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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刘备集团的文化理念及其作用1

论刘备集团的文化理念及其作用

蜀国何以兴？

何以亡？

前人有很多探讨。

如：

苏辙认为蜀亡是因为“弃天下而入巴蜀”；

[1]苏东坡在《诸葛亮论》中则认为“孔明之失，在不能收荆州，荆州不守，而克复中原之机去矣！

”;[2]王夫之则认为“以形势言，出宛洛者正兵也，出秦川者奇兵也，欲昭烈自率大众出秦川，而命将向宛洛，失轻重矣。

”。

[3]这些观点大都是单一地从军事谋略角度去解释。

我们如果深一层去探讨这些军事谋略背后的思想动因，那么就不能不要涉及刘备集团的文化理念问题。

因为文化理念是一个组织的共同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抽象,是对于理想的目标模式及其实现基本途径和方式的一种信仰、追求。

文化理念一旦形成，就会成为组织的灵魂和精神支柱，成为组织行动的指导思想，从而对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故此，探讨刘备集团的文化理念以及其在蜀的兴亡中的作用，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刘备集体的文化理念的内涵

任何文化理念都是规律性和价值性的统一体。

一个成功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理念，从规律性看，它必须是对客观事物本质的概括和抽象，必经体现时势的要求，顺应历史的潮流；从价值性看，它又反映了主体的价值构成、价值目标、价值取向、价值标准。

那么，刘备集团从自身的利益、需要出发，经过对社会现实的审视、分析，提升了一个怎样的文化理念呢？

（一）“义”是刘备集团文化理念的核心内容?

1、“义”是时势的要求

东汉末年，外戚专权，黄巾军农民大起义，汉室处于倾颓之势。

尤其是董卓弄权之后，保卫汉室、挽救汉室、复兴汉室理所当然成为各州郡官吏和地主豪强最大的“义”，这是封建道德的重中之重。

“义”很快成为当时的文化潮流，也自然而然成为各方势力进行军阀割据的最堂皇的旗号。

试引述几例：

?

⑴“灵帝末，黄巾起，州群各举义兵”[4]

——各州郡虽然内图相灭，相互倾轧，但是无一不是外托“义兵”之名。

⑵“初平之元，董卓杀主鸠后，荡覆汉室。

。

。

。

。

。

人人皆得讨贼。

于是,大举义兵,名家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之会，万里相赴。

”[5]-——董卓是“贼”，从大举义兵讨“贼”的盛况可以看出，“义”在当时的号召力是何等的威猛。

⑶“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6]——曹操处处、时时宣称自己起兵是为了天下，是为了扶衰拯弱，自己是“义兵”。

⑷“今迎朝廷，至义也”，[7]“义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旧而增哀。

诚因此时，奉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8]——在汉帝流离失所的情况下，奉迎天子无疑是当时最要紧、最基本的“义”。

沮授和荀彧的观点是当时非常普遍，也非常有代表性。

⑸“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

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9]——刘备当时疲于奔命，到处依附他人，但他也打出了“大义”的旗号。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明显看出：

“义”是当时汉末社会现实在文化价值取向上的一个反映，一个客观要求，它顺应时势所指，也顺从民心所向。

2、“义”是对历史的顺应

“义”不仅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客观要求，而且也是对历史传统文化的一种顺应。

众所周知，整个东汉时期弥漫的文化思潮是谶纬神学——神化了的儒学。

所谓的“谶”，是一种用隐秘的语言预决吉凶。

东汉光武帝刘秀就是大肆利用“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10]的谶文来夺得皇位的。

所谓的“纬”，是对“经”而言，是由儒家们用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的学说对儒家经典进行穿凿附会，演绎而成的神秘说教。

刘秀即位之后，即命人整理校定图谶，并于中元元年（公元56年）“宣布图谶子天下”[11]。

从此，谶纬神学被

定为官方哲学，儒者争学《图纬》。

在这种图谶纬经学浸淫下的东汉人，深信“天子受命于天，诸候受命于天子”[12]的“受命”说，从而对皇权的臣服与维护到达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

正有因为有“光武、明、章之遗化”，才会出现东汉末年“政治虽浊而风俗不衰，至有触冒斧铖，僵仆于前，而忠义者发，继起于后，随踵就戮，视死如归”[13]的悲壮景象。

也正因为历史文化缘故，各诸候豪强都视匡扶汉室为“大义”，“至义”，“州群拥兵专地者，虽互相吞噬，犹未尝不以尊汉为辞”，他们更不敢轻易窥视汉室，取而代之。

例如：

⑴袁绍当上讨伐董卓的各路诸候的盟主之后，“与冀州牧韩馥立幽州牧刘虞为帝，遗使奉帝诣虞，虞不敢受。

”[14]

⑵袁术自以为四世公辅，百姓所归，“用河内张炯之符命，遂僭号”[15]，称帝于淮南。

结果，立即招致吕布的反对和曹操的征伐。

⑶公元?

21?

9年，“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命”；同时，陈群、桓阶等大臣也劝曹操称帝。

但是，曹操却大骂孙权“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

”[16]曹操这个“汉相”虽然权重一世，却至死也不敢逆传统文化的“义”，冒天下之大不韪，取汉帝而代之。

宋司马光分析曹操“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是“其志之不欲”，而是“犹畏名义而自抑也”

[17]。

信然！

⑷曹丕称帝，而不敢光明正大，而要羞羞答大地搞个“禅让”仪式，迫汉帝下诏说“行运于曹氏……追踵尧典，禅位于魏王。

”[18]曹丕再三假意推辞之后才登坛受禅。

此外，他还大造谶纬舆论，宣称天命之移授，是河洛所表，图谶所载；并以此掩饰他的不“义”。

⑸刘备集团在“义”面前更是马虎不得。

他只有在“曹丕篡杀弑，湮灭汉室，窃据神器，劫迫忠良，酷迫无道。

人鬼忿毒，咸思刘氏”之后，并且也宣称“考省《灵图》，启发谶纬，神明之表，各讳昭著。

宜即帝位，人以纂二祖”[19]，这才敢称帝。

由此可见，东汉末年的人对汉皇权的维护与臣服的思想是非常根深蒂固的。

正如《宋书》所说：

“汉氏载祀四百，比祚隆周，虽复四海横溃，而民系刘氏，惵惵黔首，未有迁奉之心。

魏武直以兵威服众，故能坐移天历，鼎运虽改，而民未忘汉。

”[20]刘备集团始终打着恢复汉室的旗号，提炼并高举“义”这个文化理念，无疑是顺应传统文化心理，并赢得当时很多英雄豪杰的拥护与支持。

3、刘备集团的“义”最为正统

所有的割据力量都宣称自己是“义兵”，攻打别人是“义举”，其目的都是为了“大义”。

那么，谁被人们承认是真心保卫汉室、挽救汉室、复兴汉室，即是最正统的“义”呢？

这不能不剖析曹、刘，孙三大集团的“义”。

⑴曹操集团的“义”。

曹操采纳毛玠的建议“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21]，通过迎天子都许而取得了挟天子而令诸候的政治优势。

他到处宣称自己“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举义兵以诛暴乱”，“兵以义动”，一切都是为了“扶衰拯弱”[22]。

但是，袁绍骂他“豺狼野心，潜苞祸谋，乃欲挠折栋梁，孤弱汉室，除灭中正，专为枭雄”[23]；刘备骂他“包藏祸心，篡盗已显”，“陵轹汉室，篡盗之心，人人皆知”

[24]；孙权骂他“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周瑜也骂曹操“托名汉相，其实是汉贼也”[25]；很明显，曹操集团的“义”并没有得到众人的认可。

毕竟，他手中的“汉”、“天子”只不过是他完成自己霸业的一个工具、一个棋子而已。

⑵孙权集团的“义”。

孙氏三世，虽然也宣称要匡辅汉室，但是，从孙坚的“为国家讨贼”[26]，到孙策的“东据吴会，报仇雪耻，为朝廷外藩”[27]，再到孙权的“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28]，无一不显示孙权集团“义”的苍白无力。

孙权集团三世都不甚掩饰自己凭借长江天险的地理优势，裂地为王这样的图谋，“义”的观念非常淡薄。

比如：

公元?

21?

4年，孙权向曹操“上书称臣，称说天命”[29]；曹丕称帝号，孙权不顾群臣的反对，“使命称藩”[30]，并多次接受魏帝的封赏；这和刘氏与魏誓不两立，不共戴天是截然不同的。

⑶刘备集团的“义”。

刘备是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刘备集团的“义”可以用诸葛亮《隆中对》的最后一句话来高度概括：

“霸业可成，汉室可兴”[31]。

事实上，众多割据集团中，唯有刘备集团自始至终、旗帜鲜明地打出复兴汉室的旗号。

刘备自称汉中王上书给汉帝时，宣称自己是为了“扫除寇难，靖匡王室”，“扑讨凶逆、以宇社稷”；刘备部下要求汉帝封刘备为汉中王时，上书说刘备“肺腑枝叶，宗子藩翰，心存国家，念在弥乱”；尽管曹操父子侵擅国权，但汉帝犹在，刘备也一直在形式上向傀儡汉帝俯首称臣；公元22?

0年，曹丕窃居神器，改年黄初，有传闻汉帝被害，刘备立即“发丧制服，追谥曰孝愍皇帝”，第二年才以“天命不可以不答，祖业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无主”[32]为由，以汉的继承者的身份登上帝位。

此外，刘备集团的“义”之所以被当时人奉为“正统”，还有两个重要因素：

一是刘备的出身。

“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也”，这帝室之胄虽然世数悠远，昭穆难明，有点牵强附会，但是曹操、孙权等并非刘姓，传统文化力量理所当然追认刘备为正统。

其二是“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33]，即所谓的“奉诏伐曹”。

与车骑将军董承奉诏伐操，是刘备一直炫耀的一段历史，也是其重要的政治资本之一。

因为有了“奉诏伐曹”，才有了曹操的“汉贼”，自己的“义”才成为最“正统”的义。

后来的东晋习凿齿写《汉晋春秋》，也把蜀汉作为正统。

可见，刘备集团的“义”影响深远。

（二）“仁”与“信”是刘备集团文化理念的重要内容

能够集中体现刘备集团的“仁”与“信”有三件事：

第一件事：

刘表新死，不忍攻琮。

公元208年，曹操南征荆州。

刘表刚刚病死，懦弱无能的刘琮代立。

诸葛亮以及归附刘备的很多荆州豪杰都劝说刘备攻打刘琮，占领荆州。

但是，刘备认为“刘荆州临亡托我以孤遗，背信自济，吾所不为，死何面目见刘荆州乎！

”[34]，不忍乘机攻打刘琮。

结果，曹操大军一到，刘琮乞降，刘备出逃，错失了一个夺取荆州的大好机会！

第二件事：

当阳撤退，不忍弃众。

曹军直逼荆州，刘琮乞降，刘备慌忙向江陵撤退。

“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备。

备过辞表墓，涕泣而去。

比到当阳，众十余万人，辎重数千两，日行十余里”，有人劝刘备弃众速行，既是可躲避曹军追杀，又可保守江陵。

但是，刘备以“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

”[35]而加以拒绝。

刘备这种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危而言不失道的仁爱理念，的确能情感三军，震动万民。

更值得一提的是，刘备在这种情形下是弃妻儿南走，幸好赵云拼死保卫，甘夫人和幼子刘禅才得免难。

第三件事：

标榜仁信，拒袭刘璋。

公元211年，刘璋派法正迎刘备入益州。

法正劝刘备乘机攻打刘璋，夺取益州。

庞统也劝刘备夺取益州作为大业之基。

此时，刘璋懦弱无能，张松又在内响应，夺取益州的确是易而反掌的事情。

但是，刘备却拒绝入益州。

他说：

“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

今以小故而失信义于天下者，吾所不取也。

”在这里，刘备非常明确提出自己的文化理念，把“信义”看得非常之重，违背“信义”，即使是对自己非常有利的军事行动也必须放弃。

后来，庞统以“逆取顺守，报之以义，事定之后，封以大国，何负于信？

”[36]这才说服刘备入益州。

初入益州，刘璋与刘备相会于涪，庞统又劝说刘备趁机擒拿刘璋，从而兵不血刃地占领益州。

但遭刘备再次拒绝。

正因为刘备处处标榜“信义”，一切行动以“信义”为指引，结果，直到公元214年，整整推迟了近三年，才颇费周折地占领益州。

有人说刘备的“仁”与“信”是惺惺作态，有人说刘备这样表演是为了拉拢人心，也有人说刘备非常迂腐。

其实，分析一下刘备集团的文化理念，也不能说刘备的言行完全是虚伪的！

因为其文化理念决定他只能这样说，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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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刘备集团的文化理念在其组织发展中的作用

其实，文化理念也是社会现象的集中体现和高度概括。

只有正确把握时代的脉博，认清

文化思想的潮流，才能制定正确的目标模式和战略对策，形成新的文化理念。

文化理念也只有体现社会发展要求并和社会发展趋势相吻合，才能使组织的能量更加充分、更加有效地释放，才能使组织中的个人的聪明才智最大程度地得到淋漓发挥，才能使组织不断得到革新、壮大，从而最终实现组织的终极目标。

相反，文化理念不能体现社会发展的要求，甚至与之背道而驰，那么这个文化理念就会限制组织的能量的释放，阻碍组织的发展，甚至把组织推向死亡深渊。

刘备集团的文化理念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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