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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寇形成的原因及对日本社会的影响1
倭寇形成的原因及对日本社会的影响
潘拓
宝鸡文理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系历史2班
摘要：
十三至十六世纪贯穿于元明两朝的倭寇问题，历来是中日关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但就现存的研究成果来看，有的注重内因的研究，有的重视外因的研究，更有甚者认为嘉靖年间的倭患是中国人主导的。
众说纷纭，但是没有一部著作对其形成的原因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总结归纳，另外在对倭寇的研究方面，更注重其对中国方面的影响，而其产生对日本社会的影响的研究不是很多，这里主要对倭寇的产生原因进行全面，以及谈谈倭寇的产生对日本社会各方面的影响。
关键词：
倭寇；原因；日本；影响
PiratesformationandtheimpactoftheJapanesesociety
Pantuo
〔BaojiUniversityofArtsandSciencesShaanxiBaoji721013〕
Abstract:
13to16throughoutthecenturypiratesintheYuanandMingdynasties,hasalwaysbeenanimportanttopicinthehistoryofSino-Japaneserelations,butinviewofexistingresearchresults,andsomefocusoninternalresearch,someofgreatimportancetotheexternalresearchWhatismore,Jiajingreignpiratesledmultitude.Butnooneworksthecomprehensiveanalysisandsummarizeditsreasonsfortheformation,theotherisintheresearchofthepirates,andmoreattentiontotheirimpactontheChineseside,whiletoproduceitsimpactonJapanesesocietyisnotmuch,fullpiratescauses,aswellastalkabouttheimpactofvariousaspectsofJapanesesociety,thegenerationofpirates.
Keywords:
pirates;reason;Japan;impact
日本，古称倭奴国，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千多年前就有往来，至宋代以前，皆通中国，而元代则断绝交往，元末明兴之际，倭寇不断入侵我国沿海地区，由此倭患频繁，危害不浅，洪武四年，明太祖以大国君王的风度，宣布日本等十五个邻国为“不征国”，希望与这些国家友好相处，而日本则贡，寇相仍，时而遗使入贡，时而入境扰害。
明太祖不得已被迫实行“海禁”，然而倭患并没有结束，甚至愈演愈烈，成为了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一大祸害。
也是造成明代中日关系始终不稳定的主要障碍。
迄嘉靖年间，由于倭患空前严重，于是我国东南沿海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倭战争。
隆庆年间到万历初年，沿海虽有倭寇的侵扰，但势力不大，危害较轻。
到万历中期，日本丰臣秀吉发动了侵朝战争，并欲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明朝军队两次入朝作战，援助朝鲜人民赶走侵略者，同时粉碎了丰臣秀吉侵略中国的图谋，之后日本采取了锁国政策，中国沿海的倭寇基本绝迹。
上述介绍的是倭寇形成的始末，关于倭寇的概念《中国历史大辞典》是这样解释：
“明时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十四世纪初，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在长期战乱中失败的南朝封建主组织武士、浪人到明朝沿海一带走私抢掠，进行海盗活动。
从洪武时起，明朝致力于加强海防，永乐十七年〔1419〕明军于辽东望海埚全歼来侵之倭，此后海防较为平静。
嘉靖以后，日本进入战国时期，在封建诸侯的支持下，日本海盗与中国海盗汪直、徐海等勾结一起，在江浙、福建沿海攻略乡镇城邑。
明朝东南倭患大起，明廷多次委派官吏经营海防，但因朝政腐败难有成效，嘉靖后期，爱国将领戚继光，俞大猷等在广阔军队支持下，先后平定江浙、福建、广东倭寇海盗，倭患始平”。
从《中国历史大辞典》对倭寇的解释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包含了许多倭寇形成的原因，“日本的分裂”“武士浪人的抢掠，海盗活动”，“封建诸侯的支持”“日本海盗与中国海盗的勾结”等。
对于倭寇的研究当中，许多的研究成果当中都提到了倭寇形成的原因，但大多数只是根据文章的需要提及其中的一部分原因。
从研究现状看，对倭寇形成对中国的影响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是中国学者对倭寇的形成对日本社会的影响研究确实寥寥无几。
本文主要对倭寇产生的原因进行系统分析，同时阐述倭寇产生对日本社会的影响。
一、倭寇产生的真相
倭寇形成的原因是多样的，这里从内外因两方面对其进行简单的分析与归纳，并从中总结出倭寇形成的真正原因，也就是其形成的最根本的原因。
第一，外部因素
——倭寇的开端
倭寇最早可以追朔到元朝初期，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倭寇的由来之一应该和元朝有关，这就是元军的东征。
1274〔元至元十一年，日本龟山天皇文永十一年〕和1281年〔元至元十八年，日本后宇多天皇弘安四年〕，元世祖忽必烈，在几次遗史要求日本称臣未果的情况下，发动了两次对日本的侵略战争，中国史籍上称为忽必烈征日，日本史籍上称“文永之役”和“弘安之役”。
在这两次战争中，犹豫诸方面原因交织，元军最终失败了，但是这次战争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之一就是诱发了倭寇的产生。
在元军征日的过程中，朝鲜已为元所征服，所以在元军东征日本的过程中朝鲜实际已成为了元的战略基地的角色，变成了元的征东行省，也正因为如此，忽必烈征日战争中，日本人对朝鲜非常的痛恨，在元军战败后，镰仓幕府先后发动了两次讨伐令，虽然征朝最终未能实施，但集结在九州一带的武士、浪人和农民开始有计划的对朝鲜乃至中国的辽东、山东半岛进行掠夺。
之后参加的人数，掠夺的次数，愈来愈多，涉及到中国南部海岸，这就是倭寇的始端，最终演化成长达百年的“倭患”。
但这就能说明倭寇的产生是因为忽必烈征日而产生的？
显然不能，忽必烈征日，日本人征伐令的行为显然是为了复仇，而在复仇未果的过程中，看到劫掠有利可图，才进行了抢掠行为，进而演化成了倭寇。
因此，忽必烈征日显然最多只能是倭寇的产生的诱因之一。
——给倭寇以可乘之机
最初，倭寇仅仅只是一些小股的我装力量，为何能在明朝和高丽之间如此肆意妄为呢？
原因在于两方面的力量比照，即高丽的软弱和明朝的衰弱。
1231年窝阔台派兵攻高丽，所过之地劫掠一空，高丽统治者乞和。
1246年，蒙古再次大举进攻高丽，此后20余年间6次入侵，破坏甚烈、高丽国王投降后，元朝不但每年向高丽征贡，而且以高丽为侵略日本的根据地，强征兵员、工匠、军粮、船支。
1274年和1281年，元朝的两次征日战争，使高丽国力衰弱，使得倭寇自1350年大规模入侵高丽如入无人之境，其狼贪之志往往得逞，使得倭寇对高丽的劫掠十分猖獗。
明朝的状况也是如此。
我们纵观明史和日本史，明朝衰弱的时候，正是倭患严重之时。
朱元璋建国初年，沿海还没有设防，我国沿海设防虽然可以追溯到很早，但明以前均未形成海防体系，而且宋以前的设防主要是针对本国的敌对势力和国内其他民族的。
元朝的沿海设立了较多的防卫，有的是针对倭寇的，如至元二十九年〔1292〕日本船到四明〔今浙江宁波〕求互市，船上带有兵器，元人恐其有异图，于是在宁波设立都元帅府，以哈喇带将之，以防海盗。
大德八年〔1304〕二月，以江南海口军少，调动军200人，新附军300人守庆元〔今浙江宁波〕，蒙古军300人守定海〔今浙江宁波东北镇海区〕；四月置千户所守定海，以防岁至倭船。
从此之后，元朝虽有倭寇，但因加强海防，而倭寇始终是没有形成倭患。
但随着元朝的败亡，这些海防设施也不复存在，随之而来的是倭患形成，虽然朱元璋建国初，刘基奏立军卫法，但一时之间，沿海并没有建立起卫所，海防设施不具备，因此，这给了倭寇以可乘之机。
同样的，明嘉靖年间的大倭患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当时明朝的衰弱。
其一，严崇专权，结党营私，排除异己，贪污受贿，聚敛钱财，破坏了海防，破坏了御倭战争。
其二，由于统治集团的腐败，阶级矛盾的激化，削弱了御倭力量。
另外就是军事的腐败，这都是导致明嘉靖时期的衰弱，进而给了倭寇大举进攻以时机。
——为我口侵略找到了借口
明初实行“海禁”，有些人就把“海禁”当成倭寇形成的最根本原因，更有甚者，借以五复要求明政府放弃“海禁”政策，使私人贸易合法化，他们认为真正解决“倭患”的关键之举。
不是战争的胜利而是开“海禁”。
他们认为倭患实际是“海禁”导致的。
但是，我们仔细分析，明代的倭患实际上是元朝的倭寇侵扰的继续喝发展。
在住院站之前，倭寇就已经存在了。
明太祖朱元璋在处理这个“历史遗留问题”时十分谨慎，他多次派人到日本，并通过日本在华留学僧人了解日本国情，在使臣被杀，交涉无望而倭患日炽的情况下，断然海禁。
海禁与加强海防相表里，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后果。
但因为倭患而实行海禁的因果关系，史实非常清楚，海禁政策在东南沿海实施，主要是针对日本，并没有断绝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朝贡关系。
平倭战争胜利后，明朝放弃了海禁政策，但仍禁止与日本通商，说明倭寇已给中国留下了深深的阴影。
倭患的源头在日本，为了国防而禁止民间贸易当然不是方法，但是没有国防，没有平倭战争的胜利保证，开放民间贸易岂能保证东南沿海的和平安定？
开放民间贸易倭寇就会自觉放弃抢掠吗？
嘉靖二十九年后的一段时间，明朝实际放弃了海禁，倭寇并未因此而退化，反而更是加剧了。
是海禁导致了倭患还是倭患导致了海禁，这就不言而喻了。
但是海禁也有消极后果，虽然阻止日本人的进入，但也影响了中国人的外出，因此不能说是海禁引发了倭患，但确实海禁诱发了中国海盗同倭寇的勾结，对日后倭寇的猖獗也确实有很大的影响。
“中国海盗与倭寇的勾结”。
倭寇确实不光是日本人，元代的倭寇中就有朝鲜人和中国人。
朱元璋建国之初，对倭寇来说有一个有利的条件，就是在元末的统一战争中，被朱元璋击败的张士诚，方国珍余部有的逃遁海洋，开始与倭寇勾结。
正如《日史·日本传》所讲：
“明兴，高皇帝即位，方国珍、张士诚相继诛服，诸豪亡命，往往纠岛人入寇山东海州县”。
《明史纪事本末》也讲“元末涉海盗起，张士诚、方国珍余党与倭寇出没海上，焚民居、掠货财，北自辽海，山东，南抵闽浙，东粤海滨之区，无岁不被其害”这无疑为倭寇的入侵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之后，在嘉靖年间，倭寇与中国人的勾结更加严重，中国人是占倭寇总数十分之七八，并借以倭寇的头子“王直，徐海，陈东，叶麻”等人都是中国人，并认为嘉靖年间的倭寇侵扰实质上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东南沿海地区各地人民反抗封建压迫的运动，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阶级斗争。
不是外寇的入侵。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判断事物的性质不能仅看其外表现象而要看其实质，判断一支队伍不能仅看其构成的成分的多数，而主要看在这支队伍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些什么人，执行的是什么样的路线，所作所为表达的是哪个阶级集团的意志。
如果仅仅以构成的人数来判断这支队伍的性质，那就可能会掩盖事物的本质。
就如古代的军队里面大多的士兵，大多都是农民，难道我们就恩能够说古代的统治阶级是农民阶级，这显然不可能。
我们从史实材料中可以看到，嘉靖年间劫掠沿海的真倭寇是由与天皇、名主有密切联系的商人。
他们能商则商，能通贡则通贡，能掠夺则掠夺，总之要从中国获得最大的利益，而且这种行为不是某些个人的个别行为，他们是和日本幕府，大名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受到天皇和名主们的支持和怂恿的，由此可见武士和明主，可以说是倭寇的阶级基础。
另外倭寇的侵略行为完全是主动和自主的，倭寇对中国的侵略是在巨大的财富欲望刺激下，自主的进行的，是主动的行为。
倭寇入侵中国和汉奸头目王直、徐海等人的勾引有密切关系，但他们和王直等的关系并非隶属关系，他们也并不受这些人的指挥和调遣。
他们的关系只是相互利用的关系。
但王直等人与倭寇的勾结无疑加剧了倭寇侵略的规模，给中国及人民带来了灾难，给倭寇的侵略创造了便利。
综上所述，这些都是倭寇形成的外部原因，他们对倭寇的形成起着加速和促进作用。
第二，内部因素
除了上述的外部原因外，倭寇的形成也有许多深刻的内部原因，而且这些内部原因更为深刻更为本质。
——向外掠夺
首先“经济拮据”，倭寇的成员，开始时主要是面对朝鲜半岛的对马、台歧、九州、松浦一带的渔民，武士。
这一带耕地缺乏，依靠农业难以维持生活，因而只能从事走私，抢掠。
为了在走私，抢掠中每次都能获胜，因此开始组织武装。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名副其实的海盗逐渐参加到这个行列中，专门从事着杀人越货的海盗行径。
另外就是镰仓幕府中期以后，由于社会的变化，许多御家人的生活发生了困难，甚至出现了大批因丧失领地而没有着落的御家人，元朝对日用兵更加剧了这一趋势。
于是他们就依靠各自的实力，换句话说就是依靠侵入公家领地和庄园，而无视之间也相互间争夺领地，掠夺农民以谋求从战争打击中恢复自己实力。
这使得一部分御家人就转变为领主，而另外一部分御家人则没落，没落的御家人转变开始对外掠夺，成为了倭寇，而这种转变虽在外力的作用〔元的入侵〕，但却是日本社会自身发展的必然。
2日本是社会的战乱——流浪的武士和浪人增多
对应倭寇的兴起，以及倭寇最严重的嘉靖时期，正是日本的南北朝时期，和战国时期，也就是日本社会的战乱时期。
十四世纪初日本进入了南北朝时期，南北朝时代的混战持续了近60年，直到1392年，南朝才被北朝吞灭。
而对应的中国的时间正是元末明初在长期的内战中，许多溃兵，败将无家可归，许多人失去了生产手段，战乱造成了许多人生活困难，那些溃兵败将最终就沦为了海盗。
那些失去生产手段的人，因累世兵革，民习战斗，也多流为盗贼。
在南朝灭亡后，一些不愿臣服于足利尊氏的人，相率入海，流为倭寇；一些海盗同这些溃兵、败将、浪人等结合起来进行劫掠。
由于战乱，不仅没有统一的政府加以约束，而一些大的领主还加以支持，使武士强盗特性在海外得以任意发泄，所以这样的社会状况就成了侵扰中国和朝鲜的社会基础。
十五世纪七十年至十六世纪间，日本处于纷乱的战国时期。
1467-1477年间，日本发生了“应仁之乱”，开始了群雄割据的战国时代。
在这一时期，将军和守护大名的统治势力日益衰弱，各地不断出现守护大名被其家臣打到或夺取实权的情况，而且涉及全国。
长达一个世纪的战国就这样开始，地方上拥有实力的武士，领主乘乱之机扩大势力，自立为王，取代了原来的守护大名，成为了战国大名。
战国大名与从前的守护大名不同，他们不是由幕府任命，而是以自己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独立于幕府体制之外，我自己所控制的地域称作“分国”。
在自己的分国内实行专制统治，战国大名为了加强领国封建统治，采取了两方面的政策。
一是加强军事组织建设，战国大名加强领国内的封建统治和对外武力行动，把家臣和武士编成奉行，组头，寄亲，寄子等不同层次的军事组织，并将武士和士兵从农业中别离出来，实行兵农别离，保证了战国大名的军事行动的需要。
各战国大名都拥有自己的武装，割据一方互相争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倭寇的阶级基础的武士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队伍进一步壮大。
另一方面，割据一方的大名为了战胜竞争对手，需要增加自己的经济实力，为此采取了一些发展生产，富国安民的措施。
战国时期日本经济又了进一步发展，经济的繁荣提高了大名们的奢侈欲望，同时也刺激了他们扩大对外贸易以换取必须品的需求。
当时明朝是日本所需对外贸易主要供应国，明朝的丝绵、布、瓷器、古字画、药材、漆器、醋等都是日本人喜欢的物品，这些货物从明朝运到日本后，价格要翻数十倍之多，高额的利润使日本人来往于明日之间，但明代的勘合贸易并不能满足日本正常的贸易需要。
在这样的情况下贸易走私和武装劫掠发生了，这主要是大名操纵的海盗贸易船。
如大内氏的朝贡贸易船，他们能贡则贡，能盗则盗，能掠则掠。
这些大大小小名主武士，他们靠掠夺中国来致富。
随着经济的发展，面对利益的诱惑，以及各大名的你争我夺，需要的金钱和物资比以前更多、更迫切，于是大名们要竭力来支持武士、奸商、海盗、浪人来中国劫掠，这也是造成嘉靖年间大倭患的重要原因。
——富与冒险、杀人、劫财、强盗
再次就是武士的特性，倭寇的构成成分，主要是“富于冒险的武士和名主”还有他们所携带的“同伙”即海盗、商人、浪人。
实际上主要是武士，因为各名主也是武士。
日本学者井上清说：
“强大的庄官和名主为了反抗国衙〔国司和官衙〕或为了互相争夺权势和领主也都把自己武装为武士，加强一族的联合，并让其统治下的农民武装起来，组成叫做“郎党”的部下。
海盗、商人和名主的关系十分密切，有的商人本身就是名主，有的则是大名的家人，他们既有名主的特性，更具有商人的特点，即更嗜利。
他们能做买卖就买卖，能掠夺就掠夺。
日本学者中田说：
“日本进奉船一旦被高丽所拒绝就随时有转变为海盗的可能性”，实则日本的商船无论是在高丽还是中国都是如此。
至于“浪人”则指失去土地没有户籍的游民，他们在倭寇中不过是一些胁从，不起主导作用，所以倭寇主要是武士。
武士在日本出现可追溯到八九世纪，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展壮大。
1185年，关东武士集团首领源赖朝灭平我氏，夺取政权，以后在关东的镰仓建立幕府，开始了幕府执掌政权的武家执政时期，这种军事贵族的专制政权从镰仓幕府到德川幕府灭亡，将近700多年间一直支配着日本。
这个政权的基础就是武士地主阶级，当然武士地主阶级在这样政权下，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保护。
武家政权近七个世纪的统治，武士长期在这种争权夺势的争战中形成了他们自己的特性，这种特性安井上清的说法：
一是“富于冒险”一是具有“杀人、劫财、强盗”的习性。
具有有这样习性的武士对外进行抢夺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所以倭寇的产生主要由于日本出现了武士地主阶级以及他们身上所具有的这种习性决定。
从元初倭寇兴起到明末倭寇渐尽，日本政府对倭寇的打击寥寥可数。
“中日勘合贸易确立后，日本应明政府要求，捣毁了对马、台歧等岛屿上的倭寇老巢”这可能是其中最严重的一次，而其它大多数时间日本政府对于倭寇的行为是不加禁止的，也就是默许的，这就更助长了倭寇的气焰。
当然不管是幕府禁止也好，亦或是默许也罢，这都是从幕府自身利益出发，所以日后在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发动的对朝鲜的侵略，也充分的表达了日本幕府的倭寇习性和日本幕府对倭寇的态度。
第三，倭寇产生的最主要原因
倭寇问题几乎是贯穿元明两朝的统治始终。
之所以如此，关键就在于武家政权统治下的日本有那么一伙富于冒险，具有杀人劫财，强盗本性的武士集团的存在，以及他们对外劫掠和侵略。
武士和名主其实都是武士，可以说他们都是倭寇的阶级基础。
日本的武士产生在八九世纪，到元明之际有了较大的发展，成为了一个阶层。
“杀人、劫财、强盗成为武士的习性”。
日本武士的这种“习性”明人管他叫“天性”。
中国学者称其为“喜盗、轻生、好杀、天性然也”。
抗倭名将俞大猷则说：
“倭人桀骜，剽悍，嗜货，轻生，非西南诸蕃之比”。
认识了这种“习性”就不难认识到倭寇在中国沿海杀人，劫财，强盗只不过是他“习性”或“天性”的一种表现罢了。
而其他的“经济拮据”、“利益诱惑”、“元军东征”、“国内征战”、“中国海盗勾结”只不过是它的诱因或激化条件罢了。
就如同炸药包，这些都是其习性的导火线而已。
二，对日本社会的影响
倭寇的产生对中国的影响是深刻的，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影响也是相互的，倭寇的产生对日本的影响也是深刻的。
第一、经济方面
倭寇到中国的行为是“杀人、强盗、劫财”，“杀人”不是目的“强盗、劫财”才是其真正的目的。
不管是因为他们早期的“经济拮据”，还是战国时期经济发展，对于中国的的占有欲，无疑都是一个财字当头。
抢劫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是劫财，一是掳掠人口。
从嘉靖二十一年开始十几年间，倭寇到底从中国沿海抢去了多少财物，掳去了多少人口，因记载的不足，人们已无法考证，但我们从九牛一毛的记载中，亦能认识到倭寇掳掠的惨烈，从中国的损失当中我们也能推测出其对日本社会的影响。
倭寇劫财对丝，丝织品，锦绣等最感兴趣，“见丝绵库广，踊跳而喜”，倭寇对帛，棉细，红线，水银，针，铁，锅，瓷器，古字画，古名字，古书，药材等都是他们着意抢的。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日本稀缺的，价格有的十倍于中国，劫掠这些东西回到日本可以赚大钱，发大财，故不遗余力地抢劫。
“嘉靖三十三年四月初九，倭船数十艘从大洋入长江口，在刘家河〔今江苏，东北刘家河〕杀人，”“进京娄堂镇，民悉奔窜，掳掠财帛不计其数”。
嘉靖三十三年〔1554〕正月，贼犯松江府〔府台今上海松江〕沿海地方，而从嘉靖的南翔所获得辎重尤多。
五月，石墩之贼沿海劫掠四十余日，所掠那个有4船之多。
六月贼千余人犯苏州，“焚掠竟日，载辎重百余舟”。
十月，倭寇在海盐劫掠“二十五日，沙上贼数千来寇，总六十人号，每号约六七十人……其在新行者，蔓延数百里，毁掠三日，执民载辎重。
”嘉靖三十五年〔1556〕四月二十三日，徐海，陈东等率倭寇进攻桐乡，五月二十二日解围东行，“留桐乡凡二十九日，掠残乡市村镇，凡数十里，辎重千余舟。
”倭寇到底在中国劫掠了多少次，共劫掠了多少财物，这些都已经没方法计算了，而掠夺走的这些财物却给日本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首先，在每次的劫掠中都很多人大发横财，这无疑增加了日本的社会财富。
在战国时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促进了倭寇对更多财富的向往进而去劫掠，而劫掠回的财富又进一步的促进日本经济的更大发展。
倭寇掳掠人口，男女均抢，成人儿童都难幸免。
倭寇掳掠人口有多项目的：
其一，用于作战，倭寇“随处掳掠人口，男则导行，战则令其先驱”；“贼以掳民为先锋，使敌我兵而自脱去”“常以玉帛，金银，妇女为饵，故能诱引吾军之进陷，而乐罢吾军之邀追”；“捐妇女，遗金帛以弭退吾之后逐”，进攻和防御都以中国人作为他们的挡箭牌。
其二，为其工作，使其淫乐。
倭寇随处掠人口“妇人昼则缫茧，夜则聚而淫之”，“所掠蚕茧，令妇女在寺缫丝。
”第三，索取赎金，倭寇以所掠的人口为人质，向被掳掠的家属索取赎金，以到达其劫掠财富的目的。
第四，带回国内，转卖为奴。
被掳的大部分人是没钱赎身，所以更多的人是被带回日本，转卖为奴。
由于掠夺人口对倭寇来讲大有用途，所以倭寇所到之处没有不掳掠人口的。
倭寇到底从中国掠去多少人，这和掳掠多少财物一样，也无法统计了，但是我们可以从戚继光抗倭所救出来的被掠人口情况，可见一斑。
嘉靖四十年〔1561〕，戚继光取得台州大捷，其中花街之战，就出被掳人口5000人，长沙之战救出被掠人口1200人。
嘉靖四十一年〔1562〕，横屿之战救出男女800人，牛饮之战救出954人，林顿之战救出2114人。
平海卫大捷救出3000人。
戚继光在抗倭战争中，大小80余战，几乎每一次他都有救出被掳的中国人。
这些被救出的中国人是幸运的，但那些未被救出的中国人命运就是很悲惨了，不是当炮灰就是为倭寇工作，供其淫乐，或是被杀害，更多的是被带回日本转卖为奴隶。
这对于中国人无疑是巨大的灾难，但对于日本来说，对于经济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好处。
首先，从劳动力方面来说，大多数人都无钱赎身，所以更多的是被卖为奴隶，这在劳动力方面，对日本是一个很大的扩充。
另外，相对于中国来说日本的劳动技术各方面，都不如中国，这些被掳的中国人，也将先进的生产力带去了日本，比方缫丝，织布等。
这些都对日本日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综上所述，无论是倭寇的劫掠，亦或是和平的勘合贸易对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深深的影响。
一方面大量掠夺的财物为日本社会注入了经济活力，流入日本大量的货币也促进了日本货币的流通。
另一方面，掳去的人口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日本技术方面的发展，也扩充了日本的劳动力。
军事政治方面
在日本同明军作战前期，日本作战武器，船支都远远落后于明朝，但在无数次的交战后，倭寇从中习得了许多中国先进的技术。
在前期的作战中，日军的造船技术相当落后，正如戚继光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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