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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儒商

回归儒商

--恒源祥"从民羊到儒商"的转变

前言

21世纪的中国应该推崇一种怎样的为商之道?

胡雪岩的"官商之道"似乎与现代化的进程背道而驰,但以"韦尔奇"为代表的西方管理是否会水土不服?

原因昭然若揭--西方管理的"技"和"器"在中国企业的实践中,文化和体制的推行遇到了巨大的阻力。

,为商之道讲究的是"适者生存",它与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密切相关。

不自觉也好,不承认也罢,目前中国商人手中的生意算盘打得再好,也逃不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和思想方式。

中国文化在这方面最集中的表现即为千年的儒商传统。

或许有人会说:

传统的儒商随着晋商、徽商的没落已经成为了历史的旧迹,如同文物只有欣赏的价值而没有实用的价值。

但又怎么解释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被誉为"东亚奇迹"的东亚儒家经济圈的兴起呢?

可见在我国加入WTO以后,中国商人放眼世界的眼光不仅应具有现实的广度,而且应具有历史的深度。

在被人淡忘的"儒商"智慧的宝库中寻求现代管理的精髓。

一、儒商--辉煌的历程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的儒家与商家合流,形成了儒商。

"儒商"的最早代表人物可能是子贡。

《史记·货殖列传》中有明确记载,说子贡从学于孔子,是儒家弟子,做了一段官后,就到山东地区做囤积居奇生意,成了七十子中的"大款",无疑是地地道道的儒商。

和他同时的计然、范蠡和白圭等也都被司马迁纳入《货殖列传》中。

白圭甚至被定为治生之祖,即儒商之祖。

从此形成一套学--仕--商的完整公式。

在先秦以后的漫长岁月中,儒商发展出徽商、晋商、江右(江西)商、临清(山东)商等商帮,由个体成长为群体。

特别是明、清两代,徽州巨商大贾雄踞江南,而山西商人盘踞中原,辐射欧亚,一时间成为我国兩大赫赫有名的商业劲旅。

学者余秋雨在《抱愧山西》一文中谈到他对晋商成就的感叹:

……首先找到的是平遥西大街上中国第一家专营异地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票号"--大名鼎鼎的"日升昌"的旧址。

这是今天中国大地上各式银行的"乡下祖父",也是中国金融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所在。

……大家就对西大街上每一个门庭仔细打量起来。

这一打量不要紧,才两三家,我们就已被一种从未领略过的气势所压倒。

这实在是一条神奇的街,精雅的屋宇接连不断,森然的高墙紧密呼应,经过一二百年的风风雨雨,处处已显出苍老,但苍老而风骨犹在,竟然没有太多的破败感和潦倒感。

许多与之年岁仿佛的文化宅第早已倾坍,而这些商用建筑却依然虎虎有生气……街道并不宽,每个体面门庭的花岗岩门坎上都有两道很深的车辙印痕,可以想见当日这条街道上是如何车水马龙的热闹。

……在上一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竟然是山西!

直到本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

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

是的,晋商在其近500年的历史实践中以其勤劳、智慧传承富裕、文明、足迹遍布华夏,声名振欧亚,影响之大,在中国、在亚洲甚至于世界商业史上都有一定的位置。

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人们曾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仑到北京铺一条路。

北京至今留有的著名字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都是山西商人首创和经营。

到了近代,儒商们以儒家经济理性为基础,吸纳了西方管理科学思想,高扬着爱国主义旗帜,兴办发展民族工业,在传统儒商的意义上臻于成熟。

在海外的华人圈子中,儒商的传统得到可发扬广大。

当然,我们所指的儒商不是那种致富后,或弃贾业儒,或弃贾就仕,甚至捐赀买官的"儒"商,更非致富后,附庸风雅,热衷琴棋诗画,甚至与儒者唱和诗词的只重形式或徒具形式的"儒"商,而是指具有儒家思想并运用到商业经营活动中去的商人。

是否具备儒商精神内涵才是评判的标准。

二、传统的儒商的成功之道--儒商精神

研究历史不是醉心于颂扬当时的辉煌业绩,也不是要沉溺于烦琐的历史细节,而是要实事求是地总结前人的得失成败去和现实结合,去指导今天的实践。

余秋雨将晋商的成功归结为"坦然从商,目光远大,讲究信义,严于管理"。

但这些只是表层的东西。

晋商的成功根本在于建立了一套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经济伦理道德准则。

儒商精神的实质,就是儒家精神中的经济道德理性,其特征是"经济合理主义",强调经济理性,即经济利益与道德规范的一致,经济增长与自然环境的协调,经济的发展与社会和人自身的文明同步。

儒商的经济活动,实质上是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事业向经济领域的落实和扩充。

儒商精神是一个稳态的和开放的系统,儒商精神体系的核心是儒商经济伦理精神,内容包括仁爱善良的道德观、强国富民的目的观、取财有道的价值观、以民为本的服务观、见义勇为的责任观、公正平等的权益观。

一言以蔽之,即"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爱财",即是要发展经济,追求货币增值,这是商人的本性;"有道",即是要讲人性、守道德,这是做人的起码要求。

二者的结合,才体现出儒商经济伦理精神的本质。

作为儒商经济管理行为规范的儒商经济管理原则,贯穿于其它各项具体的经济行为规范之中起着指导的作用,包括敬谨执事的职业观、德法并重的规则观、和而不同的竞争观、慎思笃行的决策观、忠孝温情的组织观。

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学者莱尔逊(S.Lainson)的《MBA速成》风靡美国,他把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的管理思想也列入其中。

90年代末,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十分自豪地说,哈佛商学院将海尔集团"以人为本"的企业管理成功经验作为案例编入教材,而海尔的经验实际上就是儒家、儒商式的管理模式。

儒家、儒商的"人本主义"管理模式不仅具有中华民族的特色,而且适用于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管理。

构成儒商精神第三部分的是儒商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具体经济行为规范。

儒商生产行为规范包括精美实用的质量观、好学重智的科技观、物尽其用的资源观、天人合一的环保观。

儒商流通行为规范包括聚货畅流的市场观、诚恳谦和的交往观、信实等价的交换观。

儒商精神最直接的表现是儒商的交换行为规范。

践诺守信、和气生财、买卖公平、童叟无欺,这是古今儒商一脉相承的传统。

儒商分配行为规范包括欲而不贪的财富观、互惠合法的分配观、慎独廉洁的财务观。

被誉为现代儒商的香港爱国商人曾宪梓,不仅已经向祖国捐献了数亿资财,而且承诺死后将"金利来"的全部财产奉献给祖国。

几乎每一位儒商人物,都耻于独富独贵,都乐善好施、捐助公益。

儒商精神提倡的就是"取之社会,回报社会"。

儒商消费行为规范包括量入为出的消费观、勤俭朴素的生活观、强本节用的增长观。

有学者认为,儒商精神对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规范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二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理论依据;三是知识经济发展的思想基础;四是经济领域和平发展的主要支柱;五是中华民族振兴经济的原动力;六是共同富裕价值观念形成的积极因素。

三、传统儒商的现代转型

时代总在进步,儒商也从传统向现代转型。

这种转型最本质的体现在传统儒商精神在新时代的扬弃和发展。

现代新儒商精神吸取了传统儒商精神的现代价值:

传统儒商的"仁爱"、"民本"、"民生"的传统、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实业精神、"自强不息"的忧患、改革、创新、竞争精神,"反求诸己"的精神,成为中国现代企业精神的思想来源;传统儒商道德"以义取利"、"诚敬就业"、"言信货实"、"和睦谐调"、"勤俭廉洁"的合理内核,也成为现代企业道德的的重要内容;此外,儒商精神还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智慧宝库和现代企业形象的设计方法。

同时,现代新型儒商又摒弃了中国传统儒商所带有的那种地域性、宗法性、行会性,克服了传统儒商的家族经营(阻碍了企业的扩张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以官为本"(不利于企业世家的成长和企业家的独立经营)、谦和忍让(缺少市场竞争和进取意识)等缺陷,既具有现代生产力和现代经济活动的有关知识、智慧、眼光和文化素养,又具备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伦理道德品格和风范。

在知识经济、知识资本的未来,知识经济提醒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

我们不能让自己的眼光仅仅局限于高新科技。

高新科技是发展的车头,深厚的文化底蕴才是发展的基础。

只有既具备现代科技知识,同时又有道德文化修养,才能成为未来企业家中的精英和中流砥柱,而这样的企业家,就是现代新型儒商。

儒商将成为国内外中华民族企业家的主体,儒商文化也将成为中华民族企业文化的代表和世界企业文化的主流。

这是理论界对儒商时代的呼唤。

随着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一些奸商已成为过街老鼠,文化层次较低的"暴发户"逐渐在竞争中被淘汰,只有具有仁者风范的儒商最有生命力,他们在竞争中纵横捭阖,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为社会公众事业献身,他们不断提高自我修养和文化意识,不断充实精神,调整行为,更加适应时代变化,他们不既满足人们物质文化需要,又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要,从而在商战中立于不败之地。

再从这些年中国人的发财之路看,有知识、有专长、懂政策、讲信誉的人发财已成了商品经济的主流,商品与服务因为文化的附加而使其竞争力更强。

文化是投入少、回报大的一种产业。

经济与文化一体化正在中国发展,并且成为跨世纪的发展的大方向。

儒商时代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大趋势。

今后的商战必将是一场文化大战。

文化大战的主角,必将是一大批儒商。

如今,伴随着社会转型,面临"入世"后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我们遇到的是严重的道德危机,进而引发大规模的商业信用危机,假冒伪劣横行。

我们的经济秩序、道德秩序都有一个面临重建的问题。

努力提升商人的思想道德水平,利用本土文化,发掘儒商精神,并把它作为一种现代精神来提倡和弘扬,不失是一条有效的途径。

新儒商是智力资源的载体,在市场经济、知识经济中,儒商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正是儒商才能承担起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之责,把义和利、富裕和奉献、竞争与合作,自强与自律统一起来,付于行动。

四、恒源祥--从"民羊到儒商"

众所周知,恒源祥是中国的名"羊",悠久的历史使她具有浓厚的"儒商"特色。

《恒源祥21世纪战略蓝图》中提出从"民羊到儒商"的转变将使恒源祥从面对国家民族的"民羊"变成面对世界的"儒商",而其"儒商"不仅具有中国商业文明,更具有世界商业文明的特色。

(一)、恒源祥的儒商人格

恒源祥之所以是"民羊",是因为她深深地扎根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之所以是儒商,是因为在成长过程中已形成了她特殊的儒商人格,并且已成为恒源祥经营理念的重要支撑。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开放:

海纳百川才显其博大。

恒源祥人拥有一个顽固的传统那就是不断的打破传统,不断的吸收新的思想与理念,以此促进恒源祥的经营,因为我们知道,仅仅依靠传统,是无法将恒源祥带向未来的。

(2)积极:

市场是无情的,但积极的态度却可以赢得市场的钟情。

我们积极地洞察市场的变化,引导市场的变化,促进时市场的变化。

我们改变自己,我们也改变市场。

(3)自律:

制度可能会失效,但游戏规则一定有效,而商场最大的游戏规则就是诚信。

恒源祥用诚信约束自己,也约束加盟体的每位成员,不断壮大自己品牌的诚信度。

(4)创造:

只有有了创造,"商"才受到人们的尊重。

恒源祥的儒商人格表现在她不光在创造价值,还创造价值观、创造经营模式、创造文化、为消费者创造快乐。

(二)、恒源祥的儒商文化

从西方领导到中国崛起的趋势说明了"直到20世纪末,中华文化还没有以一种完整的群体人格屹立于当代世界。

"可能是西方对中国人不尊重的原因。

要巩固和提升中国人在世界和世界市场的地位,就要孕育中华商业文化和儒商人格。

恒源祥就是要有机地把恒源祥管理和中国文化结合,把中国人对价值和幸福的诠释,通过商业行为和业务模式,让消费者获得愉快的、难忘的经验--"恒源祥经验"。

让"恒源祥经验"成为中国商业文化--商品文化、经营文化及儒商人格的新价值。

(三)、恒源祥的儒商使命

从民羊到儒商体现了恒源祥的社会历史使命感。

经济的竞争已越来越渗透着文化的竞争,强势文化必定会消灭弱势文化。

因此,推动社会发展最有力的已经不是政治家、经济学家、科学家或哲学家,而是企业家。

所以,搞中国文化的重任应落在企业家身上,这个时代需要有代表中华文化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商业文明、商品文化、经营文化、管理文化、商人人格,这个时代呼唤儒商。

恒源祥儒商的使命,就是建筑让世界了解中华商业文化及儒商人格之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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