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套中国李鸿章身后的外交官们.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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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套中国李鸿章身后的外交官们
解套中国：
李鸿章身后的外交官们
110年前，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去世。
就在这一天，俄国公使仍然赶到他的病床前，逼他在中俄交收条约上画押。
恰在两个月前的9月7日，李鸿章强支病体，代表同样病入膏肓的清政府，与英、俄、德、法等十一国签订了《辛丑条约》。
这次签约，耗尽了李鸿章最后的气力，签完字后，他再一次大口吐血，病体难支。
两月之后，在无限的悲凉中，李鸿章于北京贤良寺内撒手人寰。
李鸿章作为中国近代外交的第一人，其外交才能颇为中外所重，正如梁启超所评“李鸿章之外交术，在中国诚为第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则瞠乎其后也。
”但不幸生在贫弱的晚清，他所经手的对外交涉，大多只能以丧权辱国而告终。
因而无论在当时还是在此后百年，他的名字，都不得不烙上“卖国贼”的印记。
《辛丑条约》，便是他经手的最后一个条约。
连同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据王铁崖统计，鸦片战争后，中国共缔结过1175件约章，其中多数为不平等条约——固然将一个闭关锁国的衰朽帝国一步步强行拽进了近代世界的秩序体系，但更主要的，这些条约其中涉及割地，赔款，租界，驻兵，关税，法权，势力范围之种种，像一条条锁链组成了一个巨大的网，将中国层层绑定。
如果说《辛丑条约》的空前屈辱及李鸿章的悲凉离世，宣告了旧外交的惨败与终结的话，那么亦是从辛丑开始，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也标志了在内外交困的时代，近代外交正酝酿着又一次艰难启程。
沉舟侧畔千帆过，在长袍马褂的李鸿章的身后，随着民国肇始，顾维钧、陈友仁、王正廷……一批西装革履的新外交官，承担了“解套中国”的重任。
李鸿章谢幕《看历史》本刊记者│刘永峰如果说《辛丑条约》的空前屈辱及李鸿章的悲凉离世，宣告了旧外交的惨败与终结的话，那么亦是从辛丑开始，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这标志了在内外交困的时代，在李鸿章的经验教训里，中国近代外交酝酿着又一次艰难启程。
1900年7月，素来庄严整肃的广州天字码头，一派阵仗威严的场面。
自清朝雍正年间以来，天字码头就被指定为官方码头，但凡官员走水路至广州或离开广州都经由此地。
在这一日，广东那些显赫权要的人物又纷纷聚集到此，这一次，他们将要送别的是一位77岁的老人，也是当日朝廷重整大局的希望所在，他就是李鸿章。
自6月21日，清廷向十一国同时宣战以来，局面遂日益不可收拾。
那时，刚到广州就任两广总督不久的李鸿章，便接连收到来自北京的电文，催促其速速北上以纾国难。
7月8日，清廷又任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
7月16日，身在广州的李鸿章得此消息后，方才决定北上赴任。
次日午间，李鸿章在近日亭与他广东的同僚作别后，便登上招商局一艘名为“安平号”的轮船。
那天，天气甚热，李鸿章身穿蓝色细葛短衫，着鲁风履，倚在小藤榻上。
一番宦海沉浮后，李鸿章又重新回到了权力的巅峰，他即将赴任的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大清国封疆大吏中的最高职位。
而且，曾经被举国唾骂为“卖国贼”的他，此刻重新身负起天下人的厚望。
不仅是慈禧，疆吏群臣也都对李鸿章北上的事情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其“早到一日，朝廷早安一日矣”。
的确，从同治九年天津教案，李鸿章开始处理外交事务算起，近三十年里，他几乎参与了其间清廷所有的外交活动，可谓中国外交第一人。
李鸿章也颇为自负地对前来送行的南海县令裴景福说：
“舍我其谁也！
”只是这些自负又何其悲凉！
“舍我其谁”对于李鸿章而言，又何尝不是一番无可奈何的处境？
尽管他依然坚忍而“肯任劳怨”，但他也知道，此番北上，前途何其难料，而历史终归是又一次将“人情所最难堪”的事情加在了他年迈衰老的身上。
■入京离开广州5天后，李鸿章抵达上海，原拟转由运河北上赴京，但当时的形势，却让李鸿章感觉不到丝毫议和的可能，他不得不中途在上海滞留，以待时机。
直到9月份，清廷彻底改变了与联军对抗的立场，并同意对此前纵容义和团的王公大臣做出惩处，才令李鸿章看到了议和的资本。
1900年9月14日，李鸿章所乘坐的招商局“安平”轮，在俄国军舰的护送下离开上海北上，6天后，抵达天津。
10月1日，李鸿章在天津接任直隶总督，然后略作筹划，于当月11日，最终抵达北京。
此时的北京，已不再是那个令人向往的繁华富庶的都城，而是一处被清廷遗弃的所在。
早在8月15日，慈禧太后已带着光绪皇帝逃离紫禁城，就在当天，联军攻破京城。
按照一位外国人的说法，从此，“复仇女神来索取不可避免的报应”便成了联军分内的事情。
三日之后，联军便接管了这座都城。
各国对北京进行了分界管辖：
前门外大街以东，归英国管；大街以西归美国管；前门内大清门（中华门）以东至东单牌楼，英国管；大清门以西，至西单牌楼，美国管；崇文门以东法国管；宣武门以西英国管，……各国洋兵均在本国所管界内，或衙署公廨，或庙宇会馆，或住宅铺户，分队驻扎。
各国划定分界之后，凡在界内的铺户住户，不拘贫富，各于门前插白布旗一面。
居住某国地界，旗上即用洋文书写“大某国顺民”。
有的则用汉文写“不晓语言，平心恭敬”贴于门前。
更有甚者，则按某国旗号样式，仿做小旗，插于门前。
1900年10月11日，当李鸿章来到这所大清的都城时，这里已是洋人的世界。
城内名义上还由清政府管辖的区域只剩下两个小院而已：
一处是李鸿章寄寓的贤良寺，另一处是庆亲王奕劻的住处。
而事实上，庆亲王住宅外有日本士兵持枪护卫，李鸿章所住的贤良寺则有荷枪实弹的俄国兵日夜把守，正如当时的外国报纸所言：
奕劻“如一囚徒”，李鸿章“实际上是受到礼遇的俘虏”。
这便是辛丑谈判时两位清朝代表的处境。
■反思李鸿章来到北京后，随即便与庆亲王奕劻开始拜访各国使节，提出停战议和。
各国因为尚未就制裁中国的条件达成一致，而对此严加拒绝。
最先，甚至两位代表的资格，都不被承认。
俄国因与日本在东亚的利益冲突，首先反对被日本“保护”的奕劻的代表资格，而深知俄国心思的英国，又竭力反对俄国的主张，并针锋相对地不承认李鸿章的全权代表资格。
德国对于李鸿章提出的议和建议反应最为激烈。
德国人以克林德被杀一事大做文章，强行为瓦德西谋取了联军总司令一职。
这位未曾与义和团、清军作战，联军攻破北京后才迟迟赶来的总司令，一入北京，便住进了中南海仪鸾殿，不久之前这里还是大清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寝宫。
李鸿章求见时，瓦德西态度强硬，在很长时间里都不理睬李鸿章、奕劻，根本没有议和的意思。
他继续派出联军向四面进攻，控制了西至山西、东至山海关、北至张家口、南至正定的直隶广大区域，并不时放言要渡过黄河攻击流亡的清廷。
对此，李鸿章毫无办法，一向傲慢的他，也只能忍受着这样的屈辱，继续斡旋。
而外交的屈辱，对于这位大清最有能耐的人而言，已经有了太多痛切的记忆与感受。
曾几何时，他一生的功业就是由于外交而败坏无遗。
1895年春天，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署《马关条约》，几乎一夜之间，他便被视为国人皆曰可杀的卖国贼，对其抨击铺天盖地。
他说：
“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
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
”李鸿章由日本回国后，随即被解除权柄，虽说在京“入阁办事”，实则是“不办事也”。
那年李鸿章赋闲贤良寺内，门庭冷落，索性便杜门谢客。
那段日子，李鸿章每天六七钟起，稍进餐点，即检阅公事，或随意看《通鉴》数页，临王《圣教》一纸。
午间饭量颇佳，饭后更进浓粥一碗，鸡汁一杯。
少停，便服贴水一盅。
然后脱去长袍，短衣负手，出廊下散步。
然而这种悠闲的生活，却依然令李鸿章郁郁寡欢，“每盱衡时势”，便“抚膺太息”。
一生忙碌的李鸿章，终于在古柏参天，老槐荫地的贤良寺内，有了一些时间来反思他的外交生涯。
那时，李鸿章常与他的幕僚吴永枯坐庭院，“肆意谈论”。
洋务外交是他们时常谈论的话题，李鸿章认为，在敌强我弱、中外实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在外交上只能采取与外国和好的方针，“外须和戎”“外敦和好”，遵守已定条约，竭力避免发生冲突。
“中外交涉事件，惟有谨守约章”，列强才无隙可乘，方可争取时间变法自强。
李鸿章深切体会到一个弱国外交家的艰难，颇有感触地说：
“国际上没有外交，全在自己立地。
譬如处友，彼此皆有相当资格，我要联络他，他亦要联络我，然后够得上交字。
若自己一无地步，专欲仰仗他人帮忙，即有七口八舌，亦复无济于事。
”当然，弱国无外交，李鸿章无论怎样努力，不管采取多少纵横捭阖、令人眼花缭乱的手法，皆不可改变这种格局。
况且他作为封建大吏拥有的“天朝上国”的先天观念，对近代国家外交诡谋的皮相之见，皆决定了其外交活动，往往如梁启超所说，是“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大多只能以丧权辱国的结果而告终。
五年之后，当李鸿章再次回到贤良寺，他又一次感到那种任人摆弄的屈辱，而且这次更为严重，面对的对手更加强大。
这次，他一人要同时与十一个国家周旋。
■签约11月13日，清廷第二次下谕惩办祸首，宣布载漪革爵职，与载勋一起暂行交宗人府圈禁，俟军务平定后再行发往盛京；溥静、载滢一并交宗人府圈禁；载濂闭门思过；载澜停全俸降一级调用；英年降二级调用；刚毅因病故免置议；赵舒翘革职留任；毓贤发往极边充当苦差，永不释回。
清廷的这番姿态，终于产生了一定的效果，11月15日，瓦德西接见了李鸿章和奕劻，并允诺很快开议和谈。
但各国认为处理祸首依然过轻，所以议和迟迟未有进展，直到一个多月后，各国作出适当让步，议和方才正式开始。
12月24日，因李鸿章患感冒，奕劻一人前往西班牙使馆，会见英、美、法、俄、德、意、日、奥、比利时、西班牙、荷兰十一国公使，接受各国所定的《议和大纲》十二条。
这一大纲即是后来《辛丑条约》的雏形，按此实行，中国的基本主权在很大程度上将为各国牢牢控制。
但已无力反对的清廷只得应准，三天后，清廷发谕称：
“所有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
惟其中利害轻重详细节目，设法婉商磋磨，尚冀稍资补救。
”清廷批准议和大纲后，一场旷日持久的谈判也由此开始。
李鸿章、奕劻按照清廷旨意与各国“磋磨”，力争“稍资补救”，然而列强态度强硬，寸步不让。
在这场漫长而无望的交涉里，李鸿章的努力只是徒然损耗着他日益衰竭的精力。
阻碍和谈进展的关键问题，依然是列强认为清政府对于祸首的惩罚过轻。
不得已清廷于1901年2月13日第三次下诏惩办祸首。
次日又下诏，宣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紧接着，又在2月21日，清廷第四次下诏，对于曾经偏袒过义和团的官员痛下杀手，终于使各国满意，扫除了签约的最大障碍。
接着，双方就赔款问题开始谈判。
列强按照每个中国人人均一两的设计，提出了四亿五千万两的赔款数额，以盐课、厘金、常关税、漕折作抵。
而且进一步恐吓清政府，不满足即不退兵，中国要多付兵费。
清廷屈服，于5月表示接受此数。
此后，各项谈判进展加快，在停止文武科举考试、惩处地方官员、禁售军火等问题上，经向列强乞求和讨价还价，也相继成议。
1901年9月7日，奕劻、李鸿章与十一国代表在北京签订《辛丑条约》，它也成了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额最多，主权丧失最严重的一件条约。
这一次虽未有割地的惩罚，但是该约所规定的驻军及使馆区制度，将中国的心脏部位置于列强的军事控制之下。
至此，清末的不平等条约发展到它的高峰，其后，虽然有些调整、变化，但大的内容和框架已经完全确定。
《辛丑条约》连同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与列强所签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就像一条条锁链组成了一个巨大的网，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等方面层层绑定，彻底将中国套牢在半殖民地社会的深渊。
■谢幕当初，李鸿章离开广州北上时，前来送行的南海县令裴景福问到此去前景如何，李鸿章说：
“我不能预料，惟有极力磋磨，展缓年份，尚不知做得到否，我能活几年，当一日和尚撞一天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
”说完涕出如縻，听者怆然。
的确，为签订和约，李鸿章竭尽了他全部的力气。
自1900年底，他便开始患病，转年7月，病情加重，已不能视事。
9月7日，签字当天，他不遵医生嘱托，坚持参加签约。
回来后，再一次大口吐血。
11月6日，已着殓衣，呼之犹应，不能语。
第二天，俄国公使还赶到李鸿章床前，逼他在中俄交收条约上画押未逞。
俄使走后，他的老部下周馥见李鸿章“目犹瞠视不暝”，便哭着说：
“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
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李鸿章忽目张口动，欲语泪流。
周馥将其眼睛抹上，随即瞑目。
李鸿章带着无限的憾事黯然而去。
在他去世40天后，梁启超对其评价道：
“李鸿章之外交术，在中国诚为第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则瞠乎其后也。
……以中国今日之国势，虽才十倍于李鸿章者，其对外之策，固不不得隐忍将就于一时也。
此吾所以深为李鸿章怜也。
”如果说《辛丑条约》的空前屈辱及李鸿章的悲凉离世，宣告了旧外交的惨败与终结的话，那么亦是从辛丑开始，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也标志了在内外交困的时代，在李鸿章的经验教训里，近代外交正酝酿着又一次艰难启程。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1年12月刊：
解套中国_李鸿章110年祭
从巴黎到华盛顿：
未能解开的绳索《看历史》主笔│杨东晓1919年巴黎和会上，刚刚进入共和体制的中国派出了第一支职业外交团队，力图在新的国际秩序中摆脱旧的不平等条约，在新的世界格局中找到中国应有的国际地位。
从巴黎到华盛顿，中国努力地抗争于列强的利益暗斗之中，最终的结果是，旧秩序强加在中国脖颈上的绞索，只松开了一个扣。
1918年12月4日，年仅31岁的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在人们迫切的期盼中登上了横渡大西洋的航船，作为中国的全权代表，到法国出席巴黎和会。
他婉拒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同船赴法的友好邀请，比威尔逊提前9天登程，会前的巴黎有很多事在等着他。
其实，早在年初一战结束前，顾维钧已在中国驻美公使馆成立了专门研究战后和会问题的小组。
他认为这是中国收回失去权益的难得机遇，也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中谋求公平待遇的一次机会。
■理想接到巴黎和会中国代表的委任后，顾维钧遵北京训令向威尔逊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请美国支持中国对和会的诸多希望，如：
一、今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应建立在平等原则基础上；二、中国的主权与独立应受到签约国之尊重；三、1900年义和拳之乱所致《辛丑条约》即使不完全废除，也应修正等。
顾维钧没有遵命立即赴法，他的想法是尽可能多地了解到美国的态度，他找到美国国务卿蓝辛，并得到蓝辛的保证，对中国备忘录之希望美国是同情的。
为了得到威尔逊总统的支持，第二天，顾维钧就进白宫当面向他求证了美国的态度。
威尔逊的“十四项原则”中含有战胜国不能要求割地赔款、废除秘密外交等条款。
威尔逊本人对建立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联盟”，创立新秩序这一点非常珍视，希望中国在和会上支持他建立国际联盟的提议。
此时，在顾维钧的祖国，打了四年三个月的一战停战消息传来，全国放假三天，六万名主要由教师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上街欢庆。
北京民众推倒十七年前给义和团运动中被刺身亡的德国公使克林德的碑，竖起了一块“公理战胜”四字新碑。
报章上登满了民主战胜专制的文章。
全世界都对威尔逊设计的理想世界拭目观望，尤其是他提出的民族自决、公理战胜强权深得人心。
北大教授陈独秀还喊出了威尔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
顾维钧知道自己即将面临的是什么：
自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代表中国与十一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以后，中国再次面对列强进行的谈判。
不同的是，中国这次是作为战胜国，和列强站在一排；外交官不再是处于78岁残年、运用中国古老计谋给晚清处理后事的李鸿章，而是像他一样，有西方留学背景的法学、哲学博士或硕士。
这一有着西学背景的职业化外交群体，第一次把中国的外交形象带给一战后重整秩序的世界。
12月，中国代表团出发前对记者们许诺：
解决与列强的关系，废除治外法权，享有更多关税和铁路控制权以及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特权。
对于巴黎和会，中国政府的外交态度明确：
对有约国，中国要求修约；对战败之德、奥，要求废除旧约，重订平等条约；对无约及新成立诸国，坚持平等订约。
（唐启华：
《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中国，希望通过这次由战胜国主导的会议，能够扬眉吐气地站在胜利者的一方，摆脱不平等条约，与世界平等交往。
■落差1919年1月11日下午，巴黎，吕特蒂旅馆。
陆征祥到达巴黎的当天，听到一个坏消息：
只给中国两个代表席位。
赴法之前，他请了至少四位全权代表。
在他以及他的政府看来，堂堂四亿之众、占全球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且曾派十万劳工赴法挖战壕，对胜利作出了贡献，理所应当列入第一类有五个名额的国家。
陆征祥自己是第一代表，他安排南方代表王正廷任第二代表，施肇基任第三代表，顾维钧任第四代表，魏宸祖任第五代表。
他认为自己代表北方，王正廷代表南方，按此排序，中国南北方都可入席。
这个排序立即被北京否定。
北洋政府的排序，把顾维钧排在陆征祥之后，列为第二代表。
因为考虑到多病的陆征祥不能参加会议时，南方代表王正廷无法代表中国政府，所以将与美国政要关系良好的驻美公使排在王正廷前面。
驻美公使顾维钧被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称为最杰出的毕业生，博士论文尚未完成，即被唐绍仪推荐就任总统府和国务院英文秘书。
1915年春，年仅27岁的顾维钧抱病撰文揭露日方威逼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引起国际反响，迫使日方有所收敛。
鉴于他的外交才干，1916年，母校哥大授予他荣誉法学博士。
在“一战”问题上，正是顾维钧于1917年在华盛顿积极活动，并密电北京中央政府敦促参战，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北京将顾维钧代表排名升至第二位理由充分，然而，在复杂的国内南北争斗背景下，这种排名给代表团内部合作和工作埋下了隐患。
■亮相带着对世界和平巨大向往和突如其来的落差，中国代表团准备着顾维钧列出的包括“二十一条”和山东问题在内的七项提交和会讨论的计划书。
出乎意料的是，山东问题突然被安排在“十人会”上发言时，几位代表竟你推我挡，无人上前，最终最年轻的顾维钧承担了此任。
27日下午，顾维钧和陆征祥拜访了威尔逊，陆征祥只礼节性地交谈几句，对美事务完全交给了顾维钧。
顾维钧向威尔逊表明中国要求德国直接归还山东的立场，并解释了山东的战略地位使其一旦成为外国势力范围何其危险。
威尔逊态度明朗地表示支持。
第二天，顾维钧代表中国发言，他说：
中国代表团要求和会归还胶州租借地、胶济铁路，以及德国在大战前所占有的其他一切权利。
按大会所接受的民族自决和领土主权完整原则，中国有权要求山东主权的归还。
他举出强有力的国际法论点，质疑日本取得山东权益的法律依据。
蓝辛的会议记录是：
“顾的论点完全压倒了日本人。
”法国总理克列孟梭评论顾维钧：
“顾之对付日本，有如猫之弄鼠，尽其擒纵之技能。
”顾维钧的辩词出现在《费加罗报》等欧洲媒体上，他的才华和形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这位年轻的中国人一扫西方世界对留辫子中国男人的陈旧印象——他身着欧洲宫廷礼服、能用英文和法文准确地表达他的思想，他举止得体、态度温和但话锋尖锐。
尤其是他的那句“中国的孔子有如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没有山东，正如西方不能没有耶路撒冷”中饱满的人文情怀，唤醒了普通西方人对中国的同情。
此后几天，所有消息都是乐观的。
中国代表团趁热打铁，又将由顾维钧起草的关于山东问题的说帖提交和会，得到了美国代表团的支持。
随后中国代表团又向和会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山东问题的解决似乎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中国代表团内部也对山东问题乐观起来。
■内争当天晚上，代表们聚在顾维钧的住处讨论声明总纲、整理作为附件的中日协定。
就在查找中日协定的原文档案时，顾维钧发现一只装着中国政府就山东问题与日本所签密约、随陆征祥从北京途经日本、美国的公文递送箱不见了。
这只还装着满、鲁、蒙、藏问题绝密原件箱子的丢失，就像一个不祥之兆。
随后，顾维钧多次要求北京把和会前几个月中日缔结的协定和换文发到巴黎，收到的却是不完全电文。
对于政府如此艰难的配合，王正廷和施肇基认为，这是北京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并不想让代表获悉全部协定。
事实上，多次催要后，代表团还是没有收到中日合办铁路协定和参战借款协定。
日本出手很快。
2月2日，北洋政府即受到日本的压力，外交次长陈篆告诉日本公使小幡，顾维钧在“十人会”上的发言，纯属王顾二人擅自行动。
并说，“大总统注重两国邦交，已嘱外交部电令该代表等勿得过于激烈。
”这番话激起全国舆论激愤，各界人士纷纷发出通电，要和会代表“坚持前议，不要让步”。
一周后，“十人会”和美英等各主要代表团都收到了书面声明的正副本，这些用缎带包装得如礼品般的精致文件，由顾维钧一个人带着他住所的管家连夜打理出来，他是一个非常顾及礼仪表达的人，他的同事中没有第二个人精通此道——通过一份文件来表达对外交礼仪的尊重。
中国代表团在随后的日子里，总能从各种会面和谈话中得到鼓舞，所有人都告诉代表们，至少在辩论上已经获胜。
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助战巴黎，他们都认为中国此案必胜。
顾维钧正在准备他那七项表达中国迫切要求的备忘录。
陆征祥突然消失，中国有消息说，梁启超将接替陆的团长职务。
梁的身份，使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对此传闻将信将疑，他是总统徐世昌的顾问，又是反对南方的进步党领袖。
3月中旬，不辞而别的陆征祥从瑞士回到巴黎。
此番归来，他又多了一个代表团总裁的头衔，并且有权不经其他四名全权代表同意，自主决断。
顾维钧在5月的一个平静的清晨，收到一封上海来信：
《字林西报》用了两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一篇政论。
论文的缘起，竟是顾维钧“为求与北京的亲日派建立友谊，已和曹汝霖的女儿订婚。
”政论大声疾呼：
“中国何其悲哉，值此危急之秋，适逢国际间胜利在望，而国家赖之共济时艰的最卓越外交家之一，却与亲日派联盟，与曹小姐订婚，转而反对国家之利益。
”这则消息对国人和顾维钧都不啻晴天霹雳，不仅引起国内强烈的激愤，在代表团内部也引起了相互猜疑。
订婚，是王正廷从巴黎传给广州的谣言。
广州军政府与北洋政府之间的争斗，是这起乌龙事件的背景。
即使在南北内部，同样是关系复杂。
顾维钧在美国时，代表南方发表正式声明的郭泰祺和陈友仁就告诉他，王正廷只是北方政府委任的谈判代表，他俩才真正是南方军政府派出的代表。
到巴黎观察和会的汪精卫和伍朝枢也证实了南方军政府也不承认王正廷是他们的代表。
南北各自为政、代表委任无法服众，这就是巴黎和会上的中国。
■出卖4月再度讨论山东问题时，风云突变。
顾维钧在英美法日组成的“四人会”上获知，战争前英法与日本都早有密约。
美国因与日本在远东有争执，开始时要求日本归还山东，日本代表声称胶州湾应当别论，并以退出和会、绝不在国联盟约上签字相胁。
此时，日本已得到国内训令，山东问题不能满足，就拒约。
时任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和首相顾问的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观察到，意大利因得不到阜姆港愤然退出后，最高会议很担心日本的退出威胁，这给日本的强硬带来了希望。
中国正在希冀世界格局能有新架构，却再次被牺牲——这个虚弱而肥美的躯体，为了争取民族自决和国家利益，壁立千仞地站到了所有殖民主义国家的对立面。
蓝辛抱怨此时的巴黎是“自私的物质主义，无视显而易见的事实”，他愤懑地诘问：
“美国的理想主义必须屈服于这个旧时代的恶魔吗？
”顾维钧再次否认武力逼迫下的条约有效，他警告最高会议：
目前中国正处在十字路口，大多数中国人都希望与西方合作。
但如果调停人没有公正公平地对待中国，他们就可能转向日本。
他说，摆脱不平等条约意义重大，它关系到我们究竟是要保证远东地区半个世纪的和平还是在十年内继续战争。
这番争取并未奏效，但他的外交努力赢得了人们的钦佩。
（玛格丽特·麦克米兰《大国的博弈：
改变世界的180天》）■拒约4月30日，美英法三巨头会议，不顾中国代表抗议，决定让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
第二天，北京《晨报》发表了北京政府顾问、外交委员会委员林长民文章，该文沉痛叹息“胶州亡矣！
山东亡矣！
国不国矣！
”5月4日，北京13所学校三千余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山东，拒签对德和约”等口号。
5月18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22号上慷慨陈词：
“我们反对欧洲分赃会议所规定对于山东的办法，并不是本着狭隘的爱国心，乃是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我们且看巴黎会议所议决的事，哪一件有一丝一毫人道、正义、平和、光明的影子，哪一件不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大强盗国家的牺牲！
”“五四”次日，国务院致电陆征祥“来电所述日本要求于和约内列一条，将青岛问题由德交日自由处置，此事在我国坚持到底，断难承认，如果加入此条，我国当然不能签字，务希照此办理。
”5月6日，巴黎和会正式向协约国公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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