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新自由主义思潮中的社会福利思想.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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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新自由主义思潮中的社会福利思想
第六章 新自由主义思潮中的社会福利思想
教学目的：
了解新自由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掌握新自由主义的哲学观点与哈耶克、弗里德曼的社会福利思想观点。
教学重点：
新自由主义的哲学观点与哈耶克、弗里德曼的社会福利思想观点。
教学难点：
新自由主义的与自由主义的区别与联系。
“新自由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在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再度兴起的自由主义思潮。
它秉承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以个人自由或权利为核心概念，针对社会民主主义和福利国家发展中的问题，重新阐述自由主义的哲学一社会价值观，形成一股强劲的思想运动和政治思潮。
对当代西方乃至全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西方福利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共识遭到普遍质疑的情况下，新自由主义也以其强大的思想渗透力侵入到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各个领域，主导着人们的思想意识观念，成为当代西方意识形态的主流。
在社会福利领域，新自由主义的福利理念对西方社会福利的发展，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这种影响既有从经济自由主义的立场反对福利国家的自由放任主义，也有从政治伦理价值观的角度主张平等的自由的社会正义论，还有鼓吹个人责任和自由、反对国家干预个人生活的权利正义论。
这些理论反映了新自由主义复杂的内部结构和思想混乱的状况，但同时也使我们看到，新自由主义作为当代西方社会的主要思想潮流，它自身并不是一种统一的思想。
在自由主义的旗号下面，不同的思想家把他们的自由主义观点同其所面对的现实问题结合，在思想取向上表现出各自明显的特征。
因而，在对待社会福利的问题上，新自由主义表现出了不同的思想倾向。
本章所介绍的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福利思想，就是包括了不同思想取向的理论。
在本章的第一节，主要介绍新自由主义兴起的基本情况和它的意识形态特征，在第二、三节里，我们主要介绍以哈耶克、弗里德曼和布坎南为代表的经济学理论中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社会福利问题上的基本观点。
而对新自由主义在政治学理论中的社会福利思想则放到第四节来讨论。
第一节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及其主要观点
新自由主义的有关思想是在20世纪中后期伴随着其他新右派的思想一起流行起来的，但是，其中有的思想观点是在70年代提出来的，而有些思想观点则是在社会自由主义思想、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居于主导地位30—40年代就提出来了，只是由手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思想潮流更多的是关注社会平等和分配的公正性问题，而新自由主义强调个人的自由和责任、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张则是非常地“不合时宜”，因而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尽管如此，新自由主义思潮仍然是由来已久，要了解这一思潮及其所主张的社会福利思想，必须对其流行的社会背景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一、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是一种有着久远思想传统的意识形态，但它同时又是不断以新的面目出现的社会思想。
在近代以来的西方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自由主义都扮演了重要的思想意识形态的角色，并发展出各种带有历史特征的自由主义思想。
了解自由主义的各种特征及其思想形态，对我们梳理自由主义的思想脉络，认识其知识基础，掌握新自由主义思潮及其对当代社会福利发展的影响，无疑是必要的工作。
（一）自由主义诸形态
一个现代自由主义者在描述自由主义的形象时曾经这样说道，“自由主义并不是一套单纯的、铁板一块的教条。
跟别的学说或意识形态一样，有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
不过，自由主义有与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区分开来的核心价值，这就是它“首先认同个人自由和个人选择”（拉齐恩·萨丽等，2003，p．3）。
不同形态的自由主义，就是在认同这一核心价值的基础上，保持了它们的思想传统，并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
从历史的角度看，现代意义的自由主义起源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其思想传统可追溯到17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的自然权利说。
而作为自由主义的完备形态的古典自由主义则是在十七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和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与哲学家大卫·休谟思想的推动下，成为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发展的意识形态动力。
而在现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中，作为一种文化价值观，自由和平等都是自由主义所承诺的现代价值目标。
然而，对于这两个目标在自由主义价值体系里的顺序与地位，自由主义内部历来存在分歧，由此产生了个人自由与社会平等两种不同的偏重。
尽管这种偏重并不否定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个人的自由或权利，但是，这种分歧却导致了不同历史时期的自由主义思想的两种对立的理论取向：
或者主张消极的自由，或者主张积极的自由。
从洛克到诺齐克的政治哲学和从亚当·斯密到哈耶克的经济思想的自由主义传统主张的是消极的自由，他们强调个人自由或选择的绝对性。
他们认为，自由应该定义为消极的和受法律保障的，即禁止对私人领域特别是私人财产的干预行为，以避免个人受专横的压迫；同时，个人可以自由地做任何法律和社会规范没有明确禁止的·事情。
因而，主张消极自由的思想家们总是强调，保护个人自由比追求社会平等更重要。
而主张积极自由的思想家们却反对这种主张。
他们反对社会不平等，主张社会正义。
在他们看来，只有平等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才能使每一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
这种观点在经济学上的表现就是采取积极的措施来保障个人的收入和生活安全；在政治学上就是主张公平的社会正义观。
这种积极的自由观不仅产生了像边沁、新古典福利经济学这样的主张效用论的功利主义，也产生像罗尔斯这样的主张道义论的平等的自由主义。
正是这些鼓吹积极自由主义的思想，与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一道，对推动现代社会福利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因此，从谱系学的角度看，自由主义是一个生长在工业社会与现代化的土壤之中的枝叶繁茂、根系发达的大树。
从古典自由主义到现代自由主义，在其伴随着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它不仅长成了粗壮的躯干，成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价值体系的核心资源，而且生长出了许多强有力的枝干，将自由主义思想延伸到现代社会的各个思想领域，与不同的政治道德观念相结合，产生出经济学和政治学等不同领域的自由主义。
本章所涉及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经济学和政治哲学理论，就是自由主义谱系学中的几个重要支系。
它们所表达的福利思想代表了当代社会福利思想发展的主要趋势。
（二）“新自由主义”的含义
“新自由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再度兴起的自由主义思潮，其英文的表达形式和实际内容都不同于20世纪初在英国形成的“新自由主义”。
20世纪初的新自由主义的英文表达形式是“newliberalism”，其“新”是新在对古典自由主义所强调的政治上的个人自主、经济上的自由放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从理论上论证了国家或政府在维护个人需求、保障社会经济秩序方面的必要作用。
这种“新”自由主义所持的是积极自由的社会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它的政治诉求成为福利国家的理论基础。
而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再度兴起的自由主义思潮其英文的表达形式是“neo·liberalism”。
英文“neo”这前缀既有“新的”、“新近的”、“现代的”的意思，也有“复兴的”意思。
将其
和“Ibemlism’’连接起来，可译为“新近的”或“现代的”自由主义，也可译为“复兴的”自由主义。
其实际内容也确实具有向古典自由主义复归的成分。
作为一种试图复兴古典自由主义的努力来说，当代的新自由主义也是一个复杂的思潮。
其中不但有经济学上的新自由主义，还有政治学上的新自由主义。
前者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主要是针对社会民主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等福利国家的理论基础而进行攻击的现代自由放任主义。
经济学上的新自由主义也不仅仅限于经济学问题的讨论，它也对政治领域的社会民主问题和所谓的极权主义的政治问题进行攻击。
在将经济学问题与政治问题结合起来讨论的过程中，它又与政治上的保守主义思潮结成联盟，形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影响西方国家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新右派”思想。
而政治学上的新自由主义所关注的问题是：
在经济领域确立了以效率为核心的市场原则后，在政治领域如何解决各种基本的社会价值资源的分配问题。
在这一领域，围绕着权利和平等而展开的正义论的讨论，形成了平等的自由主义和权利的自由主义两种对立的思想。
而政治自由主义就是通过阐述其所信仰的正义原则来捍卫他们的自由理想。
为解决社会正义问题提供伦理学或哲学的理论。
不管是经济自由主义还是政治自由主义，作为新自由主义思潮，他们都在各自的讨论中阐述了许多重要的福利思想，并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西方社会福利的发展贡献了重要的理论资源。
二、新自由主义产生的社会背景
新自由主义虽然是复杂的思潮，但其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逐渐代替社会民主主义成为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主流，却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
这就是无论是经济自由主义还是政治自由主义，它们都是对当代世界历史变化做出的思想反映。
它们的出现，深深地烙上了时代的印记。
（一）凯恩斯主义面临的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吸取了30年代的大萧条的教训，依据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实行了促进高水平的需求和就业的经济与社会政策。
特别是1950—1973年间，西方各国不仅经济迅速发展，而且失业率也普遍较低，同时由于各国政府对经济发展进行了程度不同的干预，经济波动的剧烈程度也减轻了。
但是，在进入7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放慢了。
更为严重的是，在经济发展速度放慢、失业增加的同时，还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一方面供给严重超过有效需求，库存增加、生产下降，失业率增高，另一方面物价不仅不下跌反而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的局面，形成了“滞胀”型的经济危机。
这种危机一直持续到80年代。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的失业率接近10％，而同时通货膨胀率也超过了10％。
本来，根据凯恩斯经济学所阐述的原理，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失业率也比较低，此时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压力也会比较大，另一方面在工人工资增长的情况下，企业主也可以把增加的劳动力的成本转嫁到产品上，因为消费者有了更多的收入，消费的能力也提高了。
在经济发展出现衰退时，失业增加，价格就会下降，通过失业保险金的给付又可以增加有效需求，从而缓解经济的衰退。
但是，到了70年代在西方国家战后持续了二十多年的繁荣时期被新的衰退所替代，经济发展遇到了新的问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同时攀升的滞胀局面的情况下，凯恩斯经济学也“失灵”了。
（二）全球经济联系的增强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结构的变化既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周期性变化有关，也与整个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有关。
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全球经济联系的增强，经济全球化的实现。
在推进经济全球化方面，美国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
二战以后，美国为了维护资本主义阵营的整体利益，更为了使自己的产品获得必要的销售市场，对欧洲和日本的战后恢复提供了大量的援助。
同时为了创造更多的市场和确保第三世界各国政府不倒向社会主义阵营，美国也向一些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
此外，美国还大力推动了贸易和金融活动的自由化。
在关贸总协定框架下进行的连续的多轮谈判，消除了制造品在全球流动的大部分贸易壁垒，北美和西欧各国以及日本等国家之间在五六十年代就基本实现了商品贸易的自由化。
60年代又实现了对外直接投资的自由化，七八十年代实现了国际金融活动的自由化，八九十年代服务业、信息业和农业贸易的自由化也被大力推进。
随着商品贸易、直接投资、国际金融活动自由化的推进，以及服务业、信息业和农业贸易的自由化的推进，世界经济联系日益加强。
与此同时，各国之间的经济竞争也日益加剧。
在战后恢复时期美国在世界生产和贸易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但是，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发展不仅为美国提供了市场，也逐渐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
自从50年代末一些西欧国家建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对本地区的企业提供保护，美国的一些工业公司为了打入欧洲市场，从60年代开始采取在欧洲直接投资建立子公司的方式。
而欧洲借助工业保护政策和美国政府的援助所产生的促进作用也逐渐建立起能够与美国的跨国公司相竞争的大公司。
在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中，由于石油价格的上涨使资金流人了少数石油生产国，而后又通过购买武器和存款的方式流进了发达国家的武器制造商和银行中，变成发达国家新的投资资金。
这又进一步推动了发达国家在南欧、拉丁美洲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通过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来降低生产成本，从而扩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联系。
六七十年代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自由化和国际金融活动的自由化，在美国以及欧洲和日本都出现了通过海外直接投资把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的拉美、南欧、东亚地区现象。
与对外直接投资相伴随的是跨国公司的不断增多和作用的不断扩大。
由于全球经济联系的增强，以及其他一些相关现象的发生，以至于人们开始用“全球化”来形容世界经济格局的这种变化。
（三）社会结构的变化
由于国内外的竞争、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的全球化，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及世界各国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战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在西方国家曾出现过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那时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一是大量吸收女性劳动力，二是接受从外国来的移民。
妇女就业的增加和外来移民的增加不仅改变了劳动力结构，也改变了社会成员的构成，影响了家庭关系和价值观念的变化。
在发生上述变化的同时，在欧洲许多国家农业劳动力大量减少、小商人和手艺人、工匠的数量也大幅度下降，结果是绝大部分社会成员都成了靠工资或薪金生存的劳动者。
同时，劳动者彼此之间却发生了明显的分化，一般的女性劳动力和外来移民收人都比较低，而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技术人员、高级管理人员则享受着高工资和高福利。
后来，随着全球经济自由化的进展，跨国公司为了寻找廉价的劳动力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加，一些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行业，如制造业、纺织业、粗钢加工等行业从发达国家转向拉美、亚洲等地区。
而与此同时一些在研究、开发中要投人大量资金的高技术产品的生产则主要留在了发达国家，诸如宇航、电信、计算机、汽车以及其他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研究和开发领域都是跨国公司在发达国家主要运作的领域。
另外则由于全球化的需要，银行、金融、保险、运输、电信和其他商业服务业也有了迅速的发展。
结果，自从70年代以后包括研究开发和新兴服务业的第三部门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产业结构的变化既导致了就业结构的变化，同时还导致了就业方式的变化。
集中的、全时制的、稳定的工作岗位减少，非全时制的、分散的、临时性的工作岗位增加。
前一类工作岗位过去主要是男性劳动力的就业岗位，而后一类工作岗位更多地雇用的是妇女和移民。
而且随着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水平的提高、办公自动化的实现，职业结构还进一步分化为核心岗位和边缘性岗位。
能够在前一类岗位就业的人必须是具有适应市场需要的专门的知识和技能的人，而大多数缺乏专门知识和技能的劳动力只能竞争那些非全时制的、分散的、临时性的边缘性工作岗位。
由于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的变化，产业工人大大减少了，传统的工人阶级社区衰落了，工会的作用也减弱了。
同时由于产业结构的改变，服务业的发展和灵活就业的增加，在发达国家妇女就业增加，而男性劳动力失业增加，结果也改变了福利国家关于传统的以男性养家糊口为中心的家庭结构。
妇女依靠男人养活的传统改变了。
（四）福利国家面临的困境
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持续发展时期，也是国家干预增强、社会福利开支增加的时期，这导致了税收占GNP的比例也持续上升。
在美国，1887年时联邦政府的收入仅占GNP的3％，1937年上升到5．5％，而在20世纪70年代则跃升至38％。
其他发达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政府税收占GNP的比例从瑞典的67％和荷兰的64％到美国的38％和最低的瑞士的30％，平均是45％（特论斯·K．霍普金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2002）。
在政府收入中用于社会福利的开支又是快速增加的部分。
70年代初，西方七国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占GDP的百分比分别是：
西德22．1％、日本9．9％、意大利19．7％、法国22．2％、加拿大20．4％、美国17．1％、英国18．2％。
虽然各国的支出比例不同，但是，在战后福利国家发展方面，各西方福利国家也有共同点，就是福利方面的发展快于经济发展。
在整个60年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成员国，在整体上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增长快于其经济增长速度。
其中，在公共健康方面的支出的增长速度比GDP的增长速度快75％，收入维持方面的支出的增长速度比GDP的增长速度快42％，教育快了38％（1anGouRh，2000）。
到60年代末，由于生产技术的发展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西方国家持续了二十多年的经济发展速度开始放慢，然而，由于工资和福利的刚性结构特征，已经得到的利益在经济衰退时也很难减下来。
在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和已经发生了经济危机时，西欧各国的社会保障支出继续增加。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
失业率提高，用于失业保险或失业救济的费用增加。
在70年代经济危机发生以前各国的失业率基本在3％以下，而后由于失业率的增高，用于失业保险或失业救济的费用也相应增高。
而另一个原因是人口老龄化加速造成了社会福利开支的增加。
由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经济的进步，西方国家的婴儿死亡率已经显著降低，而且在经历了二战以后的一段人口出生的高峰期，自60年代以来人口出生率又开始明显下降，这样就形成了60岁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的情形。
因此，导致了在养老金和老年人医疗费用方面的社会福利支出的增高。
第三个原因是，由于各西方福利国家发展时期几乎都制定了家庭补贴政策，特别是对单亲家庭的未成年子女的补贴。
由于家庭结构的变化，单亲家庭的大量增加，而单亲家庭大多又是妇女与其未成年子女构成的贫困家庭，这也导致了以家庭补贴或社会救助方式支出的社会福利费的增加。
结果是在经济衰退时，福利支出的增加没有起到逆经济循环的作用，已经建立的社会福利似乎只是增加了公民税务负担和政府的财政支出，并没有使经济走出衰退。
这时人们对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开支的过快的增长，开始感到担心和不满。
认为，日益增加的社会福利服务一方面造成一些人只想索取、不想贡献，另一方面，社会福利开支造成了生产成本的上升、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能力下降，又使国内失业率居高不下，反过来更加重了社会福利的负担。
于是出现了福利国家已经陷入“危机”，不能再支持下去了的舆论。
福利国家的危机在新自由主义思潮内部引起了两种不同的反应。
以哈耶克为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对福利国家和社会民主主义做出了全面否定论断，并且把复活自由放任主义的市场理想和私有财产权理论当作取代福利国家的有效方式。
而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政治自由主义则试图对福利国家的危机作某种补救式的改造，即“把自由主义民主、市场经济和再分配的福利国家结合起来”（莱斯诺夫，2001，p．229），打造一种现代社会政治的混合制度，并为这种综合的政治设计提供理论基础。
三、新自由主义的哲学理念
古典自由主义是以对人类的本质的自我利益取向、人的自然权利以及对人的理性思考能力的信任为基础的，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由主义的基本要素：
个人主义，对私人产权和自由市场的推崇，尽可能地限制国家或政府的作用的政治主张。
新自由主义作为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兴，自然包含着古典自由主义的这些基本要素，但是，新自由主义者对这些基本观点的论证与古典自由主义又有很大的不同，这里首先从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说起。
（一）个人主义的价值观
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
所谓个人主义，从哲学上说，指的是就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言，个人是主体，是社会生活的推动者，个人不是社会或社会目的的手段，而且个人作为主体所具有的本质特征并不依赖于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从政治上说，社会政治制度要以保障个人的权利和利益为准则，在处理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或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时，要将个人的权利、个人的自主性、个人利益置于优先地位。
自由主义对个人主义的论证主要是强调个人有着一些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最重要的是个人的自由权，个人应该享有尽可能广泛的自由。
个人有权利按照自己的判断设定自己的追求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只要个人的行为不伤害到别人，任何其他个人或机构都没有权力干涉或限制个人的选择。
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个人优先于社会，不应该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损害个人的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
同时自由主义者接受启蒙主义的观点，承认个人是具有理性思考能力的，能够对个人的利益和需求以及如何实现个人利益做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的人。
新自由主义者同样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的首要性。
他们强调社会是由个人构成的，社会并不存在于个人之外或个人之上，因此任何政治安排都必须以保障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为基础。
新自由主义者基本都肯定他们坚持的是消极的自由观，认为个人自由本身就是目的，不是实现任何其他社会目标的手段。
他们认为在战后时期由于福利国家的发展和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干预，个人自由已经被破坏了。
另外，自由主义对个人自由的肯定是以对个人的理性思考能力的信任为基基础的，因此，他们在强调个人自由的首要性时，是以这样一种判断为前提的，即个人对自己的欲望、能力、知识比任何其他人有更清楚的了解，可以最好地实现自己的目标的。
因此，只有给个人以最大限度的自由，个人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利益。
由于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每个人的利益的实现和增进也就是整个社会利益的实现和增进。
（二）反功利主义的个人权利论
新自由主义对个人自由的强调是以个人拥有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为前提的。
这一看法虽然源于洛克的古典自由主义对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的论证，但是，与古典主义对个人权利的优先性的论证不同，新自由主义对个人权利的优先性的论证是对功利主义否定人的自然权利概念的再否定，它在一个新的历史背景下再度复兴了个人权利的优先性。
在古典自由主义者那里，自然权利是先于法律权利的道德权利。
霍布斯把人的自然权利归于人的保存自己生命的本性，洛克认为人的这种自然权利是上帝赐予的。
这样的自然权利理论在19世纪初遭到了功利主义的批判。
功利主义的鼻祖边沁就认为人的唯一有意义的权利是法律赋予的权利，自然权利的概念是没有意义的，也根本没有自然权利这种东西，不可能有先于政府制度而存在的权利，也不可能有与法律上的权利相对立或相矛盾的权利。
由于功利主义否定了先于法律权利的自然权利，因此功利主义者认为以权利作为论证个人自由的基础是站不住脚的。
而功利主义是以结果、以效益来论证个人自由的必要性的。
功利主义者认为既然不存在着由上帝的旨意或其他超验的神秘主体确定好与坏、确定生活的意义，事情的好与坏就只能依据其效果来衡量。
人的本性是趋乐避苦、趋利避害，是追求自己的利益的满足，因此能够最大限度地增进个人利益的社会就是好社会。
这样的社会以立法来保障个人追求幸福、避免伤害的权利，个人的权利就是这种由法律来保障的权利，而不是什么自然权利。
但是另一方面，对于个人利益是否得到满足、个人是否幸福，功利主义者也认为只有个人能够做出判断，同时基于对个人潜能和理性认识能力的信任，所以功利主义者也同样强调个人的自由是必要的，只有让个人自由发展才能充分发挥其潜能，实现最大的福利。
就此看来，功利主义虽然反对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然权利概念，但是它们之间的争论仅仅是自由主义内部之争。
不过，由于功利主义强调以结果、效益来衡量好与坏，具有鲜明的实证性，所以，自从18世纪末直至20世纪70年代功利主义一直是西方世界里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流派。
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同时也是反功利主义哲学的复兴。
新自由主义者又开始从个人权利的角度来论证个人自由的必要性，对功利主义提出了批评。
这主要是因为，功利主义从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出发，以能否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的幸福为标准来衡量一个社会是否是个好社会的理论，后来变成了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标准了。
这样就出现了可以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牺牲少数人的利益，为了增进社会的整体利益牺牲某些个人的利益的可能性。
新自由主义者则再次论证了个人拥有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即使损害个人的权利确实可以增进整体的利益，也是不应该损害那个或那些个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即个人的权利和社会的效益相比较，权利是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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