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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竞争情报与战略决策

军事竞争情报与战略决策

——以日俄战争前俄国对日情报工作分析为例

曹群

2012-9-2110:

41:

20　　来源：

《情报资料工作》2012年02期

　　【英文标题】MilitaryCompetitiveIntelligenceandStrategicDecision-Making:

TakingtheRussianIntelligenceActivitiesTargetedtoJapanbeforetheJapanese-RussianWarasaCase

　　【作者简介】曹群，男，1981年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2009级博士生，北京100875

　　【内容提要】文章应用美国军事情报相关分析理论，结合日俄战争前俄国对日情报工作的案例，对于军事竞争情报与战略决策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Inthisarticle,byapplyingsomeU.S.militaryintelligenceanalysistheoriesandcombiningthetheorieswiththecaseofRussianintelligenceonJapanbeforeRusso-JapaneseWar,theauthoranalyzesanddiscussesabouttheinteractionbetweenmilitarycompetitiveintelligenceandstrategicdecision-making.

　　【关键词】军事竞争情报/战略决策/俄国/日俄战争militarycompetitiveintelligence/strategicdecision-making/Russia/Russo-JapaneseWar

　　1、军事竞争情报的定义与研究意义

　　1.1军事竞争情报的定义

　　因为军事竞争情报是军事情报和竞争情报交汇的产物，所以它的定义也是在军事情报和竞争情报二者概念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

对于竞争情报和军事情报，本文采用的定义是：

竞争情报（CompetitiveIntelligence）是指关于竞争环境、竞争对手和竞争策略的信息和研究，它既是一种过程（对竞争信息的收集和分析），也是一种产品（形成的情报和谋略）[1]；军事情报是指为保障军事斗争需要而搜集的情况及其研判成果，是制定国防政策、战略决策和指挥作战的重要依据[2]。

至于军事竞争情报的定义，本文基本采用文献[3]中的理解：

军事竞争情报是一个智力增值过程，通常需要在信息原料的基础上加值，为决策者提供决策产品或半成品，其成果具有可据此行动性[3]。

　　1.2军事竞争情报的研究意义

　　情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随着战争这一社会现象出现之后，军事情报亦随之诞生。

中国的军事情报思想发轫较早，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孙武被公认为情报之父，其著作《孙子兵法》更被视为当代竞争情报的基础，《孙子兵法》中的思想也被广泛应用于军事、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

“商场如战场”，目前广泛应用于企业决策中的竞争情报从军事情报的分析理论和方法中获益良多。

作为军事情报的新分支，军事竞争情报是军事情报与竞争情报相交叉的边缘学科。

军事竞争情报融合了军事情报和竞争情报二者的分析理论，一方面有利于遵循科学发展观完善我国的军事战略决策机制，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企业竞争情报学科的深化发展提供新的理论借鉴，因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

　　2、军事竞争情报的分析方法

　　对于竞争情报而言，其分析研究工作是最为重要的环节，是发挥决策支持作用的关键过程。

在竞争情报的实践过程中，人们总结出许多竞争情报的分析研究方法，例如定标比超方法、SWOT分析方法、专利分析法和财务分析法等。

至于军事情报，其分析理论研究曾经非常“神秘”，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军事情报部门的“公开化”，关于军事情报的不少理论研究资料开始对外公开。

纵观全球，美国情报界关于军事情报的分析理论研究走在了世界前列，其分析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今世界情报理论研究的最高水平，形成了诸如“历史经验主义”、“定量分析”、“群体分析”、“政治导向”、“枢纽分析”、“机会分析”、“可选择性分析”等多个流派的分析理论[4]（87-124）。

笔者认为，军事情报和竞争情报的分析理论可以互相借鉴、融合交汇，或许可以整合出一些独特的军事竞争情报分析模式。

本文将以日俄战争前俄国对日问题战略决策为例，采用竞争情报的SWOT分析框架与军事情报的诸多分析理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军事竞争情报分析方法的探索。

　　2.1军事竞争情报的SWOT分析模式

　　根据日俄战争前俄国的国内问题、对外关系、军事力量以及宏观战略等方面的实际情况，按照SWOT分析模式列出俄国在远东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如表1所示。

　　由表1所示，在日俄战争前，俄国在远东基本上处于完全的劣势，它在内政、外交、军事上都没有稳固的支撑，而且战争失败对于俄国政府的统治有着直接的威胁，因此进行赌博式的冒险不是合理的战略决策。

针对当时的情况而言，俄国应当尽量规避外部威胁以及减少内部劣势，最适合俄国政府的选择是WT（劣势-威胁）战略。

事实上，在日俄战争爆发前的十年间，俄国政府内部并非一致赞同冒险主义政策，不少决策层的官员都意识到了俄国的弱势并建议采取防御性战略。

然而，为何俄国政府最后还是走向了“冒险赌博”，难道是由于对日本优势的不了解吗？

　　2.2日俄战争前俄国对日情报分析研判中的观点变化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大多数学者都认同的一个观点是，俄国对日本的轻视和不了解是俄国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俄国对日情报工作是完全失败的。

不过，随着许多历史档案的逐渐开放，俄罗斯的历史学家们发掘出许多日俄战争前俄国对日情报获取成功的相关档案史料。

新的史料推翻了先前的认识，虽然俄国在对日本陆军数量的认知上存在一定失误，但是并不能由此得出那些极其藐视日本军力的言论，因为还有许多肯定日本海军力量以及陆军作战能力的情报。

例如，俄罗斯学者谢尔盖耶夫（Е.Ю.Ceргeeв）便曾指出：

“从1899年末至战前任驻日海军代表的鲁辛的报告中含有关于日本军事力量及其远东作战计划相当客观的情报。

尽管如此，这些报告在最好的情况下却仅仅只是获得了高层阅看，然后整齐地归入档案卷宗，并未由此而促成某种决策。

”[5]

　　通过档案研究可以发现，基于对日情报的相关数据，在俄国军界内部，关于日本在远东地区的相对强势这一实际是存在共识的。

1900年初，尼古拉耶夫海军军事学院以《1900年春的日俄战争》为题进行假想战演习，演习结果证明了俄国太平洋舰队的弱势[6]（98）。

1900年3月，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В.Н.Лaмсдорф）与海军部长官特尔托夫（П.П.Тыртов）关于俄国远东海军力量的通信也间接证明了这种共识[6]（103）。

　　对于同样的情报信息资料，受某种偏见或者情绪左右的分析者往往会得出截然不同于客观分析者的观点。

海军中校布鲁希洛夫（Л.А.Брусилов）在1903年10月呈交海军司令部的报告中指出，目前俄国在远东的舰队还完全没有准备好开战，即使需要做出重大让步，俄国也须尽量避免战争。

虽然布鲁希洛夫承认在短期内俄国舰队对于战争的不胜任，但是好战的他寄希望于到1905年俄国在远东集结足够的力量之后对日开战[6]（125）。

对于布鲁希洛夫的报告，受对日强硬派影响的海军司令部长官海军少将罗日斯特文斯基（З.П.Рожeствeнский）写下了这样的评语：

“目前我们对日作战的准备比任何时候都要好……我们不需要压倒性的对日制海权。

拥有同等的力量就足够了，只要不让日本人取得制海权就行了，这样便能减轻陆军的压力得以将日本人赶出朝鲜……我们的目标不是令日本人蒙羞，只是要将朝鲜纳入我们的掌控而已。

”[6]（107）

　　如上所述，俄国对日情报工作的关键失误出在情报利用的分析研判环节。

根据已经发现的资料，在俄国对日情报的利用过程中，俄国政府内部逐渐出现了较大的分歧——这种分歧也与俄国政府内部对日强硬派和对日温和派的派别争斗和战略分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通过研究日俄战争前俄国对日情报工作的这一历史案例，我们可以发现，情报与决策的关系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亦即情报可以为决策提供支持，而现实中的决策者（情报用户）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情报的分析研判。

对于情报和决策的互动关系，美国军事情报分析研究学者已经创建了较为系统的分析理论，如“情报周期”理论便将“反应”（决策层对分析阶段提出的预警情报作出反应）和“警报分发”（将决策层的反应以适当的方式通知给所属人员）都视为情报工作流程中的关键变量[4]（149），并认为情报工作的各个阶段是相互联系和制约的网状结构，而不是简单的线形结构。

美国军事情报分析研究的成果是值得借鉴学习的，下面将就此问题结合历史案例阐释一下笔者的个人理解。

　　3、情报与决策的互动关系

　　3.1“情报周期”

　　在过去数十年里，许多具有军方背景的美国情报学者常常借用“情报周期”（IntelligenceCycle）分析各种情报现象，并以此评价情报工作的成败。

不过，在美国情报界，关于“情报周期”的内涵则是不统一的。

詹姆士·沃茨（JamesJ.Wirtz）认为“情报周期”包括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四个阶段：

信息的搜集、分析、反应和警报的分发，他较早地利用“情报周期”来分析、解释美国情报部门在越战中的失误，着重强调情报与决策之间的互动性。

约翰·威尔逊（JohnH.Wilson）将“情报周期看作是由指导——搜集——合成——阐述——分发”五个相互制约、相互配合的步骤构成。

2000年版《美军联合作战情报支援条令》规定“情报周期”包括六个步骤：

计划与指导、搜集、处理与加工、分析与生产、分发与整合、评估与反馈[4]（149）。

　　3.2情报失误的责任者

　　过去，我们常常将情报工作的失败归咎于情报搜集，然而根据“情报周期”可以发现，情报搜集不过是其中一个环节而已，其角色固然重要，但如果其他几个环节出了问题，那么即使在情报搜集成功的情况下，情报工作依然会以失败告终。

笔者认为，情报生产者、情报分析者和情报用户对于情报工作失误都是负有责任的，而人们在战争失败之后却往往只是重视对情报生产者的责任追究。

　　长期从事情报分析心理研究的理查兹·休尔（RichardsHeuer）最先提出了“分析不足”才是情报工作失误的根本原因，他在论文《你需要更多的信息吗？

》中指出：

“分析人员实际上是根据少数几份情报来作出判断的，而不是对搜集到的所有情报进行全面的综合以后才得出结论的，分析人员实际用到的情报很少；一个有经验的分析人员一旦拥有了作出可靠判断所需的最低限度的情报后，获得额外情报一般就不会再提高其预测的准确性了，只不过增加了分析人员对自己先前判断的自信而已。

”[4]（150）

　　美国的军事情报学者由于本身丰富的职业生涯（有些进入了政府的决策层），往往务实地将目光集中于问题本身，而不会宥于学科门户之见，他们对情报失误问题的研究涉及心理学、政治学、军事学和国际关系学等多个领域。

美国军事情报学者对于情报用户在情报工作中的关键角色也是非常重视的，他们认为在现实中情报用户（决策层）对于情报生产和情报分析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甚至有人鼓吹情报工作在实践中只能“政治化”。

在现实中（排除理想化状态），决策层（情报用户）是如何影响情报工作的呢？

下面，我们将以日俄战争前俄国对日情报工作为例，评述俄国政府决策层对于情报工作施予的负面影响及其原因。

　　3.3“理想化”模式的实践困难

　　美国“战略情报之父”谢尔曼·肯特（ShermanKent）在其论著《服务于美国世界政策的战略情报》中论述了情报与决策的互动关系，他认为政治因素会影响情报分析的客观性，为此他提出了美国情报机构在几十年里一直奉为圭臬的两项原则：

“情报务必紧贴政策、计划和作战以便起到最大限度的指导作用；但又不能太近，以免丧失了判断的客观性和完整性。

”[4]（169）

　　然而，肯特的理想模式在现实中是很难实现的，因为决策层要考虑的问题非常多，决策者很可能会顺从于国内外利益集团的影响而轻视或者故意忽视重要的情报。

决策对情报的这一负面影响时至今日也仍然只能碰运气，尽量减少而无法从体制上根本解决。

回顾历史，这样的案例非常多，其中日俄战争前俄国对日情报工作便是一个典型。

俄国政府通过对日情报搜集，对于日本的敌意及其军事实力（尤其是海军）增长是有着比较清楚和符合实际的认识的，然而在情报利用的过程中出现的高层分歧却令俄国对日情报工作的一切成果消亡殆尽。

俄国政府对于日本情况的掌握程度远远不是我们之前认识的那样毫不了解，而战前俄国报刊和某些大臣的藐视日本军力的言论并不能证明俄国对日本的了解程度，因为报刊相关宣传言论可能是策略性的鼓舞士气，而某些大臣由于个人所属派系或者谄媚沙皇的原因而发表的无有客观依据的个人言论也不能作为俄国政府整体不了解日本的论据。

如果相信对日本军力极其藐视的言论是属于俄国政府内部诸大臣的共识，那么便无法解释在临近战争爆发的1903年至1904年初俄国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А.Н.Куропаткин）的意见，他在1903年6月时坦言“我们的战备不如日本”，在战争爆发前夕的1904年1月还认为必须把对日战争推迟一年零四个月以便完成铁路工程，或者“即使推迟四个月也好”，只要“来得及派遣增援部队”[7]。

　　然而，俄国的决策层为何会无视这些准确情报中所报告的战败威胁，而只是将其归入档案后便束之高阁呢？

而且，甚至比束之高阁无所作为更加让人费解的是，决策层还禁止俄国大多数军官阅读对日情报，并努力设法将日本的军力扩展描绘得微不足道[5]。

笔者以为，这种令人费解的决策是影响对日情报有效利用的关键问题。

通过研究发现，这种决策主要是由以下三个相互影响的因素共同导致的。

　　首先，决策层的分歧和权力更迭争斗影响了对日情报的有效利用。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沙皇俄国虽然是一个君主专制国，但是由于很多偶然因素（政府内部派系争斗和专制统治者个人性格与能力）的影响，此时的沙俄政府却又是非常不“统一和一致的”。

尼古拉二世继位之初，政府内还存有大量前任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老部下，尼古拉二世对于政府各部的完全掌控甚而拖延至了1903年。

在临近战争爆发的几年间，以维特和拉姆斯多夫为代表的对日温和派逐步遭到了以御前大臣别佐布拉佐夫（А.М.Безобразов）和内务大臣普列维（В.К.Плеве）为代表的对日强硬派（沙皇本人很可能是强硬派的幕后代表）的抨击和压制，这样也就使得温和派所强调的反映日本军事力量大增的对日情报被“有意地忽视”了。

　　其次，还因为以沙皇本人为中心的俄国决策层官员的内心深处都有一种难以抑制的蔑视日本民族的情绪，在远东问题上，俄国需要维护其欧洲大国的体面。

在俄国与日本的谈判中，“不让步的原则”导致俄国政府在关于日本和其他列强最为关心的满洲问题上骑虎难下而一直拖延不决。

当然，俄国有自己的顾虑：

俄国决策层的逻辑是“让步总是引起新的让步”，而谈判拖得越久对俄国便越有利，俄国便能更多地在远东占有优势。

这种外交手段的适用条件是日本摸不清俄国在远东的军力以及没有实力和信心发动进攻，然而当时日本的间谍已经对俄国在远东的军力非常清楚。

对日强硬派故意将俄国的整体实力和在远东战争中所能投入的实际兵力混为一谈，这样在数据上满足了狂妄自大的蔑视情绪，同时也影响了决策层给予对日情报应有的重视。

　　再次，俄国在战略上东西两线难以兼顾的处境也决定了对日情报只能被“有意忽视”。

关于对日作战的战略问题，俄国军事学家司伟琴（А.А.Свечин）进行过经典的分析评述：

“在对战争的准备上我们落后于日本人——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把战争的远东战区归为第二重要。

按绝大多数人的看法，满洲命运的解决必须取决于欧洲战场的胜利。

我们准备好了遭受最坏情况——日本在大规模的欧洲战争之时向我们宣战。

在当时的情况下，主战场乃是临近西方的德维纳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区域，所有为了取得第二战场优势而对我们在决定性地点力量的削弱都是错误的。

在亚洲的胜利并不能补偿在欧洲的失利。

与此相反，欧洲战争胜利之后我们在柏林和维也纳签订的条约则是完全取消日本在满洲胜利的开端。

”[8]如上所述，俄国的整体战略计划决定了远东并非俄国优先重视的战区，这严重影响了俄国对日情报工作的开展，同时在情报利用上也由此引发了令人费解的状况——了解日本的威胁却又不能予以重视进而做出相应的决策。

笔者以为，正是因为西方战区的更大威胁需要俄国政府优先考虑，所以在对日情报利用上只能束之高阁，因为俄国政府已经没有能力兼顾东西两线，俄国只能忽视远东的威胁而寄希望于日本在短期内不敢挑起战争。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俄国政府决策层的“分歧”是如何影响对日情报工作，由此亦可证明“情报周期”理论对于情报分析和情报用户的重视是值得借鉴的。

在情报学的其他分支中，也存在着不少理想化模式所不能阐释而又影响重大的现实问题，我们或可从美国军事情报这一分析理论中吸收一些经验。

　　4、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以日俄战争前俄国对日情报工作为例的军事竞争情报分析，我们发现俄政府决策层对于情报工作有着非常大的影响，乃至可以消除前期情报工作的一切成果。

情报搜集固然是重点和基础，但其他环节也是不可或缺的，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将导致恶劣的后果，在情报搜集这一环节上获得一定成功并不代表情报工作的最终成功。

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俄国对日情报工作的失误不仅存在于情报搜集这一环节，同时也存在于情报分析研判和情报用户反应这两个环节，而事实上后两个环节的问题才是决定性的。

如果俄国政府决策层对于已获得的准确情报进行有效利用，而不是受到上文种种内外因素的影响，那么在远东的俄日冲突将很可能是另一番景象。

由此可见，军事竞争情报的客观性对于战略决策非常重要，如何在体制上尽量排除决策者对情报工作的影响是必须要认真思考的。

　　通过历史案例分析，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军事竞争情报工作在现实中可能发生失误的环节及其恶劣影响，由此也能总结出不少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

同时，目前情报学中的“军转民”现象颇多，军事竞争情报的很多分析方法与理论也广泛应用于企业竞争情报并且有二者互相融合之趋势。

在很大程度上，军事竞争情报和企业竞争情报二者的发展可以相互促进，而且非常有利于解决我国国防战略以及经济建设相融合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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