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民工融入广州城的阵痛与迷惘以low佬称呼在鱼窝头镇的嬗变为例课稿.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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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民工融入广州城的阵痛与迷惘以low佬称呼在鱼窝头镇的嬗变为例课稿
“low佬”称呼在鱼窝头镇的嬗变
——关于外来务工群体融入广州城的阵痛与迷惘
内容摘要：
近二十年来，随着制度空间的解冻，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跨区域流动呈现了高速增长的态势，在当前国家、社会日益强调去身份化的体制改革背景下，人们将这一群体称为流动人口或者外来务工人员。
我们“604四朵金花”小组选取经济发达、外来人口众多的广州市南沙区鱼窝头镇作为田野点，将使用包括直接观察、参与观察和系统观察在内的观察法、包括结构性访谈和非结构性访谈在内的访谈法等典型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以及文献法，深入进行以了解、掌握外来务工人员这部分边缘人群的生存状态为目的的实证调查，希望从中国“二元”结构的经济、社会状态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生存发展特征进行把握，唤醒社会各界对外来务工人员的人文关怀以及予此对保障外来务工人员合理权益提出建议。
关键词：
外来务工人员鱼窝头融合广州公益服务家庭
【田野缘起】
（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各省市经济结构的调整，广州的经济水平高速发展，来自广西、四川、贵州、江西、湖北、湖南等多地的外来务工人员离开家乡，带着无限憧憬，来到广州谋求发展。
但是，由于户籍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性障碍，广州本地人或多或少的排斥与敌视，外来务工人员对广州的心理认同以及归属感不强，进入了“虚融入”的状态。
（二）当地人用“low佬”这个带有贬低意味的称呼来统称外来务工人员，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low佬”这个称呼的意义也似乎产生了变化。
我们小组想以此作为引子，通过研究外来务工人员融入广州时所产生的问题以及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心理认同，来找出背后两种文化之间碰撞、交流与融合，尝试用文化的角度解释外来务工人员融入广州的一系列问题。
（三）外来务工人员在普遍意义上被视为弱势群体，他们的权益的彻底实现往往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努力。
在大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又因为流动性大，整体文化素质低下，法制意识不强，而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这使得他们常常处于各种尴尬与困境。
从城市管理的角度来看，这部分人比较分散，成分复杂，流动性强，变动频繁，不方便了解和管理。
在城市发展中，了解、掌握这部分边缘人群的生存状态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适当的政策法规予以管理并保证他们的合法权益是必然要完成的任务。
（四）我们小组可以找到自小在鱼窝头长大的黎楚怡同学，并由她来充当看门人的角色，降低我们的调查难度和拓展调查深度。
【行程安排计划书】
（一）第一阶段：
进入田野之前，主要工作为搜集资料文献。
1、查阅鱼窝头镇的地理位置、发展历史、农业和工业发展现状和社区建设状况；
2、查阅地方志、搬迁史、各时期人员迁入迁出史和相关文献综述；
3、查阅相关时事新闻报道；
4、整理调查思路和罗列访谈问题。
（二）第二阶段：
分三次进入田野调查。
1、预调查。
（1）走进和熟悉田野点，熟悉外来务工群体的主要活动区域如居住区、工作区、周边菜市、圩市、社区服务中心等，也可向外来务工人员了解该群体的日常活动时间和地点；
（2）联系社区服务中心、当地派出所等相关机构和公益组织。
2、正式调查。
（1）走进外来务工者的居住区、工作区和周边社区环境直接观察其日常活动，并在该过程与之进行交谈；
（2）参与一组公益活动，在公益中进行参与观察；
（3）寻找社区管理和服务人员、就本地人和外来务工者的关系进行访谈；
（4）若具备条件，就去年发生的一起本地人与外来务工者的纠纷案件向派出所等有关机构了解真相。
3、补充调查。
对正式调查过程中仍未解决的疑问和出现的新情况进行补充调查。
（三）田野调查之后：
分析整理和撰写报告。
1、整理照片、录音、视频等记录内容和补充笔记；
2、讨论分析和整理调查内容，并进行拓展与修正；
3、撰写调查报告。
【前人相关调查成果】
（一）《城中村休闲空间建设与本、外地人口之间的社区融合——以广州市石牌村为例》（作者：
刘望保、谢丽娟、张争胜）广州市外来人口集中分布在“城中村”里，本文分析了广州市典型“城中村”石牌区的休闲空间建设在促进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之间的社区融合方面所起的作用。
（二）《城市化进程中外来务工人员的心理融合现状及影响因素初探》（作者：
武雪婷）外来务工人员的心理融合是个体在融入城市文化的过程中其心理的一种综合的状态,表现在个体能够在心理上适应城市生活,有积极健康的心态,并通过对城市居民身份的认同和归属感的建立实现城市融合的心理构建。
本研究探讨了以心理融合以主观幸福感、身份认同和归属感为测量指标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心理融合现状，和外来务工人员心理融合的影响因素。
（三）《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认同研究》（作者：
周晶）本文通过了解外来务工人员社会认同威胁状况，探索了外来务工人员在各种社会情境并存的影响下如何应对环境的压力，主张自身的需要。
在此基础上，从社会工作的视角提出相应的建议和办法，构建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服务系统，以期能促进社会不同阶层成员的社会融合。
【田野点介绍】
一、地理位置：
鱼窝头社区位于珠江三角洲地区，位于广州市南沙区的西北部，南临深圳、香港和珠海、澳门，北依广州，地理位置优越。
二、农业概况：
鱼窝头社区多为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土壤肥沃，属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夏长冬暖，阳光充足，无霜期长。
由于自然条件优越，资源、物产十分丰富，农业发达，素有“鱼粮糖之乡”美誉。
三、工业概况：
建国以前，鱼窝头的工业、手工业比较少，仅有几家小型工厂。
1949年后，为响应国家号召，建立了鱼窝头公社，农副加工厂、机械厂，生产打禾机、万向钻床等，主要为农业服务。
改革开放后，镇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以发展工业为主体。
90年代后，大批企业涌入，其中砖厂、石场、鞋厂、制衣、皮革、电池、不锈钢冷轧等是骨干企业，吸引了大批外来务工人员的进入，加快了鱼窝头的城镇化进程，对当地人的经济、生活以及文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四、社区建设：
鱼窝头社区居委会现有商业铺位512户，其中餐饮单位49家，企业公司9个，综合市场1个。
辖区内有文化体育广场1个，医院1间，中心小公园2个，历史文化建筑1个，和一间标致性企业鱼窝头糖厂（现改名为双钱糖业有限公司）。
东涌镇鱼窝头社区综合服务中心，设有对外办证大厅、老年人活动室、青少年活动室、会议室等功能场室。
社区现有文化楼1幢，流管站1个，文化室1个。
【调查方法】
一、观察法
1、直接观察
在预调查的过程中进行了一些非正式的直接观察。
比如到外来务工者的居住的出租屋观察其居住格局，观察外来务工者工作的地方和本地人的差别以及这中间体现的外地人和本地人的关系；到菜市场、圩市观察他们的生活状态。
2、参与观察
充当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临时义工，参加了卓华服装厂举办的一次外来务工人员的亲子公益活动以及整个调查过程中的整体观察。
3、系统观察
在公益活动中，观察记录外来务工者中的父母和孩子的行为规律和心理发展状态。
二、访谈法
1、结构性访谈：
与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公益活动组织人员的个人访谈、与当地派出所人员进行的访谈。
2、非结构性访谈：
与卓华服装厂参加亲子活动的员工进行的访谈。
在访谈的过程中，四川同学负责与四川人交谈；江西同学与江西人交谈；广东同学和本地人交谈。
三、文献法
1、当地的地方志——《东涌故事》
《清代史料笔记:
广东新语（上下）》（作者屈大均）
《明清广州城及方志的城图研究》（作者曾新）
《岭南文库:
广州城坊志》（作者黄佛颐）（注释、解说词仇江、郑力民、迟以武）
《地方史志与广州城市发展研究》（广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老广州》（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2、相关的新闻媒体报道
《番禺日报：
东涌风情雕塑述说动人故事》
（
《番禺日报：
鱼窝头蝴蝶楼的故事》
（
3、时事纠纷：
发生于2014年的一宗命案，两名来自云南省昭通的外来务工男子砍杀了一名本地人
【田野调查过程中的发现】
（一）简陋的作息环境和单调枯燥、按部就班的作息规律
当晨曦的第一阵微风吹拂过鱼窝头村，沉睡的春华醒来按掉闹钟，拉开自己用粗布简单裁剪的窗帘，叫醒丈夫起床。
外来务工人员居住环境大多和她的一样，较为简陋，房间格局小里面一张床占了大半空间，部分出租屋还存在着公用厨房、洗手间现象，且卫生状况堪忧。
当调查人员走进去，感觉到长期蜗居在这样的狭小压抑的空间会让人的心理状况趋向压抑。
和这栋出租屋里所有准备去工厂的外乡人一样，他们煮好足够让一家人吃上一天的稀饭，夫妻俩叫醒孩子起床，一同吃过早饭送孩子上学后，自己去上班，像前一天一样地开始他们按部就班的新一天。
外来务工群体大都从事技术含量不高的工作。
建筑工地、纺织工厂、电子工厂、包装公司，在鱼窝头村这些鳞次栉比的厂房里面活跃着的是他们的穿着统一简陋工作服身影。
技术要求低、工作的时候不需要说话，即少了正常的语言交流和表达，这样的工作似乎很符合要求不高、性格内向隐忍的人，外地工人刻苦隐忍地在他们的岗位上默默地干着自己的“份内活”。
虽然鱼窝头的经济水平不及之前所在的发达地区，但“人离乡贱”之感仍氤氲在外来务工人员心头，他们心中迷惘，对未来无多大打算。
由于工作种类单一，工作生活和业余生活也大都枯燥，外来务工者在下班以后几乎没什么娱乐方式，在笔者调查的街道和社区，外来务工者群体几乎不约而同地“朝六晚五”，只有其中的一些年轻的未婚男子，下班后喜欢在士多店前简陋的桌球台围着打桌球，这一点不同于本地人丰富的业余生活，尤其是夜生活。
（二）出门在外靠朋友是永久箴言，同乡之间必须“抱团”互助
调查人员在调查中了解到，在工厂内部，同乡之间会出现“抱团”的现象，即同乡之间相互袒护形成一个微型的关系网络的情况。
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也许离家在外，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唯一的也是最令外来务工者可以找到归属感的便是同乡组织。
“老乡介绍老乡”来到该地打工是普遍状况，工厂里面是一个很小的世界，表面上关联不大的两个人都可能是老乡。
很多务工人员并不是独自一人前来打工，而是经由同乡介绍过来，同乡关系对于他们是一种相对稳定地可信任的的依靠，由于地域形成的“自己人”的认同感实际上依然根深蒂固，“熟人社会准则”，在他们之中依然发挥重大的作用，人际关系网络依然可以主宰交往活动，而与家乡的亲情纽带、经济联系，形成了外来务工人员在流出地与流入地的钟摆现象。
与此相对立的是，本地人的日常交往圈也呈现仅与本地人组成“圈内人”的倾向，其中有一种典型的现象，据当地人黎楚怡同学介绍，十年前她在读小学的时候正是外来务工者陆陆续续大量地迁入的时期，而在小学同学中，本地人的孩子都更偏爱于同本地人的小孩玩，他们称外来务工者的小孩是“捞佬”（贬低人格的称号），外地来的小孩能找到一个同时外地的同学结伴是何其幸运，而愿意同外地小孩一起玩耍的本地小孩甚至会遭到大多数同学的疏远。
（三）矛盾时隐时现：
“偶然发生的个案”是无关紧要还是泥中隐刺？
2014年10月23日，鱼窝头村发生一起命案，一名本地人惨遭两名外地男子捅伤和割喉。
颇感震惊，我们来到案发现场。
本以为这可以成为调查的切入点，可能因为没能在短时间内获取足够信任，一开始村民对我们的问题纷纷避讳，缄口不言。
但是村民在确认了我们的学生身份以及我们表明了调查目的之后，他们开始放松警惕并且面露愤慨，大多表达了对外地凶手的不满的抱怨。
坊间传闻，两个外地人系云南省昭通人士，而年轻男子系本地富商侄子，“两个‘捞仔’肯定是打劫不成要杀人，他们死定啦！
”后来街坊描述凶杀亦有多版本，皆流露了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看轻和厌恶，虽受访者对于命案了解不全面，但我们从中许多闲言碎语中可明显看出本地人对外来务工者所持的态度，继而我们调查小组继续寻求新的突破口。
紧接着我们来到派出所，派出所保安并没有允许我们一行人进入调查命案这一当地敏感问题的资料，其次我们来到当地村委会，当天只有巡警值班，他们拒绝向外来人员透露有关命案的情况，“不久之前出现过杀人案件只是偶然事件”，但是巡警答应向调查人员陈述一些关于外来务工人员的事实。
单从治安方面来说，并不能就此判断出本地人和外地人谁更经常扰乱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而平日里最让辅警头疼的主要还是是安全意识不足、乱穿马路、喝酒闹事和飙车，令我们疑惑的是这样的问题并没有显示外地人违法违纪的次数更多、频率更大，震惊的是这些“乱象”有时候在本地年轻人群体之中出现得更加严重。
（四）围墙内外：
一边孤独迷茫，一边向下扎根，努力向上生长
放下命案带来的疑惑，我们去到鱼窝头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进行访谈。
家庭社区服务中心的社会服务周期很短，更倾向于联系到高校的志愿者到这里来做社工。
他们主要负责外来人员这个部分，因为鱼窝头的外来子女非常多，他们会进行暑期夏令营，服务以社区为主，通过招募企业，在企业内安排活动。
比起对外来民工子女特长的培养，社工更注重他们的兴趣收获，包括团队的人际交往的扩展。
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从他们的角度给出了一些“本地人和外地人的矛盾深刻”这一印象的解释原因，并且提醒调查人员不要将之理解得太过严重——“外来务工人员并没有一个良好心理调适的环境与条件。
社会的种种歧视、漂泊不定生活产生的窘迫忧虑以及文化差异带来的苦恼压抑，外来务工人员大多都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由于他们的经济状况并不优越，少有外出旅游，多为公司集体出游，但机会不一定轮的上。
加上他们大多文化水平不好，鲜有精神娱乐。
平时娱乐方式单一，不是家里看电视就是到附近散步或到广场，心里压力得不到有效排遣，少数家庭会出现家暴现象。
”“本地人虽然在住所方面有一些优势，心理上可能也更优越，但是外地人数量很多，在这里也生活了很久了，他们彼此都比较习惯了。
”“而且在他们许多的活动过程中发现，这个地方本地人和外地人的融合情况相对比较好，偶尔有的矛盾也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
由于工作种类单一，工作生活和业余生活也大都枯燥，外来务工者在下班以后几乎没什么娱乐方式，但是对于更好融入广州的一些活动，外来务工者们并不抗拒参与。
我们从鱼窝头家庭综合服务中心里为外来务工者群体提供服务的义工晓君姐姐那里得知当天在番禺卓华服装有限公司有一个为本地员工和外来的工厂员工共同举办的亲子活动，许多外来务工人员也报名参与，便随行来到工厂参与活动并进行深入调查。
（以下整理自笔者在番禺卓华服装有限公司举办的亲子活动中与几位外来务工者的对话）
重庆中年女子：
我有一个儿子，儿子今年在老家读高三了，没有办法在身边照顾他……他平时成绩很好的，都可以在班上排前三名。
你在哪读书？
考来中大难不难？
四川年轻女子：
我刚来的时候就住工厂宿舍，生了小孩以后，我们就搬了出去，因为工厂不允许小孩子进来。
现在是在外面租房子，一家人住一起。
许多外来务工者吃苦耐劳，背后都有着来自家庭的强大情感支撑，或许是有个家庭在身边共同挣钱过日子，或许是默默为远在老家的孩子、老人艰苦奋斗，这些都让他们身处外地依然坚韧如蒲苇地生存。
四川年轻女子：
我们年轻，打算在这多待几年。
我们那个珠宝工厂内部的确会有不同的工资，但本地人和外地人基本没有太大区别，也不至于出现同工不同酬的现象。
我在工厂工作认识很多广州的本地人，平时工作我们会聊天，很开心，我也听说他们会叫我们作“捞佬”，但是真的没有来之前听说的那种他们鄙视外地人那么可怕。
老大伯、年轻女子的公公：
那就是我孙子，你们猜猜我孙子几岁了？
五岁啦，还没上学。
我们外地人的小孩上学其实也不是很难的，只要交够保险、有居住证就能去公立小学读书了。
虽然这个地区小，但是我认识的很多人都是把孩子接来这边上学的。
现实中，“外地人”这个身份在一开始可以说是道天然屏障，但从跟他们交谈的过程中足以看出，这一群体在默默付出努力的过程中，也在很主动融入广州城。
事实上，不管是不同语言造成的交流障碍，还是广州本地对与外地人的户口限制、医疗、入学制度的不同，还是两大群体内心的自我防卫和抵抗，都在慢慢冰释，随着外地人这一方乐观、主动、积极去探索“围墙之外的新世界”的生活态度与交往行为，都有利于外地人在广州为本地人所接受。
也许，“他们本来就如此内向、不愿敞开心扉”这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或许正是这些在本地人看来是“低层次”属性的工作，使得他们没有太多与本地人交流的机会；或许工厂斑驳的围墙和铁筑的大门也成了阻隔外地人与本地人两个群体沟通的实体障碍物。
然而，高耸的围墙和紧闭的大门，并不能阻挡、扼杀这些淳朴的人们积极主动去融入本地人的圈子和熟悉本地生活的希冀与向往。
他们依然选择主动推倒内心的围墙。
在社会中，每个人似乎都渺小得如同草芥，如同蝼蚁。
而对于一个身处异乡的群体，生活得似乎比常人更多一份艰辛；处在一个被忽略和异文化同化的边缘，内心深处必然是纠结与迷惘共存。
然而，他们在不放弃生活、默默努力工作的同时，亦在努力融入当地，为自己正名。
【调查过程中的其他发现】
（一）延续的打工身份
在我们调查的四川家庭之中，两位老人都在二十多年前到广州来打工，而进城务工人员的这个身份并不仅局限于他们两个人或者他们这一辈，而是延续到了他们的子辈身上，儿子儿媳依然是进城务工的打工人员，孙子也在这片土地上出生。
在很多进城务工人员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工业化浪潮的冲击绝不会仅限于一代人，而是通过强大资本的催逼使得进城务工人员在范围上不断扩大，年龄层次不断纵深。
进城务工不仅是时代产物，更变成了一个家庭的延续的印记。
（二）落叶归根的身份认同
老人在广州打工二十多年之后，一家祖孙三辈都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但是对他们来说，这里不会永远是他们的家。
老人在老家购置了房子，退了休，孙子长大之后，就会回到家乡。
在广州这里，进城务工人员缺乏真正的归属感，并且由于权益保障的缺失和本身的情感认同，使得他们抱着比较强的过客心态。
即使在这里居住了十几二十年，在他们的情感认知里面，自己还是属于家乡的人，广州无论居住多久，都只是暂时居留地。
身份认同是有关个人在情感上和价值意义上是自己为某个群体成员以及有关隶属于某个群体的认知。
根据前人的调查结果，外来务工人员的身份认同主要有以下三种表现：
第一种是实现市民认同，从心理上认同自己是“城市居民”，对城市和城市人都有比较正面的评价，这些人主要是经济收入稳定并且具有发展潜力的个体；还有的就是保留农民身份认同，认为城市只是挣钱的地方，自己的归宿还是家乡，这部分人尽管对于城市和城市人的看法取向与负面评价，但因为已经有回归的思想准备，心理上也很稳定；第三种就是边缘化，两方都不认同，去留没有明确打算，文化冲突在他们身上体现得非常强烈。
我们所采访了解的四川家庭的情况显然就是第二种。
在鱼窝头的打工经历并没有能够给老人关于本地居民身份的足够认同感。
我们分析的主要原因有如下：
一者是老人出生在故乡，在故乡生活了至少二十年之后，对故乡建立起来的本来的认同是持久一生的。
二者是这里作为单一的工业重镇，在生活上的基础设施服务相对来说没有城市的吸引力，并且家乡的设施建设的进步缩小了家乡与打工地的差距；三者是作为外地人的福利得不到足够保障。
（三）家庭结构中的母亲角色
在我们关于亲子活动的调查里面，可以看到前来参加活动的都是母亲带着孩子。
在活动中的写贺卡送祝福的阶段，孩子最先想到的还是母亲。
在我们做志愿服务的那个服装厂，主要是以女工为主，她们同时承担着教育孩子和工作养家的任务。
会将孩子留在身边的主要是父母都在这里打工的家庭，如果是父亲独自在这里打工的就会形成母亲留守带孩子的半流动家庭。
我们所研究的主要就是这样的把孩子待在身边的务工人员家庭，父母都会承担带孩子的重任，但是从孩子对于母亲的更为亲近的态度依然体现了母亲的“慈母”角色和对孩子的重要影响。
费孝通先生曾经在著作《生育制度》里提出了“三角关系”家庭结构的概念：
“夫妻不仅是男女间的两性关系，而且还是共同向子女负责的合作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在在外务工的过程中会出现很多半流动家庭不利于家庭本身的环节，但也有很多家庭延续了这个三角结构的稳定，面临着工业社会的巨大压力，他们的孩子成务工人员的随迁子女，夫妻共同为了孩子的养育与生活水平的提升作出努力，通力合作来承担养育孩子的角色要求。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工业社会中，性别关系呈现出在传统性别角色的基础上有一定突破的趋势。
女人在家庭中依然延续着传统“相夫教子”价值，不过由于家庭经济情况的要求，也逐渐突破了“女主内”的束缚成为家庭经济来源的重要支柱。
【总结与反思】
（一）外来务工人员与本地人并非绝对的二元对立，交流融合促使差异缩小
在调查之初我们曾经得出了这个村庄的印象：
大约十年前外地人的大量出现给这个在传统中以农业为主的较为封闭的小村庄带来很大的不适感，在工业化浪潮中对村庄的传统进行冲击，带来本地与外地的二元对立。
我们先入为主地认为，鱼窝头村的本地人和外地人必然是二元对立的两个不同群体，他们之间的矛盾尖锐而不可化解。
然而经过调查以后才发现，情况并非这样悲观。
事实上，第一，本地人对外地人的歧视在其他城市都有可能存在，第二，在工厂这样的高度抹去个人化特征的地方，本地人和外地人在工作中的待遇也不会有大的差别。
在生活中，由于交流与融合的加速，本地人与外地人在社会地位和心理认识上的差距被逐渐缩小。
从制度和政策上看，虽然鱼窝头的制度与先前发达地区存在差别，质量更差。
由于户籍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制度障碍，外来务工人员在生活工作的许多方面都遭受不公正待遇，当地人享有的福利并未福及外来务工人员，使他们有着强烈的“边缘人”意识，享受不到与当地人的同等权益。
但是，目前任何一项制度都不能说是完善的，这是在鱼窝头镇以外的所有社区都普遍存在的不足，况且，至少从在与外乡人的谈话中我们得知，此地的教育制度正在快速完善当中比如入学限制不再难以突破。
另一方面，从文化和心理角度看，外来务工人员的自家文化与当地文化也有碰撞冲击，例如初来乍到，当他们穿着带有家乡特色的衣服时，总被当地人嘲笑“捞”，受到了文化差异带来的苦恼压抑。
但是，为了博取当地人的认同与接受，他们会学着“啃下”当地文化，尽管当地文化他们并不能完全接受，也不会被同化，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不接受广州文化，如主动学习广州话：
在观察菜市场和圩市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外地人粤语说得非常好，甚至我们的广州的调查成员都听不出来她是外地的，他们的交流也丝毫没有障碍。
差异并非两个群体互相排斥和对立的理由，而互相包容、求同存异才能各放异彩。
再反思前面所调查的命案，它到底是偶然发生的无关大局的个案还是泥中隐刺，我们不拒绝承认它是一是存在的矛盾一个小的缩影，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矛盾双方既会在对立中相互依存、在融合中相互促进。
（二）以家庭与同乡为核心的日常交往圈既促进又阻碍融合交流
我们在之前的调查中了解到，初来乍到的外来民工不仅依赖各自家庭，在工厂内部，同乡之间也会出现“抱团”的现象。
即同乡之间相互袒护形成一个微型的关系网络的情况。
一方面不可否认，这种行为是对他们走出旧的甚至在家乡就已经建立和存在的人际交往圈，以及重新建立陌生关系、主动在广州结交熟人和建立新的人际交往圈主动融入广州的一种阻碍；然而我们忽略了另一个方面，从社会心理学上看，这种行为确实为他们自身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最快排除异己感的最好选择，单独在异乡打拼的外来务工群体找到了心里归属，他们更加有信念、有勇气地主动融入到广州来。
（三）公益服务关怀的扩大成为外来务工者融入广州、找到归属的坚实后盾
从我们所参与到的公益活动中，不仅是由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进行主导，更有文化公司的人进行参与。
他们专业得进行这种工厂的夏令营以及亲子活动的建设，为很多工厂的家庭进行服务。
外来务工人员并不总是面临着一个冰冷的困境，事实上很多社会组织都会给予相应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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