牺牲精神用文艺的形式表现出来，鼓舞人，教育人。
这就是我们说的抗非文化。
文字的社会性还包括文字的社会认同。
以上我们谈到的“非典”战胜“萨斯”实际上表现的也是一种民族的认同。
“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是我们中华民族在与疾病的生死博斗中首创的。
我们为之付出了血的代价，当然要认同这一文化概念。
世界卫生组织名之为SARS是一种客观的态度，而境外一些人却居心叵测地把“非典”称为“中国肺炎”。
语言文字的社会性何以构成语言文字的模糊呢？
首先，客观事物本身是模糊的，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受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局限。
从哲学上说，人们认识客观世界总是相对的。
相对于未知世界，人类已知的东西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而且已知也只是相对的，很多事物我们自认为是认识了，但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认识的深化，我们发现原来的认识是不正确的。
如人类对物质构成的认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认为原子是最小的不可分割的单位，现在我们知道原子不是最小的，还可以再分。
对于那些我们暂时还不能认识的东西，或者认识不清楚、不深刻的事物，我们只能采用模糊的表述。
如宇宙空间的很多未知领域对我们还是一个秘密，甚至于永远都会是一个秘密。
所以我们的祖先的飞天、嫦娥奔月，我们的阿波罗登月，火星探测都只能是模糊的。
很多司空见惯的东西，我们自认为了如指掌了，而事实上也是很模糊的。
例如，有人问你：
胖人的确切标准是几斤几两？
一个姑娘的美与丑区分标准是什么？
要回答类似问题，我们不得不用模糊概念。
其次，人是有社会性的。
对事物的认识和表述都直接受所属的社会（包括阶层、社区、受教育程度、知识基础、生活阅历、年龄、性别等）影响。
美国学者罗纳德·斯考伦、苏珊·王·斯考伦的《跨文化交际：
话语分析法》[11]援引了这样一个例子：
王先生和理查德森先生的会谈使理查德森先生很高兴，他在分手时表示要找个时间与王先生共进午餐。
王先生欣然应允。
几周后他开始对方诚意，因为理查德森在发出邀请后，再没有来约定午餐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王先生和理查德森由于社会文化的差异在门交流中发生了误会，王先生是亚洲人，他把理查德会谈结束时的邀请当了真，理查德森是欧洲人，他在会谈结束时的那句话只是他高兴时的一句客套话，并不是真的要请王先生共进午餐。
在这个对话中，理查德森请王先生共进午餐的信息是模糊的即不确定的。
再如，同一句话，不同的人或不同的地点说出来其表达的信息也是不一样的：
现在几点了？
如果是大街上，一个素不相识的人问你，你会回答他（她）具体的时间，他（她）会说：
谢谢。
如果这个问话发生在教室里，教师问学生，学生答后，教师说：
“你真聪明！
”
因为这是学生回答正确了一个问题，得到了教师的鼓励。
如果这个问题发生在家里，母亲问刚刚起床的孩子。
孩子可能回答，现在还早呢！
同样五个汉字，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候，不同的对象中，它包含的信息不同，所以这个句子的意思是模糊的。
同样一句话，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人说出来或书写出来它的意义是不同的。
如：
让我来！
如果是一个小孩对成人说，那么它表达的是一种要求积极尝试的意思。
如果是一个大人对孩子说这话，那么它明显有示范的意思。
如果是青年男子对青年女子说这话，有表现男子汉的精神，或者隐含一种在异性面前献殷勤的意思。
如果是男性之间说这话，则达一种争强好胜、逞能的意味。
如果是青年人对老人，则是一种帮助和尊重。
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说，文字只是一种符号，它的意义是社会和读者赋予的。
（三） 言外之意的模糊性
所谓言外之意是指由语言文字之外的一层意思。
言外之意也是语言模糊现象的一种表现。
它有两种形式，第一是语言文字本身具有的言外之意；第二是由此语言文字自然引申出来的言外之意。
1．现场话语含有的言外之意。
有则笑话说，某人在朋友家吃住久了，朋友不好直接赶他走，就对他说：
“你不想你的老婆孩子吗？
”没想到他回答说：
“想呀，我把他们一起喊来吧。
”这是笑话，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你该回你自己家了。
”类似用言外之意逐客的情况却是古已有之。
《左传·秦晋殽之战》里就有这样的事：
秦国偷袭郑国，郑穆公命皇武子到客馆驱逐秦国的内奸，说：
“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资饩牵竭矣。
为吾子之将行也。
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闲敝邑，若何？
”[12]皇武子的话从字面上看是说我们尊贵的将军您在我们这个比较贫穷的国家住得太久了，我们这里的肉类食物缺乏，你们何不到原圃去打打猎，让我们也休息休息。
而其真实意图是在下逐客令。
孙犁的《荷花淀》里这样的细节：
当水生告诉妻子自己第一个报名参军时，妻子低头说了这么一句：
“你总是很积极的。
”这个短短的句子，从字面上看，是对水生的表扬。
但它的言外之意却是很丰富的。
它至少有这样一句言外之意没有表述出来“怎么不想想别人（我）呢？
”妻子舍不得他离开，这在作品里有非常多的细节描写。
何况这是非常危险的。
当然这里的别人还包括别外几个像她一样的新婚的妻子，他们都是恩爱、不忍分离的小夫妻，而水生却带领他们一起离开妻子。
言外之意有的是表层的，一眼就能读出（看出）如电影《顽主》在颁奖晚会以后，于光与杨重之间的一段对话：
于光：
在会上，就数杨重的风度最好。
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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