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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笔记知识点完整整理
文学思潮与运动
三十年代文学思潮要点
１、基本概念
30年代文学也称现代文学第二个10年（1928-1937年）是第一个十年文学的继承和发展。
1928年始，新文学队伍发生了新的组合，两种文学思潮及其创作构成了30年代文学基本面貌（１）新兴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２）继承五四人道主义、个性主义的人文主义文学；
30年代左翼文学发展轮廓（三个阶段）：
（１）1927大革命失败－左联成立前，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期。
（２）1930-1936年，左联成立-左联解体。
（３）1936年春－1937/7抗战爆发，文学的转折过渡期。
２、“左联”概况
“左联”全称“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1930年３月成立于上海。
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茅盾、冯雪峰、柔石、沈端先、冯乃超、李初梨、蒋光慈、田汉、阳翰笙、丁玲、冯也频、姚蓬子等。
左联的理论和行动纲领根据前苏联“拉普”纲领而制定。
纲领宣告：
“我们的艺术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又反对‘失掉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我们不能不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
”
左联的成立有其国际和国内的背景，国际上，苏日英法等国都有左翼文学组织；国内，经过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培养了左翼作家队伍，为左联成立提供了思想组织上的准备。
“左联”于1936年自动解散。
“左联”的文学活动及主要功绩
（１）创办了许多有影响的文学刊物，如《拓荒者》（蒋光慈主编）、《北斗》（丁玲主编）、《文学导报》（创刊号名《前哨》）、《萌芽》月刊（鲁迅、冯雪峰主编）、《十字街头》（鲁迅主编）。
续办了左联成立前的《创造月刊》《文化批判》《太阳月刊》等刊物。
（２）翻译、介绍、传播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左联成立后，瞿秋白俄文翻译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理论著作，并写了《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等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思想作了系统全面的介绍与阐述。
他说明了反对席勒化，提倡莎士比亚化的意义，批评了初期无产阶级文学作品中的“主观主义的理想化”和“革命浪漫蒂克”情绪。
（３）加强与世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联系，设立了国际文化研究会，积极输入苏联左翼作家和西方进步作家的作品。
如高尔基《母亲》，法捷耶夫《毁灭》，绥拉菲摩维支《铁流》，肖霍洛夫《被开垦的处女地》和辛克莱《屠场》，雷马克《西线无战事》等。
（４）推进文艺的大众化。
设立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并将“文学的大众化”作为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第一个重大问题”。
1932年７月，发表讨论如何对民族文化进行批判继承、如何创造新的民族形式，以克服五四新文学中所存在的脱离大众的“欧化”倾向等问题。
鲁迅主张用“拿来主义”将外来文化与民族传统统一。
这标志着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发展史上，在如何对待中外文化遗产的基本理论上的重要突破，对现代文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发展具有积极影响与意义。
（５）提倡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
左联始终标举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
但对现实主义的认识和把握却有一个过程，直到1932．11．周扬在介绍苏联清算“拉普”错误的情况后，才准确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创作的基本原则：
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在发展运中、运动中去认识和反映现实”。
“左联”五烈士：
殷夫（徐湘庭）、柔石、冯铿（岭梅）、胡也频（崇轩）、李伟森。
左联的功过
功：
聚合起一批进步作家，对推动革命文学深入发展有利；创办许多刊物，培养了一批作家；推动了文学艺术的大众化；
过：
受左倾路线影响，将文学团体办成了“赤色第二党”，导致许多优秀作家遇害的严重后果；宗派主义，对外采取关门主义，扩大打击面，伤害了许多人，如错误批判鲁迅，开除郁达夫，攻击巴金、老舍的创作等；创作上教条主义，用哲学方法演绎文学创作。
３、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
（１）后期创造社：
大革命失败后，原创造社的元老中，郭沫若遭通缉不能公开活动，1928年初东渡日本；成仿吾由日本赴法国;郁达夫声明脱离创造社;田汉忙于南国社话剧活动；郑伯奇、穆木天、张资平、王独清均各有所忙。
于是创造社吸收了阳翰笙、李一氓（中共安排）、冯乃超、李初梨、朱镜我、彭康、傅克兴、叶灵风、潘汉年等新成员。
新成员的加入标志着后期创造社历史的开始。
创造社新成员大多无文学活动经历，亦不了解文坛现状和“五四”新文学的来龙去脉。
他们热情、激进、盲目、空想，四面出击，树敌过多。
一方面积极倡导普罗文学，另一方面批判鲁迅茅盾等进步作家，掀起革命文学论争，搅动了文坛的风浪。
1929年创造社的出版部被查封；1930年左联成立后，后期创造社的活动便告结束了。
（２）太阳社：
酝酿于武汉，正式出现于1928年初。
主要成员有蒋光慈、洪灵菲、钱杏村、杨村人、戴平万、孟超、任钧、王一榴等。
太阳社成员基本上都是共产党员，绝大多数人都从事过革命实际工作。
他们积极倡导革命文学，并都有创作发表和出版。
在革命文学论争中，他们和创造社（后期）联合行动，错误地将鲁迅等作为主攻目标，表现很“左”，钱杏邨（阿英）说“鲁迅的出路只有坟墓，阿Q时代已经死去”。
太阳社主要刊物有《太阳月刊》《时代文艺》《海风周报》《新流月报》《拓荒者》等。
４、“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和评价
“无产阶级文学”口号于大革命失败的1927年提出；
“无产阶级文学”口号的提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五四新文学的继续和发展；
“无产阶级文学”口号的提出者、倡导者是太阳社和后期创造社成员，成仿吾、郭沫若、李初梨、朱镜我、冯乃超等。
如何评价“无产阶级文学”口号？
（１）大方向是对的，符合历史发展潮流。
理论和创作都有所收获，扩大了马克思文论在国内的的影响。
（２）受极左路线影响，创作上主题先行、图解政治，有公式化概念化倾向；
没有坚持文艺上的统一战线，打击排斥同盟者，扩大打击面。
５、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
论争双方：
太阳社、创造社为一方，鲁迅、茅盾为另一方。
论争的几个主要问题：
1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2文学家的世界观改造问题；3对待同盟军问题；4对待文学遗产问题；
6、与其他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学流派的论争
1928-1930年，与后期“新月派”代表人物胡适、陈西滢、梁实秋等的论争；
1931-1933年，与中庸主义的“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论争；
1932-1935年，与“幽默闲适”的“论语派”代表人物林语堂、周作人的论争；
“自由人”和“第三种人”
1931年底，胡秋原连续发表文章，认为“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
为此，他一方面反对来自国民党民族主义文学的“极端反动主义者”；另一方面也反对左翼文学的“争进的社会主义者”，自称是“自由人”。
胡秋原的“自由人”立场对自由的小资产阶级作家有一定的影响。
瞿秋白指出，胡秋原的目的是“要文学脱离无产阶级而自由，脱离广大的群众而自由。
”鲁迅批评他们是“揪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
苏汶自称是代表“作者之群”的“第三种人”，论战中出面为胡秋原辩解，于是左翼文学界展开了对“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批判，斗争延续到1933年。
第十章 30年代小说
（二）
茅盾
２、创作概况
（１）文学创作的初始过渡期（1927-1931）
“蚀三部曲”：
《幻灭》《动摇》《追求》；《野蔷薇》（短篇集）《虹》；《路》；《三人行》；
（２）文学创作的鼎盛期（1932-1937）
《子夜》；“农村三部曲”：
《春蚕》《秋收》《残冬》；《林家铺子》；《多角关系》
（３）文学创作的动荡期（1937-1949）
小说：
《腐蚀》《霜叶红似二月花》散文：
《风景谈》《白杨礼赞》；戏剧：
《清明前后》（唯一剧作）
茅盾创作视角和人物主体的转换线索
（１）题材上：
《子夜》（大都市）——《春蚕》《秋收》《残冬》（农村）——《林家铺子》（小城镇）；
（２）主体人物：
知识分子（《蚀》《虹》等）——民族资本家（《子夜》）——农民（《春蚕》等）——小商人——国民党特务（《腐蚀》）
（三）小说创作开创新的文学范式
茅盾是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里极具代表性的作家。
在小说领域内他将“五四”时期文学研究会“人生派”的现实主义精神接过来加以发展，建立起一种全新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模式。
从而把“30年代”与“五四”划分开来，成为另一个文学时代。
茅盾小说的那种大规模、全景式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恢宏的构架、严谨的结构、客观的叙述、注重典型性格刻画、突出人物形象以及小说的理性分析色彩，成为30年代左翼文学公认的主流模式，影响极为深远。
茅盾对现代小说的贡献主要体现于长篇代表作《子夜》。
二、长篇小说《子夜》
（一）《子夜》的构思与成因：
１、《子夜》命题的含义：
子时：
指深夜23~01时之间，正是黎明前最黑暗时候，同时，也是曙光在前光明即将到来的时候；
所谓“最黑暗”含义有四：
（１）1927年开始世界性经济危机；（２）帝国主义压迫下民族工业的凋敝；（３）资本家加大剥削力度转嫁危机于工人；（４）工商业凋敝影响农村经济，农民极度贫困。
所谓“曙光在前”：
30年代初，国内形势较之大革命失败时，有了新的发展，党在井冈山建立了农村根据地。
工会农会组织相继恢复，革命正由低潮向纵深发展。
２、《子夜》构思与当时中国社会性质有关
当时国内党领导的左翼知识分子正与托派进行一场关于社会性质的论战。
论战双方分别是：
《新思潮》（左翼知识分子的阵地）与《动力》（托派人物主持）
论战的中心问题：
（１）帝国主义的入侵是促进还是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２）当时的中国社会性质，是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还是更加殖民地化了？
３、《子夜》构思与当时作者生活积累有关
３０年代初，茅盾在沪养病期间，结识了一些经济界人士和积累了许多经济方面的感性知识。
（二）《子夜》的情节结构*
《子夜》的情节在1930年5－7两个月的时间里展开。
人物繁多、容量巨大，视野开阔、布局恢宏、严谨、缜密，具有大家风范。
《子夜》结构特点：
（１）头绪纷繁、重心突出。
全书以吴荪甫为矛盾冲突的轴心，辐射出各种人物和事件。
内容庞杂但中心人物突出；线索纷繁但主次分明；波澜起伏但有条不紊。
（２）网状结构，宏大严谨。
小说开篇便通过吴老太爷的吊唁仪式把重要人物及其关系和盘托出，迅速构成一个复杂的人物关系网络，设下情节因果关系的伏笔，从而经纬交汇地构建起《子夜》的“网状结构”。
２、吴荪甫形象的塑造
作者将其置于五组矛盾纠葛中进行刻画，立体地展示了吴荪甫性格的多个侧面：
（１）吴荪甫与赵伯韬的矛盾——刻画其反帝意识、事业雄心、进步的一面；
（２）吴荪甫与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反映新生资产阶级与没落封建地主阶级相比，其顺应时代潮流的先进性；
（３）吴荪甫与同行资本家的矛盾——反映资产阶级大鱼吃小鱼的阴险、贪婪、凶狠本性；
（４）吴荪甫与工农群众的矛盾——表现其剥削阶级反动的一面，反映出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５）吴荪甫家庭内部矛盾——表现吴荪甫刚愎自用、专横跋扈的性格特征。
３、吴荪甫形象的意义
《子夜》通过吴荪甫这一形象，艺术地表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现实生存境遇，并通过他的悲剧命运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现状：
中国并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是在帝国主义买办资本的入侵下，更加殖民地化了（回击托派“中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谬论）。
同时，通过吴荪甫这一形象，深刻揭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本质，透视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必然命运。
吴荪甫的形象为中国现代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不可多得的新的成功典型。
（四）《子夜》的艺术成就*
《子夜》是现代文学史上最具艺术价值的长篇小说之一，成就巨大。
小说不仅创造了吴荪甫这样的典型人物，为现代文学人物画廊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典型形象，而且创造了提供这些人物活动的典型环境侧重反映了大都市的上海不仅是一个花花绿绿、醉生梦死的世界，更突出刻画了上海“十里洋场”、“冒险家乐园”的特质，揭示了当时上海的殖民化国际买办市场的本质和内幕；
小说继承发展了古典小说的经验和传统，同时汲取了外国现代小说艺术的手法和经验，在人物的刻画（肖像描写、心理描写、细节描写）和服务于人物的景物描写等方面都有所建树；
小说结构严谨恢宏，尽管小说头绪纷繁、人物众多，但重心突出、主次分明、疏密相间、波澜起伏。
小说采取的经纬交汇的网状结构，对突出人物关系、埋设情节伏笔，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小说表现人物时，很注重人物个性、身份、修养等特点，人物语言鲜明生动富于个性化，在当时小说界可谓佼佼者。
《子夜》的局限与不足：
小说在描写工农运动方面比例较为薄弱，未能塑造出相应的丰满有血肉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人物形象；小说中个别处穿插了一些不必要的情欲描写，与人物刻画无补。
三、短篇小说《农村三部曲》和《林家铺子》
《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和《林家铺子》，是茅盾短篇小说的代表作，比起前期的短篇创作，显示了新的拓展和进步。
１、题材明显扩大。
小说摆脱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感伤颓唐情绪，视野转向更广阔的社会，对30年代初的城镇、农村阶级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巨大变动作了真实深刻的描绘，有鲜明的时代感（《农村三部曲》描写“丰收成灾”、“谷贱伤农”的畸形社会现象；《林家铺子》表现30年代初的城镇小商人的破产悲剧；），它们所反映的生活可以视为《子夜》都市生活的补充和扩展。
２、主题进一步深化：
小说反映生活、开掘主题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仅仅描写城乡经济凋敝的现象，而且挖掘了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根源，探索了时代社会层面的原因，从而使人物的命运和悲剧折射出更深广厚重的内涵。
３、城镇和农村新人物、新形象的出现。
林老板——30年代中国城镇小商人的典型；多多头——乐观、不信天命、具有一定反抗精神的农村青年形象。
第十一章 老舍
二、老舍的小说创作
老舍一生共创作14部长篇小说，70多篇中短篇小说，30多部剧作，1部4000行长诗，近300首短诗，20部译作以及部分评论文字，合计800多万字。
老舍的创作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有着十分突出的地位，他与茅盾、巴金的长篇创作一起，构筑了现代长篇小说艺术的三大高峰。
中长篇小说：
《老张的哲学》《二马》《赵子曰》《小坡的生日》《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骆驼祥子》《月牙儿》《蜕》《火葬》《四世同堂》《正红旗下》等
短篇集：
《赶集》《樱海集》《蛤藻集》《微神集》《火车集》《贫血》《老舍幽默诗文集》等
剧本：
《残雾》《张自忠》《面子问题》《龙须沟》《茶馆》等
（一）文化批判视野中的“市民世界”
现代文学史上，很少有作家像老舍这样执著地描写“城与人”的关系，他以众多的小说构筑成了广大的“市民世界”，几乎包罗了现代市民阶层生活的所有方面，显示了老舍对这一阶层生活百科全书式的知识。
老舍在观察和表现市民社会时，有着他独特的视角，他始终用“文化”来分割人的世界，关注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人的命运，以及在“文化”制约下的世态人情、作为“城”的生活方式与精神因素的“文化”的蜕变，尤其重视“文化”对人性和人伦关系的影响。
他在文化视野中展开的市民世界的图卷极富独创性，其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以及对国民性的探讨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老舍笔下的市民形象
在老舍的“市民世界”中，活跃着各式各样的“市民”形象：
老派市民：
他们虽为城里人，但仍然“乡土”，身上负载着沉重的封建宗法思想包袱，人生态度与生活方式传统、保守、封闭。
老舍通过揭示这些人物的精神病态，对北京文化乃至传统文化中消极落后的方面进行了批判。
如《二马》中迷信、中庸、马虎、懒散的老马；《牛天赐》中的牛老四；《四世同堂》中的祁老太爷、祁天佑、祁瑞宣；《离婚》中的张大哥等。
新派市民：
老舍与许多同时代作家不同的是，在批判传统文明落后面的同时，对外来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持非常谨慎、以至排拒的态度。
这种态度表现在他对“新派市民”形象的漫画式描写上，如《离婚》《牛天赐》《四世同堂》中出现的一味逐新求洋而丧失人格的堕落人物，其中既有蓝小山、丁约翰之类的西崽，也有张天真、祁瑞丰、冠招娣等一类胡同纨绔子弟。
老舍在表现这类人物时，语言诙谐、手法刻薄，突出他们的荒唐、浅薄与可笑。
正派市民：
与老派和新派市民形象系列相比，老舍笔下又出现了正派或理想市民的形象，显然，老舍在描绘城市资本主义化过程所产生的文化变异与分裂的图景时，并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
反映了老舍探索文化转型的出路、注重创作的社会教化功能的创作特点。
这类人物有《老张的哲学》中的赵四，《二马》中的李子荣，《赵子曰》里的赵景纯，《离婚》里的丁二爷等，都是侠客兼实干家式的人物，他们大都以“理想市民”的狭义行动为善良百姓锄奸，从而获得“大团圆”式的戏剧结局。
还有《四世同堂》中的天佑太太、韵梅两位普通家庭主妇，平日里整天操心老人孩子、油盐酱醋，但民族危难一旦降临，她们就立刻挺身而出，坚毅沉着，显示出优秀的市民素质。
同样，诗人钱默吟战前赋闲苟安懒散，战争打破了宁静生活，儿子的牺牲更唤起了他的民族自尊与战斗勇气，危难使他蜕变成了另一个人。
这类正派人物的出现显示了老舍瞩望未来的信心。
三、《骆驼祥子》：
对城市文明病于人性关系的探讨
老舍笔下除了老派、新派与理想市民集中形象系列，还有一类占有重要位置的人物系列是城市底层贫民形象系列，如祥子、老马、小崔、老巡警、拳师沙子龙、剃头匠孙七、妓女小福子，艺人方宝庆和小文夫妇等。
这个形象系列集中体现老舍与下层人民深刻的精神联系。
如果说对老派、新派市民的描写充满通俗喜剧的主调，那么，刻画城市贫民形象的作品则具有浓郁的悲剧性色彩。
《骆驼祥子》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作。
《骆驼祥子》是老舍写作的一个高峰。
小说的成功不仅在于它真实地反映了旧中国城市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揭示了一个破产的农民如何城市化，又如何被社会抛入流氓无产者行列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所经历的精神毁灭的悲剧。
进一步探究还会发现，小说还具有更深刻的意蕴，那就是对城市文明病与人性关系的思考。
作品表现了一个来自农村的纯朴的青年农民在现代城市文明病中发生的道德滑落和心灵腐蚀的故事。
故事缘起于1936年春，老舍从朋友处听到两个关于人力车夫的故事，引起创作冲动，遂决定将一个外号“骆驼”，名叫祥子的车夫作为长篇小说的主人公，来表现城市下等人的生活，意在“写出个劳苦社会”。
１、祥子形象
祥子的性格是变化的，充分体现了现代文明病对人性的扭曲侵害。
起初，祥子是诚实善良、勤劳刻苦的，虽然性格内部不乏自私狭隘、目光短浅的一面，但祥子是年轻而富于活力的。
小说强调了祥子性格中突出的“要强”和“韧性”，他希望摆脱形形色色的人身依附关系，做一个拥有“自己的车”的“自由洋车夫”。
然而，在历经三起三落的苦苦挣扎之后，祥子终于冷了“要强”的心，沦落成一个他平日最看不起的“车夫样的车夫”。
小说开始时，18岁的祥子那样有生气，到作品的结尾，他吃喝嫖赌，掏坏、打架、占便宜、乃至出卖人命，他混在出殡的队伍里，低头驼背，“口中叼着捡来的烟卷头儿，有气无力地慢慢地蹭“。
这时的祥子只有26岁。
在社会的重压之下，祥子终于向命运屈服了。
祥子形象的意义：
（１）由理想的祥子被腐败的环境锁住而不得不堕落，他向命运挑战最后却不得不向命运屈服。
祥子的悲剧反映了城市下层劳动者的深刻悲剧，让人们看到恶劣的社会如何毁掉了一个人的全部的人性。
（２）祥子被物欲横流的城市所吞噬，自己也成为那城市丑恶风景的一部分，小说解剖了构成城市环境的各式各样人物的心灵，揭示了文明失范如何引发“人心所藏的污浊与兽性”。
（３）祥子形象的深刻社会意义还表现在，他的道路表明了小生产者的个人奋斗是解救不了自己的。
２、虎妞
虎妞是小说中刻画极为成功的、复杂的又一个艺术典型。
她相貌丑陋、举止粗鄙，大龄未嫁，像一个正常女人一样渴望有自己的婚姻生活，视祥子为猎物。
当然她对祥子的感情虽然有变态的一面，但也有真诚的一面。
在生活中她的行为常常具有喜剧的色彩，但是它又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虎妞形象的两面性在于，一方面她是刘四盘剥车夫的帮手，属于剥削阶级的一员；另一方面，他又受到刘四的钳制，耽误了青春，也是受害者。
虎妞的性格，也有两面性，她喜欢吃喝玩乐，游手好闲，却不乏善良和同情心，对祥子既有真情又不乏占有欲，对爱情的追求中，不乏真诚又伴有明显的变态心理。
作家对她的描写也是既同情、又鄙夷。
《骆驼祥子》的艺术成就：
（１）人物形象和主题的深刻社会意义。
揭开了底层市民社会的帷幕，揭示了小人物的生存境遇和命运。
（２）精彩的心理描写，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多方面、多层次地展示人物心灵世界的微妙变化。
四、老舍作品的“京味”与幽默
“京味”：
老舍作品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京味”。
“京味”首先表现为取材上的特色。
老舍笔下的大小杂院、四合院、胡同和市民凡俗生活场景，还有那构成古城景观的各种职业活动和寻常世相，为读者提供了一幅幅丰富多彩的北京市井风俗画卷。
“京味”作为小说的风格氛围，又体现在老舍描写北京市民庸常人生对北京文化心理结构的揭示。
可以说“北京文化”的精髓无处不在地渗透于人物刻画、习俗描绘和气氛渲染之中。
其中，既充满了对“北京文化”所蕴含的特有的高雅、含蓄、精致的欣赏、陶醉，以及因这种美感丧失而生的感伤悲哀怅惘，同时也时时为“文化老熟”导致的柔弱无用而叹惋。
因此，老舍对北京文化的沉痛批判往往与挽歌情调交织在一起，显示出独特而复杂的审美特性。
幽默艺术：
老舍性情温厚，写作姿态也较为平和。
他的创作富于幽默意味，即便是“骂世”也是取一种“笑骂”姿态。
他的幽默带有北京市民特有的“打哈哈”性质，既是对现实不满的一种以“笑”代“愤”的发泄，又是对自身不满的一种自我解嘲，用老舍自己的话说，就是把幽默当作生命的润滑剂。
所以老舍的幽默具有一些自身的特点：
早期的小说过于注重“市民性”，不免有些“耍贫嘴”、流于油滑，自《离婚》始，老舍调整了方向，追求更加生活化、节制感，注重在庸常生活中寻觅戏剧意味，谐而不谑，使幽默“出自事实本身的可笑，可不是从文字里硬挤出来的”；追求更高的视点、更深厚的底蕴，使幽默成为一种含有温情的自我批判，逐渐克服了原来的单纯性质，达到喜剧与悲剧、讽刺与抒情的渗透与结合。
第十二章巴金
二、巴金小说创作
创作概况：
前期创作（1929—1937）：
《灭亡》、《家》、《新生》、《死去的太阳》、《海的梦》、《春天里的秋天》、《砂丁》、《爱情三部曲》（《雾》、《雨》、《电》）、《萌芽》、《雪》、《利娜》等；后期创作（1937—1949）：
《春》、《秋》、《抗战三部曲》（《火》第二、三部）《憩园》、《寒夜》、《第四病室》；另有《复仇集》《光明集》《将军》《神·鬼·人》等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
1、青春的赞歌——巴金前期小说创作
巴金的前期小说带有明显的无政府主义色彩，更引人注目的是小说中躁动的那种叛逆和追求的激情，小说的主导面是反专制和反封建的。
巴金的早期小说充分地展呈着作为一个敏感、单纯、热情而富于诗人气质的作家的本色，他以创作作为自己生活的有机部分，坦诚地记录和描写着自己的生活经验，表达着自己对生活的独特理解和追求。
巴金的前期创作大致分为两类
（１）正面描写青年、革命者及其从事的社会斗争，如长篇小说《灭亡》、《新生》、《爱情三部曲》；
（２）揭示封建旧家庭残害青年的罪恶及其走向崩溃命运，如《家》。
《灭亡》1929
《灭亡》描写了旧制度的牺牲者从抗争到灭亡的命运轨迹。
《灭亡》反映的是1925年上海孙传芳军阀统治时期，青年知识分子杜大心为反抗黑暗势力，自我奋斗，直至牺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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