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府古镇文化资源与保护开发综论.docx

天府古镇文化资源与保护开发综论.docx

《天府古镇文化资源与保护开发综论.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天府古镇文化资源与保护开发综论.docx（2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天府古镇文化资源与保护开发综论

天府古镇文化资源与保护开发综论

（前言）

《天府古镇羊皮书》编辑委员会

本书将成都市25个历史文化名镇（另加3个历史文化名村）统称为“天府古镇”，是基于其共同的地域特性和各具风采魅力的历史文化而定。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市委、市政府及相关领导部门的直接指导之下，“天府古镇”走过了一条极不平凡的道路。

从抢救性的保护到实施“名镇之路”战略，再到“整体保护和统筹开发”，直到今天有机地融入“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建设规划中，其间，虽经历了“5.12”汶川大地震的严峻考验，但如今的“天府古镇”却已蔚然而成大观。

为让广大读者和游客在翻阅本书各镇具体内容之前，对“天府古镇”的历史文化与保护开发等内容有一个较为系统的了解，故先就这些问题进行综合性的论述。

一、成都平原称“天府”，由来已久

自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之后，广袤的成都平原，即成为了一片河渠纵横、田地膏腴、物产富饶、人文荟萃之域，故晋代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卷三）记载说：

“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

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

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文中所谓“故记”，乃指“古书”所记，这说明在常璩之前，成都平原已有“天府”之称。

其实“天府”一词，本为周王朝“掌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之官名，《周礼》曰：

“凡国之玉镇、大宝器藏焉，若有大祭、大丧，则出而陈之，既事，藏之。

”故“天府”亦称朝廷藏物之府库（《周礼注疏·春官·天府》卷二十）。

至于以“天府”作为“土地肥沃、物产富饶之域“的美称，则始见于《战国策》。

战国时期纵横家苏秦前后游说秦惠王和燕文侯时，称秦国和燕国之地均为“天府”。

但到了秦汉之际，见诸史籍称“天府”者，乃是指函谷关以西的关中地区，此即战国末秦之故地也。

及至东汉时期，蜀地物产之富饶，实际上却已超过关中。

东汉初班固所作《两都赋•西都赋》中,谓关中“郊野之富，号为近蜀”，即可证之。

而史载第一次专称蜀地为“天府”者，则出自诸葛亮的《隆中对》。

诸葛亮对刘备讲道：

“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

”（陈寿撰：

《蜀志•诸葛亮传》卷五）但真正称得上“天府之土”者，则如常璩所言，当指广袤的成都平原。

自常璩以后，成都平原美称“天府”，即多见于前人诗文著述之中。

正由于此，2007年成都市建设委员会在实施“名镇之路”和“统筹发展”之际，即明确地将成都市域内的历史文化名镇统称为“天府古镇”。

而本书亦以“天府古镇”之名，来述说当今中国西南大都会成都市全域内的历史文化名镇，则顺理成章。

二、古镇地域话沧桑，千古一脉

1、古蜀文明的早期记忆

在当今成都全域，25个历史文化名镇和3个市级历史文化名村布列于主城区四周，犹若闪烁的群星，千百年来，一直映射出西蜀大地的无穷魅力。

又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更装点出当今成都的惊世美丽。

李白《蜀道难》诗中云：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尓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说蚕丛及鱼凫开国已有48000年，那是诗人的夸张浪漫之说，并非确数。

但在古蜀国的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代蜀王。

五代蜀王，并非指五位蜀王，而是指各自延续数百年的五个不同的历史时段。

最早的蚕丛时代，大致已到殷商时期。

而在此历史时段中，本书中所说的一些古镇所在地，则早于成都聚邑筑城之前，已成为古蜀先民渔猎耕耘与繁衍生息的乐土。

宋代罗泌所撰《路史前纪》云：

“蚕丛纵目，王瞿上。

”（《路史•前纪•蜀山氏》卷四）据著名的上古史专家任乃强先生考订，所谓“瞿上”，即在今彭州市新兴古镇（海窝子）。

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载：

“鱼凫王田于湔山”，所谓“湔山”，即在今彭州市海窝子至小鱼洞古镇一带。

这说明其后鱼凫王亦曾在此一带从事过打猎乃至军事等活动。

而历代史籍虽然对“柏灌王”记载甚略，但位于成都西部的温江区寿安古镇，柏灌王墓与鱼凫王墓以及鱼凫王妃墓至今遗址尚存，默默地保存着三千多年前殷商时期古蜀文明的历史记忆。

而位于郫县北部的唐昌古镇所在地，早在3100年前的西周初年，已属古蜀国杜宇王朝辖地。

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

“（鱼凫）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移治郫邑，或治瞿上”，“号曰望帝”。

杜宇“教民务农”，说明杜宇族属早已完成了从渔猎文化到农耕文化的转变，进入到稻作农业的高级阶段。

其教民务农的务实精神，使之得到了蜀民的拥戴，故能取鱼凫而代之，号“望帝”，称王于蜀。

唐昌是地，则成为杜宇时代最早进入稻作农业高级阶段的地区。

大约到了春秋中期（周襄王时代），望帝以楚人开明为相，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

“会有水灾，其相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遂禅位于开明……开明位立，号曰丛帝。

”开明王朝建立之后，曾将都城由郫邑南迁至今新都区军屯镇静平村高地进行营建，为区别于杜宇所营造的旧都郫邑，新建都邑名“新都”。

这表明今日之新都，早在古蜀国开明王朝时期即已得名。

其后不久都城又再度南移，定都于广都樊乡（今双流县境内）。

及至五世开明尚，“始去帝号，复称王”，其都城方自梦郭（即樊乡）徙至成都。

此即成都建城之始，开明王朝亦由此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

开明王朝“王蜀十二世”（约为公元前666年—前316年）。

但其末代时期，却已处在北面秦国的威逼之下。

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

“周慎王五年（前316年）秋，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從石牛道伐蜀。

蜀王自於葭萌（广元老昭化）拒之，败绩。

王遁走，至武阳，为秦军所害。

其傅、相及太子退至逄（pénɡ、彭）乡，死于白鹿山，开明氏遂亡。

”今之双流县黄龙溪古镇，即古之武阳属地，凭借其天然的地理优势，自当成为战败而逃的末代蜀王最后据守之地。

逃至武阳的蜀王被杀害之后，秦军乘胜追击，蜀太子及蜀国太傅、丞相等率残部再逃至逄乡，死于白鹿山。

白鹿一战，成为了古蜀国开明王朝在历史舞台上的千古绝唱。

这一段史实，表明今日之双流县黄龙溪古镇与彭州市白鹿古镇所在地，早在2300多年前，已经掀开了其历史记载的第一页。

古镇之古，名不虚传！

由上述可知，彭州海窝子和小鱼洞、温江寿安、郫县唐昌、新都区新都、以及双流县黄龙溪、彭州白鹿等古镇所在地，与古蜀文明的发展演变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我们甚至可以说，是它们勾画出了远古时期成都地区的发展轮廓，是它们搭建起了今日成都与古蜀文明对话的桥梁。

模糊的史影在此渐次变得清晰，尘封已久的古老历史亦由此而撩去了神秘的面纱。

对此有兴趣的读者诸君，不妨再翻看一下正文中对这些古镇的“历史沿革”或“文化积淀”的阐述与说明。

同时亦想求证于大方之家，企望得到赐教。

2、古镇历史沿革综述

古蜀国为秦军灭亡之后，于秦惠文王更元十一年（前314年）被置为蜀郡。

蜀郡临邛、成都、郫县所在三地，因土地肥沃、地当要冲，出于政治和军事需要，故于更元十四年（前311年），秦惠文王即派大夫张仪、蜀守张若主持修建三城。

蜀郡治所，置于成都。

而今之邛崃市临邛镇核心区，亦即当年所筑城池之地；其城址历2300多年不变，临邛古镇，实乃古城！

汉袭秦制。

据《汉书》卷二十八记载：

西汉时期，蜀郡所辖地域甚宽，计有成都、郫、繁、广都、临卭、青衣、江原、严道、緜虒、旄牛、徙、湔氐道、汶江、广柔、蚕陵等十五县。

而本书所述各古镇所在地，在秦汉时期，实际上均已纳入蜀郡范围之中。

自此以后，虽世事沧桑，行政区划多有变故，但其归属大体不离秦汉时期所置蜀郡范围。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一些古镇曾先后成为郡、州、军、府、县、市治所之地。

诸如：

新都区新都镇，自秦惠文王于成都置蜀郡之后，该地即置为新都县城所在地，故常璩说：

“蜀以成都、广都、新都为三都，号名城。

”新都区新繁镇（原名“繁江镇”），自三国时期蜀汉延熙十年（247年）得名“新繁”始，直至1965年7月撤销并入新都，该镇置为县城亦长达1700多年之久。

邛崃市临邛镇，自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建城之后直至今日，先后曾为州、郡、县、市治所之地，其历史尤为悠远。

邛崃市火井古镇，自隋大业十二年（616年）置县，至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撤销建制、并入邛州，该处置为县城，曾有668年的历史。

邛崃市平乐古镇，自北宋开宝三年（970年）至至道三年（997年），亦曾一度成为火井县治。

崇州市崇阳镇，自西汉初年（公元前206年）该地置为江原县开始，迄至今日，先后曾为郡、州、军、府、县、市治地，前后已有2200多年的悠久历史。

崇州市怀远镇，在1700多年前的西晋时代已开始建县，曾先后成为郡、县治地，直至北周时期，前后历时250年时间。

崇州市街子镇，自（孟）蜀广政十六年（953年）至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年）的330年时间内，亦曾成为永康县治所之地。

蒲江县西来镇所在地，自西魏恭帝二年（555年）置为临溪县始，直至北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前后共有517年的置县史。

大邑安仁镇，自唐武徳三年（620年）置为安仁县，至元代初年（1271年）撤销，作为县城所在地，计有650年左右的历史。

郫县唐昌镇，自唐代仪凤二年（677年）迄至公元1958年，尽管县名多有变更，唐昌是地置为县治，前后共有1280年的历史。

青白江区城厢镇，自北宋乾徳六年（964年）直至1950年，曾置为金堂县治，亦有890余年的县城建置史。

上述这些古镇，其中不少倒不如说是古城。

在自秦以后的历朝各代，它们不仅是其中某一历史时段当地政治、军事与经济、文化的中心，而且与身为蜀中首府的成都一直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

这些古城或古镇，见证着成都地区近三千年的沧桑变化，连接起不同时代的历史脉络，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尤显得非同一般。

至于各古镇沿革变迁的具体内容，本书各篇中均有较为详明的述说，在此不作赘述。

值得注意的是，自明清时代“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兴起之后，不少古镇均得以重建，故遗留下来的城镇建筑多为明清风格，譬如龙泉驿区洛带古镇、崇州市元通古镇、邛崃市茶园古镇、双流县黄龙溪古镇，以及上述曾为县城的众多古镇。

还有一些古镇此后方始聚落成镇，诸如：

温江区寿安古镇、彭州市白鹿古镇、新兴古镇和小鱼洞古镇、邛崃市大同古镇、金堂县五凤古镇和土桥古镇、大邑县新场古镇、新津县永商古镇等。

这些古镇建筑保留着明、清风格自当不言而喻，但如果深究其发展演变的过往历史，其保存下来的各类文化遗址与遗存，又会将人们的视线引向更为遥远的古代时期。

三、文化积淀显厚重，异彩纷呈

“文化”一词，应该是一个含义非常广泛的名词，它既包括人类的意识形态、思维形式、宗教信仰、心理特征以及价值观念、道德标准等，又包括人们对衣食住行、婚丧娶嫁、生老病死和家庭生活、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态度，以及由此而生的种种表现形式；也包括人类通过后天学习掌握的各种知识和技巧，以及相应而生的形形色色的纯精神产品；又包括运用各种思想、知识和技巧创造出来的物质文明，即千姿百态的精神物化产品。

我们所给的这种定义，实际上已具有“广义文化”的性质。

天府古镇文化，即具有上述“广义文化”的性质。

但由于其发展演变的历史已有数千年之久，故在文化的累积与进步上，特别显得丰厚而多彩。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虽曾惨遭“十年浩劫”，一些乡镇的古代文化遗存受到损毁，但改革开放以后，在各级领导部门的重视下，又得到了全面的修复和保护。

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兴起，天府各古镇，更是凭借其悠久的历史传承和厚重的文化积淀而大放异彩。

总览天府古镇，不仅古蜀文化、秦汉文化、唐宋文化、明清文化等等历史文化留有鲜明的印迹，而且显现蜀地先民的思想观念、宗教信仰、生活方式与认知能力的民俗文化，亦在今日之天府古镇得到深入的发掘。

有形的古代城垣、民居建筑、宗祠、书院、寺庙、宫观、码头、街巷、茶楼、酒肆、道路、桥梁以及随处可见的古树名木，均无不以物质的形态呈现出文化的厚重，而传承已久的民间歌谣、民间灯舞、戏曲坐唱、传统工艺、农事节庆、交易方式等等，更是以非物质的形态，留下了一笔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谈及今日之天府古镇文化，真可谓异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

为便于读者诸君对此有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下面特分项概括论之。

1、历史久远的古蜀文化

早在4000多年的新石器时期，在一些古镇所在地，已有先民生活留下的痕迹。

在西来古镇等地出土的古人类磨制的石斧、石锛以及陶器残片等考古资料可资证明。

至于前文所说天府古镇在“五代蜀王”时期显露出来历史痕迹，亦并不仅仅见于古籍所载和当今学者的推论，也不仅见于寿安古镇有柏灌王墓与鱼凫王墓及鱼凫王妃墓遗址。

从1980年春对新都“战国木椁墓遗址”进行发掘和清理的情况看，其安葬的规模与出土的众多器物，已显露出该地曾为开明时期王室成员或王公贵族的安葬之地，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古蜀国开明王朝曾南迁至新都北部高地营建都邑”之说并非虚语。

而保存在西来古镇的巨大楠木船棺，连同一起出土的极其丰富而珍贵的随葬物品，以及平乐古镇“阎镇子遗址”所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空首布、平首布两类古钱币，均说明早在远古时期，古蜀文化在一些古镇所在地已得到播化。

与此同时，在诸如新兴（海窝子）、小鱼洞等古镇，不少流传至今的古老的民间传说，亦从一个侧面显现出古蜀文化的传承。

古籍所载、学者推论与考古文化出土的实物资料以及古老的民间传说交织在一起，实际上告知人们，历史久远的古蜀文化，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春秋战国时代，经由蜀地先民的交往联系——诸如商业交易、战争、迁徙等——已在一些古镇所在地传播开来。

而在今日天府古镇旅游文化的深度开发之中，古蜀文化的吉光片羽，更是弥足珍贵，除了展示考古遗址与出土文物以吸引游人的眼球外，更多的则是以一种文化符号的形式融入到当今的古镇旅游文化之中，显现出独特的文化魅力。

2、传承数千年的农耕文化

天府各古镇所在地，自“杜宇教民务农”以后，一直凭借其丰富的水资源，以从事稻作农业为主。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农产品和农副产品的品种、数量均越来越丰盛，几乎各处均有自己独特的农产品和农副产品品种，以致成都地区能专擅“天府”美名达1800年左右时间而至今日。

而以农事活动为中心的文化事象亦越来越繁多，其中一些内容则以物化的形式保存至今。

譬如平乐古镇天工应物风情园，无论农家小院、耕夫土屋，抑或榨油作坊、酿酒作坊，皆以完整的古老设施再现出农耕岁月的种种特色。

又如黄龙溪古镇的陈家水碾和位于连二里市近处的黄家水碾、赵家水碾等老碾，亦以实物遗存的形式，保留着农耕文化的过往记忆。

而不少古镇保存完好的“字库塔”，其所蕴含的“敬惜字纸、耕读传家”的文化意义，则使传统的农耕文化得到了不同寻常的升华。

至于阡陌交通、水渠纵横、林盘簇拥、泻绿铺翠的田园风光，则在天府各古镇四周举目可见！

这些物质形态的呈现，实际上蕴含着古镇民众的心理特征与认知能力，价值观念与创新智慧，以及不断追求完美的勇气和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理念，千百年来，一脉相承，构成了我们所说的农耕文化的本质特征。

这种农耕文化，同时又以种种非物质的文化形态显现在天府古镇的民俗事象中，诸如农时节令、歌谣号子以及岁时习俗与生活习惯等等，不少内容皆与民俗文化的种种事象相与重合，一些内容更成为了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为世人瞩目，成为了今日天府古镇旅游开发中至为珍贵的文化资源。

3、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

我们所说的民俗文化，是指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反复出现并代代相习的种种生活文化事象的总和。

这种文化它既包括在民众中传承的物质生活文化，如衣食住行习俗，生产交易习俗；亦包括民众中传承的社会生活文化，如婚丧礼仪习俗；同时还包括民众传统的思维方式、心理习惯，如民间信仰、岁时节日习俗，以及民间传承的各种语言艺术、游艺竞技习俗等等。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传统文化，并非一成不变，随着历史的发展，往往呈现出阶段性的进化；而在一次次的“上教下化”的过程之中，又总是能在内容和形式上发生一些变化，有些甚至会被彻底地摒弃，出现质的飞跃，这便是我们所说的“移风易俗”。

在今日之天府各古镇，不少古老的民俗文化事象仍在顽强地显现出它鲜活的生命力。

诸如：

各古镇长盛不衰的赶场习俗，各种庙会期间敬神祈福、焚香礼佛、劝善放生习俗，岁时农节的各种祝福习俗，传统“九大碗”的宴会习俗，以及保留至今的大邑安仁特有的“以物易物”的古老交易习俗等等，均无不透射出丰富多彩的川西民俗文化的传统特色。

这些民俗文化事象，与前面我们所说的“农耕文化”既有部分重合，同时又是它的延伸和扩展。

至于各种节日喜庆活动，其民间文艺的表现形式，更是绚烂多姿，令人目不暇接。

龙灯、狮舞、牛儿灯、幺妹灯、打连箫、打腰鼓、踩高跷、说圣谕、讲评书、坝坝戏曲表演、玩友川剧坐唱、元宵张灯猜谜、端午龙舟竞渡……这些传承千百年的民间文艺活动，在今日之大都市，早已难得一见，甚至已被遗忘，但它们却活跃在古镇的节日喜庆活动之中。

尽管其形式多有雷同，但由于其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差异，其说唱内容又有所不同。

这里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在龙灯、狮舞一项上，洛带的“刘家火龙舞”与“水龙舞”、黄龙溪的“火龙灯舞”，以及金堂土桥的“高台狮子舞”等，不仅技艺高超，而且其文化内涵亦特别深厚。

而在“龙舟竞渡”一项上，又当数永商所在的新津南河最具规模与特色。

凭借其宽阔的水域，通过引进国际名校赛艇赛等方式，把“龙舟竞渡”这一传统的民俗文化，传扬到了全世界。

至于世代流传在各古镇的民间歌谣、劳动号子以及神话故事、歇后语等等，虽然一些内容与前面我们所说的农耕文化重合，但更多的却是从不同的侧面以说唱的形式反映出当地民俗文化的种种事象。

诸如平乐的“竹麻号子”、五凤的“沱江号子”、黄龙溪的“府河号子”、火井的“山歌子”等。

而新兴古镇、新场古镇等地一些与自然景观紧密相连的神话故事与民间传说，又充分表现出当地民众传统的思维方式与美好心愿，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地民俗文化的不同特征。

在古镇众多民俗事象中，这里还有必要特别说说婚俗。

人类繁衍，生生不息。

传承千百年的婚姻习俗，则为人类生命的延续提供了充分的文化保证。

在川西各古镇，古老的婚俗大同小异，惟有洛带客家人的婚姻习俗，既保留有中原民俗文化的基因，又掺杂有粤、赣、闽等地区的一系列地方性仪礼法则，所以，其风格显得尤为热辣而繁琐，文化内涵亦特别绚丽而丰厚。

但需注意的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古老婚俗中的陈旧观念与繁文缛节的程序，早已被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以及各种新的结婚形式所取代，尽管其中还可寻觅到一些古代婚俗的少许因子，但完整而成套的古代婚俗的程式礼仪早已难得一见。

对此有兴趣者不妨翻翻本书《龙泉驿区洛带镇》和《大邑县安仁镇》等篇中的相关内容，再到这两个古镇上去观摩或亲身参与一次“传统婚庆表演”，痛痛快快地体验体验，自会从中感悟到不同一般的古镇民俗文化之享受。

上述内容，在本书各古镇《旅游巡览》一章中，均有较为详细的阐说与介绍，读者诸君自可进一步深入探究。

4、源远流长的饮食文化

所谓饮食文化，系指人类于饮食活动中所展现的社会文化现象，它既包含有形的食料、菜品、饮料、器具，也包含无形的饮食制作技艺、饮食习俗以及与饮食有关的文学创作等。

作为和人类生活最为密切的文化现象之一，饮食文化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探究特定文化的切入点和平台，正如著名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所言：

“到达一个文化的核心的最佳途径之一就是通过它的肚子。

”（张光直：

《中国文化中的饮食——以人类学和历史的视角》）。

生活在特定地域中的人民的价值观、信仰、偏好、习俗、历史、文学等等社会文化因素，都能在饮食文化中得到相应的反映和体现。

成都地区，物产丰富，地灵人杰，自古以来，在饮与食两道的文化积淀上，均可谓源远流长。

就“饮”而言，其所形成的茶文化和酒文化，在天府各古镇所在地，尤显得历史悠久而绚丽多彩。

明清之际著名的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讲道：

“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

”而西汉著名辞赋家王褒《僮约》中所说“武阳买茶”之事（参见《双流县黄龙溪镇·黄龙溪茶》），则说明2000多年前的汉宣帝时期，古镇黄龙溪所在地早已开始了种茶、贩茶、运茶的历史。

及至唐宋时期，饮茶习俗大盛，天府古镇所在地已然成为了天下名茶与朝廷贡茶的种植、贩运之地。

无论白鹿“白茶”、平乐“花楸贡茶”、火井茶、临邛“文君茶”、茶园“小叶绿茶”、怀远“枇杷茶”、街子“永康茶”、西来“临溪绿茶”，以及古人称为“黄芽”、“蝉翼”、“麦颗”、“雀舌”等等名品之散茶，千百年来，皆长盛不衰，唐宋时期，更是成为了与藏区交换马匹等军用物资的主要物品。

由此而形成的“茶马古道”，则穿行于临邛、平乐、茶园、火井、大同、大邑、新场、街子、怀远、西来等各古镇所在地，并使这些古镇所在地成为了西蜀历史上一个个著名的茶叶集散中心。

至于饮茶品茗的民间习俗，在天府各古镇随处可见，而众多古朴而雅致的茶馆、茶楼，以及不少环境优美的露天茶社，更把我们所说的“古镇茶文化”演绎到了极至。

历来为国人誉为玉液琼浆的酒，考古资料证明，最早开始出现于4000多年前龙山文化时期。

而传说中最早酿制出酒的人则是仪狄和杜康。

宋人朱肱《酒经》即记有“仪狄作酒醪，杜康作秫酒，以善酿得名”的古代传说（参见姚伟钧：

《中国饮食文化探源》）。

至于天府古镇所在地何时开始酿酒，暂无从细考，但从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之记载，则说明在古蜀国开明王朝时期，蜀地酿酒早已兴起。

而发生在2150多年前的临邛古城中一段与酒至为相关的爱情故事，则为天府古镇酒文化抹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不但“文君当垆、相如滌器”的爱情佳话流传至今，而且临邛美酒的酿造工艺亦传承至今（参见《邛崃市临邛镇·文君酒、临邛酒》）。

如果对古代酿酒工艺感兴趣，不妨去到平乐“天工应物风情园·酿酒作坊”看看，那里会让我们清楚地看到酒的整个制作流程；而作坊旁边“平乐酒肆”所供奉的酿酒祖师爷——杜康的神龛，则又会让我们进一步体味到中国酒文化的源远流长。

倘若到中国博物馆小镇——大邑安仁去参观游览，可别忘了去品尝一下“刘氏庄园老酒”，其中的文化内涵则会将你对酒的注意力又引回到近代庄园文化之中。

就“食”而言，蜀中民众自古即有“好滋味、尚辛香”的传统饮食习俗（参见《华阳国志·蜀志》）。

当今名扬天下的川菜风味菜肴体系，即是在这种传统饮食习俗的基础上，经千百年来不断的发展和创新而逐渐形成的。

特别是在明清代“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后，来自省外的各地移民，不仅将一些新的食料（诸如辣椒等）带到蜀中，而且亦带来了他们各自不同的饮食习俗、口味爱好和烹饪技艺。

在相与交融的过程中，传统风味的川菜不仅得到了发扬光大，而且更显丰富多彩。

正如熊四智先生所说：

“所谓川菜就是以四川擅长的烹饪方法和调味方法为基础，吸收各方烹饪精华而制成的四川风味菜肴。

”（《四智论食·川菜的形成发展及其特点》）

由于川菜的独特魅力，今日之成都，已成为天下美食之都。

而最能品尝到川菜独特风味与乡土特色的地方，却在今日之天府各古镇！

天府古镇，凭借其绿色环保的生态空间与品种繁多的食材来源，自古以来，不仅是名师大厨的摇篮，而且也是各种美味佳肴的渊薮。

几乎每一个古镇，都有自己独到的特色菜肴，且不说新都、新繁、崇阳、临邛等处美味大餐菜品之丰盛，即如洛带自成系列的客家菜，平乐的碗碗羊肉、竹笋烧鸡，新场的周血旺和麻油鸭，黄龙溪的焦皮肘子，怀远的豆腐帘子，五凤的“沱江仔鲢”、“凤溪羊肉汤”，街子、西来等地的老腊肉，唐昌的施鸭子、郭鸭子，海窝子的山地鸡，小鱼洞的冷水鱼，以及新津永商品类齐全的河鲜美食，均无不显现出各自的独特美味。

如果在各古镇“农家乐”去吃上一顿，或参加一次“九大碗”宴席，即能品尝到当地特有的美味佳肴。

至于小吃一类，在天府各古镇，更是花样繁多，且颇有地方风味。

对此，本书各古镇篇中均有较为详细的介绍，有兴趣的读者和游客自可“按图索骥”，逐一品尝，定会从中感受到古镇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

5、五方融合的移民文化

所谓“移民”，一般是指从一地迁至另一地、尤其是从一国迁往另一国并且定居下来的人或人群。

著名学者葛剑雄先生在其《简明中国移民史》一书中，结合中国历史上人口迁移情况，将移民界定为：

具有一定数量、一定距离、在迁入地居住了一定时间的迁移人口。

至于我们所说的“移民文化”，则是指因移民这种社会流动现象而使外地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与融合后形成的一种新型的社会文化。

这种新型的社会文化，既具有本土文化的原汁原味，又融入了外地文化的种种文化因素，而且不同时代的“移民文化”，具有各自不同的时代特点。

早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